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书籍

我国自古为文字之国，不但书籍的数目，非常浩繁，即研究书籍的学问，也甚形发达。现因其内容复杂，特分为三节说明。

第一节 书籍的目录

书籍的目录，为研究书籍的学问。我国在前汉末叶时，刘向以校订古来的书籍而作《别录》，即所谓《刘向别录》，可算是目录学的鼻祖。自六朝至隋唐，书籍益多，分这等书籍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经书，乙部历史，丙部诸子，丁部集类。迨北宋时，《崇文总目》出世，目录的分类，完全成立。清朝乾隆帝时，当编纂《四库全书》的际，作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系承康熙帝六十年治平之后，在乾隆帝时代，国泰民安，为清朝最盛时期，因念奖励固有的文化，且束缚学者的身心，势所必要，故乾隆帝踏袭康熙帝的政策，编纂种种书籍，卒成《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一极大的丛书，将全国原有的书籍，以类别为经、史、子、集四部，尽收入于《四库全书》中。

这种企图由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亘十年始告成功，距今已一百五十多年了。《四库全书总目》，即收于《四库全书》中的书籍总目录。但只这总目录，已有二百多卷，合其全部共一万二千二十三部，书籍总数在十七万二千六百二十六卷以上。尚仅为钦定所选的名著，已有这样多的书，若并合古来全数的书，则其数目之多，实在指不胜屈了。当编纂《四库全书》时，有烧弃其书籍的全部者，有拔取其恶点而烧弃之者，则另行编纂其书目，叫做《销毁书目》，同《抽毁书目》。关于《销毁书目》所载的书籍，约百十六种；关于《抽毁书目》所载的书籍，约百八十一种；其卷数之多，自可想像而知了。此外尚有禁止流行的禁书，据《禁书书目》所载的书籍，约有五百三十余种。总合这销毁、抽毁、禁书的书籍，已达九百种以上，大抵皆有相当价值的著述，至其他杂书数目之多，那更足以惊人了。

在《四库全书》中所遗漏而优良的书颇多，据阮元所著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共载有百七十多种的书目。现在每年著述的书籍，如山如海地增殖起来。因而书籍的学问即所谓“目录学”，益感有研究的必要。这《四库全书总目》，固属必要而结晶的著作，但以二百多卷的书，对于购带实用上，殊感不便，因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袖珍本的著作。在今十八年前，张之洞著《书目问答》一小册子，对于前代的名著，近代的好书，《四库》总目的顺序，均可于该书中一目了然，极为学者所器重。总之，书籍的目录，是非常必需的工具，若非细经一涉，则对于所读古书，势必难辨其书的正否。敢望国人如欲研究本国的学问，必先取这《简明目录》或《书目问答》一读，以为读书的南针，这是著者不厌烦而详细说明的诚意。

第二节 书籍的部类

一、经部

经部为我国最所尊重的经书的部类。“经书”的“经”，便是“经常”的“经”，有贯通万古而不可变的意义；又为“经纶”的“经”，登载经纶天下之大道，故命名曰“经书”。要之，经书是对于圣人书籍无上的尊称。但这经书的名称起自何时呢？在周末叶孔子删编《诗》《书》《礼》《乐》《易》《春秋》后，诸子勃兴，各主张其个人的学说，儒家为尊崇孔子所编纂的书，特言之曰“经书”，这便是经书名称的由来。迄至前汉武帝时，有董仲舒学者出，武帝纳其建策，定儒教为国教，对于当时大学，特设讲座，以儒教的书为讲义。所谓儒教的书，即“五经”（《诗经》《书经》《易经》《春秋》《礼记》）。由这时起，始可由历史上考出“经书”之名。嗣后这“五经”逐渐变化，而“七经”，而“九经”，甚有“十三经”的说法。今特分经书为十部类，求得一目了然的便利。

（一）易经

传说伏羲氏作八卦，神农氏重八卦。所谓“重八卦”，是以八乘八变成六十四卦。次周文王作《彖辞》，为说《易》六十四卦的极简单文辞；文王的子周公旦，又作《爻辞》，为详说六十四卦变化的文辞；后来孔子更作《十翼》，阐明《易》的深远之哲理，其事实真伪，姑且不问。而伏羲、神农、文王、周公、孔子的上代圣人皆齐出作《易》，所以到了今日，《易经》还是为人热烈地尊崇。汉代不辨《易》的人，不能为高等官；唐时规定凡不通《易》者，不得居大臣之位，其尊崇的情形，实非我所得想像其万一。至《易》本身来说，是以卜筮为主，充笼圣人诲谕世人的微意。

