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连通时代记忆（1）
40年，改革开放站到了不惑的节点上。40年人生可称不惑，国家可见枯荣。过去的40年，激荡而伟大。回望来路，中国怀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情，成就了一场伟大的革命。从贫瘠到富裕，从禁锢到自由，从崩溃到奇迹重生。40年，一个个瞬间书写完成的这部改革开放史，让我们有太多的理由为之击节赞叹。从改革先声恢复高考到第一家个体饭店在胡同中开张，从抗击特大洪水到北京奥运会，都是我们记忆中鲜活的改革开放“密码”，每段事件，我们都希望完整回溯细节，以此铭记。
1977
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响雷
恢复高考
从只讲阶级出身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知识被重新赋予了足够的尊严与价值
邓小平召开座谈会，下决心重整教育
回顾中国当代历史，1977年绝对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年，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高考考场，许多人的命运从此发生改变。
在1977年之前，高考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已经在中国消失了11年。
1966年，“文革”爆发。在那个“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狂热年代里，高考制度也没能幸免，招生全面停顿。
1972年，招生工作恢复，但这一次只“选拔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取消文化考试。从此，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推荐选拔制度开始正式实行，大学教育面临危机。
1976年，“文革”结束。十年浩劫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人才断层，中国在世界新的科技革命浪潮面前步履蹒跚。
1977年，正式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和相关人员围绕科技和教育问题进行多次谈话，决定于8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迅速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确定了与会的33位专家学者。
令与会者没有想到的是，日理万机的邓小平，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座谈会。
这席话令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感同身受。他受到会议气氛的影响，激动地站起来，慷慨陈词：“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它的用处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的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小学的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的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左的思潮在社会上还很猖獗，所以三十多个代表面面相觑，没有人发言。经过再三动员以后，第一个发言的是南开大学的杨石先教授，他一开口就检讨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一定要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是科研怎么才能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才能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包括学制、教材、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具体措施、有什么想法，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两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在邓小平的引导下，大家渐渐开始畅所欲言。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教授建议，把过去招生的十六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当即表态说：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
查全性痛陈招生弊病，邓小平拍板“今年就恢复高考”
8月6日下午，在会议即将结束的前一天，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说，现在清华的新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插话道：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
时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著名教育家刘道玉当时在会议的秘书组，据他回忆，查全性的话一出，坐在沙发上的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探出半个身子，示意查全性往下说：“查教授，你说，你继续说下去……你们大家都注意听听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
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的招生制度有四大弊端：一是埋没了人才；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三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今年的招生工作还没有开始，就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甚至小学生都知道，如今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邓小平不时地在笔记本上记录着。查全性建议：“入学招生名额不要下放到基层，改成由省、市、自治区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另外，要真正做到让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应届高中毕业生、社会青年，没有上过高中但实际达到高中文化水平的人都可以报考。”
查全性发言完后，举座惊讶。邓小平听完后，向查全性点点头，然后环视四座问：“大家对这件事还有什么意见？”查全性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响应，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等教授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意见，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不然，又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邓小平问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还来得及。邓小平略一沉吟，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
邓小平当场拍板的这个决定得到全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很多学者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出两天，全北京城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招生条件放宽，恢复高考掀起全民“读书热”
自8月13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当时正在举行党的十一大，“两个凡是”思想还有较大市场，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招生制度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到中秋，总是议而不决。焦虑的人们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关键时刻，邓小平又说话表态了。
9月19日，邓小平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严肃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他明确要求：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办事要快，不要拖。
9月25日，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高考的决策自此尘埃落定。
新的招生文件根据邓小平指示精神，在几个政策问题上实现了重要突破，扩大了招生范围，放宽招生年龄、婚姻限制，并修改了繁琐的政审条件，实行择优录取。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宣告当年恢复高考。这个消息传遍了中国的城乡，犹如春雷滚滚，极大地震撼了每个有志青年的心灵。
很快，全社会掀起“读书热”。
一大清早，图书馆还没有开门，青年人就已经在门口排起了长队。上海图书馆的老员工们至今还记得当年的盛况。每天早上6点多，上海图书馆门口就开始排队了，到了开门时间，读者像潮水一样涌入，涌入的人群竟然把门玻璃给挤碎了。“那是英国人建造的房子，门很厚的，玻璃也是很厚的，要把那个玻璃挤碎的话不是一两个人能做到的。”开铁门的工作人员被挤得贴在了铁门上，只得大声提醒：“轻一点，轻一点，不要受伤！”
挤进图书馆的人基本就不出去了，许多读者早上进来，带几个大饼，图书馆里有开水供应，一直到晚上图书馆关门再出去。因为人太多，所以窗台上也坐满了人，许多人连窗台位置也坐不上，只能坐在地板上，甚至室外的阳台上。“要把‘文革’十年所失去的时间给补回来”成为最激励人心的口号。
在高考前夕，由于资源严重匮乏，而报考人数又太多，如何解决高考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立刻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剩余的纸张调配出来，加紧印刷高考试卷。
“恢复高考就像塌方隧道尽头突然射进来的那束光”
1977年12月，570万从山村、渔乡、牧场、工厂、矿山、营房、课堂一路风尘走来的考生，怀揣着难得的名额、忐忑的心情和奋发的意气，奔向考场。77级山东考生刘相回忆：“那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场景，不少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师生、夫妻携手同进一个考场。”
据当时的考生回忆：“考场里面桌子不是单人单桌，是两人一个长条桌。很多人的试卷上还有一股浓浓的油印味。当时的考试题非常简单，都是一些基本的常识，没有太深奥的题。譬如史地考卷上有一道题：井冈山在哪个省？要知道，那是一个知识极度贫乏的年代，许多基本常识人们都不知道。”
很快，紧张的阅卷工作开始了。在阅卷室里，老师们各司其职，不准交头接耳。“早上8点钟开始，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判到下午4点半。每天批多少没有硬性规定，但是大家都很拼命。”在阅卷老师曾小林的记忆中，那一个月他们几乎没有离开招待所：“吃喝拉撒都在楼里，偶尔有人出去买日用品，也不能走远，马上就回来。”曾小林说，当时的阅卷工作非常繁重，每天一摞摞的卷子压得让人喘不过气。“一道题至少经过四个人的手。每个人看过之后，都在后面盖上自己的印。”
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高考考生达到了1160万人，创造了世界考试历史上的奇迹。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1977级和1978级的大学生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978年，从部队复员仅仅2个月后，刘震云（知名作家）参加了高考，并以河南文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北大中文系。“如果没有77年、78年高考，那我可能会像我表哥一样，在建筑工地搬砖。”刘震云说。
同样在1978年，北京电影学院到西安进行全国恢复高考后的首次招生。得知消息，张艺谋（知名导演）带着自己的摄影作品跑到考场。彼时，他正在陕西农村插队，和农民一起下地干了3年，后来被招到咸阳棉纺织厂当搬运工，一干又是7年。后来，张艺谋如愿考上北影，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艺术人生。
“恢复高考开放了一片天地，不仅让每个人自由挥洒能力，也成就了一个英雄时代……”1978年参加高考的俞敏洪（新东方创始人）说。
“恢复高考就像塌方隧道尽头突然射进来的那束光，让人们在快要闷得透不过气来时，看到的那个小孔的光亮。”在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后来成为历史学者的雷颐看来，中国人后来笃信“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印证着恢复高考后，知识被重新赋予了足够的尊严与价值。
恢复高考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拐点，更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
“高考虽然表面上看仅仅是教育考试，但能否选拔出合适的人才进入大学深造，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指出，恢复高考前三年，有九十多万人才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他们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新价值、新共识，他们创造了中国辉煌的时代。
