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调查的结果
（一）什么是民主
我们要求每个被调查者在两种对于民主的描述中选择一种，来了解在中国公民心中，
如何回答“什么是民主”这个问题。以下是问卷中问题的原文，包括问题的序号。
第11题：
你觉得下面对民主的说法，哪一种比较接受你对民主的理解？（单选）
1.民主就是一个国家要定期举行选举，并且通过几个政党竞争选出国家领导人。
2.民主就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要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要受人民的监督。
3.其他（请注明）
设计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理解，“什么是民主”这个问题，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一样的答案。一个教授跟一个工人的回答不一样，一个工人跟另一个工人、一个教授跟另一个教授的回答，也会很不相同。其次，我们也理解，即使专门研究政治、研究民主的学者，可能也不会对这个问题作出圆满的回答。如果去查阅学术论文，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每年都有连篇累牍的文章在论述这个问题。只要你愿意花工夫，在各种各样的辞典和学术著作中，肯定能够发现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可能大同小异，也可能有天壤之别的关于民主的定义。
但是，要了解公民的民主观念，这个问题不能不问。
我们在设计这个问题时，首先要考虑它必须简单得让任何一个生活在城镇的成年人，不管他的职业和文化程度，都能够理解；其次要让这个问题能够有意义地区分不同被调查者的看法。第二个要求比第一个要求困难得多。
稍加思考不难发现，现在这个问题所包含的两个选择，反映的是两种对于民主的看法。前一种是比较西方化的，可以称为西方民主观念。它表现了对制度、对程序的重视，并且强调了定期选举和政党竞争，把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就是口语中说的竞选。后一种是比较中国化的，可以说是中国的民主观念。它重视道德，重视人治，重视内在和实质，而不是外在的制度和程序。甚至，从语言上看，第一个选择稍微有点学究气，有点西化；第二个选择的语言更加中国化，它把毛泽东时代的为人民服务和江泽民时代的“三个代表”糅合在了一起。用我们前面的分析来说，两个回答的差别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但更多反映的却是一种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别。
显然，这不是一种学术理论意义上的民主定义的字斟句酌的差别，而是一种实际上的、大众倾向式的差别，但这是一种可能影响个人政治行为的——很多人的政治行为加起来，就是可能影响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观念上的差别，也是我们在研究时更加感兴趣的差别。
下面我们来看看结果。
这个问题只给了被调查者两个选择，这两个选择具有明显的差别。每个被调查人都必须二者选其一，否则他就只能到含糊不清的“其他”这个选项中。调查的情况表明这个问题的设计是成功的。全部1750位被调查人中，只有一位觉得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对他来说有困难。
表1 关于“什么是民主”的回答
下面，我们要来看一看受教育程度、职业/社会身份、所在城市、年龄段这四个因素对问题回答的影响。
1.受教育程度差别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被调查人在这个问题上看来差别不大。换言之，在回答什么是民主问题上，选择更接近西方民主观念的观点，还是选择更接近中国民主观念的观点，与受教育程度的联系并不密切。认为“民主是有竞争性选举”（对第一个选项的简称）的人，占全体被调查者的平均数为15.3%，在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人中占14.7%，略低于平均数，在高中和大学文化水平的人中所占比例相同，都是15.9%，在研究生（不分硕士和博士）文化水平的人中稍高，是25%。认为“民主是政府和领导人要为人民服务”（对第二个选项的简称）的，平均数是84.7%，在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的人中占85.2%，在高中和大学文化水平的人中占84.1%，在研究生文化水平的人中占75%。看来只是一高一低两个端点上稍有差距，大部分人还是赞成“民主是政府和领导人要为人民服务”这个回答。
表2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对“什么是民主”的回答
2.职业/社会身份差别
不同职业/社会身份的人，对这个问题上看法的差距也不能说大，但是这里的差距稍微有意思一点，坦率地说，也比较费解。官员和公务员，即担任领导职务的和普通公务员，以及工人，认为“民主是有竞争性选举”的都在13%左右。国企领导和老板，以及专业人士，还有个体工商户，持这种看法的在20%左右，略高于前三者。我们很难解释这种相近和差别的原因。下面的假设，或许能在较小程度上勉强解释这种现象：体制外的比较有独立思想的公民，稍稍更倾向于接受“民主是有竞争性选举”这种观点。
表3 不同职业/社会身份的人对“什么是民主”的回答
3.地域差别
从地域上分析更加使我们相信，第一，在这个问题上，被调查人彼此间没有很大的差距。北京的被访者认为“民主是有竞争性选举”的比例最低，为13%，孝感的最高，为19.4%，二者与平均数15.3%的差距都没有超过5个百分点。第二，在这个问题存在的可称微小的差距，其原因很难解释。从常识来说，比较容易想到的是，在北京、深圳这样更开放的城市，人们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民主是有竞争性选举”这种比较西方化的答案，但是结果恰恰相反。选择这个答案比例最高的是孝感，而在开放程度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孝感比较接近的榆树，比例却是14.3%，与孝感之间的差距，甚至比深圳与孝感之间的差距更大。