（二）书类

书类即《书经》类之谓。《书经》的内容，系收集尧舜及夏殷周三代诏敕布令之类。至其古文、今文的争论，详于经学的变迁章，兹不赘述。

（三）诗类

诗类即《诗经》的种类。传说自殷至周共有三千几篇的《诗经》，经孔子取舍择优后，仅有三百十一篇。且孔子所采三百十一篇中的六篇，又未几散失了，故现在仅留三百零五篇。诗的体裁分“风”“雅”“颂”三种：“风”是周代的流行谣，“雅”是用于朝廷宴会或卿大夫宴会的谣，“颂”是用于宗庙祭祀间的。这种书籍，为研究殷周时代思想、言语、各种社会状态最适当的材料。在研究时，先考察《五经正义》的《毛诗正义》，与朱子的《诗集传》，则大体得以明了了。

（四）礼类

礼有《周礼》《仪礼》《礼记》三种，故称为“三礼”，礼类即指这“三礼”而言。《周礼》有谓为周公旦的著述，但真伪殊难判定。这书的内容，系集录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制的书，可藉以窥见古代圣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天官是记载如今日内阁官制的，地官是记载内政部与教育部官制的，春官是记载司宗庙祭祀官制的，夏官是记载军政部官制的，秋官是记载司法官制的，冬官是记载农工商部之工的官制，今因散亡无存，乃以《考工记》一书代之。至依天、地、春、夏、秋、冬树立官制的理由，则谓天地无私，社会行政，也须法其公正，这可说是我国古代政治的一种理想，故极为后世所重视。前汉末的王莽，以《周礼》夺取汉朝；宋的王安石，也利用《周礼》推行新法。盖《周礼》作于我国大政治家的周公旦，主旨在求富国强兵。其次《仪礼》，也传说为周公所作，可由其中明了周代社会公私百般仪式作法的状况。只惜大部分残缺不全，很少学者去研究。又次《礼记》，关于“礼”的理论或杂记，由孔子弟子或信仰孔学的人记传下来。但至前汉中叶始出，当时篇数颇多，有戴德（大戴）、戴圣（小戴）二学者，出而取舍择优，至今仅有四十九篇。因这《礼记》四十九篇，为戴圣所采取，戴圣是叫做“小戴”的，故称这《礼记》为《小戴礼》。我们欲知周代的制度、风俗、人情、习惯等，则对这《礼记》颇有研究的必要。研究这《礼记》的，有《礼记正义》与《礼记集说》等书。清朝礼学特别发达，其中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为最有名的书。

（五）春秋类

《春秋》是鲁史官手录的鲁国历史，曾经孔子加以笔削。其笔削的主意，系由当时周室衰微，诸侯强霸，邪说横行，司空见惯，孔子触目愤慨，乃以极慎重的用意，正其是非善恶，于一字一句之间，暗示褒贬的意义。而其笔法，即为“春秋的笔法”。后来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异其春秋解释法的，计有三派。这三学派，即所谓《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的“三传”，各立门户，互相争辩。《公羊传》由孔子门人子夏传到公羊高，以口相传，至前汉时，始著成书。又一说称为孔子微言之学。孔子著述《春秋》的主意，在《论语》有云：“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就是文王既然殁亡了，欲以三代圣王的制度而治天下，自非躬任厥职不可的意思。至“三世说”或“三统说”种种的议论，这种学问，在前汉时代，却是很占势力，但后来大衰一时了。距今百年前，由清朝嘉庆、道光间，忽然复兴起来。最近享盛名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皆奉公羊学，而康梁对于“三世”“三统”之说，把西洋学说加味调和。我们试把“三世说”摘要言之，即公羊学在扰乱之世，升平之世，与太平之世，都可酌量而施行。所谓扰乱之世，是酋长互相割据而作乱的时代；升平之世，则由上种状态逐渐进化；至君主专制、君主立宪的时代，尤为演进，世界仅统治于——帝王之下，万民平等，便为太平之世。孔子将社会人类的进化，分为如此三世，以今日的世界属于升平之世，故我们应大加努力，以求达到最终目的太平之世。这种议论，不但与我国现代思想有极密切的关系，即证诸人类进化的历程，也多吻合的事实，诚富兴趣的问题。至《谷梁传》，与《公羊传》同为大学微言之学，也由子夏口传，至前汉时始成书物，其书重说五行感应之事。以上二传为今文。至《左氏传》，系左丘明征孔子《春秋》之理，说明当时事实，自初即为文字发现于世，属于古文派。因与《公羊》《谷梁》的立场不同，特多烦杂议论。这“春秋三传”与前述的“三礼”，俱为我国思想上、学问上最大的潮流，虽至今日，尚有以“三礼”“三传”为国民思想之中心者。