恢复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意义远远超出教育本身，它标志着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稳定，从只讲阶级出身到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让更多人看到国家复兴的希望。它不仅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还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声，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响雷。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恢复高考及时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大量储备人才。如果说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奏响了改革开放交响曲的序曲，那么40年来高考制度的不断完善，则是改革浪潮不断向前的有力见证！
（参考资料：《邓小平与恢复高考》人民网2014年3月7日、《改变一代人的命运：揭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始末》《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8月20日、《他向邓小平建言恢复高考：当年只是说了几句真话》《长沙晚报》2017年6月4日、《70年代恢复高考百万青年绞尽脑汁找书迎考掀热潮》《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8月8日、《雷颐：恢复高考如隧道里的一束光》《新京报》2017年5月8日、《恢复高考40年，改变了多少中国人的命运》新华社2017年6月6日、《1977年高考阅卷老师回忆阅卷凭的是革命良心》《大连晚报》2009年4月5日等；作者：龙平平、张曙、卢倩仪、范亚湘、吴琼、李佳钰、陈子夏、关开亮等）
1978
全球收视人数最多的电视新闻节目
《新闻联播》开播
肩负着记录时代变迁的重任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忠实的记录者
《新闻联播》很快就让人们领教了电视传播的威力
1978年，《新闻联播》开播，历史的巧合使《新闻联播》肩负起记录时代变迁的重任，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忠实的记录者。
《新闻联播》的前身是北京电视台的《电视新闻》，其创办之初的定位在于“尽可能反映当前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报道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通过电视新闻片突破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媒介对我国的新闻封锁，反击他们对我国的污蔑和诽谤”。1976年7月1日，《新闻联播》第一次试播，那时的名字叫《全国电视新闻节目联播》。
1978年1月1日，《新闻联播》正式开播。开播之前，电视台美工组的张德生认为原来的节目名字实在太长，建议改成《新闻联播》。这一天的头条新闻是“邓副主席出席国务院办公室招待会，同外国专家欢庆新年”“河北马万水工程队勇夺新高峰”“山西平定县粮食获得丰收”。
《新闻联播》播出不久，北京电视台正式改名为中国中央电视台，简称CCTV。
1979年底，《新闻联播》首次出现播音员图像，赵忠祥是第一位播音员。此后不久变为一男一女两人播报新闻，这一形式沿用至今。据赵忠祥回忆，在《新闻联播》刚开播的时候，中国还没有录像设备，新闻全部用胶片带拍下来送回播音室，胶片带播放的同时，播音员同步配音。
早期《新闻联播》的地方新闻，大都是通过班机或火车送到北京，加上洗印、编录，有的新闻要几天后才能与观众见面。由于当时没有电脑和打印机，大部分新闻都以手写稿的形式传给主播。“当时的主播要具备极强的文字辨别能力。20个编辑每个人的字都不一样，有时候还有各个领导用红笔、黑笔修改的手迹。”赵忠祥回忆，有时在节目开始后还会“飞”进一两篇这样的临时稿件。播音室则是一个40平方米的小屋，摄像机、照明灯，加上满地电线，走路都要很小心。
上世纪80年代是《新闻联播》变化最多的年代
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电视的普及程度很低。那时候谁家有台电视，才是共享经济的雏形，得全楼或者全院子的老少一起看。当年人们获取新闻的方式基本都来源于报刊和广播。电视还是有些曲高和寡，复杂的拍摄方式甚至让多数新闻滞后两到三个月。比如1977年，北京电视台农业组在唐山一带拍摄小麦丰收的新闻。拍摄的时间是5月底6月初，算上剪辑、合成、邮递胶片，播出时已是9月份。当时拍摄的小麦田后来又种上了玉米，玉米也都快熟了。1976年，北京电视台的记者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的记者去石家庄采访当年的夏粮生产情况。当时很多领导集中在石家庄开全国“三夏”现场会。记者们到了门口，都掏出介绍信和工作证。电台和《人民日报》的记者顺利通过，到了北京电视台，工作人员皱着眉问：你来这干什么？电视台不是拍电影的吗？
作为当时大陆的新媒体节目样式，《新闻联播》很快就让人们领教了电视传播的威力。1980年11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报道在《新闻联播》陆续播出，造就了《新闻联播》历史上的首轮收视高峰。
从1978年到1988年，《新闻联播》经历了它最初忙碌多变的10年。从无到有、从有到精进、不断尝试、摸着石头过河，这档新闻节目的经历，几乎是改革开放前10年路径的另一种复制。
1984年，央视新闻部的记者在北京某部委采访，一位处长对记者抱怨《新闻联播》的开会新闻太多，基本是“他说……他指出……他强调指出……”这样的新闻，“家里人一碰到这种新闻就直接换台”。河北省一位公社干部对央视新闻部的记者提建议，希望《新闻联播》多播放一些农民致富的典型办法，觉得现在的新闻“大而化之，不具体”。1986年央视新闻部的人到广东出差，广东省广播电视厅的厅长在饭局上直言不讳，说中央台的新闻节目办得不如广东台好。那时候广东台每天早、中、晚共播8次新闻，《广东新闻》每天报道百姓身边的社会新闻，可看性很高。而央视每天播3次新闻，内容几乎被领导开会和讲话占据。
这些声音促成了《新闻联播》诞生以来的一次大变化。
《王府井百货大楼前的停车场见闻》是《新闻联播》的第一条批评报道。报道指出了一些领导家属公车私用，成为特权阶层。这条新闻播出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新闻中相关车牌号甚至被曝光，导致很多单位找上门来解释缘由。那一时期，《新闻联播》上播出过垃圾污染市容、氯气泄漏导致居民受害、木箱厂噪音扰民以及北京郊区河流污染等批评性报道。这些新闻在播发后都收到了相关单位的反馈。观众开始认为《新闻联播》不再是大而化之的代名词，也开始关注百姓身边的小事情。
1985年，杨伟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至中央电视台，担任副台长。当时，一些电视台新闻记者有个习惯，下午出去采新闻，回到台里把东西一放就回家吃饭了。至于片子，明天再编。为了改变新闻时效性差的现状，他下了死命令：当日新闻必须当日播，谁不播就离开。
1986年1月29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发生爆炸，《新闻联播》将其列为头条，并足足播放了6分钟。将国际新闻置放在国内新闻之前播出，打破了《新闻联播》多年不变的“先国内，后国际”的惯例。
1988年1月，央视新闻部派了8人组成的考察小组，由新闻部副主任李海明带队去香港学习新闻直播。那时的深圳还没有机场，一行人只能降落在广州，再坐火车去深圳。在广州期间，央视新闻部的人顺道去了广东电视台参观。按说来自央视的人下地方去看看，应该很有面子才对。不想当时的广东台，一天8档新闻节目全部都已采用直播的形式。李海明形容：直播机房非常安静，一切井井有条。还没有到香港，央视的人先被广东台深深震撼了。因为在新闻直播上落后了地方台，下来看看直接变成参观学习。
在香港，亚视（TVB）与无线（ATV）非常热情地接待了央视考察学习人员，并安排他们与新闻直播和采访的相关工作组跟班学习。那次考察对于央视至关重要。我们现在看到电视记者拿话筒跑外景，回到台里继续主持节目似乎稀松平常，但在当时的央视人看来，这些都是望尘莫及的。
回到北京不久后，央视开始尝试《新闻联播》直播，并在1988年第一次将技术运用到实际新闻播发上。
现在，当我们窝在沙发里看所有的直播节目时，都不要忘记30年前，央视人南下取经归来后，在直播间汗流浃背地不断尝试的每一个细节。
《新闻联播》与世界接轨
40年中，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巨变，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新闻联播》的传播模式。作为国家形象的代言人，这些变化又是极为慎重的、渐变式的进步过程。
1996年1月1日起，《新闻联播》正式由录播改为直播。这一新闻播报形式的质变，给《新闻联播》的工作人员带来了巨大压力。曾主持过《新闻联播》的卢静复述了罗京对她描述过的一段经历：“有一次一条重大新闻在节目开始后才送到演播室，要求无间断口播15分钟。当时李瑞英藏在主播台下给罗京一张张递稿件，罗京看到稿件的同时就必须播报出来。突然有一张李瑞英怎么也找不到了，好在罗京播完前一张的最后几句时，李瑞英终于找到，总算有惊无险。下了台后两人都一身虚汗。”
1984年，央视在香港成立第一个驻外记者站，《新闻联播》加录台湾华视新闻的新闻影片，也和亚太广播联盟A、B、C区的国家与地区交换新闻影片。
1984年～1987年，《新闻联播》开始派遣驻外记者，并加强了国际新闻的报道。
1991年，《新闻联播》通过国际卫星频道走向世界，覆盖全球。
1992年，央视在美国建立了记者站。目前，《新闻联播》在全世界17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8个记者站（点），并与CNN等全球知名的电视机构建立了新闻节目交换合作关系，世界重大突发事件常常成为《新闻联播》“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40年来，以“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天下大事”为宗旨的《新闻联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深不断发展。“我们就像解读密码一样看新闻联播。”一位西方驻华媒体记者这样说。如今《新闻联播》成为全球收看人数最多的新闻栏目，其客观、生动、丰富的纪实手段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每一天，成为一部最真实的教科书。
（参考资料：《新闻联播30年发展史中国第一的背后》《南都周刊》2008年第1期、《新闻联播开播30周年改革开放的忠实记录者》人民网2008年1月2日等；作者：杨金月等）
1979
大年初一，万象更新
“旋风九日”，邓小平访美
是“中国的愿望、尊严和外交灵活性的象征”
在美国掀起了“邓热潮”“中国热”
“当时的气氛就像充了电一样”
1979年1月28日，在北京首都机场，邓小平率团出发前往美国访问。这一天，是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一，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大年初一一般是不出远门的，一家老少团聚，热热闹闹过年。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访美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选择在这样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赴美，带去的不只是数万万华人的祝福，更有渴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真诚。邓小平说：一年于始，万象更新，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早上8点半，李先念等人到机场送邓小平，候机厅里，邓小平的小孙女亲昵地围着他，这一幕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巧的是，这一天的机长，是参加过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期间担任领航员的徐柏龄。应了好事多磨那句老话，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处长唐龙彬回忆，按照计划，专机先从北京飞上海加油，可是当专机在跑道滑行时，突然接到上海有大风大雨的天气预报，上海虹桥机场能见度降到1公里之内，根本不符合降落要求。专机不得不滑回停机坪等候，半小时过去了，大家焦急万分。赴美的一切日程都是紧锣密鼓的。
时任新华社副总编辑彭迪，作为邓小平的“新闻助理”，也随团出访。他回忆，很多人为了安全起见，想劝邓小平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再起飞，可是邓小平还是通知机组人员，要求他们抓紧时机及早起飞。当飞机到达虹桥机场上空时，已是风雨交加、浓雾弥漫，能见度非常差。第一次降落没有成功，飞机立即被紧急拉起，机舱内顿时鸦雀无声。几分钟过后，飞机终于稳稳降落，大家欢呼一片。同在机舱里的唐龙彬注意到，“小平倚着座椅，半闭着眼睛，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邓小平访美的第一场活动是到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近郊的家中。那是两人8个月前在北京首次会面时的约定。当时布热津斯基在席间曾半开玩笑地问邓小平：卡特总统因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国会遇到麻烦，中国是否也有类似的问题？邓小平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有，在台湾就有不少反对者。邓小平的机智让布热津斯基惊叹不已。
1979年1月29日，美国白宫南草坪上首次并排升起五星红旗和星条旗。上午10时，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一行乘车来到白宫，1000多名欢迎群众挥舞中美两国国旗，向中国贵宾欢呼、鼓掌。卡特总统和夫人陪同邓小平夫妇登上铺有红地毯的讲台，乐队奏起中美两国国歌，礼炮鸣19响。
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隆重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主席，还陪同检阅三军仪仗队，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极其罕见。
