思想小议
加农·笛耐最近写了一本小书,书名《思想的艺术》。我以为他这本书是用英语写的;但姑不论这本书仅是一部译文抑或即是他的原作(这后者似乎更其可能,因为他笔下的英文实与英人无别),此书都可谓语言上不露破绽;也或许他之所以决定以英文作为其表达工具主要基于这样一层考虑,即在他看来思想一事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甚至直到最近,一向在英国语言中被贬斥为一种不利于人的判断本领与先天能力的有害液剂。下面我拟欲即以该书之标题作为此文之张本,并将于此着重指出,思想这事多年以来确曾受到相当之低估。我有心宣扬一下它的卑微价值,强调一下它的实际用途(当然不容言过其实),而且还要,虽说在进言时务必小心翼翼,为它作一赞词。好的,就让我们姑且站立到不受欢迎的一边,充当起那魔鬼辩护士角色,并为这早已快被人遗忘之活动——思想——的一番维护,而写下这篇审慎的辩词吧。
据一位聪明的英国人讲——按这话是他几个月前自欧陆某个会议或集会归来后,于一次赞誉其国人的场合下讲的——在多弗海滩的峭壁上,曾见到有红色书写的烜赫巨字,以供一切归国人士之公览,其辞为:
不可以思。思乃行之敌。是故民众邦国恒亡于思。
这一训诫早已是被人千万遍反复重弹过的老调了,只不过变了变花样而已。我很怀疑这话真有多大道理。在我看来,思想毕竟还是有着它的一些用处的,而那些对之大肆诋毁的人显系受了滥用名词之误导;这里涉及到词的歧义问题。思想一词可以被用来指沉思,例如当我们讲,某某丧命汽车轮下是因他陷于“思想”,这里思想实指沉思。也可以被用来指怀疑,例如当有人讲,“我想地球不是平的,这点我清楚,”这里想字实为怀疑。也可以被用来指代虚荣性的错觉,例如阿尔杰农即有这种情形;他就曾把他自己想成是天下无双,这里的想亦即指这种错觉。但思想一词实应更多地按其本义——慎识明辨(discernment)来进行使用,这样,我们便能够通过思想而弄清事物的发展情况,凭借智力而对任务做出正确决定,致使事业卒抵于成,等等。
在我漫游各地浪迹天涯的途程中,我曾屡屡见到有不少人(我的同胞或其他侪辈)特好役使牲畜;而且是那大而强者,例如带角犛牛、凶猛獒犬、暴躁劣马等;而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在我看来)主要即系由于他们更高超的思想能力。见到这事,我实不免有时心生隐忧,心想果真我们竟弃圣绝智,完全丢掉了思想,又安知来日我们不会也沦为被其他族类豢养奴畜的命运,如其彼国之人更娴熟于此道。
再者,我还注意到,名望一事(这个我们可能全都想要)似乎也与思想的艺术不无相当的关系。关于那些缜密与透辟的思想家,此刻我能想起的计有——欧几里得、笛卡儿、阿奎那斯乃至西塞罗,而这些大家谁也不致认为会被人轻易忘掉的。牛顿,顺便说一句,也应当加进去,再有就是洛克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三位伟人似乎便都曾对铭刻于多弗峭壁上的那道爱国训令有过叛逆行为。
但是说起爱国主义,这方面的叛国分子倒还不难再列举一些。举例来说,不仅政治经济学这门学问即曾创建于英国,而这里我们早就知道是不准人去思想的,而且地质学里面的不少推论与推演也是如此;而地质科学谁都知道也曾肇始于英人。再有,法学的全套理论及其实践也属于同样情形;在这方面我承认确有不少人士一直不断提出,他们更重视的仍是常识而非思想,不过我也同时观察到,思想因素在这里面所占取的分量也颇为可观,甚至过嫌精细了。
再往下轮到的相当一大批人士便应当说是属于我所谓的微妙职业了,如果我能被允许这么用词的话。我的意思是指这么一类行道,其从业者之出路前途全凭的是在待人方面的一套轻捷手法与巧妙设计。属于这方面者计有:各类促销人、股票倒卖人、大企业主、高利贷者、狡诈赌棍、纸牌吃钱者以及成批成批的人贩子与小绺毛贼,等等等等。请问这类人员又有几个能混得下去,如果他们就不用脑子去想——而且不又快又清楚和又不停地去想?
