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1941年8月，伦贝格和加里西亚被并入德占波兰总督辖区。当汉斯·弗兰克成为统治者时，劳特派特计划回到美国，去卫斯理学院讲课，并在哈佛法学院图书馆占用一角做他的研究工作。
出发前的日子变得沉重，因为德国占领波兰的征兆逐渐变成现实。“你知道关于利沃夫的一切，”他写信给拉谢尔，“我不喜欢表达自己的感受，但它像噩梦一样持续侵扰着我。”恐惧无法掩饰，但生活仍要继续，好像他“人格分裂了”一样。在与人们的日常交往中，他“完全正常”地装装样子，帮助三一学院的同事招待将军。他对政治的参与更多了：在前往美国之前，他的名字列入了支持苏联科学院为该国“英勇抗击共同敌人”106的剑桥学者名单。
劳特派特于1941年8月回到纽约，并在卫斯理度过了秋季学期。他参观了哈佛大学，周末回纽约陪伴拉谢尔和伊莱。10月，他前往华盛顿与接替杰克逊出任司法部长的弗朗西斯·比德尔会面，后者正需要允许美国攻击德国潜艇的法律论证。劳特派特与杰克逊保持着联系，并祝贺他被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寄回了一则友好的短笺和哈瓦那讲话的选印本。劳特派特协助他完成了另一场关于结束“国际不法行为”107的演讲，但是到他传达自己的想法时，战争已经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12月7日，日本袭击了位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导致美国向日本宣战。几天之内，德国向美国宣战。两人于1942年初在华盛顿会面时，军事和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那个时候，流亡在外的9个欧洲政府，包括波兰和法国政府，都聚集在伦敦的圣詹姆斯宫，协商怎样应对报道中的德国“恐怖政权”。关于大规模的监禁和驱逐、关于处决和屠杀的可怕的故事传开了。它们促使这些流亡政府在1942年1月发表声明，表达他们共同的愿望，即用刑法来惩罚那些对暴行“负有责任”的“罪人”。令施暴者“受到追查，被送上法庭审判”成为打赢这场战争的正式目标。108
这9个政府成立了战争罪行委员会，收集暴行和施暴者的信息，这个机构就是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的前身。109丘吉尔授权英国政府律师在总检察长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的指导下调查德国的战争罪行。110数月之内，据《纽约时报》报道，波兰流亡政府已经确认了10名主要罪犯。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汉斯·弗兰克，排在第二的就是劳特派特在维也纳的同学奥托·冯·韦希特尔。111
在这一背景下，杰克逊于1月下旬在华尔道夫酒店发表了题为《国际不法行为》的演讲。作为嘉宾出席的劳特派特协助他撰写了这篇讲稿，演讲陈述了战争和暴行，以及对法律和法院的迫切需求，“它们是迄今为止被发明出来的遏制暴力的最佳手段”112。现在，劳特派特的想法在美国政府最高层中赢得了支持者。但他和杰克逊没有预料到的是，这些暴行即将上升到恐怖的程度：3天前，在柏林附近的万湖别墅举行的纳粹高级会议秘密地同意了“最终解决方案” 。
劳特派特在纽约待了好几周，与英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出席会议，会见纽约州长赫伯特·雷曼，甚至还有时间和拉谢尔一起放松，看看电影。这对夫妇并没有被《晚餐的约定》中的贝蒂·戴维斯所吸引，却很喜欢百老汇里沃利戏院上演的《红花侠》。113
时隔70年，我看完《红花侠》后理解了他们为什么会喜欢这部电影。主角是一位剑桥学者，由英俊小生莱斯利·霍华德饰演（一年后，他因乘坐的飞机在大西洋上空被德国空军击落而身亡），他携带“侦察干扰设备”，身着“棕色衬衫”，帮助包括他女儿在内的（犹太）受害人逃出纳粹恐怖。“尽管新加坡沦陷了，”《纽约时报》的影评激动地写道，“英国人依然能用通俗情节剧让你全身发凉。”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