布热津斯基回忆道：“当时的气氛就像充了电一样，我不记得白宫以前曾经有过如此令人激动的场面。”
欢迎仪式结束后，卡特与邓小平走进了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开始进行两国高级会晤。卡特以“动人的微笑”与邓小平等中国客人寒暄。在开始正式会谈前，卡特用家常话来热闹场面。他说：“记得1949年4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在中国青岛待过一阵。”
邓小平听了微笑着点点头。他不但知道卡特年轻时在青岛做过短暂的逗留，而且还知道卡特经常从传教士舅舅那里听到关于当时中国的情况，因此从小就向往中国。当卡特1949年初从香港乘潜艇去青岛时，正逢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时。
邓小平巧拾话题：“你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包围了青岛。”
机智的布热津斯基插话说：“照这样说来，你们早就见过面了。”
邓小平笑答：“可不……”谈判桌上顿时洋溢起一阵轻松的笑声。
随后，邓小平和卡特就世界局势和发展双边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会谈持续了将近80分钟方告结束。邓小平用毕午餐后来到国务院休息室，被一群守候在那里的记者团团围住，希望他能谈谈上午会谈的内容。邓小平以东方式的幽默回答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我们无所不谈。”这个巧妙的回答把记者的口堵得严严实实。当天下午，中美双方又进行了持续两个半小时的会谈。
晚上，卡特和夫人举行盛大的国宴，热烈欢迎邓小平及中国来宾。宴会厅里洋溢着热情欢乐的气氛，美方特地从卡特总统的故乡——佐治亚州——运来的1500株山茶花装点着各个角落，显示了主人的良苦用心。
在宴会上，与邓小平同席的美国著名影星雪莉·麦克莱恩告诉邓小平，她几年前访问中国农村时，曾经问一位正在“五七”干校劳动的大学教授到乡下干活是什么感觉。这位教授答道，他很高兴与贫下中农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可学到很多东西。本来谈笑风生的邓小平一听此言马上正色说：这位教授在撒谎。在“文革”中，无数知识分子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实际上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邓小平尊重知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给身边的宾客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参加这次宴会的约有150多人，宾主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欣赏了乐队演奏的中美两国的民间乐曲，中国中央电视台和3家美国电视台转播了这次“全世界多数人所注视的筵席”。
邓小平旋风式的访问使得在美国的每一天都成为“中国日”
为了让来自东方的贵宾对美国文化有个直观的了解，卡特特意为邓小平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精心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演出。组织者知道邓小平特别喜欢足球和篮球，专门从加利福尼亚请来了一队职业篮球选手，在舞台上表演球艺。这在肯尼迪艺术中心还是首次。最后的一个节目更是显示了主人对客人的异乎寻常的友好——由100多名肤色不同的美国小朋友齐声用汉语高唱《我爱北京天安门》。
孩子们歌声终了，邓小平夫妇在卡特夫妇陪同下走上舞台。在和小演出者握手时，邓小平弯下腰，亲切地亲吻了儿童合唱团一个孩子的前额。随后，他重复了这一动作，接连亲吻了5个孩子。他流露的情感如此自然而真诚，在场的不少美国观众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邓小平说，表演“让我们永生难忘”，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两国应当进行积极的文化交流。“当天的美国报纸这样评论：邓小平真诚亲吻美国儿童的场面，恐怕会让美国不少政治家重新学会如何亲吻孩子。”
结束在华盛顿的紧张日程之后，邓小平到卡特的故乡亚特兰大参观访问，邓小平重点参观了福特公司的一个汽车制造厂。这家工厂每小时能生产50辆小汽车，当时中国的汽车年产量大约1.3万辆。
访美之前，邓小平指示，既然去最发达的国家，参观活动要围绕美国最先进的工业和高科技项目展开，访问的目的是了解美国，向一切先进东西学习。亚特兰大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是主战场之一，在战火中成为了废墟。而到邓小平访问之时，亚特兰大已成为美国南方发展最快的城市。崛起中的亚特兰大非常渴望与改革开放刚起步的中国开展经贸合作。为了欢迎邓小平来访，该市首任黑人市长杰克逊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午宴，当地1400多名各界名流均来赴宴。
《亚特兰大宪章报》当天几乎用了7个整版报道邓小平访问的细节。《纽约时报》则在一篇报道中评论说，邓小平对亚特兰大的访问在当地造成了最大的轰动效应，传达出了中国热爱和平、盼望合作的强烈信息。
在休斯敦，邓小平的考察重点转向了高科技领域。在美国载人航天基地，邓小平不仅仔细参观了宇宙飞船阿波罗17号的指令舱和月球车，还在美国资深宇航员弗雷德·海斯的引导下，登上将于当年底进行首次试飞的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亲身体验了航天飞机从10万英尺高空降落到地面的情景。参观“天空实验室”太空站实体模型时，邓小平也是兴致盎然，不时向身边的宇航员询问太空生活的细节。
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顿小镇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策马飞奔的女骑手隔着护栏向邓小平送上一顶牛仔帽。邓小平欣然接受，戴在头上，全场掌声雷动。对美国人来说，邓小平戴上牛仔帽观看美式牛仔表演这一入乡随俗的举动，表达了他对美国文化的尊重和对美国人民的友好之情。如今，那家牛仔竞技场虽然因主人去世已经关闭，但邓小平头戴牛仔帽、向美国公众挥手致意的友好和自信形象已定格在历史中，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永久象征。
在访问美国的最后一站西雅图，邓小平在波音公司的总部，参观了6层楼高的747客机装配车间。之前中国刚刚订购了3架707，而那时候他们已经生产了747。唐龙彬记得，邓小平看得特别仔细。第二年，首架波音飞机交付中国，波音公司也开始在中国设立办事处。波音飞机从此之后成为中国航空客运与货运系统的主力军。
在休斯敦宇航中心，邓小平用看似不经意的口气说，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有宇航员登天的；而在波音总部，邓小平说，总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造飞机的。对当时在他身边的中方人员来说，可能更多地将这些话理解为一位领导人对未来的“畅想”。在一切都变成现实后，再想起邓小平当年的话，感慨连连。
在短短9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争分夺秒、不知疲倦地走访美国各地，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交流。有人统计，他出席了近80场会谈、会见等活动，参加了约20场宴请或招待会，发表了22次正式讲话，并8次会见记者或出席记者招待会。邓小平旋风式的访问使得在美国的每一天都成为“中国日”。美国人第一次近距离领略了新中国领导人的风采，并且为之“深深着迷”。
1979年元旦，美国《时代》周刊把邓小平作为其1979年第1期的封面人物。2月5日，邓小平离开美国之时，他的头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题目是《邓来了》。美国媒体说，邓小平在美国掀起了“邓热潮”“中国热”，他的访问是“中国的愿望、尊严和外交灵活性的象征”。
“影响深远，坦诚，亲切，和谐，极其有益和富于建设性”的访问
新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破冰之旅”，如巨人之手推开封闭的国门，一个重现生机的文明古国，正开始探索与世界互利共赢之路。在中国对外开放和交流合作的历史上，树立起一座巍巍的丰碑。
邓小平访美期间，两国签订了有关经济、文化与科技等领域的一系列合作文件。他指出：“在我们两国之间还有许多合作的领域有待我们去开辟，许多渠道有待我们去沟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他表示：“中国的大门对一切朋友都是敞开的。”邓小平此行为中美经贸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他说：“中美的贸易不是几百万美元，而是几十亿美元，甚至是几百亿美元的事。”从那时起，两国的年贸易额不断提升，彼此成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在经济上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邓小平在访问中反复强调“人民”二字。他坚信，中美两国友好将为两国及世界人民带来福祉，两国友好需要在人民之间传达友好情谊。整个行程中，他时时刻刻践行着这一信念，向美国民众展示了中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的美好愿望，展示了改革开放浪潮将起时中国的新形象。在邓小平和卡特第3次会谈后，双方紧紧握手，邓小平说：“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卡特后来说，这句话令他深深感动。邓小平说：“人民之间的往来可以更加频繁，更加密切。”从那时起，中国学子陆续赴美留学，大批人员学成归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立场坚定而务实。他在访美期间强调：“统一祖国，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夙愿……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按照我们的心愿，我们完全希望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同时明确指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中国政府“一定考虑到台湾的现实，重视台湾人民的意见，实行合情合理的政策”。
正是在访美之后，邓小平把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扩展到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提出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创造性构想。我们按照这一科学构想，实现了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并正在为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而继续努力。
卡特对邓小平的此次访问的评价是：“影响深远，坦诚，亲切，和谐，极其有益和富于建设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主任龙平平说，邓小平1979年提出的3个重要观点，都与他的美国之行有一定关系。首先，基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了解，邓小平在访美后一个月提出了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其次，访美使邓小平对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市场经济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79年11月，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再次，他于1979年末提出，中国已学会利用加强国际交往合作的条件，在此之后，他进一步提出中国不仅要改革经济体制，而且要扩大对外开放。
中美关系的发展打开了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与合作的大门，从而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的外部资源和动力。邓小平的访美之行，是一次划时代的访问，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性进程的关键一步，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航船鸣响了汽笛。
（参考资料：《33年前，邓小平“破冰”访美那些事》《解放日报》2012年3月17日、《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重温邓小平访美历程》新华网2004年8月22日、《开创未来的旅程——邓小平访美30周年回眸》新华网2015年9月22日、《还原邓小平“旋风九日”细节》人民网2015年12月31日等；作者：陈天璇、班纬、徐剑梅、傅双琪、余玮等）
1980
中国人品尝菜肴，外国人品尝“政治”
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开业
书家赠字，却不敢落款
邻居说其是女特务，“要不家里怎么有那么多外国人”
“个人开饭馆国家没政策，我们也不敢批啊”
1980年9月30日，雨，北京中国美术馆正门对面狭长的翠花胡同里黑压压挤满了人，大家的伞撑成一小片天空。有人推着自行车，有人手里捏着网兜，有金发碧眼的记者，还有日本留学生……大家挤在一个简陋的小饭馆门前等待着。11点多，门刚一开，靠前的人群已经涌进小平房里。一位40多岁的妇女有些惶恐和兴奋地走出来，她就是中国第一个个体饭馆的老板，刘桂仙。
1979年，邓小平在一次发言中指出，要多搞赚钱的东西，可以开饭店、小卖部、酒吧。国家允许自谋职业成为解决就业压力的方式之一。同年2月，国家工商局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的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不准雇工。这份报告是“文革”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有关个体经济的报告。
