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精心结构”的“著作”

民国初年，北大教授为何极力向学生推荐《国故论衡》，而不是太炎先生同样精深的其他著述——比如“可谓一字千金矣”的《文始》和《齐物论释》^[13]？道理很简单，就因为前者更能完整体现太炎先生的学术风貌，也更适合于刚入门的大学生阅读。1910年初刊行于日本的《国故论衡》，共分三卷，上卷小学十篇，中卷文学七篇，下卷诸子学九篇，合起来，恰好涵盖其时“国学研究”的各主要领域。此前出版的《訄书》、《文始》固然精深，但论述范围相对狭小；日后问世的《国学概论》、《国学讲演录》包罗更广，可又属于通俗讲演。直到现在，如果要挑一本既精且广、能大致体现章氏学术创见的著述，非《国故论衡》莫属。

《国故论衡》虽然也是各章独立撰写，而后才结集出版，但最后凝集而成这上中下三卷，还是显得很有条理。正是这种各文之间互相呼应，以及全书的结构完整，引起胡适的极大兴趣。因为，在胡适看来，中国学者擅长局部的专深研究，但缺乏系统的眼光以及融会贯通的愿望。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章“导言”中，胡适提到整理史料的方法有三：在“校勘”、“训诂”之外，还得加上至关重要的“贯通”。通过对具体著述的阐释与贯通，“寻出一个脉络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这不只牵涉阅读眼光，更是把握全局的结构意识。正是在这一点上，胡适敏感地意识到，章太炎已经走出了清学的藩篱：

清代的汉学家，最精校勘训诂，但多不肯做贯通的功夫，故流于支离碎琐。校勘训诂的工夫，到了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可谓最完备了，但终不能贯通全书，述墨学的大恉。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之外，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太炎的《原道》、《原名》、《明见》、《原墨》、《订孔》、《原法》、《齐物论释》，都属于贯通的一类。《原名》、《明见》、《齐物论释》三篇，更为空前的著作。^[14]

适之先生评价著作，不管“文学”还是“学术”，都特别看重“结构”（此外还有“方法”）。这一独特的眼光，有其利也有其弊^[15]。在留学期间所撰《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中，胡适已经指出“太炎先生《国故论衡》之论诸子学，其精辟远过《诸子学略说》矣”^[16]；上述引文更是通过“剪辑”，强调太炎先生对于九流十家均有专深研究。除单独刊行的《齐物论释》外，前三篇取自《国故论衡》，后三篇来自《检论》，合起来，确实显得很有条理与系统。如此表彰章氏，很可能直接启发了日后侯外庐的论述，后者将“别出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扩展为“有系统地尝试研究学术史”。

突出表彰章太炎著述时之能“贯通”以及“有条理系统”，基于胡适的一个基本判断，即中国学者不太擅长需要“精心结构”的“著作”。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如此评述太炎先生的贡献：

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17]

就在这篇四万多字的长文完稿一个多月后，胡适在日记中重提“中国很少精心结构而有系统的著作”，不过这回评价标准略为放宽，中国历史上可称为“著作”的，增加到四十多种，其中近人的著述，包括《今古学考》、《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仁学》、《訄书》、《国故论衡》、《文始》等（最后两种加了着重号）^[18]。

清儒做学问，为了“长驱直入”，往往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策略；章太炎追求融会贯通，不能不转益多师，也不能不面临更多方面的挑战。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为推介《国故论衡》，某知音专门撰写了一则很有气魄的广告：

此书为余杭章先生近与同人讨论旧文而作，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二十六篇。叙书契之原流，启声音之秘奥，阐周秦诸子之微言，述魏晋以来文体之蕃变，凡七万余言。昔章氏《文史通义》括囊大典，而不达短书小说不与邦典。王氏《经义述闻》甄明词例，而未辨俪语属词古今有异。陈氏《东塾读书记》粗叙九流，而语皆钞撮，无所启发。段氏《说文解字注》始明转注，孔氏《诗声类》肇起对转，而段误谓转注、假借不关造字，孔氏知声有正变，通转甚繁。先生精心辩秩，一切证定。口授既毕，爰著纸素。同人传钞，惧其所及未广，因最录成袠，以公诸世。有志古学者，循此以求问学之涂，窥文章之府，庶免擿埴冥行之误，亦知修辞立诚之道。为益宏多，岂待问哉！今已出版，每册定价日币七十钱（合洋八角）。^[19]

以有清一代诸多学有专长的名家，如章学诚（1738—1801）、王引之（1766—1834）、陈澧（1810—1882）、段玉裁（1735—1815）、孔广森（1752—1786）等，来作为太炎先生的陪衬，无非是想强调《国故论衡》乃“集大成”之作。而“叙书契之原流，启声音之秘奥，阐周秦诸子之微言，述魏晋以来文体之蕃变”四句，相当准确地道出了此书的主要观点及基本特色——《国粹学报》上这则广告的作者，目前无法考定，但当为熟悉太炎先生思路者无疑。

其实，单以清学作为参照系，无法说清章太炎所凭借的学术资源，以及可能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同属弄潮儿的梁启超看得非常清楚。在《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八章中，梁启超既指出“少受学於俞樾”，以及“中年以后究心佛典”对章太炎学术道路的牵引与制约，但更强调其“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因此，所谓“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的章太炎，真正的学术业绩还在于其“中岁以后所得，固非清学所能限矣，其影响于近年来学界者亦至巨”^[20]。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既不崇洋，也不泥古，而是“以新知附益旧学”，并借以收拾被欧风美雨敲打得七零八落的民族自信，重新构建起既基于传统而又广泛采纳西学的学术大厦，章太炎这一悲壮的努力，永远值得后人追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