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尧钟葵和宗钟馗

不知又过了若干年，人们信赖终葵辟邪的心理又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喜欢把它取作名字，似乎经常听到这个声音，就会带来更多的吉祥和幸福。

那是在南北朝时期（420—589）。

最有名的要推北魏的尧钟葵。说他有名，倒并非此人历史上名气大，或者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也不是开风气之先，最早取终葵为名，而是因为从明代以来研究钟馗演变过程的学者，如杨慎（1488—1559）、胡应麟（1551—1602）、顾炎武（1613—1682）等在讨论以终葵作人名问题时，都首先要提到尧钟葵，犹如民间谈起中国绘画，无不眉飞色舞地要夸说“唐伯虎”一样，于是这人就有了代表性。

《魏书》上记载：

尧暄，字辟邪，上党长子人也。本名钟葵，后赐为暄。^[1]

钟葵即终葵的别写。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看到，尧钟葵字辟邪，古人名字互训，取终葵为名，意在辟邪，这是明明白白的。但这又不过是陈旧的民间世俗野说，终究未见经传，偶或作小字则可，正经取作大名，则不雅，无怪被赐名（改名的一种方式）为“暄”。当然也可能由于别的原因，与雅俗无关，只是这样一改，与“辟邪”的表字就对不上号了。

取终葵为名，在当时绝非仅仅尧钟葵个别一例。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十二《终葵》里考证精详，他举出了一连串的同名者，有刘钟葵、杨钟葵、丘钟葵、李钟葵、慕容钟葵、乔钟葵、段钟葵，还有于劲字钟葵，张白泽字钟葵……这些人名见正史，自非等闲之辈，如刘钟葵还是淮南王佗之子。清代金石家刘喜海（燕庭）曾于河北正定得隋初李钟葵妻所造观世音石像一座，也足见取终葵为名是如何普遍了^[2]。

这股取名热中，有两点非常突出，值得一提：取作大名的为数之多，绝对压倒用作表字的，证明约定俗成，“阿猫阿狗”在某种条件下可以转为雅言，不必再羞羞答答了，这是一。其次，终葵几乎已经一律写成钟葵，偶尔也冒出钟馗二字，固然这两个字民间相传，以音为准，并无规范的写法，但毕竟终葵是见诸载籍的，所指是什么大家心中有数，直接搬用未免太浅露了，再说在神圣之意扩大以后，“终葵”二字也沾上神圣气，完全袭用是不敬的，于是易“终”为“钟”，也算避讳了。这一改不打紧，却为后来通向“钟馗”架设了极其重要的过渡的桥梁。

历史人物中取终葵为名又最富传奇性的，自当推宗钟馗，她是一位女性。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云，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3），金陵地方发掘出一座古墓，是南朝宋宗悫之母郑夫人的坟墓，墓志上说宗悫有妹名钟馗。明代的胡应麟在讨论这件事时，说了一通笑话：后世以“钟馗”形容人，不论男女，都指其丑，尧暄（钟葵）号称“美容貌”（《魏书》本传中语），宗氏是妇人，却都以钟馗为名，“可谓枉滥无辜”，又说尧暄的时代与宗氏相去不远，“固宜为兄妹”^[3]。说的虽是笑话，如果作为钟馗嫁妹的传说来源加以探究，倒是耐人寻味的。后文自有专述，暂且按下不提（编者按：原稿此部分仅有存目，未及论述）。我们须知，夸饰钟馗之丑，最早出于唐人的美学观，南北朝时只取辟邪之意，男女都用，与美丑毫无关涉。沈氏《笔谈》中提到钟馗，已经是站在北宋人的角度来描述，应该把这里出现的钟馗与钟葵一样看待。

周一良先生认为北朝石刻造像上所列大量社会中下层人民的名字，由于受士族传统文化影响较少，往往多含辟邪之意而不从儒家经典命名。在周先生所举的两类例证中，一类是明显直接的，常以“杀鬼”、“啖鬼”命名，如程杀鬼（鲜于修礼起义部将）、刘杀鬼（梁州刺史）、孙啖鬼（北齐乡老）、梁啖鬼（隋白佛山造像题名中有此）等；一类是比较隐蔽的，如取“桃”为名，因为古人相信桃木可以辟邪，《左传》上就有“桃弧、棘矢以除其灾”的说法，北魏有刘桃符，北齐有著名力士刘桃杖，东魏武定七年义桥石像碑阴有繁桃树、杨桃树等，而以桃棒作名者尤多，仅见于《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的即有程桃棒、张桃棒、刘桃棒、高桃棒等，或作桃杖，如北齐皇建二年造像记有欧阳桃杖。较为特殊的是东晋知名人士习凿齿，据周先生考证，凿齿取琢（叩）齿之意，陶弘景《真诰》上说，夜行常琢齿，可以煞鬼邪，故琢齿是道家修炼方法之一^[4]。啖鬼、桃棒、琢齿与取终葵为名，用意都是为了辟邪祛鬼，自求多福。南北朝时人同样还喜欢取用佛教语、鬼神名作为小字，如柳达摩、萧摩诃之类。终葵，只是神秘的辟邪之椎，并非鬼神，人们由于对它的信赖达到狂热崇拜，以致意念中逐渐把它当成超凡的鬼神，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北齐）魏收： 《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卷四十二，页954。

[2] （清）沈涛： 《交翠轩笔记》，收入《清人考订笔记（七种）》，中华书局，2004年，卷一，页8。

[3] （明）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卷二十二，页218。

[4] 周一良： 《梁书札记·萧衍以及东晋南北朝人小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页267—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