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高层的清醒与“整风”

一部中国旧史，正是政权兴亡、轮回不息的历史。处于上升时期的统治者，勃勃生机，战无不胜，而衰颓时，则较弱至极，不堪一击，顷刻间灰飞烟灭。周公牢记夏殷兴亡之教训，推行德治，崇尚礼治。而繁盛后的西周统治阶级日趋腐败，“周之子孙日失其序”。秦始皇气吞万里如虎，一统天下，岂料二世之内便告完结。杜牧感叹道：“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亡汉兴，汉初统治阶级与民生息，生产得以恢复。汉武帝在统治后期醉于享乐，外戚夺权，义军云涌。汉后的隋朝，文帝尚能勤政爱民，但其继任者一改父辈的清明政治，荒淫骄奢。唐宋元明清大致没逃脱廉明立国、腐败丧邦的历史周期率。新中国即将成立，有些民主人士表达了一种担忧，担心中国共产党跳不出“政权兴亡的周期率”。其实，中国共产党早已意料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将要面临执政的考验。毛泽东党中央在1949年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对入城后即将出现的党员干部腐化问题有所警惕，提出一些干部在枪林弹雨中不愧是英雄的称号，但经不住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袭击等著名论点。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也有清醒的认识。1948年12月，刘少奇在对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中，也十分警惕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堕落的人会很多，会使革命失败。”

中共中央高层是清醒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进城两年，中国共产党认为，出现了“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1951年4月9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一个基本判断：全国解放后，“一方面，在原有的老党员中，有一小部分人思想上发生了堕落性质的变化；另一方面，因为在发展党的工作上，疏于管理，以致又有许多觉悟不高，甚至思想落后的人，也被接受为党员；并有一些坏分子钻进了党内。”1951年12月，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通知的决定》认为，反动统治阶级的残余作风和资产阶级的腐化影响，“猛力地侵蚀我们，以致我们的许多工作干部发生了贪污、盗窃和浪费国家财产的严重现象”。在《决定》中，毛泽东还特意添加这样一段话：“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为显示解决问题的刻不容缓性，还说：“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许多学者认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是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高频腐败的，这是事实。其实，毛泽东和党中央还从1950年、1951年的整党整风活动时各地发来的工作报告中，了解到了党员干部腐败相当严重的状况。各地各部门发来的整党整风活动的工作报告和增产节约的工作报告，是毛泽东获悉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员干部发生高频腐败现象的两个基本信息渠道。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大批新干部吸收进来，相当多的党组织不能执行严格审查的规章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作任务相当繁重，没有时间集中学习整训，缺乏及时的有计划的教育和训练，一些党员干部作风极为不纯，坏分子、投机分子混进党内。伴随着伟大成绩而来的是一些干部滋生了骄傲自满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有的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严重地损害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激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少数干部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少数干部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极其恶劣现象时有发生。如果这种状况不能遏止，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相当严重。

党中央重视这些错误，并加以整顿。1950年4月29日，刘少奇在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的演说中说，党中央决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整训干部。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1950年夏、秋、冬三季，结合各项工作任务，“各中央局、省委、大市委、区党委、地委及各大军区党委，在中央的总领导下，领导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各地就整党工作进行了布置。

西南局负责人邓小平在1950年5月11日向毛泽东并党中央报告西南春耕和干部整风情况。关于整风情况，他说：“整训干部（整风）问题，5月9日的中央局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作了专门的讨论，一致认为西南干部作风问题甚为严重，必须依照中央指示进行整风。”“整风对象着重于军队各级干部和地方三万左右的骨干，其中又以县以上干部为主。在步骤上地方拟先由省区党委集中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整风，弄通他们的思想是一切问题的关键，然后经过他们去领导三万人的整风，时间以半个月到二十天为度。”毛泽东在5月13日向各个中央局以及上海市批转了邓小平的报告，说“其中所说整风步骤，我们认为是正确的”。

5月24日，毛泽东就指导全党整风运动问题专门给胡乔木写信，说：“全党整风运动即将开始，这件事已成当前一切工作向前推进的中心环节。这一环节不解决，各项工作便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了。”这封信，还带给我们一个信息：“各地整风指示文件均须经中央审查，截至今日，已到者有华东，西南，西北，内蒙，一野等处”。5月29日，毛泽东还给杨尚昆写信，指示将1950年5月1日以来的关于整党的文件，编成一本《整党文件》，发给参加七届三中全会的领导。5月30日，毛泽东指示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准备一个半小时左右的发言，围绕整党工作，讲一讲《关于发展与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毛泽东在1950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做好八项工作，其中第八条即明确指出：“全党应在1950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6月15日，毛泽东在修改聂荣臻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军事报告时，添加了“全军应在今年复员工作做好之后，从今年冬季开始，来一次从上至下的整风运动，克服一切不良现象”。