表4 不同地域的人对“什么是民主”的回答
4.年龄段差别
从年龄段来看，除了62岁以上的被访者，其余年龄段的人选择“民主是有竞争性选举”的比例，甚至没有超过平均值15.3%一个百分点。这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年龄段的被访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表5 不同年龄的人对“什么是民主”的回答
分析到这里，我们可以比较确定地认为：大部分被访者（84.7%），不分受教育程度、职业/社会身份以及他们所在的城市，都比较一致地选择用更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定义来回答什么是民主这个问题，而不是选择比较带有西方文化特色的民主观念。
（二）民主好不好
问卷中这个问题在第12题涉及。
第12题：
有人写过一篇文章，叫“民主是个好东西”。你觉得民主好不好？（单选）
1.好。
2.不好。
3.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中国情况的民主。
4.其他（请注明）。
5.不清楚。
总的来说，任何人都是倾向于做或者支持别人做自己认为好的事情，而不做或者反对别人做自己认为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了解中国公民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个不好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个问题只有“好”与“不好”两个选择，可能并没有多少人会选择“不好”，这样这个问题就失去了意义。中国今天已经过了把民主视为资本主义国家专利的时代。把民主区分为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一律采取尖锐批判态度、对社会主义民主一律采取大力褒扬态度，这种情况也在减少，或者说，在被很多有责任向社会讲解民主的人有意识地避免。
这个问题在一定形式上，是属于我们前面所说的有三个选项的问题。但是，认真分析可以看出来，它的回答选项并不是那种“西方化、温和务实、正统观念”的三分法。第三个选项，即“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反映的应该是担心搞民主会全盘西化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大致上还是认为民主是一件好事情（否则就会选择“不好”这个选项），但他们给好的“民主”加了一个条件，或者说踩了一脚刹车，就是说，民主必须适合中国国情。选择这个回答的人，很可能是那些担心或者反对中国在发展民主时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制这些形式的人。
在存在“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这个折中选项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好”的被访者，应该是在民主问题上态度比较坚决的人。如果套用一个近来常常引起争议的话题，那么这部分人可能认为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不管中国的国情如何，民主都是一件好事情。选择这个回答的人的观点，可能有点跟一个世纪前的孙中山先生相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孙先生看来，民主是一个世界潮流，全世界都要走这条路，没有国情的问题。我们在调查进行之前的假设是：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要走民主之路，要学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民主制度。这部分人，最有可能会放弃“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这个选项，而选择在民主前面不附条件的“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选择民主“好”比较接近西方民主观念。
这个问题，并不是要测被访者认为民主“好”或是“不好”，而是要测有多少人赞成给说民主好附加一个条件、踩一脚刹车；有多少人不赞成给民主附加适合中国国情前提条件、接受民主是普世价值的观点。坦率地说，在这几个选项中，“不好”只是逻辑上一个必要的陪衬，我们并不预料有多少人会选择它。
这样看来，这的确不是一个严格符合上面我们叙述过的“西方化、温和务实、正统观念”三分法的问题。如果说在这个问题的三个回答选项中也存在一个“温和务实”的选项，那么它就是“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这个选项。不过，它不是像我们前面论述的，从调整“正统”民主观念而来的，相反，不那么严谨地说，它是从西方化观念（假如不加条件地认为民主好或者认为民主是一种普世价值可以说是西方化观念）附加了一个条件形成的。这未必不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一种温和务实但是保留了正统民主观念原则的说法。可以说，“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与我们现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说法，是互相吻合的。
调查的结果显示，的确没有多少人（2.7%）认为民主不好。赞成“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占40.2%，而不附加条件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人占54.9%。选择“不清楚”的有2.2%，有可能是因为在“好”与“不好”之外增加的这个选择，让比较变得有点复杂，在“好”和“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之间，难以作出选择。