（六）孝经类

就孔子孝行的意见，由曾子说出，曾子门人笔记下来。因其内容简单，不必赘述。

（七）四书类

宋朱子由《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连合《论语》《孟子》，名曰“四书”。后人认为朱子学的根本所在。

（八）乐类

乐即“礼、乐、射、御、书、数”中的“乐”，为正人心最大的利器，颇为古今所重视。在文字上显著的有《乐记》，算是《礼记》中唯一者。至议论雅乐的事，或研究“六律”“六品”的书籍，以及流行歌与其他各种音曲类，概归入子部的艺术类，与这经部的乐类，全然异趣。

（九）小学

前章所述《说文》之学，或正字义的训诂学，或正音韵的音韵学等，因周代取教小学之用，故总名曰“小学”。对于周代教育法的遗意，可藉此考察明了，因特取入经部中。

（十）五经总义类

总括前的《易》《书》《诗》《礼》《春秋》五经的议论，或其注解者。

二、史部

“史”字原为司记录官之名，后来遂变为“历史”的“史”。

（一）正史类

正史是指历朝敕选的历史而言，司马迁的《史记》，原非敕选的，但后世对于敕选正史，准由司马迁《史记》数起，至《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等。我国宋时已有正史十七种，明朝增至二十一史，今日合明朝及其他加入的，恰成二十四史，为我国正史的全体。

（二）编年类

我国从前的历史，多为编年体，《春秋》自不待言，是记载其逐年的事实。然自司马迁作《史记》，始改为纪传体。纪传体是本纪与列传并立，本纪以编年体记载帝王之事，列传则网罗当时的名臣而立其传。并合本纪、列传来观察，方能明了当时的状态。前述的正史，皆用这体编成。

（三）纪事本末体

在编年体、纪传体以外，尚有以事业的本末完全集录而便一目了然的，是为纪事本末体，由宋之袁枢所创始。

（四）别史类

除以上三体历史外，尚有一别史类，如《续后汉书》《契丹国史》《大金国史》等。有名的郑樵《通志》，即为其中的一种。

（五）杂史类

这是不属于正史、编年史、纪事本末等类，而又有历史关系的，如《国语》《战国策》及私人的记录等，均收入杂史之中。

（六）诏令奏议类

帝王的诏令或当时官署的布告，及诸官的奏议等，为历史上非常有用的参考材料。故奏议类的书，是历代名臣奏议而优良的书籍。

（七）传记类

收集各时代贤人名士或一技一艺特长人物的传记。

（八）史钞类

史钞系由历史中抄录的书，如《十八史略》等。

（九）载记类

我国本土以外附属国的历史，如《朝鲜史》《安南史》等。

（十）时令类

岁事记、年鉴等属之。

（十一）地理类

地理对于历史，最有密切的关系，这是谁也不能予以否认的，如《大明统一志》《大清统一志》，以及《山东通志》《河南通志》等各省的地理，是为这部之主。又关于黄河、扬子江的记事，或边防记事，或山系、水脉记事，或古迹，或游记，及其他外国地理概要，皆收入这类之中。

（十二）政书类

记载历代的通制，例如《杜氏通典》等。

（十三）职官类

搜录历代的职官制，例如《唐六典》等。

（十四）目录类

目录可分两种：经籍目录与金石目录。经籍目录，即前述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至金石为殷的鼎、周的钟、汉的碑等目录，是研究历代史极重要的参考物。

（十五）史评类

论评历史的，如《通鉴纲目》，是其适例。

三、子部

诸子百家自成一家学问的书，均收集在内。“子”原是男子的美称，或有德者之称，又弟子对师长所说的尊称，但后来转至《老子》《庄子》《墨子》等，遂变为书籍的尊称。

（一）儒家类

专收集儒家的著述，如《荀子》《文中子中说》，二程子（程明道、程伊川）、朱子等书，以及《近思录》《性理大全》等类。

（二）兵家类

黄帝之臣风后所作《握奇经》，太公望所作《六韬》，孙武的《孙子》，吴起的《吴子》，黄石公的《三略》等皆属之。

（三）法家类

以法律治国的学问，如《管子》与《韩非子》等类。其他若裁判或断疑狱的书籍也属之。

（四）农家类

研究农事的学问，后魏时的《齐民要术》，明朝徐光启所著的《农政全书》，可算是农业专门书籍，自田制、水利至树艺、蚕桑、牧畜，俱为备说。

（五）医家类

黄帝所作的《素问》，汉朝张机的《伤寒论》，以及所谓“汉法医”书籍，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均属之。汉法医为研究草根木皮的药物，有相当价值，惜近人不加考究，卒埋没其效用了。