不过当我听到了那句格言,即一个人最重要的乃是其性格而非智力的时候,我曾是那样地深受感动而不觉陷入吟咏——按此种沉湎情形在诗家们遇到类似的激动之时实亦往往有之——并著成了不很长的史诗一篇,其开篇数行现即厚颜捧献于诸君面前,以博一粲,不过有二事仍不得不一提,一为此披露部分尚享有版权,二为其余诗行恕不能全刊,以利另行求售。诗云:
一位熟人平日最好向人指点
(不是一遍,而是一天一二十遍)
在人生的——如按他的原话来说——
各种骚动以及无数斗争场合,
那个起到最终极的巨大作用
却是一个人的性格而非聪明。
职是之故他遂竭尽全部心血
努力将其有限聪明概行扑灭,
于是从此财源滚滚官运亨通,
远胜一切痴心妄想贪婪美梦。
史诗接着历叙了他光荣的一生,记述他是如何自彻底变成白痴之后,便一路仕途顺遂,直至最后身居枢要,位列公卿,而及其殁日——惜哉如此一位贵人竟也难免一死——又备极哀荣,财富盈室,足堪为吾人之雅范楷模,云云。
当然这篇诗,此处不容我不掬诚相告,实系一件讽刺之作,或者说是正言若反,意在言外。其用意实极恶毒。故读者切不可以过于当真。因实则以我这样的博大襟怀又焉能不知,一定程度之聪明即使是对从政做官也属不可全无,更不消说对摆个小摊儿卖卖油螺了。
我觉着那些对这一古老而尊贵的行为——用脑想事——竟然多所诋毁的人实际上是将它和另外两个非常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了:即所谓的不足前提下的推论与谬误前提下的推论;不过也或许是那跟它被错混在一起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正是辩论——这东西在人的全部恶习当中可是最令人难耐的一种了,除非是它被用在那些纯属无法弄明白的事物上面,如果是那样,倒还不失为一种差强人意的不坏消遣。的确,我们都会看到一些喝多了的人往往最好谈玄。而这事,容我指出,还不仅仅限于一些学问特大的人,而是不少的人全都如此。说起来并没多久,我就听到过两个人面对面的一场争论,地点在南太平洋某个岛上的一家濒海客店的酒吧里面,而这两个人倒也并不以什么学问家自居。只见其中一人总是不停地在质问其对方这么句话,“你又是何由而得知你所见到的那个东西就是比尔的那个帆船?”而对方也总是不停地在重复他的那句回答,“怎么,如果我看到了那东西在那儿而说它在那儿,那就是合乎理性的。”或许自古以来所有一切康德和怀疑派与那些逍遥派之争也好,诡辩派与常识派之争也好,无不导源于上述的酒徒那里;同样,有关现象的全部琐细纠纷也都无不是如此。
至于说思想会妨碍行动,这便是把一个词用在了它的两项词义上了;并非是思想妨碍行动,思想只会决定行动。而是思想上的犹豫不决妨碍了行动,而是思想上的麻痹瘫痪妨碍了行动,正像心智衰竭的时候,一个曲调会在人的头脑里嗡嗡个不停。当一个人在反复不断地念叨着“我该?我不该?”的时候,他已不能说是在思想,而只是在切割思想的神经。即使说思想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尽管我则力主其有),最起码它也不失为一项很迷人的游戏,尽可以帮助我们去打发掉一些时光,如果这期间我们一没有谣言能给邻居去造,二没有钱财可从他们那里去偷,三又没有什么乏味之书可供阅读。
因此之故,我常想,我还是要继续想下去的;至于你想(认为)我这么想到底是想得对与不对,这我倒并不在意,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