当时“文革”余波刚平，没人敢去想自己经营赚钱的事儿，北京的郭培基和刘桂仙夫妇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郭培基和刘桂仙夫妇原先都是单位食堂里的厨师。那时候，刘桂仙还是个临时工，两个人每月只有不到100元的工资。家里有五个孩子，一家七口人共盖两床被子。因为厨艺出众，刘桂仙到了一位首长家做饭。首长夫人说：“小刘，你要是开个饭馆，肯定火！”在大家的再三鼓励下，刘桂仙动了心。既然有手艺，不如开个小饭馆试试，还能改善一下家里的经济。
20世纪80年代，没有个体户这个词，所有饭馆都是国家经营。刘桂仙是个急脾气，想到就要做，第二天早上就跑到工商局去申请营业执照。工商局的人说：“没有营业执照我们不能让你开店，要营业执照，个人开饭馆国家没政策，我们也不敢批啊。”“当时的环境‘左’得厉害，个体发展不发展的大问题都不确定。”时任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的靳云平回忆说。
尽管如此，刘桂仙仍然天天去。最后，靳云平被她感动了，同意选择刘桂仙这一户试试。“刘桂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别人问问没结果就回去了，她一个月每天都来工商局问执照的事情，有耐性有决心。”不久，工商局的人找到刘桂仙说：“这样吧，先斩后奏，你先开业，然后发照，回家准备去吧。”就这样，刘桂仙的小饭馆梦终于实现了。
“外国人更是去品尝‘政治’的”
郭培基和刘桂仙把3间平房中的1间改成饭店，搭建厨房的砖头木材是郭培基从单位借的，找了一个烤白薯的旧桶，改装成灶。刘桂仙又去买了4张旧桌子和15把椅子，饭馆的门面就算弄好了。二人给饭馆取名“悦宾”。
夫妻俩原定是“十一”开张，头一天打算试开业，先做给街坊尝尝。9月30日早上，郭培基把炉子生好火，就放心地上班去了。不料中午刘桂仙开火的时候碰到了《北京晚报》的记者，一篇不足百字的《本市第一家个体经营的悦宾今天开业》的头版报道引来了众多食客。“我晚上7点多下班回家，感觉胡同里的气氛不对了，怎么比大棚栏还热闹。”郭培基推着自行车根本无法前进。
当天刘桂仙拿着两人仅剩的36元钱到朝阳菜市场买了4只鸭子，做了一些“鸭子菜”，一块钱一份地卖。“鸭子便宜，而且不用拿票买。也没有酱油，因为买不起。”在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鸭子是唯一不需要用票买的肉食。后来有人叫这个店为“鸭子店”，“不是因为鸭子做得好出名，而是当时只能买得起鸭子”。第一天关门后，刘桂仙夫妻俩算计了一下，赚了40多块钱。那可是郭培基一个月的工资啊！
靠着一个星期卖鸭子的收入，刘桂仙有了第一笔流动经费。当时买东西都要票，粮票、糖票、肉票、油票，刘桂仙和郭培基没有足够的票，只有去河北、天津赶农民的集市采办。刘桂仙从此开始了艰辛的赶集生活。她坐火车去，带两个大口袋，装了满满的东西回来，用这种办法解决了当时城里难解决的配给供应问题，做出国营饭店都没有的菜肴。
“悦宾”的菜出名了，来“悦宾”吃饭的人更多了。4张小桌，一天只能接待十四五个顾客。来吃饭要排号，最长时要排到60多天以后才能吃上。刘桂仙有一个小本子，记上他们的电话，排到了，打电话通知。后来，在北京的外国人也知道了“悦宾”，纷纷来品尝。“当时大家都想去尝尝‘第一家’，外国人更是去尝‘政治’的。”靳云平说。
又过了1个月，美国使馆突然提出要包桌，他们要按每个人10块钱的标准包桌。“那时候一个炒豆腐才1毛2，一个砂锅白菜1毛9，1块钱就能吃得很好，10块钱一个人的标准太高了。”于是在美国使馆的包桌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饭店包桌的预定排到68天之后，大多是使馆的人，“他们就是来看看中国的个体经济是什么样的”。
“当时我特别谨慎小心，因为我代表的不是一个小小的‘悦宾饭店’，而是整个中国的形象。”刘桂仙最自豪的事情是她接待过70多个大使馆的人，“没出过一点错，没给国家丢人”。
1980年秋，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写了一篇报道，称“在中国共产党的心脏，美味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国家宣告“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者”
“悦宾饭店”开业后，“个体第一家”的名号引来了很多食客，也引来了风言风语。曾有报纸刊文说，“私人开买卖，不伦不类”。“那段时间，爷爷下班进了胡同，就低着头推着自行车走，生怕有动静。”孙女郭华说，她听老人们回忆，那时候家人常被街坊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为了不被说成“资本主义”，郭家不敢雇佣家庭成员之外的员工，店里所有的伙计，都是郭家的亲戚。
风言风语还不止这些，当时很多外宾常来“悦宾”吃饭。“有一位邻居曾直接指着我奶奶说，‘你就是一女特务，要不你们家怎么有那么多外国人’。”那时候，即便是北京，国际化程度和今日也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有个人赠送给饭馆一幅字，上书三个大字“尝尝看”，只落款了时间，却不敢留下名字。迫于压力，郭培基、刘桂仙夫妇二人一度将餐馆关停。
第二年春节，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陈慕华到刘桂仙家拜年，“领导告诉我们不用怕”，这给他们夫妻，以及像他们一样的个体户们，吃了定心丸。当年10月，《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发布，明确承认“个体劳动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者”。
“个体户是劳动者”这一定义，让个体户有了身份，在“悦宾”之后，个体餐馆、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悦宾饭店”生意红火，家里5个孩子全都到饭馆里帮忙，老四老五全天跟着刘桂仙做事，老大老二老三每天下了班就到饭馆里帮着张罗。遇到忙的时候，“一大家子都被拴在了饭馆里”，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全在饭馆打理。“悦宾饭店”的营业额越来越高，不出几年，郭家就成了当时风光的“万元户”。1983年，“悦宾饭店”第一次聘用了家庭之外的员工。郭华的母亲张学兰，在1985年被餐厅聘用，后来成了郭家的四儿媳妇。
1992年，刘桂仙在翠花胡同里开了第二家餐馆“悦仙美食”，离“悦宾饭店”几十米远。女儿郭洪燕辞去正式工作，全天在“悦仙美食”里卖饭记账。
随着个体经济的发展，饭馆里也迎接着一次又一次的变化。在郭华的记忆里，爸爸为了学习对账报税，没少被奶奶批评。税票也从每月定额交税到根据具体营业额使用手写发票、手撕发票、机打票……郭家的孙辈基本都是在“悦宾”和“悦仙”里泡大的，六七岁时两边饭馆来回跑帮着递啤酒饮料餐具。在饭馆第3代人的童年记忆里，上饭馆都被叫做是“去奶奶家”。
如今，“悦宾饭店”依然在胡同里，像一个历史符号，记录着中国改革开放最难忘的一页。
（参考资料：《悦宾：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中华工商时报》2014年10月31日、《中国第一家个体餐馆：坚守胡同》《华声》2018年第6期、《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开业》《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期、《我们不是生意人，是手艺人》《工人日报》2018年6月24日等；作者：冯琳琳、王佳慧、周琼等）
1981
吃饭靠“两平”，一是邓小平，二是袁隆平
袁隆平获得首个国家特等发明奖
饥饿曾经长时间和中国人如影随形
如今杂交水稻已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一张王牌
1981年6月6日，国家科委、农委在北京联合召开授奖大会，授予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等人特等发明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颁发的第一个特等发明奖。到目前为止，这也是全国唯一获得技术发明特等奖的研究成果。
从《诗经》慨叹的“天降丧乱，饥馑荐臻，无以卒岁”，到清朝《履园丛话》描写的“蝗旱不登，饿殍载道”，饥饿曾经长时间和中国人如影随形。2005年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北京正式宣布从2006年起停止对华粮食援助，这标志着中国26年的粮食受捐赠历史画上了句号，并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援助捐赠国。中国以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多的人口，其中杂交水稻立下了汗马功劳，袁隆平则是有功之臣。
人们常说，吃饭靠“两平”，一是邓小平，二是袁隆平。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稻，从亩产400公斤到600公斤再到800公斤，袁隆平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杂交水稻创下一次又一次产量新高。2017年，超级稻品种“湘两优900”平均亩产达到1149.02公斤，即每公顷17.2吨，创造了世界水稻单产的最高纪录。
汤·巴来伯格教授（曾任四届美国总统农业顾问）对袁隆平给予了高度评价，“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可贵的时间”，“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袁隆平领导着人们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他把西方国家抛到了后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了水稻杂交优势的伟大科学家”。
1979年，杂交水稻走出国门。当时，农业部向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赠送了1.5公斤杂交水稻种子。这些种子在美国种植后，比当地良种增产33%以上。同年4月，袁隆平首次走出国门，赴菲律宾参加一次重要的国际水稻科研会议，这次会议有2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科学家参加，各国专家公认，中国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应用居世界领先地位。
1982年秋，在国际水稻研究所召开的又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所长斯瓦米纳森庄重地引领袁隆平走向主席台。这时，投影机在屏幕上打出了袁隆平的巨幅头像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英文字幕。会场为之欢声雷动，来自世界各国不同肤色的学者和专家一致起立，向袁隆平鼓掌致意。从此，袁隆平在国内和国际上赢得了当之无愧的“杂交水稻之父”的称号。
2005年7月，袁隆平提出“杂交水稻外交”的建议，就是积极在发展中国家推广杂交水稻，帮助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扩大中国的影响，以此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这一建议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同年10月18日，国务委员唐家璇会见袁隆平时说：“‘杂交水稻外交’将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将是今后我国经济外交的一张王牌。”
从亚洲到美洲，再到非洲、欧洲，增产优势明显的杂交水稻被冠以“东方魔稻”“巨人稻”“瀑布稻”等美称，外国人甚至将之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媲美。如今，“杂交水稻外交”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外交品牌。
（参考资料：《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让世界远离饥饿》《中国青年报》2007年5月23日、《袁隆平：一粒种子的承诺》《光明日报》2008年8月20日等；作者：甘丽华、魏艳等）
1982
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国家
我国发射第一枚固体潜地战略导弹
总设计师黄纬禄一生奋战在中国导弹研制一线
他瘦了，导弹却“肥”（飞）了，有人戏言说他“剜肉补弹”
1982年10月12日15时，渤海水域上，随着一声巨响，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固体潜地战略导弹“巨浪一号”似一条喷火的蛟龙一般破水而出，直上蓝天。中国首次用潜艇从水下向预定海域发射固体潜地导弹获得圆满成功！
“巨浪一号”是我国继成功发射原子弹、氢弹、远程运载火箭、人造卫星之后，在国防尖端科学技术领域里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标志着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少数拥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国家。美国《海军学会会报》撰文说：“当中国宣布从潜艇上发射弹道导弹试验成功时，事情已变得十分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海洋基地威慑力量的核大国。”
这一巨大成果的背后凝聚着成千上万科研人员、技术工人的汗水和心血，其中代表之一，就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黄纬禄。
1957年，在刚刚成立一年的中国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五院，黄纬禄开始了他的“导弹人生”。
中国导弹的研制是从仿制苏联开始的，但是，正当仿制工作进入关键时刻，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了全部专家，给中国的导弹科研工作造成了无法想象的困难。没有人指导，那就自己去学。黄纬禄和他的团队从基础学起，就这样边学边研究出了第一枚导弹。首枚导弹运往基地前，黄纬禄连续奋战好几个昼夜，在冬季滴水成冰的基地厂房里，把每一个环节重新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对每一个电路单元都进行了反复的调试，不放过任何一个小细节。1960年11月，中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实现了我国军事装备史上导弹零的突破。
