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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4月5日，这对新婚夫妇抵达英国东北部的格里姆斯比渔港。劳特派特用的是波兰护照，拉谢尔用的是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政府签发的旅行证件。他进入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她进入了皇家音乐学院。在伦敦的头几个月，他们先后在城市的多个地方居住过，包括摄政广场附近的一个公寓和靠近加里东尼亚路的另一个公寓。那时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受进步社会主义者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影响的，位于霍顿街上的新兴校园，后来英国广播公司在街对面盖了布什大楼。

在他被任命为利沃夫的国际法系主任的努力失败之后，劳特派特的课程于10月份开始了。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师从苏格兰知识分子世家出身的国际法讲师阿诺德·麦克奈尔。⁵⁷麦克奈尔是一个极为务实的人，对理论和法理毫不关心，他向劳特派特介绍了盎格鲁—撒克逊的方式，强调案例和实用主义。麦克奈尔认为他的学生是一位出色的知识分子，尽管在陌生人面前有些内向。那些劳特派特的泛泛之交可能意识不到“他的真实品质”⁵⁸，麦克奈尔指出。而据拉谢尔回忆，他和他的妻子玛乔里成了劳特派特“伟大而忠诚”的朋友，是“我的崇拜者”。麦克奈尔的孩子和孙子们称她为“拉谢尔姨妈”。

麦克奈尔的实用主义思想体现在他的论著中，其中关于条约和战争的著作在当今仍然极具参考价值。他稳重、温和且独立，这些是为劳特派特所欣赏的英国人的特质，大大不同于利沃夫和维也纳人的热情。

当劳特派特来到伦敦的时候，他的英语很差，连问路都没人听得懂。他可能在来伦敦之前已经阅读过英文，但他显然没有听过英文的真正发音。“在我们第一次会面时，我们几乎无法沟通”，麦克奈尔说，他这位学生的英语口语“几乎不可理解”。⁵⁹然而在两个星期之内，麦克奈尔就被劳特派特流利、优美的英语造句所“震住”了，这也成了他写作的一大特色。这种成就是靠参加多场讲座达成的，最多时一天就有八场，他以此来拓展词汇量、熟悉发音。夜晚则“无休止地在电影院里”度过，虽然还不清楚这会起到什么作用：因为那一年的佳片——哈罗德·劳埃德的《安全至下》和詹姆斯·克鲁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西部片《篷车队》都是无声电影。

几个认识他的人告诉我，劳特派特讲话有轻微的喉音，而且一直没有丢掉他独特的口音。他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是什么样的，那是在他为英国广播公司第三节目（现在的第三台）录制了演讲之后。他听到广播时感到“大为意外”，惊愕于自己“浓重的大陆口音”。⁶⁰据说他关掉收音机，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威士忌，并发誓永远不要再被录音录下来。最终结果就是今天找不到任何记录他说话声音的录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