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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莱昂最早的记忆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那时候他和妻子，也就是我的外祖母丽塔一起在巴黎生活。他们住在莫伯日街中段一栋破旧的19世纪建筑里。那是一套位于三楼的两居室公寓，厨房小得可怜。屋子里飘着霉味，总能听见巴黎北站火车的声音。

以下是我能回忆起来的一些事情。

公寓里有一间铺着粉黑相间瓷砖的浴室。莱昂经常在里面待很久，独自坐在塑料帘子后面的狭小空间里。我和我那好奇心更重的弟弟被禁止踏入这一区域。有时候，莱昂和丽塔外出购物时，我们会趁机偷偷潜入禁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胆大，还探查了莱昂放在浴室一角当作办公桌的木台子上的东西，木台上面散落着用法语或各种外语书写的无法辨认的文件（莱昂的字迹与众不同，笔画像蜘蛛腿一样伸得长长的）。桌子上还摆满了坏掉的旧表，这些旧表使我们坚信外祖父是钟表走私犯。

偶尔有客人来访，她们都是些名字和长相奇怪的老太太。其中，沙因曼女士令我印象深刻，她穿着黑色衣服，一条棕色皮草从肩上垂下，扑了粉的白色小脸上点缀着一抹口红。她用一种奇怪的口音轻声讲话，讲的大多数是过去的事。我那时从没听过这种语言（后来我了解到那是波兰语）。

另一件记忆里的事是房子里照片极少。我印象中只有一张黑白照片，镶在玻璃相框里，高高地立在从未用过的壁炉上面，是莱昂和丽塔在1937年拍的结婚照。照片中的丽塔并没有笑容，我后来所接触的她也很少有笑容，这一点我打一开始就注意到，并且一直记得。家里似乎没有剪贴簿或相册，没有他们的父母或兄弟姐妹的照片（据他们说很久以前就去世了），也没有摆在外面的家族留影。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还有断断续续的几期丽塔喜欢读的《巴黎竞赛》画报，但没有音乐。

在谈论来巴黎之前的那些令他们不安的往事时，莱昂和丽塔总是避开我，或者使用我听不懂的语言。时隔四十多年，我现在不无羞愧地意识到我竟然从来没有问过莱昂或丽塔他们童年的故事。即使有所好奇，也不允许表现出来。

公寓里有一种沉默的气氛。莱昂比丽塔更好相处，丽塔给人一种疏离感，她有时会进厨房，通常都是在做我最喜欢的维也纳炸牛排和土豆泥。莱昂喜欢拿面包蘸着盘子里剩下的汁水吃掉，吃完后，盘子干净得像洗过一样。

外祖父则充满了秩序、尊严及自豪的感觉——一位自20世纪50年代就认识莱昂的家族世交回忆说，我的外祖父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永远穿着套装，体面、谨慎，从不喜欢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莱昂曾鼓励我从事法律工作。1983年我大学毕业时，他送给我一本英法对照法律词典。“祝顺利踏上职业生涯。”他在扉页上潦草地写道。一年之后，他寄来一封信，里面夹着从《费加罗报》剪下来的一则招聘广告，说是在巴黎寻找懂英文的国际法律师。他问我，这个怎么样，“Mon fils”？意思是“我的孩子”，他平时这么叫我。

直到现在，很多年以后，我才有能力理解莱昂此前经历的事情有多么黑暗，而他仍然保持着尊严，以温暖和微笑示人。他是一个慷慨大方、富有激情的人，偶尔会出人意料地突然大发脾气；他做了一辈子社会主义者，钦佩法国总理莱昂·布鲁姆，热爱足球；他也是一个虔守传统的犹太人，对他来说，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不应强加于他人。他对物质世界毫无兴趣，也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他看重三样东西：家人、食物和家。

尽管我有很多快乐的记忆，然而莱昂和丽塔的家在我看来并不是令人感到喜悦的地方。即使还是小孩子，我也能感觉到沉重，那是一种弥漫在屋子里的紧张和沉默的气氛。我每年去探望他们一次，我至今还记得那里缺少欢声笑语。大家讲法语，但如果谈到私人话题，我的外祖父母就改用德语这种关于掩藏和历史的语言。莱昂似乎没有工作，或者有一份不需要每天清早出门的工作。丽塔不工作。她保持着家里的整洁，所以客厅里的地毯边缘永远是平整的。他们怎么支付家用开销是个谜。“我们认为他在战争中走私手表。”我母亲的表姐告诉我。

我还知道哪些事？

莱昂出生在一个叫伦贝格的遥远的地方，年轻的时候搬到了维也纳。那是他不会提及的一段时间，至少不会跟我提。 他只会对我说：“这很复杂，都过去了，不重要了。”最好不要打探这事，我明白，这是一种保护的本能。关于他的父母、兄弟和两个姐妹的事被彻底的、不可打破的沉默封锁着。

还有什么呢？1937年他与丽塔在维也纳结婚。一年后，就在德国人抵达维也纳并联合奥地利完成了德奥合并的几周后，他们的女儿露德（我的母亲）出生了。1939年，他移居巴黎。战争结束后，他和丽塔有了第二个孩子，他们给他取了个法国名字：让—皮埃尔。

丽塔于1986年去世，那年我25岁。

4年后，让—皮埃尔和他的孩子们，也就是我的表弟们死于一场车祸。

莱昂1993年来纽约参加我的婚礼，4年后去世，享年94岁。他把伦贝格连同他母亲在1939年1月送他的一条围巾一起带进了坟墓。我母亲在外祖父的告别仪式上告诉我，这是他离开维也纳时的送别礼物。

以上就是我接到利韦夫的邀请时所知道的关于莱昂的所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