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Mass Culture/Popular Culture）
黄怀军
“大众文化”（mass culture/popular culture）是一个歧义丛生、殊难界定的概念。要确定这个概念的含义，必须首先厘清限定词“大众”（mass/popular）的含义，然后辨明限定词与主词“文化”（culture）之间的关系。
Mass和popular的含义非常丰富。两者都有形容词和名词两种属性。据权威辞书，mass作形容词时，有“大批的”、“数量极多的”、“广泛的”等含义；作名词（常以the masses的形式出现）时，指“群众”、“平民百姓”。[1]popular作形容词时，有“受喜爱的；受欢迎的”、“通俗的；大众化的”、“普遍的；流行的”、“民众的；百姓的”等义项；作名词（常取populace或the popular的形式）时，指“平民百姓”、“民众”。[2]相对来说，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对形容词mass和popular的理解比较靠近。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就说：“popular是从普通百姓而不是欲博取他人好感或追逐权力的人的角度做的认定”，因此“受到许多人喜爱的”、“受欢迎的”这一义项是popular“现代的主要意涵”。[3]与此相反，学者们对名词the masses和populace/the popular的诠释则要复杂得多。首先， the masses有“乌合之众”的意思，含贬义，而populace/the popular则无情感偏向。所以法兰克福学派就用前者指称“大众”，或者视之为被文化工业的产品抑制了“主观创造能力”、“能动思维”和“想象力”的消极、被动群体[4]，或者视之为受到“大众文化非人化过程”的“机械化和标准化”钳制的机能僵化者[5]。基于此，多数学者不使用这一贬义太明显的词汇。此外，populace/the popular虽然意指“大众”，但对其指涉对象的理解也有差别。有人视之为活跃的进步的力量、有自身政治倾向的稳定的群体，如伯明翰中心第二任主任霍尔（Stuart Hall）认为“大众”是指那些“与权力集团相对”的、“构成‘大众阶级’的阶级和力量之间的同盟”[6]；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也说：“我们的大众（popular）概念是指人民（people），它不仅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加速历史发展的步伐，决定它的发展方向。”[7]另外，也有学者将“大众”视为不仅活跃进步而且变动不居的一个群体，如美国学者费斯克（John Fiske）就认为：大众不仅是针对权力集团保持着“对抗性和差异感”的“主动的行动者（agents）”[8]，而且是“一组变动的效忠从属关系”，他们具有“游牧式的主体性（normadic subjectivities）”[9]。
不过，上述各家观点表面看来相互对立，但学者们对“大众文化”这一术语中的“大众”的认识都坚持这样一条底线，即：它指的是与统治阶级或权力集团相对立的从属群体或阶层。
同样，“大众文化”的限定词和主词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其内涵便也随之变得复杂起来：首先，如果说大众是文化的生产者，那么“大众文化”就是指由大众生产的文化；其次，如果说大众是文化的所有者，那么“大众文化”就是指属于大众的文化；最后，如果说大众是文化的消费者，那么“大众文化”就是指为了大众的利益而生产的文化。正因为如此，目前学界对“大众文化”的界定可谓五花八门。威廉斯曾给出过四种解释：（1）“激进的‘为人民’的”文化；（2）“大众喜爱的”文化；（3）“适应‘民众’需要的”文化[10];（4）“普通百姓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11]。霍尔也给出了三个定义：（1）“‘市场’或商业定义”，即“商业大众文化”，指“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而且似乎也尽情地享受它们”; （2）“描述性的定义”，指“‘大众’做或曾经做的一切事情”，包括“‘大众’的文化、社会习惯、风俗和民风”; （3）“较为复杂”的定义，指“特定时期”的“形式和活动”，它“以特定阶级的社会和物质条件为基础，体现在大众传统和实践之中”。[12]霍尔本人倾向于第三种定义。英国当代文化批评家约翰·斯托里（John Storey）在《文化原理与通俗文化导论》（Cultural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一书中则胪列了六种“大众文化”的定义：（1）“为许多人赞同或喜欢的文化”; （2）“高雅文化之后的剩余物”、“次等的、低级的文化”; （3）“群众文化”、“毫无希望的商业文化”、“被已经麻木或正在麻木的被动者消费的文化”; （4）“源自人民的文化”、“‘真正的’人民的文化”; （5）“社会从属群体（subordinate groups）的‘抵抗’与社会统治集团的‘吞并’之间斗争的场所”、“统治阶级和依附阶级、主导文化和附属文化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地带”; （6）“不再承认高雅与通俗文化区分的文化”、“模糊‘真正的’文化与‘商业的’文化之间的界限”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13]斯托里本人赞同第五种观点。中国学者则多界定“大众文化”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出现的技术含量高的商品化文化[14]。相对来说，中国学者给出的定义一般都很简明，但略嫌肤浅。
