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 ^①，正值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在这个社会动荡的年代，朱琏（字景雩）出生于江苏省溧阳县（今溧阳市）南渡镇的一个普通富裕家庭，家中有丝行一个、良田数亩、房屋三处。

朱琏的祖父朱兆生 ^②，有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三位祖父均参加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大哥朱兆荣被曾国藩的湘军杀害；二哥也在战斗中牺牲；朱兆生被抓捕后因年少幸免于难（眉心被烫上罪犯烙印），后在溧阳南渡镇北梗村安家。

朱琏父亲朱鸿茂，从小跟祖父习武，性情豪爽，仗义疏财。在辛亥革命期间，他率先剪掉辫子，参加革命军，成为同盟会会员，但壮志未酬，36岁（1916年）即英年早逝。自其父病逝后，索债者纷纷而来，朱琏家道始落，经常遭遇各种不公与歧视。

朱琏母亲生育一男三女，朱琏是幼女。父亲去世后，朱琏和母亲、哥哥、姐姐相依为命，苦度岁月，饱受欺压。1927年，朱琏的哥哥朱麟书也因病去世。自此，朱琏家中更加窘迫，生活来源主要为少许遗产和大姐朱瑞当教员的收入。

朱琏的性情继承了她父亲的豪爽，又拥有特殊家庭环境成长起来的坚韧性格，她自小即表现出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朱琏家中比较开明，崇尚知识，提倡读书，男子不留辫，女子不裹脚，这在当时那个年代是极为难得的。朱琏以男孩子装束到十四五岁时始换女装，和哥哥一起练拳术与刀剑棍棒成为日常功课之一。

朱琏幼年时在家随父修习书法、戏曲与音乐，随母认识方块字。9岁开始在南渡镇读小学，13岁小学毕业考入溧阳县立女高，16岁毕业。之后因家中经济原因，赴武进县夏溪小学担任国文教员（教三年级，教职员和学生都称她为“小朱先生”）。这期间还跟随当地老中医学习过《本草纲目》《本草从新》《汤头歌诀》等 ^③；同时请其他教员为她补习外语和数理。

后来，朱琏读到《孙文小史》一书，了解到领导民主革命的孙中山先生最初是学医的，很受启发，于是在母亲的同意与支持下，于1927年，考取了苏州志华产科学院。苏州志华产科学院是私立旧学制，教授除院长顾志华外，都是请苏州公、私立医院（包括苏州教会医院）的院长或主任医师（也有美国医师），以及美、德、日留学生，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来兼任。

在校期间，朱琏曾参加了一些京剧、话剧、歌舞剧等的晚会公演，还登上过报纸，成为苏州当地低调、个性的小“名人”。朱琏业余时间还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实质、封建残余的社会制度、妇女自由解放等问题，逐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业务学习方面，她通过自己超越常人的努力，成为同班同学中最优等者之一。

1929年秋，苏南发生了“倒蒋暴动”，当时溧阳县赶走县长的消息传到了南渡，朱琏担心局势混乱容易引起家中母亲、嫂侄的恐慌，于是从学校请假回家去看望和安慰他们。当她返校途经常州大姐家，这时适有大姐夫妇的朋友卢某因参加暴动，蒋政府悬赏缉拿，此人避难于郊外庙内，无人敢于传递城内消息和递衣物用品，朱琏即自告奋勇装扮成乡村女子模样出城相助，使卢某逃出常州。

因于朱琏在苏州志华产科学院学习突出、成绩优秀，1930年3月，上海普善医院公函向院方聘请朱琏提前（6月是正式毕业日期）到该医院工作，担任该医院产科主任兼司药主任。其间，朱琏有时还常到黄昭学诊所（黄昭学是上海普善医院医务主任，在外自设诊所）出诊，所得收入除寄送给母嫂外，还积蓄些钱财准备留学日本——然而，几个月后朱琏在女高最好同学马云轩的介绍下，结识了因“倒蒋暴动”被通缉流亡在上海的溧阳同乡——许闻天（马云轩爱人）、陶希晋，把所得月薪几乎全部接济给了他们。

朱琏在认识了陶希晋等之后，开始读一些进步小说，如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等，思想渐渐不同于学生时期仅是做一个孝顺女儿，而开始认识到她家那种孤儿寡妇被欺压的苦境，是黑暗社会制度的一个微乎其微的反映，对于人剥削人的社会，产生了切齿痛恨的情绪，她已不能安于个人生活优裕，做一个被资产阶级雇佣的好医生，留学到外国去深造的念头也彻底打消了。她意识到除了有家，还有国，还有天下。

