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结语

边际革命之后，分工和专业化淡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在斯密看来，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马克思对劳动分工的生产率效果同样给予高度评价。斯密把市场范围归结为运输条件。杨格发展了斯密定理，认为分工可以自我演进，分工取决于分工。杨小凯等人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把分工专业化思想模型化。分工的好处与分工带来的交易费用共同决定了分工的水平。分工的演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交易费用降低促进分工发展，二是分工的内生演进。

新古典经济学基于储蓄和投资的经济增长受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为了获得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依靠外生或内生的技术进步。根据诺思和托马斯的观点，与其说技术创新、规模经济、资本积累、知识进展等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不如说这些因素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本身。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技术及生产力的进步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因此，探索经济增长的真正根源，要从促进分工发展的根源中寻求答案。古典增长思维强调，发展分工的关键要素是分工主体、市场范围和制度，分工主体是人的因素，包括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创新创业精神；降低交易费用主要靠制度因素，政府是这一因素的主角，包括与外生交易费用有关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内生交易费用有关的制度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范围既涉及人口和地理空间范围，也涉及政策层面的贸易空间、人口购买力等。

我国供给侧改革的系列举措符合古典增长思维，摒弃了过去依靠需求侧管理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未来供给侧改革要取得良好成效，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应加强制度供给、简政放权、依法行政和反腐倡廉，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保护供给要素自由、公平的流动和竞争。唯有如此，才能有利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有利于创新试验和分工发展，进而有利于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健康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