我们认为：大众文化是指工业社会中由文化生产商和大众共同生产、借助先进技术传播、主要由大众消费因而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大众的美学诉求与政治意向的文化类型。
其实，“大众文化”内涵的含混与漂移，固然容易导致把捉的困难，但也会推动理解的跟进与深入，因此完全不必纠缠于定义之争，也不必拘泥于一家之言，结合具体的语境加以诠释才是上佳选择。
大众文化这一术语不仅内涵含混、漂移，外延也极为宽泛，而且呈扩张趋势。学界通常将大众文化分为“文本”和“生活中的文化（lived culture）或文化实践（cultural practices）”两类[15]。因此，举凡录像、CD、MTV、卡通、肥皂剧、娱乐节目、体育节目、商业电影、畅销小说、流行散文、时尚杂志、漫画、波普美术、流行品位、时装、美容化妆、玩游戏机、旅游、体育比赛、健身活动、着时装、跳舞、逛街购物、泡酒吧茶楼，等等，无不归属于大众文化之列。
大众文化在西方经历了由受贬抑到被接受、被褒扬的命运变迁。这从人们早期多用mass culture、后期多用popular culture指称“大众文化”这一细节上可以窥见一斑。Mass culture因mass携带“乌合之众”的义项而成为“平民的低等的文化”的同义词；而 popular culture不涉褒贬，照字面可译为“流行文化”、“通俗文化”。一般而言，贬抑大众文化者多持传统的精英立场。始作俑者当推英国文学批评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他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and Anarchy）一书中称“文化”（指精英文化——引者）是“当前世界上所能理解的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称大众文化或工人阶级文化为“无政府状态”，并认为“文化”能使人们“达到比现在更全面的完美境界”，是“无政府状态”的死敌。[16]英国文化批评家利维斯（F.R .Leavis）承袭阿诺德之衣钵，直言“少数人文化”即以经典文学为代表的精英文化是“少数人的专利”（minority keeping），而作为商业化低劣文化的“大众文化”的登场则使“少数人文化”“处身于一个不仅是不舒适而且简直是充满敌意的环境之中”[17]，为此他劲呼“少数人”主动出击，抵制大众文化的泛滥成灾。法兰克福学派则从另一角度否定和批判大众文化。霍克海默（M .Horkheimer）和阿多诺（T.Adorno，又译阿多尔诺）指责大众文化通过为大众提供娱乐消遣来为现存社会进行辩护，因为娱乐消遣作品充斥整个社会，使消费者“变得愚昧无知，从一开始就顺从地放弃对一切作品的苛求”，使消费者自动放弃反思并“摆脱思想”。[18]美国学者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通过比较“民间艺术”（folk art）与“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得出了与法兰克福学派几乎如出一辙的结论：“大众文化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它为商人雇佣的技师所制作，它的观众是被动的消费者，他们的参与仅限制在买与不买的选择上面。……大众文化……将大众统一到高雅文化的低级形式之中，并因此成为政治统治的一个工具。”[19]在马修·阿诺德等学者的眼中，大众文化成了社会的祸害或统治者的帮凶。
大众文化的厄运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转机。1957年出版了两本改变大众文化命运的著作。一本是法国学者罗兰·巴特（R.Barthes）的《神话学》，另一本是伯明翰中心首任主任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文化的用途》（TheUses of Literacy）。前者收入的文章涉及角力、玩具、广告之类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作者巴特在书中赋予大众文化以细致的文本分析，而这是利维斯先前献给“高雅文学”的。霍加特则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对工人阶级文化即大众文化的留恋之情。他在回忆工人报刊如《派格报》刊发的内容时说：“我们首先需要欣赏的是故事在平淡中表现出来的稳固而亲切的生活方式。……这些故事描写的是一个有限的、纯朴的世界，……它往往是一个幼稚而华美的世界，感情的迸发形成巨大的激情。”[20]在扭转大众文化的命运一事上，伯明翰中心的核心人物雷蒙·威廉斯功不可没。他在《文化与社会》（Cultureand Society）一书中明确表示反对利维斯视“文化”为少数人的专利并将它同工人阶级文化对立的观点。他在《文化分析》（The Analysis of Culture）一文中创造性地将“文化”定义为“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呼吁不仅要关注“艺术和学问”，更要重视“制度和日常行为”的意义和价值。[21]环城从威廉斯开始，文化批评界正式用popular culture取代 mass culture来指称“大众文化”。此后，由伯明翰中心确立的对大众文化的正面评价经由霍尔、费斯克、斯托里等学者的发挥与传播，已得到普遍的认同。
