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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夏天的维也纳对丽塔来说同样艰难。与莱昂和女儿分离了近3年，她同母亲罗莎和婆婆马尔卡住在一起。莱昂的文件中没有任何关于那时的信息，丽塔也从未说过那些年，从未说给她的女儿，也从未说给我。通过其他方式，我追查到了后来发生的事。

9月，当局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所有在维也纳的犹太人都佩戴黄色六芒星。他们被禁止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也被禁止未经授权擅自离开他们居住的区域。³⁹维也纳的城市档案提供了更多的详细情况。莱昂离开后，丽塔被迫离开塔博尔街的公寓。她搬去与马尔卡同处，她们先在弗朗兹·霍切丁格巷居住，然后去了上多瑙河大街，两处都属于犹太人居住的利奥波德城地区。马尔卡被迫从她已经住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罗曼诺巷的公寓搬出，住进丹尼斯巷的“集体”公寓。1939年10月，当局暂时停止向东驱逐犹太人，但在1941年夏天，在新任维也纳大区长官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统治下，关于新一轮驱逐出境的流言又开始传开了。⁴⁰

丽塔的护照，1941年

8月14日，丽塔获得了一张有效期为一年的旅行通行证，允许出入“帝国”国境。尽管她被登记为犹太人，但旅行证上并没有盖着红色的J字印记。2个月后，在10月10日这一天，维也纳警方准许她乘哈尔加滕—法尔克的列车经由德法边境萨尔兰州单程出境。这趟旅行必须在11月9日前完成。丽塔旅行证上的照片显得万分忧郁，她的嘴唇紧闭，眼里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我在莱昂的文件里还找到了一张一模一样的照片，是她从维也纳寄到巴黎的。照片背面有她写的赠言：“赠我最亲爱的孩子，赠我最宝贝的孩子。”

我感到惊讶的是，丽塔，一个登记在册的犹太人，竟然在这么后期的时刻还能获发旅行许可证。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一名档案保管员在列出了丽塔要获得旅行许可证所必须经历的诸多程序——由阿道夫·艾希曼设置的重重障碍——之后，称这次旅程“简直不可能”。档案保管员指引我去查阅了一张巨大的图表，标题是《1938—1939年由奥地利移出的犹太人》，由艾希曼编写。⁴¹而像丽塔这样一位无国籍人士——在德奥合并之后因与无国籍犹太人结婚而失去了奥地利国籍——则需要经过更加烦琐的程序。

丽塔肯定拜托了有内部关系的人帮忙才得以离开维也纳。1941年10月，艾希曼和副手，即将转移至巴黎的阿洛伊斯·布鲁纳签署了大量驱逐犹太人的命令。⁴²在那一个月里，总计5万犹太人从维也纳被驱逐出境。其中包括莱昂的姐姐劳拉和她的女儿——莱昂13岁的外甥女——赫塔·罗森布卢姆。两人于10月23日被送到利兹曼施塔特（罗兹）。

丽塔免于被驱逐出境。她在11月9日离开维也纳。就在第二天，“德意志帝国的边境向难民关闭”⁴³，所有出境移民都被终止，所有的离境路径都被封锁。丽塔在最后一刻逃了出去。她的及时脱逃要么是运气使然，要么是掌握了内部消息的某个人帮助了她。我不知道丽塔何时到达巴黎，以及如何到达巴黎。这张旅行许可证上面既没有印章也没有其他任何线索。其他文件证实，1942年年初她已到达巴黎与丈夫团聚了。

马尔卡是莱昂家族最后一个留在维也纳的人。她的孩子和孙辈都已离开了这个城市，陪伴她的是丽塔的母亲罗莎·兰德斯。由家人的缄默造成的这些事件中间的空白，可以通过档案中大量的文件来填补。对于后来发生的事，这些黑白文件给出了阴森的细节。但首先我想要亲眼看看这些事件发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