在与陶希晋的不断接触中，朱琏的思想像是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生活贫穷的陶，身上闪烁着心灵富足的个人魅力，朱在物质上接济陶的同时，也获得了陶精神上的滋养。思想信仰上的一致，促进了他们生活上的结合，不久，经由许闻天、马云轩夫妇及陶矞云（陶希晋同乡）从中牵红线，1930年冬，陶、朱二人结为夫妻。这桩婚事虽然遭受一些亲戚朋友的反对，但她内心坚定自己的选择。

1931年夏，为了寻求光明，朱琏离开了处处笼罩着腥风血雨的上海滩，随陶希晋到安徽省明光中学当了校医和兼课教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陶希晋、朱琏等立即组织明光各界群众和明光中学的师生成立了抗日救亡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2年，河北石家庄（1925—1947年叫“石门”）正太铁路收归国有，一批国民党左派和追求光明的青年知识分子云集这里，其中就包括陶希晋和朱琏，陶希晋任铁路局文书科科员，朱琏当了铁路医院医生，不久朱琏就参加了正太铁路员工救国会，担任宣传委员。在正太铁路医院里，朱琏待工人如亲人，给工人看病认真细致，还经常背着药箱到工人家里为其家属接生，给孩子看病，她与工人们结下了手足之情。1934年朱琏参加了正太铁路进步青年组织的读书会，学习进步书刊和马克思主义理论。

1935年冬经陶希晋、刘汉平（时任北平市委组织部长）介绍，朱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石家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①。陶希晋不久担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委员、书记。

当时石家庄情况十分复杂，政治纷争，市区各色人等鱼龙混杂，既有商行大佬、教会帮派、豪绅地主，又有特务机关秘密进行工作，处处都阻碍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1936年1月，中共石家庄市工作委员会建立，同时中共直中特委也重新恢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处既便于上级党组织派人来石家庄传达指示、递送文件，又便于各县党组织请示汇报工作，还便于市委、特委领导同志以职业掩护的隐蔽场所。因此，党组织要求朱琏辞掉正太铁路医院医生一职，自开诊所，作为党的活动机关和联络点。2月，朱琏向正太铁路局递交辞呈，工人们得知后联名呈请挽留，恳求朱琏留在医院里，朱琏耐心解释“请工人们放心，开诊所仍然能为大家看病”。在诊所筹备时，许多铁路工人前来出力帮忙。

3月1日，“朱琏诊所”在石家庄西横街爱华里1号开业，这天前来祝贺的人们络绎不绝，有石家庄政要、名流、社会各界人士，还有工人等。“朱琏诊所”从开业这天起就担负着“搞好医务工作、扩大社会影响、掩护党的工作”的重任 ^①，成为党组织联系、发动群众的桥梁和场所。“朱琏诊所”既是住宅，又是诊所，上级党组织派人来，就掩护在朱琏诊所里，警察来查户口，就以看病为名躲过搜捕和清查，不少党员和党的负责同志都在诊所藏过身，他们通常以账房先生、司药员、挂号员等公开的身份作掩护，在这里召开党的会议，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其活动的部分经费也由诊所的收入来支付。石家庄市和周围各县（如平山、获鹿、灵寿等）党组织也常派人以看病、买药为名，到朱琏诊所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汇报工作和听取指示。朱琏利用她高超的医术和特殊的身份，把看病当作是完成党组织任务的好时机，广泛结交各界朋友以扩大影响。对于前来诊所就诊的病人，她都热情接待，精心诊治，还经常深入正太铁路、大兴纱厂等工人宿舍区进行巡诊，通过给人看病，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春，朱琏担任《正言报》医药卫生副刊和《华北民报》妇女副刊主编，当市委机关刊物《北风》出刊后，她担任特约投稿者，经常在这些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是年夏，朱琏等根据市委的指示，以党员、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为骨干，组织成立了有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业余话剧团、歌咏队（以妇女为主，赵子岳任教唱老师，赵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北影著名演员）、跑步团、国术团、星期日自行车旅行队等群众团体，利用休息日走上街头，唱抗日救亡歌曲、讲演、散发传单，以激发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他们不仅在地方上唱，还到驻防的国民党军队中去唱，一次为了送国民党东北军北上抗日，朱琏拉着队伍到火车站高唱《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歌声雄壮激昂，激励着车上的官兵和送行的群众。绥远抗日以后，石家庄群众抗日情绪更加高涨，成立了抗日救亡机构——石门各界慰劳前方将士后援会，朱琏被选为常委，负责医药和妇女工作。为了慰劳绥远抗日将士，朱琏带领妇女姐妹成立了募捐队，说服各界人士支援抗战捐钱捐物，并亲自登台募捐义演。1936年12月，南京政府给石门当局发来文件说陶国华（即陶希晋原名）是共产党头子、朱琏是妇女代表，遂欲逮捕陶希晋、朱琏，为了以防万一，市委决定让他们离开石门去北平、天津暂避一时，春节过后他们又返回石家庄继续开展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石家庄的抗日救亡运动形成高潮，石门各界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朱琏被选为常务委员（后来担任主席）。随后朱琏又组织妇女成立石门各界妇女抗日救国会，她担任会长。国民党当局曾责令石家庄公安下令禁止群众组织抗日团体，石门各界抗日救国会随之被“解散”，为了争取恢复各个救国会的合法权利，朱琏领导妇女打先锋，进行游行和请愿斗争，因妇女救国会在当时非常具有影响力，反动当局被迫同意恢复妇女救国会、青年学生救国会和其他救国会。石门国民党特务机关对朱琏早有怀疑，恢复抗日救国会后，朱琏家门前“朱琏诊所”的铜牌不翼而飞，但这些威胁丝毫不能动摇朱琏抗日救国的决心。