中国学者以及大众接受大众文化也有一个过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众文化西风东渐，开始渗入中国人的生活。但人们对这种舶来品，起先是拒绝、排斥，视之为“流行感冒”或“精神垃圾”，接着是见怪不怪、冷漠待之，最后才由偶一尝之而至陶醉其中。摇滚乐、流行歌曲、时装表演、娱乐电视节目、广告、MTV、商业电影等等，无不经历此等命运。今天，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地位已扶摇直上，不仅俨然成了一个风光的产业、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后来居上，不时给精英文化“温柔一刀”。学者们也改弦易辙，开始用客观、公允的态度来盘点大众文化的方方面面。
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点，历史性。这包括两层意思：一指大众文化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传统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里，也有平民百姓自己创造的并为他们自己喜爱的文化，但这些文化属于“民间文化”（folk culture），而不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会的“特产”。首先，它需要先进的复制技术和传播手段作为物质支撑。这些条件只有工业社会才能满足。现代科技手段使大规模地生产和复制文化产品成为可能；大众传播媒介采用信息传输的方式，极大地缩短了时空差距，为大众文化产品的快速传播建立了必要的平台。所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文化工业体系之所以出自自由主义的工业国家，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工业国家中成功地制造出了一切先进的文化手段。”[22]其次，它也离不开城市化即人口高度集中这个“软环境”。高度密集的人口为大众文化的生产、流转与消费提供了必要的场所和人力资源。而这个条件也只有工业社会才可具备。所以斯托里指出：大众文化“明确地是一种只跟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出现的文化”[23]。二指大众文化的内涵会随着时代的更替而变化。正如霍尔所说：有朝一日，“大众形式的文化价值得到提高，沿着文化的阶梯上升——并发现自己走到了对立的一面”，而“另一些形式则不再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被移到了大众领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变形”。[24]斯托里也说：大众文化“不是一系列长期固定不变的大众文本与实践活动，也不是长期固定的概念种类”，它“既是随时可变的，又总是被理论活动部分地建构的”。[25]
第二点，商品化。大众文化产生于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它不仅是技术化的产物，也是市场化的产物。在一切都被商品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自然难逃被商品化的命运。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就认为大众文化的形式和效果都是为商品化的目的服务的。他们说：“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26]; “艺术品是按照工业生产的目的，由工业生产所控制，符合工业生产的一类商品，是可以进行买卖的，是具有效益的”[27]。大众文化商品化是大众文化踏上“媚俗”这条不归路的首要原因。因为只有迎合大众的需要（包括满足本能的和低级趣味的需要），大众文化才能生存、才会繁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众文化才会演变为精英文化的“杀手”。大众文化商品化也促使它沦落为欲望机器。它不仅诱导、催生欲望，甚至还会凭空制造欲望。[28]