随后，我国先后研制成功原子弹和液体地地战略导弹，但是液体导弹准备时间长且机动隐蔽性差，缺乏二次核打击能力。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中国急需有效反制手段，研制从潜艇发射的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势在必行。黄纬禄临危受命，担任我国第一枚固体潜地战略导弹“巨浪一号”的总设计师。
为了准确掌握具体情况，黄纬禄走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大漠荒原、戈壁深处。他发现，研制条件十分欠缺，得想办法少花钱、多办事、办成事才行。
于是，黄纬禄提出了“台、筒、艇”三步发射的试验程序。“台、筒、艇”就是第一步在发射台上做试验，第二步在陆上发射筒中打导弹，第三步在舰艇上打遥测弹。这种试验程序省去了投资巨大的水池，大大简化了试验设施，节约了大量研制经费和时间，是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试验程序。
黄纬禄带领研制团队克服了研制起点高、技术难度大、既无资料图纸又无仿制样品、缺乏预先研究等许多困难，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创造性地进行条件建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了大量的各类试验验证，反复修正设计，终于取得了固体导弹技术和潜射技术的重大突破。
黄纬禄一生奋战在中国导弹研制的一线。有一段时间研制任务紧，66岁的黄纬禄由于过度操劳，体重降低了11公斤。这是一天天昼夜忙碌从身上被“剜”下去的，他瘦了，导弹却“肥”（飞）了，有人戏言说他“剜肉补弹”。虽是戏言，听着却让人有些心酸，这体重变化的背后蕴含着一个科学家对祖国非凡的奉献精神。
2011年，黄纬禄安然辞世。但他所传递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科研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世的科学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创造更多辉煌的成就。
（参考资料：《1982年：我国首次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新华网2009年9月25日、《黄纬禄：用全部生命写就“导弹人生”——记“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导弹事业的开拓者之一黄纬禄》人民网2016年9月29日等；作者：张军红、李德、周子玉、管业筠等）
1983
有人坚持要用央视播音员当主持人
首届春节联欢晚会播出
经典小品《吃鸡》曾被批判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
“听了好久没有听到的《乡恋》，你们真是‘人民的好电视台’”
一套崭新的晚会方案出台：直播、电话互动、请主持人
1982年11月的一个下午，北京已经开始下雪，初冬的寒冷让路上的行人不由加快了脚步，广播大院里显得格外清静。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还未搬到现在的世纪坛台址，而是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一起在南礼士路上的广播大院内。时任央视文艺部歌舞组导演的黄一鹤就在其中一间办公室办公，他突然接到央视台长王枫的电话，让他马上到台长办公室。黄一鹤匆忙赶到，王枫和时任副台长、主管文艺部的洪民生都在，王枫对他说：“老黄，这一次的迎春晚会交给你搞怎么样？你要尽力把它办好。”
迎春晚会其实是央视的一个惯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放思想的口号在各行各业得到了积极响应，憋屈了十几年的文艺界开始有了一丝松动。在此之前，8台“样板戏”和电影“老三战”重复单调地占据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娱乐休闲时间。
怎么样才能让人耳目一新，受到老百姓的喜欢？黄一鹤感到很头疼。他赶紧找了助手郭璐璐、同在歌舞组的导演邓在军和时任中央警卫一师文化科长的杨勇一起开会商量。几个人出了不少点子，其中就提到了要请观众参与晚会活动，进行电话点播和有奖猜谜。但如果要点播，就必须让晚会现场直播。
对于直播，黄一鹤和邓在军并不陌生，电视录像技术上世纪60年代末产生，70年代中期便传入中国，央视自1958年开播，“文革”之前所有的节目都采用直播的方式。但由于“文革”期间直播节目曾发生意外，一度遭到批判，导致央视停播。复播以后，为了保证节目质量，很多节目包括《新闻联播》采用的都是录像播出，1982年之前的晚会也是如此。
能否直播，这个决定非同小可，黄一鹤必须请示上级。他连夜找台长王枫汇报，王枫听了很高兴，答应马上召集技术部门开会研究。第二天一早，王枫通知黄一鹤：“就现场直播！”
在王枫看来，1983年的晚会采用直播方式已经具备物质基础。1962年，全国电视机数量不到1万台，央视的节目只能在北京地区收看。1971年，邮电部的微波中继干线初步建成后，央视的节目通过微波线路陆续传送到附近的省市。1976年7月1日，根据全国省级电视台共同协商的意见，央视第一次试播全国电视新闻联播节目，向全国10多个省、直辖市电视台传送信号。与此同时，电视机也迅速普及，1979年全国电视机拥有量达到485万台，1982年达到2761万台，每年都以几百万台的数量增加。
“直播可以让观众和演员互动，既调动了双方的积极性，节目也会更有悬念。好比体育赛事直播，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瞬间会发生什么。”杨勇回忆。
直播方式的确定，大大激发了几位策划成员的热情。很快，一套崭新的晚会方案就出台了。但采用什么方式才能及时互动？靠现场组织百十来号观众感觉太单薄，只有让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参与到晚会中才能体现，当时全国的电话用户超过300万，电话顺理成章地成为唯一选择。
光有电话点播还不够，以前的晚会都有一位报幕员介绍节目，而且是录播，节目之间可以剪辑，采用直播方式的话，节目衔接就得出新招，不然很容易冷场。策划组想到找几位相声演员来串联，既可以当报幕员报节目，还能插科打诨带动气氛，一举两得。
20世纪80年代初，语言类节目主要是相声和话剧，喜剧小品仍未成型，以相声演员为主的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正好和央视在一个大院。相声界名人辈出，中青代的领军人物有马季和姜昆。之前黄一鹤就曾和马季、姜昆合作过，彼此很熟悉。当黄一鹤找到他们俩后，三人一拍即合。随即，马季、姜昆加入到晚会策划组。
迎春晚会要请相声演员当主持人！这个消息在台里掀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央视晚会气氛应该庄重，让相声演员当主持人会让晚会偏离传统风格，还是央视的新闻播音员更胜任这个任务，也有人说，相声演员格调不高，会使整台晚会流于庸俗，弄不好会闹出政治问题。甚至有人私下表示，马季太俗，姜昆太嫩。
面对反对声音，策划组有自己的看法。当时的《新闻联播》都是录播，播音员习惯于念稿子，风格稳重，临场应变不足，采用直播的话，串场时主持人不但要播报下一个节目，还要用小幽默或者笑话带动现场气氛，相比而言，临场发挥型的相声演员更合适。而且马季、姜昆都是“文革”以来的著名相声演员，姜昆还曾被评为优秀青年代表，政治上没有问题。就这样，马季和姜昆成为首届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后来，又加上王景愚和刘晓庆，四人共同主持。
解禁了，一曲《乡恋》将晚会推向高潮
1983年2月12日20时，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正式拉开帷幕。
首先是赵忠祥致开幕词，公布晚会的热线电话和有奖猜谜活动细则，然后是四位主持人介绍到场嘉宾，接着由晚会艺术顾问之一相声大师侯宝林讲话，再由主持人代表所在的行业向全国人民拜年。走完了这一系列程序，晚会才真正开始。
晚会第一个节目就是李谷一的独唱《拜年歌》。整场晚会中，李谷一一共演唱了7首歌曲，这个纪录直到今天仍没有被打破。
李谷一唱完开场的《拜年歌》，姜昆就上来了，嚷着没吃晚饭，肚子饿。在晚会进行中，他不时地在观众席转悠找零食。别看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其实是串场的伏笔。晚会进行到第16个节目，由斯琴高娃和严顺开表演《逛厂甸》。“虎妞”斯琴高娃看中了在一旁候场的王景愚手里端着的一盘烧鸡，嚷着要买，王景愚不答应，两人正在台上吵着嘴，没想到姜昆在下面偷偷把鸡给吃了。丢了烧鸡的王景愚气呼呼地找马季评理，马季刚要质问姜昆，姜昆赶紧把一块鸡肉塞到马季嘴里。马季把鸡肉藏到背后，转过头来批评王景愚：“没有鸡你就不能表演了？老演员嘛，就来个无实物表演嘛！”就这样，王景愚开始了无实物表演《吃鸡》。
没想到，王景愚因为这个表演红遍大江南北，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叫他“吃鸡的”。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吃鸡》这个节目差点没能上那届“春晚”。
《吃鸡》创作于1962年，在1963年的元旦晚会和之后央视举办的“笑的晚会”上，王景愚曾多次表演过，周恩来和陈毅看了笑得直流眼泪。但在随后的“文革”中，“笑的晚会”和小品《吃鸡》都受到了所谓的“笑里藏刀”的批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作风的代表，王景愚也多次受到批判。这痛苦回忆显然让王景愚心有余悸，缩手缩脚。最后是姜昆和马季两人一起给王景愚做了思想工作，王景愚才敢上台。
晚会开始近2个小时，看着所有的演员和节目都顺利地进行着，坐在监视器旁的黄一鹤心里却忐忑不安，他的脑海里始终有个担忧，那就是刘晓庆。刘晓庆是所有演员中最后一个报到的，晚会开播前四五天她才从外地片场赶回北京。性格直爽的她刚到剧组，第一句话就给黄一鹤出了个难题：“我好几年没有回家乡过年了，想在晚会中给爸妈拜个早年。您看行不行？”这个要求若是放在今天，根本就不算一个问题。但在那个年代，报幕员必须严格按照稿子念，任何个人情感的流露都是不允许的，更别说在国家级电视台节目中说自个家的事了。策划组只能请示时任广电部长吴冷西，吴冷西表示：“你们必须保证（刘晓庆）完全按准备的台词说，不要多说，也不能说错。”得到了领导同意，黄一鹤赶紧让主持人们设计台词，并且一再嘱咐刘晓庆必须按台词说。
“今天是除夕之夜，我在这里向远在老家、坐在电视机前的爸妈拜个早年。”当看到刘晓庆在主持过程中按照台词自然地给父母拜完早年，坐在监视器旁的黄一鹤才松了一口气。
晚会最大的一个高潮，是歌曲《乡恋》。
《乡恋》诞生于1979年，由著名作曲家张丕基作曲、李谷一演唱，随着电视剧《三峡传说》的播出而红极一时。可是，由于当时文艺界仍然受“文革”时期歌曲“高、快、响、硬”的影响，《乡恋》一经播出就受到点名批评，被列为禁歌，尽管受到全国许多听众的喜欢，但在正式场合谁也不敢碰。
晚会刚开始不久，负责电话记录的一位小女孩就端着一个盘子走进了导演间，盘子里堆满了点播条，都是观众通过4部热线电话打进来的。黄一鹤随手打开一看，几乎全部都是点播李谷一的《乡恋》。一开场就碰到了这个雷区，让黄一鹤措手不及。他知道，如果《乡恋》在电视节目，特别是在“春晚”上播出，那就是意味着开禁。这可不是件小事！
怎么办？黄一鹤看到了坐在观众席旁的吴冷西，这个决定只能让领导斟酌了。黄一鹤朝小女孩使了个眼色，小女孩走到吴冷西面前，把盛满点播条的盘子递给吴冷西。第一次，吴冷西看了之后马上摇了摇头，将盘子放到了面前的桌上。可没过多久，小女孩又端来一满盘子，黄一鹤一看，还是点《乡恋》的。黄一鹤又指了指，小姑娘再次把盘子送到了吴冷西桌上。吴冷西看了看，稍稍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摇摇头。就这样，一连递了四五盘后，黄一鹤看到，吴冷西有点坐不住了，在过道里来回踱步，还掏出手帕擦了擦汗。终于，他走进导演间，沉默良久，猛地一跺脚，对黄一鹤说：“播！”
聊起这段往事，李谷一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感慨万分地回忆，当时她已经唱了五六首歌，并不知道幕后发生的这些事。突然听到主持人姜昆拉长了音报：“乡——恋——”惊讶之余，李谷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只涌现出三个字：解禁了。
《乡恋》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这个惊喜也把晚会推向了高潮。
0时30分，时间总长4个半小时的“春晚”落下了帷幕。作为导演的黄一鹤和邓在军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演播厅的暖气并不是很足，但黄一鹤已满头大汗，贴身的秋衣也几乎湿透了。
“春晚”受到全国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实况直播、设主持人、设热线电话，1983年央视“春晚”的成功如同一枚石子猛然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荡起无数涟漪，在当时沉闷的文化界迅速引起巨大的争议。一台完全以欢歌笑语为核心的晚会，颠覆了绝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多年的晚会概念。一时之间，质疑、批判四起，但更多的是全国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众多观众的来信让央视不得不为黄一鹤和他的“春晚”剧组专门开了一个传达室。其中有一封信这样写道：听了好久没有听到的《乡恋》，你们真是“人民的好电视台”。看到这个，黄一鹤的眼泪立马下来了。“中国的艺术工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毛泽东讲的‘为谁服务’。我们的艺术是不是和百姓坐在一起，听百姓说话。1983年春晚做到了‘为人民服务’。”“当时赞美的语言很多，可前面加一个‘人民的’就是最高赞美，比如毛主席是人民的好领袖，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
1983年“春晚”大获成功之后，1984年“春晚”出现了第一批港台明星：张明敏、奚秀兰、黄阿原、陈思思，“香港回归，游子回归，把真正的香港人、台湾人，请到春晚舞台，祖国大陆是母亲，港台演员是孩子，漂泊在外的游子，投入母亲怀抱，于情于理，多好啊！”黄一鹤说自己当时真的是“眼前一亮”。这届“春晚”还涌现了陈佩斯、朱时茂表演的小品《吃面条》，马季的相声《宇宙牌香烟》，李谷一的《难忘今宵》等众多优秀作品，直到现在仍被业界公认为不可超越的巅峰。
1984年春晚结束当夜，中央电视台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电话来自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秘书。秘书表示：胡耀邦听了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非常喜欢，想要学唱，想要一盘录像带。中央电视台连夜把录像带送了过去。后来，黄一鹤听老领导说，胡耀邦连夜带着全家把《我的中国心》学会了。