特别需要分析的是，54.9%选择“好”的被调查人，是不是全部都是深思熟虑地比较了“好”与“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并且理解这两个选项之间可以说稍微有点难以捉摸的差别呢？答案可能是否。另外，很可能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第一眼看到“好”，就按自己的第一反应民主“好”作出了选择，并没有等到看了第三个选项、耐心地比较这两个选项之间的差别，并且咀嚼出这个差别的意味之后，再来作出选择。所以，我们认为，54.9%选择“好”的人，可能有一部分并不是否定或者反对“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这个观点的。那么这部分人有多少呢？这是一个问题。在后面的交叉分析中，我们要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表6 关于“民主好不好”的回答
1.受教育程度差别
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选择民主“好”的比例在降低。在初中及以下（58.5%）这个层次上，选择民主“好”的比例高于平均值（54.9%），从高中（53.7%）开始，这个比例就低于平均值了。大学（43.3%）和研究生（50%）这两个层次虽然略有起伏，但总的来说都比较明显地低于平均值。
选择“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比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上升，其情形与选择民主“好”正好相反，这大致上是合乎逻辑的。只有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被访者（36%）在做这个选择的比例低于平均值（40.2%），而从高中（41.8%）开始，就一直高于平均值了。这是不是意味着，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看问题会更加全面、客观，并且，正如我们所说，在评价民主这个问题上，比较温和务实的观点正在成为主流的官方的观点，是不是意味着社会中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那部分人，在评价民主方面，更倾向认同主流的官方的观点呢？看来至少在评价民主这个问题上，的确存在这种趋势。当然，并不是在民主观念所有方面情况都是如此。
表7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对“民主好不好”的回答
表7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对“民主好不好”的回答-续表
2.职业/社会身份差别
从表8可以看出，认为民主“好”的比例，超过平均值的有国企领导（55.6%），老板（58%），专业人士（57.5%），工人（56.8%）。低于平均值的有官员（41%），公务员（52.9%），个体户（52.5%），失业者（52.8%）和在校学生（48.1%）。这种情形是不是可以解释为：身处体制内的或者说以“从政”为职业的公民，对这类问题考虑比较多比较深入一些，他们更加熟悉和了解政治和民主这类问题。因此比起那些从职业来说离政治远一些的人，就不那么趋向于不加区别地说民主是一件好事。而那些从职业来说与政治相对比较疏远的人，则较多地倾向于笼统地说民主是一件好事。其中，老板和专业人士认为民主“好”的比例，要比其他职业/社会身份的人比例更高一些。这种现象也可以解释为：体制内的公民或者体制的受益者，比较容易认可官方的观点。
如果分析“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回答，上面说的趋势似乎更加明显。如果不把在校学生包括在内，大体上可以根据职业与体制的疏远或接近程度，以及其职业与政治联系的紧密程度，与选择“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应中国国情”，成正比地联系起来。其职业越是接近体制，与政治的联系越是紧密，支持这种看法的比例就越高。
表8 不同职业/社会身份的人对“民主好不好”的回答
3.地域差别
赞成民主“好”和赞成“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这两种看法，与地域的联系看上去规律要更加明显。认为民主“好”的比例，从高到低依序排列是：孝感（64.6%），榆树（63.7%），北京（52.7%），深圳（45.6%）。其中，孝感和榆树的比例高于平均值（54.9%），北京和深圳的比例低于平均值。
认为“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情形，则正与认为民主好的比例形成对照。北京最高（45.2%），深圳第二（43.8%），孝感第三（33.1%），榆树第四（32.3%）。北京和深圳高于平均值（40.2%），孝感和榆树低于平均值。
这里，我们看到的规律似乎是：开放程度更高、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更高的北京和深圳，赞成“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应中国国情”的比例要高一些；而开放程度较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程度较低的孝感和榆树，笼统地赞成民主“好”的比例则要高于前者。如果我们认为选择民主“好”的被访者更接近西方民主观念，选择“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属于温和务实的民主观念，那么我们看到，开放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温和务实民主观念之间，是一种正向的联系。
表9 不同地域的人对“民主好不好”的回答
4.年龄差别