第三点，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如果说商品化特征主要是就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而言的，那么政治化特征则主要涉及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或官方文化的关系。对这一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众文化是统治阶级欺骗和驾驭大众的工具与帮凶，执行着统治者意识形态的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持这一观点。他们说：“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与装潢，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画饼充饥而已。”[29]“文化工业刻意地由上而下，藉着一种意识形态将消费者收编进去；而这种意识形态就是让人以顺从代替主体意识，压根儿不允许脱离规范而存在……它是一种桎梏意识的手段，文化工业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个人无法以独立自主的态度，有意识地为自己决断事物。”[30]另一种观点认为大众文化中蕴涵着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收编和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抵抗两重因素，大众文化因而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与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愿望谈判与协商的场所。这种观点是运用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A.Gramsci）的霸权（Hegemony，又译领导权）理论和福柯（M.Foucault）的权力理论透视大众文化的结果。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即文化霸权并不是赤裸裸的压迫和支配，它需要被统治者自愿的赞同。他说：“下面的事实对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起决定作用：领导者维护被领导者的利益，因此‘应该’获得他们的同意，也就是单独的个人与整体应该等同，同时整体（不管它是什么样的集体）应该由领导者代表。”[31]英国文化批评家托尼·本内特（T.Bonnett）进一步解释说：“霸权概念指的是统治阶级的谈判（Negotiation）过程：统治阶级试图同对抗阶级的文化进行谈判以赢得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32]斯托里也说：“霸权是通过统治集团和阶级与从属集团和阶级‘谈判’并达成共识来维持或控制（maintained）的。”[33]运用霸权理论来透视大众文化，就会发现其中蕴藏着的巨大的政治潜能。所以本内特发现大众文化“深深卷入争夺、赢得、丧失和抵制霸权的过程中”而成为“主导的、从属的和对抗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价值”的谈判场所[34]，霍尔发现大众文化一直“沿着对抗与接受、拒绝与投降的复杂路线前进，使文化领域变成一个持续的战场”[35]。当然，对大众文化的政治功能或意识形态功能揭示得最充分、最深刻的还是费斯克。他引述福柯的权力理论说：“据福柯所言，权力并不是自上而下的一股单向力。……权力必然是一股双向力：无论朝哪个方向，它都必然在对立中运作。”[36]基于此，他首先揭示了大众文化内在的矛盾性和冲突性。他认为：大众文化的生产与销售既要通过利润驱动、只遵从经济利益的文化产业来进行，又必须为大众所接受，这就必然既体现文化产业“中心化的、规训性的、霸权式的、一体化的”力量，又体现大众“规避或抵抗文化商品的规训努力，裂解文化商品的同质性和一致性”的愿望。[37]如此一来，大众文化内里便包含了“发生在中心与周边之间、权力集团相对统一的效忠从属关系与大众多样化的层理之间、单一的文本与多元的解读之间”的“一系列协商”。[38]然后他挖掘出大众文化的政治功能：大众文化虽然是商品文化，但它与物质性商品不同，后者只在财经经济中以财富的形式流通，而大众文化还会在文化经济中以意义和快感的形式出现。这种从属阶级创造和利用的意义与快感就是“大众文化资本”，它以“躲避式快感”和“生产式快感”两种形式“对霸权力量进行符号学意义上的抵抗”，从而释放出自己的政治潜能。[39]
毋庸讳言，当代有些文化研究者在揭示大众文化的政治功能时走到了一种极端，即赋予大众文化过多的政治色彩，甚至将大众文化泛政治化。这种情形的出现，一是受到伯明翰中心开创的传统的影响，二是由于后现代思潮的渗透。前者不再赘言。就后者而论，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成为“显学”的后现代理论几乎将触角伸向一切学说、学科与领域。由于它偏好凸显工业社会中的种种差异与冲突，致力于捆绑文化与政治，导致“作为符号、形象、意义、价值、身份、团结（solidarity）和自我表达的文化，的确成了政治斗争的通货（the very currency of political combat）”[40]。因而，大众文化研究者赋予大众文化过多的政治意涵、甚至凡言“文化”者必言“政治”等等现象，自然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但这显然是矫枉过正。因为我们无法否认，的确存在一些中性的、无倾向的大众文化文本与实践，那些纯休闲娱乐的活动如卡拉OK、蹦迪、娱乐节目等，就很难从中找出什么“政治潜能”来。