（六）天文算法类

我国的天文，素重历法，而历法是以推步为第一，故算法随以发达。算法起源很古，《周髀算经》有传说为周公所作的。

（七）术数类

收集关于记录各种术数的书籍，其重要的，为汉朝扬雄所著的《太玄经》，是一种推算数理的论文。又宋朝邵康节的《皇极经世》，以《易》的八卦，当元、会、运、世（一日十二辰，一月三十日，一世三十年，一运十二年，一会三十运，一元十二会，一元天地通），卜世间的治乱。在这术数中，有以气候占卦的，又有家相、人相，及九星、葬式、相墓等类。

（八）艺术类

在这类中，若尽举出书、画、印、棋等来，则种类甚多，这是我国最得意的所在，珍奇书籍不少。

（九）谱录类

这是剑、砚、墨、香和梅、菊、兰、竹等谱录。在这类书著名的，为《考古图》《博古图》等，因两书均系捜集殷周古器物的绘图。又乾隆帝收贮的《西清古鉴》，也为考证古器物绘图最佳的书，可供博物家、好古家的参考。

（十）杂家类

搜集杂书或随笔漫谈之类。

（十一）类书类

以经史子集类别而成功的一种书籍，例如清朝的《渊鉴类函》《古今图书集成》等。《古今图书集成》系万卷以上的类书，在世界上可算是大部书籍。

（十二）小说家类

关于朝廷行军的杂史类，以及琐事奇闻等。不过其多以正汉文记录，与现今盛行的诨词小说不同。

（十三）释家类

收集关于佛教的书籍。

（十四）道家类

《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的书，皆收入其中。

四、集部

我们一读其书，便知其为诗集、文集的部类。

（一）楚辞类

楚屈原的《离骚》，是为楚辞。因后世仿作之人辈出，特立“楚辞”之部类。

（二）别集类一（自汉至五代）

集类有总集、别集的区别：总集是许多人诗文的编集，别集乃某一人的诗文集。别集由作者自集个人的文章、诗歌，或由门人收集。至别集类一，系收自汉至五代间文人、诗人之集，如陶渊明、杜甫、李白、韩退之、柳子厚、白乐天等诗文集，是其中著名的。

（三）别集类二（自北宋建隆至靖康）

这是搜收自北宋太宗至钦宗间的诗文集。在这时代中，苏东坡、欧阳修、王安石等有名大家辈出，名著甚多。

（四）别集类三（自南宋建炎至德祐间）

南宋一代的诗文集，皆收其中。建炎是高宗的年号，德祐是宋末恭宗的年号。其间有朱子、吕东莱、陆象山、陆放翁等名高的人。

（五）别集类四（自金至元）

这是总收自金至元的诗文集。金末元初的元遗山，与元的虞道园等诗文集，颇负盛名。

（六）别集类五（自明洪武至崇祯间）

总收明一代的诗文集。其中刘青田、王阳明、前七才子、后七才子等诗文集，均有一读的价值。

（七）别集类六（清朝）

清朝顺治、康熙时代，大家辈出，文集颇多。

（八）总集类

总集是搜集多人的诗文全部，或摘录其最好的一部，如《昭明文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是其适例。

（九）诗文评类

收集诗文的论评，以文话、诗话为主。

（十）词曲类

词曲本为词与曲之二种，但因其大体相通，故总称为词曲。

第三节 书籍的印刷

我国在周代以前，没有纸笔，印版亦未发明，所有书籍的写字，乃击破细小的竹木尖端，使含漆而书于板上，或用小刀刻字在竹简上，用韦革缀拢连起，再于中入心而合成卷，以便保存，这便是今日称书籍为“卷”或“篇”的由来。但这韦革的连缀，常易断绝的，所谓“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就是这个道理。后来亦有写在帛上的书，试一考察“名垂竹帛”的话，便可充分明了了。至秦始皇时代，开始流行刻文字于石上。至木版刻字印于纸上的方法，迟迟未为发明，则由当时盛行口传学问，所谓版行的事，尚无其大的需要。但至秦始皇时，蒙恬始作笔；在后汉末叶，蔡伦煮溶树肤、麻头、敝布、鱼网等类，发明制纸方法；又魏晋时已制墨丸及胶墨，如是笔写书籍，大形便利，纸墨已有长足的进步，竟废竹帛而不用了。惟在隋前的书籍，尚属于写本，没有印刷的。据明陆深的《河汾燕闲录》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板，此印书之始也。”可知印书之术，盖到隋后才有。