从此以后，电视文艺界开始了大胆的创新，“春晚”成为了业内的改革先锋，小品这种新颖的文艺形式伴随着“春晚”正式登上舞台，大批港台歌星也借着“春晚”的东风登陆内地。上世纪80年代的“春晚”让一大批新面孔一夜之间成为明星，红透大江南北，也让亿万观众在除夕之夜带着期待和惊喜，牢牢地守候在电视机旁。
1993年，“春晚”首次引入竞争机制，央视向各部门公开招聘“春晚”总导演，从此确立了“春晚”总导演招标制。张子扬走马上任，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94年“春晚”开始采用部分演员现场真唱，不再对口型。
1996年“春晚”首次实现北京、西安、上海三地同播。
35年来，与家人一起看“春晚”逐渐成为人们除夕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人们对“春晚”的期许，从采购年货的当口开始，随归乡的旅程延伸，街谈巷议、交口不绝，渲染出一派馥郁喧腾的年味。
盛世唱繁华，伴随着国家一天天富裕与强盛，大众文化也由贫乏走向丰富。种类繁多、花样百出的各类文化综艺节目和娱乐方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断丰富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和视野。观众们眼界开阔了，除夕夜的选择也越来越多元化，但“春晚”仍然是中国人除夕夜最特别的一道“年夜菜”，永久地保留在中国人过年的记忆中，记录在改革开放的日子里。
（参考资料：《春晚破土：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诞生始末》《新华文摘》2009年5月、《王景愚：演出用的烧鸡被姜昆吃了》人民网2006年1月21日、《首届春晚导演黄一鹤：胡耀邦学唱我的中国心》《中国周刊》2013年2月25日等；作者：刘可、张学军等）
1984
海峡两岸运动员在同一乐曲声中入场
中国奥运首金
美国人预估不足，临时向场外借中国国旗
不但有“零的突破”，还有“三连冠”“体操王子”
“这是来自东方的巨龙中国代表团，他们完全有理由得到全场观众的掌声”
1984年5月12日深夜，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让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彼得·尤伯罗思终身难忘。他有预感，电话那端传来的消息将决定奥运会的命运，不仅是他当时正组织的洛杉矶奥运会，也包括后来的所有奥运会。
电话线的另一端是查尔斯·李。不久前，苏联宣布抵制洛杉矶奥运会，并放话说，将有100个国家拒绝参加1984年的奥运会。尤伯罗思坦率地承认，如果苏联人抵制成功，“我们就完蛋了”。尤伯罗思希望中国不要参与抵制，于是派精通中文的李前去北京劝说中国派出奥运代表团。李告诉尤伯罗思：“中国人会来。”
1984年7月28日，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上，当中国代表团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入人们的视线，会场顿时沸腾，观众起立鼓掌。中国人的到来几乎拯救了这次奥运会，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欢迎。美国电视台主持人在解说中毫不掩饰兴奋之情：“这是来自东方的巨龙中国代表团，他们完全有理由得到全场观众的掌声！”
对于中国来说，这次派出代表团参加奥运会同样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回顾中国的参奥史，其中充满了艰辛与曲折。新中国成立后，曾派队参加了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但因受部分西方国家阻挠，新中国代表团到达赫尔辛基时奥运会已近尾声。只有吴传玉参加了100米仰泳的预赛，长途跋涉影响了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吴传玉仅取得小组第五的成绩，未能进入决赛。
后来，由于国际奥委会少数人蓄谋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奥委会于1958年8月19日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中国的缺席意味着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不能参加奥运会，这大大降低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国际奥委会一直试图与中国奥委会恢复关系，但当时，台湾仍是被承认的国际奥委会成员，如果大陆和台湾都成为国际奥委会成员，势必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如果坚持排除台湾，台湾运动员就失去了参加比赛的机会，这对台湾运动员也是不公平的。这个问题不解决，重返国际奥委会的谈判将无法进行。
1979年初，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国家体委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构想，解放思想，大胆地提出了解决合法席位的新设想。过去的主张是把台湾从国际体育组织中驱逐出去，而根据这一新设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采取特殊的处理办法，允许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在改名、改旗、改徽之后，继续留在国际体育组织中。对这个新设想，在国家体委、外交部等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同志中，当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力排众议，亲自拍板，同意了国家体委的这个新方案。
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的名古屋召开会议，研究并最终通过了中国提出的这个方案，当时被称为《名古屋决议》，简称“奥运模式”，即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的名称为“中华台北奥委会”，不得使用它目前使用的歌、旗、徽。新的歌、旗、徽必须得到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同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正式通过该决议。这意味着，经过长达21年的斗争，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权利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在恢复合法席位的同时，国际奥委会希望中国尽快参加奥运会。
1980年2月13日至24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美国普莱西德湖举行的冬季奥运会。这是我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后首次参加奥运会，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参加冬季奥运会，共派出28名男女运动员，参加了滑冰、滑雪、现代冬季两项等18个单项的比赛。首次参赛的我国男女选手，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无一人进入前10名。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因苏联出兵阿富汗，加拿大、美国等65个国家先后发布声明抵制。中国也同样宣布不参加此届夏季奥运会。因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我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后，首次参加的夏季奥运会。
此次中国派出353人的代表团（其中225名运动员），参加田径、游泳、体操、篮球、排球、手球、射箭、射击、举重、摔跤、击剑、柔道、自行车、赛艇、皮划艇、帆船共16个项目的比赛和网球表演赛。中国台北奥委会也派出67名运动员参加田径、游泳、举重等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当中国代表团踏着整齐步伐迈入会场时，现场伴奏响起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乐曲。这是我们传唱广泛的军歌之一，也是国民革命军军歌的曲调。几分钟后，中国台北代表团入场，伴奏音乐依然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一细节，让对中国现代历史略有了解的人吃惊不小。显然，让海峡两岸的运动员在同一乐曲声中入场，应该是洛杉矶奥组委煞费了一番苦心。
在洛杉矶，中国运动员用实力参与竞争，表现出良好的竞技实力和风格，不仅赢得赛场竞争的胜利，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活力与形象。其意义远远超越了竞技，在中国体育史乃至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一天”
1984年7月29日，是中国奥运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洛杉矶郊外的射击赛场，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获得本届奥运会首金，也是中国人在奥运会上夺得的第一块金牌。
起初，各路记者都围着获得过世界冠军的瑞典人拉罗格纳·斯卡纳克尔，无人问津这个不起眼的中国运动员，这倒为许海峰提供了更加安静的比赛环境。许海峰前两组打得很顺，都是97环，第三组、第四组各93环，第五组95环。
打最后一组前，赛场上只剩4个人。这时，记者们纷纷围在许海峰的靶位后面，只要一举枪，照相机就咔嚓咔嚓不停地发出响声，裁判不停地举起“肃静”牌。受到干扰的许海峰接连打出两个8环，前7发只打出一个10环，坐下来休息调节了将近15分钟。最后三发，两个10环、一个9环，总成绩566环。
当时成绩还是人工计数，许海峰打完最后一枪时赛场上的记录板显示成绩为569环。按照这个成绩，许海峰肯定获得了冠军。现场的教练、官员、观众和记者欣喜若狂。不过，许海峰心里还是没底。他知道，显示的569环成绩不是最终成绩。过了半个多小时以后，裁判长宣布他的成绩是566环，以一环险胜斯卡纳克尔，夺得这个项目的冠军！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冲上前去紧紧地拥抱着许海峰，激动不已地摇着他。
比赛结束后，无数人在等待奥运史上第一次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然而，却迟迟没有进行颁奖仪式。许海峰等了好久，有些困惑。在期待中，只见空中飞来一架直升机，降落在射击场外，随后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车进来，并把一面旗子交给了组委会。
原来，射击比赛的美国官员虽然预料到中国运动员可能取得好成绩，但估计不足，只准备了一面国旗。而第一项比赛中，获奖的前三名运动员，中国选手占了两位，我国射击运动员王义夫同时获得了此项目的铜牌。奥运章程规定前三名都要升国旗，这样还差一面五星红旗，大会组委会只好临时派人去借，颁奖仪式也被耽搁了半个多小时。
接受采访时，许海峰难得一笑：“我们国家的两个运动员同时进入前三名，他们没想到，所以准备不充分，又不敢跟我们说——如果跟我们代表团说的话，我们肯定会表示抗议，对我们这个国家就这么看不起吗？后来，他们说请我们原谅。”
按惯例，由国际奥委会的现任主席为每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获得者颁奖。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自为许海峰颁奖，并握着许海峰的手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一天，我为能够亲自把这块金牌授给你们而感到荣幸。”这也是萨马兰奇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为奥运会选手颁发的第一块金牌。这块为中国体育史上创下了许多个第一的沉甸甸的金牌上，又多了一层特殊意义。
许海峰的这枚金牌极大地振奋了我国运动员的士气，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创造更多辉煌的成绩。
女排“三连冠”创下中国体育无可比拟的巅峰时刻
在中国女排夺取世界冠军之前，曾有一些外国人断言：“中国人只能在小球项目上取得成绩，在大球项目中要走向世界是不可能的。”但就在1981年，也就是中国乒乓球队包揽世乒赛七金的那一年，女排向世人证明，中国大球同样可以走向世界。
1981年3月，中国女排以亚洲冠军的身份参加了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袁伟民率领的中国女排以七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冠军，从此掀开了“三连冠”的篇章。1982年，中国女排在第九届世锦赛中击败东道主秘鲁，获得了世界大赛的两连冠。顺理成章的，国人对她们的洛杉矶奥运之行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三连冠”也成为所有女排教练员、运动员为之奋斗的目标。
但是中国女排的夺冠道路绝非一帆风顺，世锦赛二至四名秘鲁、美国和日本都来到了洛杉矶，而此前中国队刚刚经历了新老交替，状态并不在巅峰。
在小组赛中，急于求成的中国队以1:3败给了美国队，不得不在半决赛就提前遭遇日本队。
作为中国队核心队员，郎平的压力很大。就在输球的那天晚上，袁伟民找到郎平，狠狠地批评了她：“你现在有什么放不下的啊？不就是个世界冠军吗？有啥了不起的……”几句话一下点到了郎平的痛处，那一夜郎平在房外大哭了一场，这可把团部的领导吓坏了，但是袁伟民很了解自己的队员。果不其然，哭了一夜后，郎平彻底放下了包袱。队员的心态调整好了，队伍的状态也起来了，中国女排以3:0轻松击败日本。
中国女排顺利进入决赛，她们将要面对小组赛中击败过自己，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东道主美国队。
决赛开始前，郎平在运动员入口处看到了一个美国人事先制作的电视画面：画面上，美国队主教练塞林格和三大主力海曼、格林、克罗克特的头像已经挂上了奥运会金牌！当时郎平指着屏幕对身边的队友说，瞧她们多想拿金牌呀，咱们得把挂在她们脖子上的金牌摘下来！