1937年9月中旬，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就坚持华北抗战、协同作战等问题，到山西太原、河北保定同国民党将领谈判。石家庄是太原赴保定的必经之地，周恩来由陶希晋等陪同从太原来到石家庄转车，一同来的还有彭德怀、续范亭、南汉宸和边章伍。周恩来等在石家庄期间，市委以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召开了群众大会，有四五百人参加，朱琏主持了这次大会 ^①，周恩来、彭德怀在大会上讲了话，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除周恩来外，彭德怀等人都到了“朱琏诊所”探访地下党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之后石家庄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朱琏组织医疗救护队，指挥群众防空，冒着生命危险救护受伤的群众。

1937年9月下旬，河北保定失陷，日军逼近石家庄，省委书记李菁玉和北方局萧明等来到“朱琏诊所”，决定让朱琏立即化装离开石家庄，避免遭受暗害，同时任命朱琏为平汉线省委妇委，于是朱琏当晚带着一批职工家属前往山西省寿阳县一个小村子，兼任妇女支部书记。此时，陶希晋带领市委成员和正太铁路部分党员、职工100多人，西上太行山，在阳泉组成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朱琏随后也从寿阳来到阳泉，在太行山根据地以石家庄各界抗日救国会主席名义，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不久正太铁路工人游击队并入十八集团军（八路军）一二九师，至此“朱琏诊所”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陶希晋与朱琏等为石家庄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琏于1937年11月4日正式入伍，在一二九师野战军医院工作，她把自己存有的财物和医疗器械，全部无条件献给了一二九师部队医院。陶希晋工作在太行抗日前线，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新政权、发展地方武装、为一二九师和八路军总部筹粮筹款等。是年冬，朱琏随一二九师进驻山西辽县（今左权县）西河头村，刘伯承师长任命朱琏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卫生部野战医院院长。在一系列的战斗中，朱琏率野战医院医务人员随师部转战于太行山川，抢救伤员，照顾部队家属。1938年4月，在日军进攻太行山的一次激烈战斗中，野战医院与司令部失去联系，紧急情况下朱琏果断带领一排人掩护伤兵转移地方治疗，甩掉敌人的追击，没有受到损失，最终与师部胜利会师，朱琏因此被师部授予“刚毅果敢”光荣称号，受到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表扬。不久，朱琏被任命为一二九师卫生部副部长兼野战医院院长。

1940年初，朱琏和陶希晋一起北上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学习期间，朱琏还同时为《国防卫生》刊物撰写及编辑稿件。3月8日“三八节”，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授予朱琏“模范工作者”称号。同年，朱琏去杨家岭看望蔡畅（时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在蔡畅家里见到了离别两年多的周恩来，周恩来一见面就认出了朱琏，热情地和她握手问好，风趣地称她“陶夫人”，然后详细询问了她的工作情况，并说：“现在你开始搞党政工作了，可不要抛弃医疗业务呀！业务要精益求精，要多多地为党培养医务人员。你们不要老是执著洋教条，要遵照毛主席教导，努力学习中医，要团结新老医务人员，用中西医两种方法为部队为人民防治疾病，搞出一套我们中国的新医学来。” ^①从此，朱琏把周恩来的教导作为自己搞好医疗卫生工作的行动指南，认真贯彻执行。