迨到后唐明宗长兴三年二月，历任五代宰相的冯道，始奏命判国子监田敏，将“九经”印行出售，是为监本。所谓“监本”，系指国子监印刷的官版书籍而言。其后历朝沿其故事而设立：宋朝称监，辽称秘书监，金称宏文院，元称编修所，另有秘书监、兴文监和艺文监等。而明则称南北监与经厂，清则称武英殿与古香斋，故清的监本，特有“殿本”或“殿版”之称；然其为御府所印刻，则无不同。又官本，据《中兴馆阁续录》：“秘书郎莫叔光上言：今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为重，凡缙绅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监司郡守搜访得之，往往锓板，以为官书，其所在各版行……”则知其始于宋朝中叶。金时立经籍所，于平阳刊行经籍。元时官本，其在河北，则依金之旧，设局平阳；其在河南，则设于杭州、绍兴、平江、信州、抚州诸处，刻书甚多。明时，则自南北两京起以至各地方，盛行雕刻，凡官司到任者，必刻新书数卷以为例，其有数年任满不刻一书而去者，则众目为俗吏；其他官署、学校、书院均争刻书，各藩王之校刊古籍者亦多。清时，则在各地设官书局，刊行甚众。

而家塾自刻书籍，则王明清《挥尘录》说：“蜀相毋公，蒲津人。先为布衣，尝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有难色。公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公果显于蜀，乃曰：‘今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日夜雕版，印成二书。复雕“九经”、诸史，两蜀文字，由此大兴。……是时其书遍海内。初在蜀雕印之日，众嗤笑，后家累千金，子孙禄食，嗤笑者往往从而假贷焉。”可见私家刻本是始于五代之末，其后相继出现。

至于出版书籍的贩卖，则创始于唐末建安余氏。而宋时镂版的地方，在吴、越、闽三处，以杭州越版为上，福建麻沙版最下，其他蜀本亦有名。金元两朝，官设的书籍多在平水，故坊肆一时群聚于此；惟吴、越、闽的书，仍不减于宋朝。明时则燕京、金陵、阊阖、临安，为书籍四大集散地；而吴会、金陵，最擅名于文献，刻本甚多，钜册繁聚。

书籍的印刻，既然如此盛兴，则大需求活版的发明了。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说：“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即字平如砥。”由此可知活版确系创始于宋仁宗时，惟据胡元瑞的《少室山房笔丛》，则谓从无有以药泥为之者，乃用木作活字；又元王祯亦传易以木字一事，陆深则记为铅字，其沿革不得而详。及至明朝，乃始用铜活字，以无锡的兰雪堂华氏、桂坡馆安氏等特著。清朝使用铜活字尤盛，如《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即以铜活印成的。可惜这种铜活字，不久为政府铸钱的关系，概行镕销了，现在已很难看见其陈迹，诚为可叹的一回事呢！而清高宗时，武英殿的聚珍板，实以枣木活字而印刷者；他若《四库全书》十几万卷的书籍，亦系以木活印刷成功。

至欧洲各国在十五世纪以前，尚未发明木版的印书；竟至十五世纪初年，哈尔兰人珂司忒尔始发明木版印刻方法；到了一四三六年，曼慈人约翰·古田伯儿始发明金属活字，从一四五〇年后，才用活字印书；继而斯屈拉司布尔格人拍迭儿雪或儿，又发明活字的铸造，在一四六二年后，遂见用于欧洲各国。

我们从历史上的观察可见，印刷术的发明，是以我国为最早，木板印刻约早欧洲八百年，活字印刷约早四百年。而我国最近的印刷事业，反退后而让他人前进，不能永保优胜地位，真令人言之痛心无穷了！

至距今三四十年前，由西洋传入石版印术，甚为流行，对于书籍的装印出售，粗见兴盛，可用很廉的价格，购读珍贵的古书；惟体裁尚未臻于至善之域，敢望书业同人，加以改进是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