士气大振的中国女排在首局最后阶段凭借侯玉珠两个神奇的发球以16:14拿下。美国队的士气一下遭到沉重的打击，马上丢了第二局。到了第三局，比分打成14:9，在中国队赢得赛点时，教练袁伟民突然请求换人，美国队员以为中国队使用了什么秘密武器，心理压力陡增。朱玲被换上场。一个有效拦网，朱玲和家乡的队友张蓉芳、梁艳联手完成了这个夺冠瞬间。最终中国队以3:0战胜了美国队，如愿以偿获得了冠军。
事后，许多专家认为中国队换人，既是战术上的胜利，更是心理上的胜利。
中国女排登上领奖台的瞬间，是中国体育无可比拟的巅峰时刻。继“零的突破”后，“三连冠”这个专用词语也被创造出来，这一成绩给我们的民族精神注入了活力和勇气，给正在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以巨大的鼓舞。从那以后，中国女排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就深深地渗入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女排情结”。
1985年在日本举行的第四届女排世界杯赛上，中国女排再次夺冠。1986年9月，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十届世锦赛上，中国女排八战八胜蝉联冠军，成为世界排球史上首次获得“五连冠”的队伍，也成了那个时代国人精神的象征。
中国奥运健儿屡创佳绩
除了许海峰和中国女排之外，中国射击队再接再厉，李玉伟和吴小旋各得一枚金牌。女子跳台赛中，周继红获得冠军。举重运动员曾国强在52公斤级、吴数德在56公斤级、陈伟强在60公斤级、姚景远在67.5公斤级中连夺四金。李宁在自由体操、鞍马、吊环中一人独得三枚金牌，此外还得到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获得奖牌最多的运动员，被誉为“体操王子”。女子体操比赛中，马燕红获得高低杠冠军。楼云摘下了跳马比赛的桂冠。
中国代表团在1984年奥运会上共获得15枚金牌、8枚银牌和9枚铜牌，金牌数名列第四位。中国台北运动员获得举重比赛和棒球表演赛铜牌各一枚。中国队的“惊艳”表现，受到国际奥委会和国际体坛的高度关注与赞赏，标志着中国竞技体育开始在国际赛场上崛起。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深刻影响着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格局。举重、跳水、射击、体操等项目成为我国的重点项目和优势项目，延续至今。
此后，中国陆续参加了1988年汉城、1992年巴塞罗那、1996年亚特兰大、2000年悉尼、2004年雅典历届夏奥会，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以51枚金牌获得金牌总数第一，登上奥运竞技的巅峰。
习近平曾说过，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全民健身蓬勃开展，竞技体育成绩显著，体育改革不断深化，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相信届时，必将向世界展现一个更加繁荣富强的中国！
（参考资料：《回眸1984：中国体育的惊鸿一瞥》《解放日报》2016年8月14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1984年许海峰突破》《中国人民政协报》2012年8月5日、《追忆女排84年奥运夺冠三连冠造就一大主攻》《钱江晚报》2008年4月9日等；作者：陈玉忠、吴志菲等）
1985
45天，创造南极考察史上的奇迹
建成首个南极考察站
中国在冰天雪地的南极洲，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极地考察，中国是后来者，但绝不是落后者
“如果没有在南极建成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样的会议”
1985年，中国南极长城站首任站长郭琨率领考察队员在南极的冰天雪地里，建起了我国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
1983年6月，中国加入由多国政府联合签署的《南极条约》，该条约旨在约束世界各国在南极洲大陆上的活动。当时，中国在南极还没有建立自己的科学考察站，只能以非协商国的身份加入。这意味着，中国在国际南极事务中没有表决权。同年9月，中国代表团首次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第12次《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
作为当时赴会的中国代表之一，郭琨回忆起参会的情景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在堪培拉开这个会的时候，一共16个协商国，9个非协商国。非协商国从座位的排次到文件的发放跟协商国完全不同，协商国按英文排序在前头坐有桌子的席位，非协商国排在最后，有一个座位就不错了。会上的文件也只发给协商国”。
每当会议讨论到实质性内容或进入表决议程时，非协商国的代表就被“请”到会议厅外面喝咖啡，连表决的结果也不被告知。作为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大国的代表团，在会上不但没有表决权，还把你“请”出去，时至今日，郭琨依然用“屈辱”二字，形容当年参加这次会议的感觉。“当时我们中国代表团从人家后头走，含着眼泪出去的”，“如果我国没有在南极建成自己的科学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样的会议”。
勇克难关，45天建站创造南极考察史上的奇迹
1984年，国家海洋局将南极考察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同年10月8日，我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在北京成立，郭琨被任命为中国首次南极洲考察队队长，并确定首次南极考察的任务是在南极建考察站。邓小平为南极考察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作出贡献。”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筹备了各种建站物资上千种，重达500多吨。1984年11月20日上午10点整，黄浦江畔汽笛长鸣，中国首次南极考察船编队“向阳红10号”远洋科考船和海军“J121”打捞救生船，在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码头起航。
从上海到南极，要从东经120°到达西经66°，穿越98个纬度，10个群岛区，13个时区；要穿过东北信风带、赤道无风带、东南信风带、盛行西风带和南极极风带；还要驶过极其危险的台风区、西风带和极区附近的强风暴海域。郭琨也不知道，在接下来的航行中，他们会遇到多少严峻的考验。考察队员去南极以前，家属都要签字同意。在船仓底部，为防不测，还存放着数百条尸体袋。
考察队员当中，不少人没有远洋航行的经验。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是晕船。有的考察队员开玩笑说：歌里唱的“大海像妈妈一样”，我怎么感觉大海像“后妈”呢？郭琨本人也必须克服生理的不适，甚至不得不趴在地板上进行工作。
穿越赤道时，虽然风浪不是很大，船队却遇到了另一个危险：高温。队员们担心高温会导致机械故障频发。果然，这种担心应验了。“向阳红10号”船的高压油泵发生故障。在充斥着机油味的机舱里，轮机班的同志在54℃的高温下一边抢修，一边呕吐。
过了赤道，船队进入令人恐惧的气旋区，海面上刮着超过12级的狂风，掀起十几米高的巨浪，考察船时而被举上浪峰，时而被抛入波谷，巨大的冲击力把后甲板上5吨吊车的操纵台都掀翻了。“经过整整8小时的殊死搏斗，考察船才闯出气旋区”。
1984年12月26日，经过了1个多月，将近两万公里的航程，“向阳红10号”和“J121号”缓缓驶入南极洲乔治王岛的麦克斯韦尔湾，这是中国人的船队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接触南极。
之所以将首个建站地址选在乔治王岛，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破冰船也没有抗冰船，只有远洋科学考察船。这种船不抗冰，在南极夏天的时候，乔治王岛的周围大部分冰都融化了，浮冰很少，我国的船才能开进去。换句话说，如果夏天完不成建站任务，就要再延误一年。时间短暂还不是让考察队最头疼的事，如何将考察船装载的500多吨、千余种建站物资卸到岸上，成为重大难题。
没有码头，船员们用几百个沙袋堆成简易的临时码头。科考船无法靠岸，只能将船上的物资通过吊车先卸到小艇上，再运到岸边。在科考船锚泊的民防湾里，涌大浪高，大船在涌浪中摇摆不定，船上的吊车更是晃动得厉害，而小艇像树叶一样在水中漂动，想要将物资准确地卸到小艇上，就要在船、吊车、小艇三者的晃动中寻找相对静止的那一刻，但那一刻稍纵即逝，实在是太难把握了。为了加快进度，随行的海军官兵组成突击队，在漫过胸口的海水里搬运物资，这可是在南极啊，水面上还漂着浮冰，战士们下水十几分钟就会被冻僵，只能上岸，再换下一批战士下水。就这样，他们花了十天时间，才将五百吨建站物资卸到岸上。
正式建站开始，全体队员必须争分夺秒。南极考察队总指挥陈德鸿强调，一切以建站为主，“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此时站在南极的你，就是建站工人！”大家每天劳动时间都在17个小时左右。每一个房子，要挖27个一米见方的坑。平均一米以下就是永久冻土层，有的是0.7米或者0.6米就挖不动了，只能用风镐。因为天气严寒，很多队员都冻伤了，带病工作。
1985年2月14日，经过45天的艰苦施工之后，随着郭琨把紫铜镀金的站标，镶嵌在第一栋屋门的正上方，长城站宣告建成。中国在冰天雪地的南极洲，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45天的时间在南极建立一个考察站，这是南极考察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长城站建成以后，乔治王岛上的外国考察站到站祝贺，我国考察队先后接待了阿根廷、智利、前苏联、美国、巴西、波兰、法国、日本、联邦德国、民主德国、乌拉圭等11个国家的科学家的来访。不仅如此，美国的“公主号”科学考察船、联邦德国“北极星号”科学考察船都特地赶来祝贺。外国专家称赞我国不仅建站的速度惊人，而且站的质量也是第一流。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与我国合作，共同为南极的和平开发利用作出贡献。
就在长城站建成的当年，1985年10月7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3次《南极条约》缔约国会议上，由于独立南极科考站的建立，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这一次，郭琨满怀自豪，代表中国参加了会议。
极地考察，中国是后来者，但绝不是落后者
自长城站建立之后，中国考察队员前仆后继，又在南极建起了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
在东南极大陆拉斯曼丘陵地区建成的中山站，是我国深入南极高原腹地，实施更大规模全方位、系统性科考与研究的大本营，标志着中国南极考察重心从西南极向东南极转移，吹响了向南极内陆进军的号角。
建在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A地区的昆仑站，使中国成为第一个在南极内陆建站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极地考察由边缘到内陆的跨越。处于中山站和昆仑站之间的泰山站，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南极科学考察活动的范围，也让南极内陆科考队员有了“中转站”。
3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中国科学家奔赴南极，采集到大量样本与数据，在大气科学、空间科学、地质科学、生物科学、极地冰川与海冰、海洋科学、测绘学、卫星遥感及新技术成果应用等领域，开展了持续而深入的考察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我国科学家在南极科研领域发表的《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从1999年的19篇上升到2016年的157篇，先后在《自然》《科学》等享誉国际的杂志发表了多篇论文，实现了我国在南极科研领域的突破。
与南极考察相比，我国北极考察起步较晚，但起点具有国际水平。自1999年开始，中国先后开展了8次北极考察，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北极科学考察站——黄河站，深入开展对北冰洋海洋、海冰与大气相互作用的一系列综合调查，获取大量宝贵数据和样品，与北极国家开展北极领域合作，为推动北极科学研究水平提高、实现北极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作出了积极贡献。黄河站的建立，完成了我国南北两极考察站的初步布局，极地考察大国的态势日益显现。
极地考察，中国是后来者，但绝不是落后者。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作为南极条约协商国、北极理事会的正式观察员国，今天的中国在极地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为极地全球治理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参考资料：《首征南极建中国南极第一站》人民网2014年5月7日、《把中国科考的旗帜插在南北极中国海洋事业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道之极地篇》《中国海洋报》2018年4月20日等；作者：林洪熙、张子剑、赵宁等）
1986
全世界都在发展高科技，中国也应奋起直追
“863”计划出台
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和国防安全创造条件
北京成为全球最大科技城市
4位科学家联名上书，国家批准出台“863”计划
1983年3月23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宣布了举世震惊的《战略防御倡议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其主要目的是加速国防科技发展、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夺取军事优势，同时加速美国高技术的产业化进程。苏联和当时的东欧集团当即制定了针对性的“科技进步综合纲领”，日本制定了“科技振兴基本国策”，西欧17国联合签订了“尤里卡”计划。对此，已经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该怎么办？