西北局整风的时间安排在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1950年11月29日，习仲勋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作总结报告，题目是“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而奋斗”，提道：“我们这次会议后，各地都应进行一次以继续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学习运动。”还要求在整个整风运动的思想基础上，积极地、全面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西北局的整风，其内容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反对浪费，用于促进增产节约运动。这是富有创意地把整风、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结合起来了。这与西南局的做法一样，具有后来“三反”的内容。邓小平在1950年6月6日的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提道：“这次整风，要克服的不良作风和不良倾向，最主要的是克服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要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这里提到了属于后来“三反”运动基本内容的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蜕化、腐朽思想”。

此后，全国广泛开展整顿全党首先是领导干部的作风的整风运动，揭露了党内大量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及腐化堕落现象。到1950年年底，这次全党全军主要机关的整风运动宣布结束。

在整风运动中，暴露出来一些党组织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暴露出少数党员干部腐化堕落、蜕化变质等问题。鉴于这种情况，1951年2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从1951年下半年起，用三年时间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整党运动。3月28日至4月29日，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拥护党中央整党的决定，准备用三年的时间完成党的基层组织的整顿工作，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定》。这次整党，在1954年春结束。

在整党运动中，共有65万人离开了党的组织，其中有开除党籍的完全丧失党员条件的堕落蜕化分子和混入党内的各种坏分子，也有经过劝告退出党组织的不够党员条件、经过教育确实无起色的消极落后分子。

在“三反”运动开始前，毛泽东从各地各部门一些关于增产节约运动、整党整风工作方面的报告中，获得了党和政府出现严重腐化的信息，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干部队伍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行为。

其实，早在整风整党前，就已发现了不少干部腐败的问题。入城不久，中共北京市委对干部、党员贪污腐化和违法政策的情形做了一次较普遍的检查。1950年4月24日北京市委提交了《关于干部党员贪污腐化和违犯政策的情形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1950年5月5日对北京市委的报告做出批示。报告指出：进城一年来，我党干部党员违犯政策和贪污腐化的情形是十分严重的。总计入城以来，违反党的政策纪律，违反政府法律者已达182人之多（过半数已处理过），情形甚为严重。除一般的强迫命令外，其中：有盗卖公家财务的，有假公济私、套购公粮贪污舞弊进行敲诈的，有涂改账目贪污舞弊的，有假借政府名义向商店募捐进行敲诈私抓银贩私吞银元的，有私自调解资本家纠纷而受贿的，有吸食大烟白面的，有向特务进行敲诈勒索、接受特务与犯人贿赂馈赠、庇护特务在外招摇撞骗并与特务妻子通奸的，有嫖娼、搞女招待、舞女的，也有强奸居民妇女的。此外，不请假擅离职守，或久假不归或开小差的有22人，自由脱党的有9人。随意扣押犯人、侵犯人权、刑讯逼供、吊打殴打群众违反政策的亦很多。182人犯错误干部中，“贪污腐化者88人（内个别贪污者24人，集体贪污者6人，敲诈性贪污者1人，余为生活腐化者）。贩卖吸食毒品者4人。其他违反政策、纪律者90人。”报告还说，干部作风中的命令主义仍到处发现，而且屡次纠正屡次发生，带有极大的顽固性。中共济南市委给中央的报告显示，在进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济南市因为违法乱纪受到处分的干部有58人，其中属于右倾、享乐、贪污腐化原因等原因者，占处分人数的3/4。

北京和济南两市的情况表明，我党进城以来，确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干部是发展了享乐思想的，因此贪污腐化的行为增加了，这不得不引起共产党的高度警惕。

根据习仲勋在1951年11月29日召开的西北军政委员会第4次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一年半来，在检查和处理贪污蜕化案件中，涉及共产党员已经达到千余人；而在国家机关中，有一部分从旧的军政机关转来的带有浓厚的国民党作风又尚未认真改造的人员，在他们中间存在的贪污渎职现象，要比共产党员中发现的更多些，更严重些。