迄今为止，学界研究大众文化的视角和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文化主义，二是结构主义。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一文中揭示了两者的内涵与区别：文化主义把“经验”即“‘活生生’的领域”作为研究的基础，“将意识形式和文化定义为集体性的”；结构主义却强调“‘经验’不能被定义为任何东西的基础”，认为意识形式和文化“不仅仅是集体性的，而且是个体创造的”。[41]托尼·本内特也说：文化主义“赞扬大众文化是真实表达了社会受集团或阶级支配的兴趣和价值观”，热衷于“工人阶级‘生活文化’或‘生活方式’的研究”，而结构主义则把大众文化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机器”和索绪尔式的“语言”系统，特别关注电影、电视和通俗文学的文本分析，但常常忽略“制约着这些文本形式生产或接受的条件”。[42]与两种方法相对应，学界用于透视大众文化的理论资源也主要来自两位思想家：一是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二是葛兰西。霍尔认为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两种范式分别运用了前者的意识形态理论、后者的“常识”说与霸权理论。他引述阿尔都塞的话：“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套‘再现’体系……它们首先作为结构而强加于绝大多数人……成功地改变着人们之间和人们与世界之间的‘活生生的’关系，寻求着被称为‘意识’的一种新的具体无意识形式”，然后指出：正是阿尔都塞将“文化”概念“转化为意识形态的概念框架”的做法启发了致力于挖掘大众文化“无意识的结构”的结构主义方法。[43]他还指出：葛兰西“将大量‘无意识’、特定‘常识的’文化范畴同更为主动的和组织性的意识形态方式联系在一起”，则引导文化主义“很恰当地复原了文化范畴中的无意识与自觉的组织环节之间的辨证关系”并对大众文化进行历史分析和意识形态分析。[44]
随着大众文化命运与地位的变迁，研究大众文化的意义也发生根本转变。如果说昔日人们研究大众文化是为了揭露大众文化道德上的腐朽、美学上的贫乏以及甘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负面品质，那么当下人们研究大众文化则主要是为了挖掘它身上蕴藏着的新的美学诉求、文化趣味和一定的政治潜能。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大众文化并不是精英文化的天敌，也不是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的代名词，它在提供娱乐和消遣的同时，也体现了一种不同于精英文化所携带的美学诉求和文化品位的新诉求与新趣味；大众文化既不是主流文化的附庸，也不是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它在满足社会的凝聚与整合需要的同时，也昭示出一定的批判与颠覆功能。
不过历史遗留问题尚未彻底解决。时至今日，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学界乃至大众并未完全抛弃对大众文化不屑一顾或置之不理的精英立场。与此同时，一边享受甚至迷醉于大众文化一边对它说三道四甚至嗤之以鼻的悖谬现象也随处可见。连颇为开明的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杰姆逊（F.Jameson，又译詹明信），也在提倡不“在‘雅’和‘俗’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不固守‘精英’与‘大众’”的“人为框框”的“更为妥帖的文化研究”[45]的同时，依然贬斥取消了“高等文化跟大众文化（或称商业文化）”界限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为“后现代‘堕落’风情画”、“拙劣次货”和“矫揉造作”的文化[46]。难怪英国传播学学者尼克·斯蒂文森（Nick Stevenson）深有感触地说：“虽然有一些饶有趣味的新视野正在展现，但这些迄今所发表的大多数文章，均没有真正提高我们对当代媒介文化的认识。”[47]
参考文献
英文部分：
Hawthorn, Jerermy, ed.A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cy Theory（secon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1994.