1940年3月底，工农红军卫生学校需要治理、改进，军委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找到朱琏，让其出任代理校长。朱由马列学院调出，到红军卫生学校“挂职”（先作代理校长，后正式任副校长），改变了该校当时管理混乱、效率低下的窘境，健全了学制；6月提请卫生部转军委会改卫校为延安医科大学 ^②，后因身体不适离开。1941年，朱琏在休养期间还兼任军委卫生部门诊部妇科医生、延安女子大学卫生教师、陕甘宁边区政府保育顾问等。1942年1月1日，朱琏被任命为军委总卫生部门诊部主任（兼任卫生部总支委员兼门诊部支书），至1943年8月离职到卫生部休养，1944年9月入中央党校二部学习。

1944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的讲话中指出 ^③：“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兽死亡。”朱琏参加了这次会议，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认识到了中医的重要性。此后不久，在陕甘宁边区中西医座谈会上，延安针灸医生任作田老先生贡献出自己30多年行医经验，希望西医界深入研究针灸治病的道理。任老一讲完，来自前方野战部队的一些西医医生就发起签名拜任老为师，朱琏、鲁之俊（时任和平医院院长，后为卫生部中医研究院院长）当场报名，随任作田先生学习针灸 ^①。她边学习，边试用针灸在门诊为来自前方的战士、干部和延安的群众治病，从中不断感悟到针灸的神奇疗效，从此便与针灸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5年冬，朱琏和陶希晋从延安回到一别六年的太行山，来到河北省武安县，朱琏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兼边区医院院长，陶希晋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秘书长。为了解决边区和部队缺医少药的困难，朱琏在医院中推广针灸疗法，用针灸为患者治病。1946年8月6日，刚创办不久的《人民日报》即对朱琏进行了专访。

1946年起，朱琏在武安县开办了3期针灸训练班，培养针灸人才，传授在延安学到的针灸医术，为部队战士和群众治病，深受军民欢迎。陶希晋非常支持朱琏，利用工作外出之便，寻找、购买针灸医书，帮助朱琏学习、提高、推广针灸疗法。

1946年11月，国际友人、著名美国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来太行山采访（此前她曾访问过延安，毛泽东接见了她），陶希晋（中央局秘书长）、朱琏（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以及外事办翻译陪同和接待，薄一波（时任中央局副书记）等与之接见、交谈 ^②。

1948年春，晋察冀边区和晋察鲁豫边区合并，朱琏带领边区医院的医务人员由武安县迁往平山县，途经石家庄时作短暂停留，心里不由得百感交集，因这块阔别11年的土地是她和陶希晋参加共产党获得政治生命的圣地，是他们昔日革命战斗过的地方。

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成立，政府驻地在平山县王子村，陶希晋任秘书长，朱琏任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哈里逊医院院长、华北局妇委委员。1949年1月，《人民日报》报道朱琏带领哈里逊医院用针灸治疗沉疴痼疾效果良好，并介绍朱琏在针灸实践中首倡消毒观念。

1949年2月，为了给解放区培养医生，在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主席的支持下，朱琏在平山县创办华北卫生学校并兼任校长、中央防疫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学校分医生、妇婴卫生、助产、针灸4个班，各班都开针灸课，由朱琏亲自编写教材并讲课，为解放区培养医务人员200多名。朱琏组织学校的学员和医院的医生组成防疫医疗大队，深入平山县农村，普种牛痘，扑灭天花，创办卫生实验县，向当地群众宣传卫生常识，帮助农村培养卫生人员，建立卫生组织。1949年3月14日，朱琏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与针灸术》，向全国人民介绍针灸疗法。

1949年5月，朱琏随华北人民政府来到北京，这一年她已经40岁了。自与陶希晋结为伴侣，朱琏走上了革命道路，经历了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抗日、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把自己全部的青春年华与医术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朱琏积极响应毛泽东、周恩来的号召，努力学习中医，大力应用针灸，为她此后更好地推广、研究、提高针灸疗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