调查的结果是，认同民主“好”的比例，如果从年龄段这个角度看，大体上，似乎在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呈直线式上升，在“60后”（63.6%）这个点超过平均值（54.9%）；而认同“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比例，大致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呈直线式下降，同样在“60后”（31%）这个点降到平均值（40.2%）以下。我们的结论是：年龄大的人比较倾向于认同稍微偏西方化的民主“好”的看法，而年纪轻的人比较倾向于认同“民主好不好要看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这种较为温和务实的看法，转折点在“60后”这个年龄段。
表10 不同年龄的人对“民主好不好”的回答
（三）对中国民主现状的评价
问卷的第13个问题是测量对中国民主现状评价的。
第13题：
你觉得现在中国在民主方面做得（单选）
1.不够好，还要大力发展
2.比较好，适应中国现在的情况
3.其他（请注明）
这个问题，是想了解被访者对中国民主现状的看法。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文化的角度，都不好划分两个回答中哪一个反映西方化的民主观，哪一个反映正统的中国民主观念，或是温和务实的中国民主观念。稍稍勉强一点，或许可以说第一个选择有一点点西方化，因为它多少有点是用西方民主观念来衡量中国的民主现状的结果。其实，用中国的民主观念来衡量现状，也不是不可以说“不够好，还要大力发展”。不过，无论如何，第一个选项反映了对中国民主现状不满意的批评看法，是对中国民主现状比较负面的评价。而第二个选项，则是对中国民主现状比较满意的、正面的评价。第二个选项基本上就是我们官方的说法，因此，我们可以大致地将其视为正统民主观念。而第一个选项则是不同意官方看法的意见，它跟西方对中国民主现状的评价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第一个选项有一点反映西方民主观念。
调查的结果颇有点出人意料。第一个选项虽然不同于官方的说法，可以说它反映的是从西方角度对中国民主现状的评价，但是这个回答的措辞相当和缓，甚至可以说是建设性的。我们曾经假设，在非官方场合下，可能大多数人会选择第一个回答。结果却不是如此。56.5%的被访者表示同意第二个选项，对中国民主现状持肯定的态度，即正统的民主观念。而选择第一个回答的人虽然也不算少，达到42.8%，却远没有达到半数，比较对中国民主现状持肯定态度的人，少了13.7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应该达到了有意义程度，不能说小。
表11 关于“中国民主现状”的回答
1.受教育程度差别
评价中国民主现状，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联系很明显。认为中国民主现状“比较好，适应中国现在的情况”的被访者比例，正好与受教育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不倾向于在评价民主现状时认可正统看法。选择中国民主现状“比较好，适应中国现在的情况”的平均值是56.5%，在所有四个受教育程度分级中，只有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选择的比例（62%）高于平均值（56.5%），从高中（53.1%）开始，就完全有规律地逐次低于平均值（大学41.9%，研究生25%），即被访者不同意这个看法。
而认为中国民主现状“不够好，还要大力发展”的受访者比例，与受教育程度正好成正比，也就是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接受用西方民主观念来评判中国的民主现状。表12显示，选择这个回答的比例低于平均值（42.8%）的，只有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37.4%）这一组。其余三个组别，高中（46.3%）、大学（56.7%）、研究生（75%），比例逐次递增，正如同选择民主现状“比较好，适应中国现在的情况”时逐次递减一样，规律十分明显，完全没有例外。
表12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对“中国民主现状”的回答
2.职业/社会身份差别
对中国民主现状的评价，与职业社会身份的联系看上去比较混乱，没有明显的或者说有某种逻辑可循的规律。官员的特点最突出，他们对民主现状的肯定性评价（71.8%）远高于其他人群（平均水平56.5%），否定性评价（28.2%）远低于其他人群（平均水平42.8%）。这或许可以用接近体制程度与认可官方看法之间存在联系来解释，即处于体制内的或者处于体制核心的公民比较容易认同官方看法。但同样处于体制内，公务员对民主现状的否定性评价（49%）却又高于平均水平，肯定性评价（51%）反而低于平均水平（56.5%），其程度与个体户差（否定性评价49.3%，肯定性评价50.7%）几乎相同。这跟上面的解释正好矛盾。另外，老板阶层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看起来与官员正好形成对照（否定性看法56.5%，肯定性看法43.5%），并且持否定性和肯定性看法的比例，与平均水平（肯定性看法56.5%，否定性看法42.8%）正好相反。这些联系和差别之间缺乏一致性。
表13 不同职业/社会身份的人对“中国民主现状”的回答
表13 不同职业/社会身份的人对“中国民主现状”的回答-续表
3.地域差别
按照对民主现状持否定性评价排序，其比例由高到低是：深圳（51.8%），孝感（47.7%），北京（38.2%），榆树（31.3%），深圳和孝感高于平均水平（42.8%），北京和榆树低于平均水平。
按照对民主现状持肯定性排序，其比例由高到低正好倒过来：榆树（68.3%），北京（61%），孝感（52.3%），深圳（46.8%）。
与地域的联系同样不容易看出规律。如果说深圳的这种偏西方化程度略高的表现是来源其开放程度高，临近香港受到影响较大，那么北京的开放程度显然高于孝感，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孝感被访者的表现。
表14 不同地域的人对“中国民主现状”的回答
表14 不同地域的人对“中国民主现状”的回答-续表
4.年龄差别
年龄因素与评价民主现状之间存在着比较稳定的联系，即：年龄越大的公民，越倾向于认可对民主的肯定性评价，而年纪更轻的公民，则更容易认可对民主现状的否定性评价。