对于“星战大战”计划，国内科学家的理解是，表面上这一计划是对付苏联而作出的“战略防御”，为美苏争霸显示威慑力量，实际上是为加强美国高科技发展，抢占21世纪的战略制高点。当时国内对于高科技的发展还存有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全世界都在发展高科技，中国也应奋起直追，否则只能落后于人，受制于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国财力有限，国外搞高科技，就让他们搞去，国外发展出来了，直接用人家的成果就行。
1986年2月，有关方面组织针对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研讨会。时任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王大珩提出，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发展机会，中国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积极参与世界性的高科技领域竞争，不能延误时机，尽早出台相应的决策。这天晚上，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敲开了王大珩家门，二人促膝长谈，并认为，“中国财力有限，不该发展高科技”的论述，将会阻碍高科技发展。当晚，二人决定写信给邓小平反映他们的想法。
1986年3月3日，由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和王淦昌4位科学家酝酿了一个月的建议书——《关于跟踪研究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送到了邓小平手上。邓小平当即作了重要批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国务院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筹划和论证。
1986年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准了纲要，并决定拨款100亿。
1986年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的通知，因4位科学家写信和小平同志批示均是在1986年3月，故称“863”计划。
“863”计划选择了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新材料等7个领域实施重点突破，其总体目标是：集中部分精干力量，在高技术领域瞄准世界前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带动相关领域科学技术进步，造就一批新一代高水平技术人才，为未来形成高技术产业准备条件，为20世纪末特别是21世纪中国经济和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和国防安全创造条件。
1987年2月，“863”计划正式组织实施。从此，中国的高科技研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陈春先播下中关村的第一粒种子
“863”计划如火如荼地开展，位于首都西北角的海淀区中关村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几十家新技术开发中心、公司，还有做牵线搭桥的“中介方”，生意兴隆，形成了一个十分活跃的技术市场。
中关村的春天，是从陈春先开始的。这位曾两次到美国硅谷考察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悄悄地、艰难地播下了如今已闻名世界的中关村的第一粒种子。
1978年后，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陈春先曾三次访美，其中两次都去了美国硅谷。美国硅谷、128号公路技术扩散区许多产、学、研结合创造科技奇迹的生动例证，给陈春先留下了深刻印象，“技术扩散”的思路逐渐在陈春先的头脑中形成。中关村聚集了中国科学院几十个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几十所著名学府，为什么不能像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区一样，成为中国的一个高科技扩散的辐射源呢？在中国科学院的座谈会上，在北京市科协的交流会上，陈春先大声疾呼：“经济要发展，就要搞技术扩散。应该把科学技术和人才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扩散，像把墨水滴入水杯一样，扩散开，把水染蓝！”“要把中关村建成‘中国硅谷’！”
陈春先的呼声，犹如一声春雷，在中国科学院内外激起了层层波澜。
春雷之后就是播种。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带着纪世瀛、崔文栋、曹永仙、汪诗金、吴德顺、刘春城、罗承沐、耿秀敏、潘英、李兵等同仁，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一间十几平方米、人称“鸡窝”的平房仓库，摆上一张桌子，找来四把破椅子，没有放一粒鞭炮，更没有剪彩，悄无声响地成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服务部经营项目包括技术咨询、技术培训、为企业与科研机构牵线搭桥……
原来科学城一到晚上下班，大家都窝在家里不出门。如今吃饭后人来人往，科技人员完全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服务部的各种工作，中科院和大专院校上百人开展各种科技活动，穿梭来往于物理所、电子所、力学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其中不乏一些知名教授。
这种“反常”现象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和议论。有人把状告到物理所管惟炎所长那里，管惟炎一拍桌子：“简直无法无天，占用仓库也不向领导汇报，这样下去不把科研秩序搞乱了！”从此以后，服务部的“窝”没了，只能到处打游击，项目在哪里开发就在哪里办公，除了财务上的保险柜放在刘春城的屋子里，其余都是流动的。所以有人又把服务部叫做“科技游击队”。
一年多以后，服务部不但没有被摧垮，反而一天天壮大，服务项目越来越多，找上门来的企业和老百姓络绎不绝。到1982年上半年，服务部共承担了27个开发、咨询、研制项目。其中有几十万的高压长脉冲电源的研制，有高速数据采集器的研制，有等离子冶金技术的研制，有高压大电流火花间隙开关的研制，有锅炉的检测和改造等，收入已达2万多元。
看着服务部越来越红火，有人四处散布说：“陈春先办服务部就是为了捞钱，不贪污才怪呢！”一时间阴风四起，到处流传着“陈春先带头破坏中科院的科研秩序”，“陈春先是中关村的科技二道贩子”的谣言。物理所的例会上，管惟炎所长一脸严肃，公开点名批评了陈春先，还要对陈春先立案审查。“文革”刚结束，阶级斗争的凛冽寒气人们记忆犹新，物理所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服务部的工作近乎停滞，服务部木板房也几乎空了。
1982年底，资深记者潘善棠两次采访陈春先，顶着压力，在深入核查、了解服务部的情况基础上，独立撰写了文章发往新华社“内部动态清样”，题目为：《研究员陈春先搞“新技术扩散”试验初见成效》。新华社“内部动态清样”也叫内参，写些简明快捷的稿子，专供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阅读。这篇文章有1500多字，讲述陈春先创办服务部的意义和取得的成绩，还介绍了中关村地区拥有的科技成果和人才优势。文章结尾叙述：“陈春先搞科研成果、新技术试验，却受到本部门一些领导的反对，如科学院物理所个别领导人认为，陈春先他们是搞歪门邪道，不务正业，并进行阻挠，使该所进行这项实验的人员思想负担很重，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继续实验的积极性。”
文章一刊出，胡耀邦、胡启立、方毅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在内参上作了重要批示，充分肯定了陈春先和服务部的探索道路。“陈春先同志的做法完全对头的，应予鼓励。”
党中央领导人对陈春先的批示在中关村各大研究所引起很大震动，科技人员争相传阅。许多人称：“这些报道搅动了科技领域的一潭死水。”二十多年后，中国民营科技企业领军者、联想老总柳传志坦言，就是那时受陈春先的鼓舞，萌生了从中科院计算机所下海创业的念头。他说：“憋得太久了，机会来了，特别想干事！”
中关村以震惊世界的步伐迅速前进
自从中央批示传达后，到服务部来咨询、联系的络绎不绝，陈春先的家里几乎从早到晚排队来人找。陈春先想，看来必须把服务部扩大为公司，才能让新技术在更大范围里扩散。1983年，中关村还没有办自营公司的先例，也没有注册办这类公司的机构，当然更无处去领经营执照，陈春先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搞个民办研究所。研究所和服务部一样，还是民办民营，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不久，北京市和海淀区政府出台了中关村办公司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陈春先和他的团队租下了中关村大街上的大雅餐厅，成立了技工贸三位一体的民营科技公司，“华夏新技术开发研究所”下设华夏电器公司和华夏电器厂。
随后，一大批中科院、北大、清华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创业。
1985年，闻名中外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雏形。
1986年，“全国高技术开发区研究”国家科委立项课题正式在中关村地区启动。
1988年，国务院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建立了“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1996年，中关村迎来了中国第一笔风险投资——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利用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的优势，说服该校媒体试验室主任尼葛洛庞帝和爱德华·罗伯特教授给自己注入22.5万美元的风险投资。之后，新浪的创始人王志东则向罗伯森·斯蒂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要了650万美元风险投资。
此后中关村以震惊世界的步伐迅速前进。
2000年，中关村留学人员创业服务总部成立，中关村硅谷联络处也于一周后在美国挂牌。
2002年，中关村被美国《新闻周刊》评选为全球八大新兴文化圣地之一。
2011年，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特别介绍了中关村的创业。
2014年，德国《明镜周刊》在中关村海淀园走访了一个星期后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超过美国硅谷，那就是中国的中关村。
2016年，中关村上市公司市值达到5.5万亿
元，拥有65家独角兽企业（投资界对于10亿美元以上估值，并且创办时间相对较短的公司的称谓），占全国的一半，全球的近1/4。
中关村涌现出一大批传奇人物，如柳传志、李彦宏、王志东、俞敏洪、雷军、刘强东等。联想、百度、新浪、新东方、小米、京东、滴滴、美团、摩拜等中关村的企业和产品，早已成为中国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17年11月2日，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报道称，美国商业资源企业“专家市场”公司公布了2017年度全球最大科技城市排名，北京位列第一，柏林和旧金山分列第二、三名。“专家市场”公司并将北京的中关村科技园列为全球第一。
中关村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这个国家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不唯地域、不拘一格，中关村奏响了一曲曲群英荟萃、大展宏图的华美乐章。如今，中关村正向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加速前进，创造更多传奇。
2016年2月16日，科技部发布《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这标志着整合了多项科技计划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正式启动实施，也意味着“863”计划退出历史舞台。30年来，“863”计划通过持续的自主创新，取得了一大批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性成果，特别是在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高速信息网络、深海机器人与工业机器人、天地观测系统、海洋观测与探测、新一代核反应堆、超级杂交水稻、抗虫棉、基因工程等方面已经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部分研究甚至达到世界领先的水准。以“863”计划成果为核心技术的上市公司：新松机器人、科大讯飞、中科曙光等，其总市值估计超过2000亿元。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骨干企业也得到“863”计划的大力支持。
习近平指出：“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如今，高科技已融入到人们吃穿住行的点滴生活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惠及中国人民。
（参考资料：《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新华网2011年3月22日、《王大珩：“我们为863计划点了一根火柴”》《新京报》2008年3月14日、《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中关村杂志》2015年第12期、《中关村告别电子批发卖场时代》《北京商报》2018年5月15日、《中关村：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史的一个缩影》《中国青年报》2008年11月18日等；作者：冯子材、钱昊平、陈韵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