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古典增长思维：分工与专业化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分工开篇，指出分工是指以前一个人做的工作现在由几个人来分别承担。斯密认为，生产力的进步是分工的结果，各种生产因分工而显著增长，这是国民富裕的基础。他以造针厂为例说明分工的生产力效果，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便能增进劳动生产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因专业化而熟能生巧，二是专业化可以减少工作转换的时间，三是专业化能令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钻研出许多可以简化和可以节约劳动的技术或机械方面的发明。

分工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专业化，即人们从事的经济活动范围变小，甚至专于一业或专于生产的某一环节。个人专业化选择自己最熟练的生产，并用自己的产品与别人的产品进行交换。斯密认为，人类天生具有互通有无的交易倾向，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和特有。分工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如果市场太小，人们没办法发展分工。手工业者往往聚集在中心城镇，是因为村子的市场太小，专业化分工的产品卖不出去。斯密将市场范围与运输效率联系在一起，因为运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市场范围的问题。在斯密所处的年代，以马车为代表的陆路运输效率低下，水运效率则要高得多，直至今天，水运的成本效率仍具优势。因此，分工改良往往开始于沿海沿江地区，这些地区也往往据此而最先富裕起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分工有许多精彩描述。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生产力与分工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很多人共同劳动时，不同的人负责不同的操作，人们分工协作，可以节约生产一定产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把分工协作的生产力效果称为集体力，集体力产生的原因与斯密的分析非常类似，只是表述不同。分工之后，局部劳动可以完善劳动方法，从经验中改进技艺，减少工作转换，缩短工作空隙，加强劳动强度，节约劳动的非生产性损耗。

早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对分工专业化也赋予了重要意义。例如，古希腊的柏拉图指出专业化分工可以增进社会福利；色诺芬认为城市的产生与分工的演进息息相关；威廉·配第（1671）发现，荷兰的商品运输之所以便宜，是因为他们将每只商船专门用于运输一种商品；亨利·马克斯威尔（1721）和乔舒亚·塔克（1755, 1774）指出了分工的三大好处，即改进人力资本和提高技能、节省转换活动的时间和促进机器的发明；约瑟夫·哈利斯（1757）和乔舒亚·塔克（1756, 1774）认为分工不断加深与产品种类数、生产迂回程度之间具有紧密关系，并具有生产力效果；李嘉图（1817）主张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巴比奇（1835）指出分工可以节省学习费用。

古典式增长强调分工专业化与自由市场交易，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描绘个体的自利决策最终将导致社会合意的结果。威廉·配第用“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描述财富增长的供给要素。而分工专业化将导致这些供给要素生产力的增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古典经济学没有系统地强调制度因素。亚当·斯密将分工的受限条件归于市场范围，而市场范围主要决定于运输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