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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军队于1944年8月解放巴黎之前的艰难时期，我能找到的关于莱昂生活情况的资料甚少。莱昂的教书生涯已经结束了，他在一个犹太组织里担任某个职位。在我母亲保管的文件中没有任何关于这件事的资料，但是当我问舅妈安妮（莱昂和丽塔的儿子让—皮埃尔的遗孀，出生在战后），莱昂有没有提到过这个时期时，她拿出了一大堆莱昂在去世前交给她的文件。它们被装在一个塑料购物袋里。

这些文件来得出乎意料。文件有一大部分是由许多期印刷粗糙的新闻通讯《法国犹太人联盟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构成的。⁵⁷法国犹太人联盟是在纳粹占领期间成立的，为犹太人社区提供援助，每周五发布这个公告。莱昂的收藏近乎完整，从第1期（1942年1月出版）到第119期（1944年5月出版）。《公报》印在廉价的纸上，长度从来不超过4页，刊登着犹太主题的文章、广告（第四区的各家餐馆，一家殡仪馆）和讣告。随着驱逐出境人数的增加，《公报》提供了信件无法送达、收件人已被送到东部遥远的“劳动营”之类的细节。

《公报》也专门留出一部分来刊登纳粹法规，并警告说不遵守规定的行为是危险的，这是被占领后的巴黎生活的缩影。早期的一项法令禁止犹太人在晚上8点至次日早上6点之间离开住所（1942年2月）。一个月后，一项新规定禁止雇用犹太人工作。从1942年5月开始，要求每个犹太人都在左胸口佩戴一颗大卫之星（可从德黑兰路19号《公报》总部领取，莱昂就在这栋19世纪的典雅大楼里工作过）。7月份，犹太人被禁止出入剧院或其他有公开演出的地方。从10月份开始，他们每天只有一小时用来购物，禁止拥有电话，搭乘地铁时只准使用最后一节车厢。次年，即1943年8月，纳粹给犹太人发放了特殊身份证。

随着驱逐出境的人数不断增加，《公报》受到更多的限制，特别是在其领导层拒绝执行解雇外国犹太雇员的命令之后。1943年2月，当地的盖世太保指挥官克劳斯·巴比带人突袭了总部，逮捕了80多名员工和受惠者。⁵⁸一个月后的3月17日和18日，《公报》的前雇员被逮捕（我注意到，莱昂的收藏中缺了那周发行的第61期《公报》）。那年夏天晚些时候，阿洛伊斯·布伦纳下令逮捕几名《公报》的领导人，把他们送到德兰西集中营，然后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⁵⁹

作为波兰犹太人，莱昂受到的威胁更大，但他想方设法躲开了逮捕。我的舅妈回忆了莱昂告诉她的1943年夏天的那次躲避。当时布伦纳走进了德黑兰路19号的办公室，亲自监督逮捕行动。莱昂躲在门后避开了他。

塑料袋里还出现了莱昂参与其他活动的证据。里面有数张未使用过的信纸，分别来自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全国战俘及被放逐者运动，以及法国犹太人团结和防卫委员会。⁶⁰这里面的每一个组织在德黑兰路19号都设有办公室，他一定与它们都合作过。

文件中有两篇个人陈述，每篇陈述都详细描述了向东部遣送的被驱逐出境者的遭遇。一篇是1944年4月在巴黎写下的，记录了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伴随着音乐声，他们被无缘无故绞死”的证词。另一篇是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写下的：“在比克瑙，我们干着污秽的活；在奥斯维辛，我们干净而有秩序地死去。”末尾是一段描述性证言：“总之，这个年轻人证实了广播和报纸上关于集中营这个主题所说的一切。”

莱昂保留了很多他给波兰纳粹占领区集中营和隔都寄邮包的收据。在1942年的夏天，他往马莱赛尔贝大道上的邮局跑了24趟，为了给卢布林附近皮亚斯基隔都里的一个叫莉娜·马克斯的女人寄包裹（这个隔都在次年夏天被清算，而莉娜·马克斯并不在少数生还者之列）。

有两张明信片吸引了我的目光，它们是1941年2月从维也纳被驱逐出境的恩斯特·沃尔特·乌尔曼博士从波兰纳粹占领区的桑多梅日小镇寄出的。第一张于1942年3月寄出，乌尔曼博士解释说，他是一名年老退休的维也纳律师。上面写着“请帮帮我”。第二张明信片于4个月后的7月份寄出，收件人是德黑兰路19号的莱昂本人。乌尔曼博士感谢他好心寄去的一包慰问品：香肠、西红柿罐头和少量糖。在莱昂收到这张卡的时候，乌尔曼博士已经死了，这张卡寄出的隔都在那个月已经被清空了，其住户被运往贝尔赛克集中营，就是伦贝格至若乌凯夫铁路线的终点。

在袋子的底部，我发现了一摞黄色的布，切成正方形小块，边缘已经脱线散开。每一块上面都印着一颗黑色的大卫之星，中心是“Juif”（法语“犹太”）字样。一共有43块这样的布标，每一块都是崭新未使用过的，以备发放和佩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