西南局对县以上干部的整风，大约用了20天左右，于1959年8月先后结束。区以下干部的整风用了大约半个月，大致在9月中旬完成。1950年9月11日，邓小平就干部党员情况向毛泽东并党中央报告，指出来西南干部在整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少，在整风中未能完全解决，例如：“有少部分县团以上的干部利用婚姻法闹离婚；一些高级干部出现男女关系问题，使领导机关丧失了威信，大大地妨害了工作，影响亦极坏；有些干部存在着功臣思想，对现在工作感到不满，对业务又不努力学习，总觉得党对他们照顾不够，对起用青年干部和安置党外人士心怀不满；党外还有另外一种品质恶劣的人，这种人有的跟着党走了十多年，可是思想作风却很少有党员的味道；党内一有问题，他们总要兴风作浪，从思想上行动上散布毒素。他们又善于看风使舵，一遇批评就很快缩回头去。”邓小平还简单地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胜利后，由于党的组织松懈，这种人数量虽然不大，但显得非常活跃。”领导机关忙于一般政策和工作指导，没有足够精力注意到党的内部生活的指导，“党的生活很不健康，自由主义空气颇为浓厚。这是各种坏倾向都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少数品质恶劣分子得以兴风作浪的重要原因。”

1950年9月26日，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到党和政府内的腐化现象：“有一个干部在汉口病了，占一幢洋房子，一天大叫中西菜吃，后勤部只得给他八个病号饭，病好了回到重庆还要八个病号饭”，“重庆市朝天门一个税收干部，每月工作时只收税三十几万（为当时的旧币。——引者注），但实际可以收取一千多万”，“有的南下干部身上有窟窿，骄傲自满，认为革命成功了。有一位同志要回上海休养，以退党来威胁，这种思想觉悟不高的请他出党，否则按党章开除出党。”

为了配合整风运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其中提到了在党内存在的一些相当恶劣的现象。

1950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反对命令主义》指出：“老党员、老干部中有的不免骄傲居功，看不起群众，助长了命令主义的错误倾向；新党员、新干部中有的受了国民党作风的影响，也有的不懂得怎样走群众路线，他们都很容易采取命令主义的恶劣作风来对待群众，把许多正确的政策和代表群众利益的好事办坏了。”

1950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的社论，其中说：“我们党的某些党员干部，在我国人民大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之后，或多或少地滋长着一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在工作中计较个人地位和待遇，摆老资格，看不起新党员和新干部，看不起党外人士，也看不起人民群众。他们不虚心学习，不求进步，甚至于贪图个人享乐，走向腐化堕落的道路；有的更发展到违犯党的纪律和人民政府法令的严重地步，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这种现象在我们共产党员干部中，虽然是个别的，但仍然是危险的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会使人民的事业受到不应有的严重损害。”

1950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题为《坚决肃清恶霸作风》的社论，指出：我们党内还有一小部分党员、干部，他们受了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军阀官僚统治的影响，认为自己是“官”，是群众的“上司”；群众则是“无知无识的人”，对自己应该百依百顺。他们只许自己横行，不许群众讲理。群众稍有“触犯”，立刻拿出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打骂扣押，无所不为。还有一部分党员、干部，他们为了个人卑污的目的，做了种种欺压群众、剥削群众的坏事。他们在土地改革中侵吞、多占群众的斗争果实；他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敲诈、掠夺群众的财物；他们包办婚姻，干涉群众的自由，甚至强奸妇女，霸占人妻。当然，在人民政府中这种人的数量毕竟不多，但在某些乡村中，在人民没有撤换和处罚他们以前，他们却是称王称霸，横行一时，以致这些地方的群众说：“人民的大天虽没有变，我们这里的小天却已经变了。”他们目无法纪，把自己看成一种特殊人物。正像斯大林同志所说：“那些从前有过某种功劳，而现在俨然以显贵自居的人，他们竟以为党法律和苏维埃法律完全与他们无关，而是专为蠢汉制定的。这些人并不认为自己应该执行党的决议和政府决议，因而破坏了党的纪律和国家纪律的基础。”

1951年8月31日，东北局主要领导人在东北一级党员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说：“这些贪污分子中，严重者已深堕泥坑，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而蜕化为偷窃国家和人民财产的盗贼了。”“这些问题严重不严重呢？毫无疑问是很严重的。”1951年12月7日西北局负责人习仲勋说：“有些人认为西北地区贪污不严重，这是错误的。实际上这方面的情况也是很严重的。”“贪污分子违法乱纪堕落腐化，严重地损害党的政治影响。”“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1951年12月11日，西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党内享乐腐化思想确实增长起来，贪污蜕化已成为主要危险。”干部腐化贪污的现象极为严重。

邓小平在1950年9月11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这次整风运动“暴露的问题也不少，在整风中未能完全解决。”这是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既然问题并没有解决，那么，以后还要进一步采取措施。尽管邓小平同志是站在西南地区工作的角度说这句话的，但是，也适合全国的整党状况，为以后的进一步整党，继而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