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生命周期:企业家精神、聚集、匹配、转移、空间结构的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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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外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历程

在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中,产品没有差别,价格完全相同。在这种模型中,不需要有企业家创造新产品。创新、想象、创造和承担风险也是不必要的。因此,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长期受到主流经济学的忽视。然而,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却有很长的历史。

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理查德·坎梯隆(Ricard Cantillon)1730年法文版的《论一般商业的性质》(Baumol and Schilling,2008)。在该书的英文版中他使用的是冒险家(undertaker)一词。他将社会分为三大阶级:君主和土地所有者、冒险家、受雇者。后两者依靠土地所有者维持生活和发家致富。冒险家是指在一国所有的交换和流通中起中介作用的人,是不确定性的承担者。最主要的冒险家是租地农场主,他们将农产品的1/3作为地租交给土地所有者,1/3用于支付生产费用和工资,余下的1/3是利润。由于存在谷物供求变化、价格波动等不可预测的情况,冒险家的利润是不确定的(汤洪波,2006)。

萨伊(Say,1819)对企业家精神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创造了企业家这一术语。他认为生产是消费的原因。一种产品一旦生产出来,就立刻给其他产品创造了等于自身价值的市场,也就是说供给创造了其自身的需求。因此,一个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创造新的、更好的产品,并开辟新的市场,从而提高消费、促进增长。而要创造新的产品,就需要企业家寻找机会,并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更高、收益更多的领域。萨伊认为,在创造新产品的过程中,企业家必须具有判断力和专业知识,必须坚毅和节俭,需要相当准确地估量某一商品的重要性及其需求,清楚生产方法,掌握监督和管理的技术,并愿意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斯考森,2009)。在此意义上,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创新精神、冒险精神,是除土地、劳动、资本之外的一种生产要素。

之后,穆勒(J.S.Mill)、马歇尔、奈特(Knight)讨论了企业家精神。不过,他们关注的不是创新职能,而是企业家的管理职能(Baumol and Schilling,2008)。熊彼特对企业家精神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是企业家精神研究的极大推进者。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1912)中认为企业家发挥着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是资本主义的灵魂,主宰着资本主义的上升和下落。通过引入新产品、新方法、新市场、新原料、新工艺等,企业家打破了既有的市场均衡,重塑了资本主义的竞争特征(熊彼特,1912; Heertje,2008)。熊彼特的成名作是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之后的《商业周期》(193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化和完善(Heertje,2008)。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对创新、资本、利息、利润和经济周期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企业家是资本主义的灵魂,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是企业家与商品世界的桥梁,企业家利润则是创新应得的报酬。由于创新是断断续续的,因而产生了经济周期(熊彼特,1912)。在此过程中,企业家发挥的是创造机会和创造不平衡的作用(张维迎和盛斌,201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般均衡模型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其讨论的是既定条件下关于资源配置的静态均衡,具有异质性的创新产品不利于微观经济学的最优分析。因此,企业家精神游离在主流经济学之外。

行为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的兴起丰富了企业家精神研究的视角。这些新领域假设人是有限理性的,这为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土壤。

(1)行为经济学认为企业家是有限理性的,常常因参考点判断偏误、事件发生概率估计偏差、自我认知的偏差而影响其行为,进而影响企业家精神(Koellinger et al.,2007)。正因为企业家是有限理性的,因此企业家精神是一个演化的过程。

(2)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家精神特别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新制度经济学与奥地利经济学的关联。好的制度会吸引适合的企业家前来投资。当一个企业家进入市场后,一些互补的产品和服务就可能被创造出来,从而进一步导致新的企业家产生。

(3)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大量批评,将偏好、技术、制度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演化是一个自我转变的内生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受到了传统模式的约束(Witt,2008)。演化经济学是一个极其庞杂的理论体系,很难找到公认的理论范式(黄凯南,2014)。它包括老制度主义、新熊彼特学派、奥利地学派、法国调节学派、系统动力学和复杂系统理论、演化博弈论等分支。凡勃伦是演化经济学的奠基者,纳尔逊和温特则是现代开拓者(贾根良,2004)。研究的不是既定条件下资源的最优分配问题,而是知识、偏好、技术和制度在历史进程中为什么改变和如何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如何影响经济(Witt,2008)。演化经济学对企业家精神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作为演化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奥地利学派是企业家精神研究的一支主力军。自19世纪70年代门格尔创建奥地利学派以来,其发展共经历了七代。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和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m-Bawerk),第三代的领袖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迈耶(Hans Mayer),第四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哈耶克、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osenstein-Rodan)等,第五代的代表人物是罗斯巴德(Murray N.Rothbard)、拉赫曼(Ludwig M.Lachmann)、柯兹纳(Israel M.Kirzner)等,第六代的代表人物是里佐(Mario J.Rizzo)、拉沃耶(Lavoie Don)、加里森(Roger W.Garrison)、怀特(Lawrence White)等,第七代的代表人物是波尔惕克(Peter J.Boettke)、塞尔金(Gorge A.Selgin)、豪威斯(Steven Horwitz)、普莱科克(David L.Prychitko)等。西方学术界将第五代之后的奥地利学派称为新奥地利学派(Kirzner,2008;方福前,2014)。奥地利学派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方法上的个人主义;(2)方法上的主观主义;(3)边际主义;(4)效用对需求和市场价格的影响;(5)机会成本;(6)消费和生产的时间结构;(7)市场和竞争是一个学习和发现的过程;(8)个人决策是在不确定环境下的行动(Kirzner,2008)。奥地利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设进行了批评,认为信息是不完全的,市场过程是一个未被发现的利润机会不断被发现的过程。一系列机会的发现过程就构成了趋向均衡的进程。这一过程背后的驱动力是企业家的发现(Kirzner,2008;方福前,2014)。尽管熊彼特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做出了开创性研究,但是由于创新不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缺乏统计数据,以及1929—1933年大危机之后受需求管理的影响,熊彼特在经济学中的地位长期处于凯恩斯的遮蔽之下。直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供给,熊彼特学说才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并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新熊彼特学派。人们习惯上把在科学技术与创新经济学、长波、企业理论等问题研究上遵循熊彼特思路的研究称为新熊彼特主义。代表人物包括纳尔逊、温特、弗里曼、伦德瓦尔、多西、佩雷丝、多普菲、福斯特、卢桑、梅特卡夫和罗森伯格等(贾根良,2015)。从研究内容上看,新熊彼特学派有两个分支:以技术变革和技术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以制度变革和制度形成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前者注重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后者更注重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近十年来,企业家精神的理论研究出现了三个方面的新进展: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行为理论、企业家精神资本理论和企业家精神知识溢出理论(欧雪银,2009)。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行为主要包括创新、冒险、提供风险资本、建立子公司以及识别和利用企业家机会等。企业家精神资本是指建立新公司的社会能力,包括银行提供贷款的意愿、风险资本家提供风险资本的意愿、较高的社会信任度、较低的寻租成本、较规范的市场制度等。企业家精神知识溢出理论认为,新知识由大学和公司研发部门创造,出于各种原因,大学和公司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全部利用这些知识,于是区域知识的生产和利用存在缺口(知识悖论)。企业家可以充分利用区域知识缺口产生企业家精神知识。区域知识生产水平越高,区域知识缺口越大,企业家精神知识越多,能够提供越多的企业家机会。总结起来,三大理论从企业家个体特征、公司结构与激励机制、区域特征等方面分析了企业家精神。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经济学之外,尤其是管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也对企业家精神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个体差异如何影响企业家精神?第二,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家精神?第三,企业家使用的策略和组织形式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