Munns, Jessica, and Gita Rajan, eds.A Cultural Studies Reader:History, Theory, Practice.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Group Limited,1 9 9 5.
Storey, John.Culture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n Introduction．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2004年。
Wolin, Richard.The Terms of Cultural Criticism:The Frankfurt School, Existentialism, Poststructuralism.New York and Oxford: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
中文部分：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年。
黄会林主编：《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
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张国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 Sally Wehmeier主编：《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第六版），石孝殊、王玉章、赵翠莲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071页。
[2] 参见 Sally Wehmeier 主编《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第六版），前引书，第1329—1330页。
[3] 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55—356页。
[4] 参见〔德〕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7—118页。
[5]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第70页。
[6] 参见〔英〕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戴从容译，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55—56页。
[7] Jerermy Hawthorn, ed.A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second ed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 1994, p.223.
[8]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0页。
[9] 同上书，第29页。
[10] 参见〔英〕雷蒙·威廉斯《出版业和大众文化：历史的透视》，严辉译，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前引书，第118—119页。
[11] 〔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前引书，第356页。
[12] 参见〔英〕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戴从容译，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前引书，第47—50、50、48页。
[13] 参见John Storey.Culture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n Introduction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影印本，2004年，pp.6-13。
[14] 李陀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的范畴，它主要是指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因此往往必然地与当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李陀：《大众文化批评丛书·序》，载胡大平《崇高的暧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页。潘知常也说：“大众文化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城市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并且以城市大众为对象的复制化、模式化、批量化、类像化、平面化、普及化的文化形态。”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页。王毅则解释说：“目前最通常意义的‘大众文化’指大众传播或大批量生产的文化。”王毅：《文化研究术语》，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74页。
[15] John Storey.Culture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n Introduction.Ibid., p.15.
[16] 〔英〕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47页。
[17] Leavis and Thompson.Culture and Environment．转引自John Storey.Culture Theory and Popular Cclture:An Introduction.Ibid., p.2 4。
[18]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前引书，第136、130—131页。
[19] Dwight Macdonald, “A theory of mass culture”in John Storey.Culture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n Introduction.Ibid., p.2 9。
[20] 〔英〕理查德·霍加特：《人民的“真实”世界：来自通俗艺术的例证——〈派格报〉》，王广州译，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1页。
[21] 〔英〕雷蒙·威廉斯：《文化分析》，赵国新译，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前引书，第125页。
[22]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前引书，第123页。
[23] John Storey.Culture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n Introduction.Ibid., p.13.
[24] 〔英〕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戴从容译，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前引书，第50、48页。
[25] John Storey.Culture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n Introduction.Ibid., p.15.
[26]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前引书，第118页。
[27] 同上书，第149页。
[28] 中国有学者指出：大众文化变成了以满足为需要而需要的虚拟欲望为目的手段和场所。参见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黄会林主编《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29]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前引书，第130—131页。
[30] 〔德〕阿多诺：《文化工业再思考》，转引自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第71页。
[31]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1页。
[32] 〔英〕托尼·本内特《大众文化与“转向葛兰西”》，陆扬译，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前引书，第65页。
[33] John Storey.Culture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n Introduction.Ibid., p.104.
[34] 〔英〕托尼·本内特：《大众文化与“转向葛兰西”》，陆扬译，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前引书，第66页。
[35] 〔英〕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戴从容译，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前引书，第48页。
[36] 〔美〕约翰·费斯克：《大众经济》，陈永国译，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前引书，第234页。
[37] 〔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前引书，第37页。
[38] 同上书，第201页。
[39] 同上书，第68页。
[40] Terry Eagleton.The Idea of Culture.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p.38.
[41]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孟登迎译，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前引书，第60页，
[42] 〔英〕托尼·本内特：《大众文化与“转向葛兰西”》，陆扬译，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前引书，第61页。
[43] 〔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孟登迎译，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前引书，第60页。
[44] 同上书，第64页。
[45] 〔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4页。
[46] 同上书，第424页。
[47] 〔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