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增长动力实证分析

不少学者探讨了经济增长的相关动力因素。产业结构（魏后凯，1997；沈坤荣、马俊，2002；范剑勇、朱国林，2002），区域政策（贺灿飞、梁进社，2004），物资、资本、人力等要素投入水平（沈坤荣、马俊，2002；王小鲁、樊纲，2004；许召元、李善同，2006），市场化及城市化水平（沈坤荣、马俊，2002；刘夏明等，2004；王小鲁、樊纲，2004；许召元、李善同，2006），基础设施水平（贺灿飞、梁进社，2004；许召元、李善同，2006），对外开放程度（沈坤荣、马俊，2002），地区间固定效应（魏后凯，1997；许召元、李善同，2006；刘夏明等，2004）等。沈坤荣、马俊（2002）研究了人力资本存量、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产业结构、地区虚拟变量等对经济增长因素趋同的影响。许召元、李善同（2006）认为地区间固定效应、平均受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及城市化水平等是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分异的因素，而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及各地区间技术知识的较快扩散等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的因素。

（一）经济增长动力模型

人均GDP是经济增长的比较合适的经济指标。各省区市人均GDP增长率与影响因素的关系，用经济增长理论的经典公式来表示（Sala-i-Martin，1995）：

FACTOR_it是一组控制变量，即人均GDP的影响因素，使经济体i处于稳定状态。ε_it~N（0，σ²），PGDP_it是第i个省区市在t时期的人均GDP，PGDP_i0是人均GDP基期值。FACTOR_it是影响人均GDP趋同的因素，N是影响因素的数量。

影响区域趋同的因素有人均GDP的初始值、人力资本（HC）、全社会劳动生产率（LP）、资本产出率（GDPK）、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GDP2）、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GDP3）、城市化率（URB）、市场化程度（MARK）、医疗条件指数（HOSINDEX）、对外开放度（EXPIMP）、人均可支配收入（REV）、地方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EDU）、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技术进步指数（TP）、技术效率指数（TEC）、规模效率指数（SEC）、纯技术效率指数（PEC）、技术效率（TE）。另外还有投资相关系数（GDPI）、研发（RD，用专利授权量表示）、有效劳动力比例、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地方财政卫生事业费支出等等。具体指标说明见附录2。

本文还拟探讨区域发展前景指数对区域趋同的影响，包括发展前景得分（PROS）、经济增长（GROW）、增长可持续性（SUST）、政府效率（GOV）、人民生活（PEOP）几个方面，数据来源于《经济蓝皮书：夏季号——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5—2016》。加入发展前景等相关指数是发展前景等指标包含由60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的结果，其结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经济各方面的发展情况。

其中模型1是基本影响因素，模型2是除了基本经济影响因素指标外，还加入了发展前景等相关指标。模型1的R为0.933，调整后的R为0.932，F为819.980。模型2的R为0.947，调整后的R为0.946，F为857.645。加了发展前景相关指标后，解释力度有所提高。

对人均GDP条件趋同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是人力资本、全社会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城市化率、市场化程度、医疗条件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教育占财政支出比重、规模效率对人均GDP的趋同具有正向作用，只有对外开放程度对人均GDP的趋同具有异化作用。对外开放度的提升，促进了对外交流，在FDI和OFDI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对国内人均GDP起着异化的作用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产品输入和产品输出的不对等。对外输出的仅仅是资源、中间产品或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产品输出，而输入的是高附加值的产品的时候，国内外交流形成一种失衡，无形中导致经济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可能是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巨大反差造成的。

当考虑发展前景相关因素时，以上因素除人均可支配收入、教育占财政支出比重不显著外其他因素发挥相似的作用，而发展前景、经济增长、增长可持续性、人民生活等几项指标均同时对人均GDP的趋同有正向作用，只有政府效率一项对人均GDP具有异化作用，其原因也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政府效率的提升本身对经济增长质量是有益的，但可能政府支出或者转移支付方面不是特别精准，导致某些地区要素扭曲，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的政府效率方面的较大差距。

（二）具体影响因素分析

1. 影响因素趋势向上导致的区域分化

从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走势可以看出：（1）符合传统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增长因素有：人力资本、城市化率、市场化程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发展前景、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2）东部地区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的有：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效率和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区域的巨大差别印证了上面分析的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效率对人均GDP的异化的原因之一；（3）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增长因素有：地方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增长可持续性；（4）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增长因素有：地方财政卫生事业费支出；（5）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增长因素有：医疗条件指数。医疗条件指数的区域差距与一般人的观感不太一样，可能主要是从万人床位数和万人医疗机构数来衡量，只是数量上的指标，没有考虑医疗机构上的质量，比方三甲医院的数量。下一步研究应该将医疗条件指数引入医疗质量指标。见表2。

2. 影响因素下行导致的区域分化

一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下降。

2010年以来中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在持续下降。2010—2016年中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了8.85%，比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高峰期间下降，预计“十三五”期间会很快下降到6.9%，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第二产业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较快，其增长速度为7.4%，而第三产业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则只有5%左右。随着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的提高，中国的相当多的资源转向第三产业，中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不是提高而是下降，因此加速提升第三产业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是减缓整体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的重要方面。当然大幅度提升制造业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更具有积极意义，否则劳动生产要素向第三产业转移，而制造业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慢，必然导致中国整体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

二是规模效率的下降，进而TFP增长贡献也在持续下降。

本文分析的结果是规模效率对人均GDP具有趋同效应。利用中国近300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数据分析了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相关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按分区域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及要素增长及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全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城市TFP增长均呈下降趋势，规模效率的下降强化了TFP增长的下降。

三是资本产出率下降。

2007年以来，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资本产出率逐年下降，见图11。全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GDP增长率与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率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但东部地区GDP增长率与固定资本存量成极弱的负相关性。提高固定资本存量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具有正的外部效应，同时要提高资本产出率。

四是要素投入的规模收益呈下降趋势。

通过传统的增长方式，要素投入的规模收益下降，不能推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深化，即首先是资本深化。没有技术进步，资本回报率快速下降，资本投入也会下降，资本存量难以提升，资本难以深化。二是人力资本深化。没有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力资本难以得到高回报，人力资本的深化也难以完成。从我们的计算可以看到要素外延式投入增长速度下降，而且收益都在减速，原因就是规模收益递减。传统的劳动投入要素增长变负，资本投入增长都在下降。所以传统上的规模，通过规模来取得增长的要素驱动都在下降，所以规模收益处于递减的状态，经济减速也是必然。而传统增长方式也是区域分化加剧的重要原因，区域分化导致国内区域不均衡程度的加深。

五是产业结构服务化是结构性减速的主要原因，也是区域分化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

产业结构服务化升级是经济结构性减速的主要原因，也是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区域分化加剧的主要原因之一。经济结构服务化，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是必然趋势。2011年以来，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下降（见图12），同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上升（见图13）。服务业占GDP比重的上升又导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以至于整体经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下降，即第三产业相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重下降。从图12和图13可以看到，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来看，东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又大于中部地区，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则是中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由此导致东部、西部地区的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比重下降快于中部地区，这可能是本文第二部分中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的东部、西部与中部地区的区域分化加剧的主要原因。因此需要发展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服务业也即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才能解决东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区域分化加剧的问题，进而有效遏制和减缓经济减速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