在对民主现状的否定性评价方面，“90后”（46.8%）、“80后”（54.3%）、“70后”（45%）的比例均高于平均水平（42.8%）。而从“60后”（40.5%）开始，这个比例就渐次低于平均水平，到72岁以上的公民达到最低比例22%。
对民主现状的肯定性评价，其情形否定性评价是吻合的，从“60后”（58.4%）开始，对民主现状的肯定性评价比例高于平均水平（56.5%），到72岁以上的公民达到最高比例78%。
表15 不同年龄的人对“中国民主现状”的回答
表15 不同年龄的人对“中国民主现状”的回答-续表
（四）中国在民主方面有待改进的问题是什么
从前面一个问题（问卷第13题）我们看到，有42.8%的人认为中国在建设民主方面做得不够好，还需要大力发展，有56.5%的人认为做得比较好，适应中国现在的情况。那么，在那些认为做得不够好的人看来，中国在建设民主方面最应该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问卷的第14个问题问的就是这一点。
第14题：
你觉得中国在建设民主方面还有哪些问题有待改进？（限选三项）
1.没有定期的竞争性选举。
2.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不够。
3.腐败严重。
4.领导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官僚主义严重。
6.其他（请注明）。
表面上，这个问题是沿着前面对民主现状评价的问题自然而然延伸下来的。但是，我们在设计这个问题时，其用心主要的并不是要得到一个政策性的参考意见。就是说，我们问这个问题，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了解公民对于建设民主的问题有什么看法，然后把这些看法归纳起来，向决策者报告说：你看，公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作为决策者，你应该把解决这个问题放在首位。当然，这也是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之一，这样做也是很有意义的。问题在于按照这个思路做的调查已经很多。在设计这个问题时，我们真正想知道的，实际上是更学术性的一些事情。
我们把上面5个选项（包括其他是6个）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从西方化观点出发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期望，在全部5个选项中，只是第一个回答“没有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属于这种类型。其他4个选项都归类为中国化的回答。选择第一个回答的人，应该是比较重视民主外在的、制度的、法治的方面。而选择其他4个选项的人，则更重视民主的内在的、本质的、人治的方面。不难想象，选择第一个回答的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很可能更加倾向于朝一种更类似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方向发展。而选择其他4个选项的人，可能更倾向于接受现行官方指引的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所以，问这个问题，重点想知道的是，公民在多大程度上是用西方民主观念来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用中国民主观念来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说，想知道中国公民对西方民主观是接受还是反对和抵制。当然，不难看出，这里说的西方民主观念和中国民主观念，是在文化这个层面来说的，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差别。
另外，“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不够”，与跟“腐败严重”、“领导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官僚主义严重”三个选项相比较，稍微有一些西方民主观念的成分。因为它背后的逻辑是政府需要监督，而不只是信任。这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政府概念是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的结果是，在所有5个选项中，被访者列入中国在建设民主方面应该解决的前三位的问题依次是：第一，腐败严重（72.3%），第二，领导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51.9%），第三，官僚主义严重（47.7%），第四，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不够（46.3%），第五，没有定期的竞争性选举（18.9%）。在5个选项中，设计问卷时，我们把倾向于西方化的“没有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排在第一的位置，但是调查的结果它被最少选择。
表16 关于“中国民主有待必进”问题的回答
1.受教育程度差别
把“没有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列入中国建设民主应当改进的前三位的问题，换言之，在文化层面上比较偏向西方民主观这个特征，与受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着比较微弱的联系。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群，把“没有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列入建设民主应当改进的前三位问题的比例，比平均值低0.4个百分点，而初中以上人群虽高出平均值但差距非常小，最高的研究生这一级，才高1.1个百分点。可以说，这种差别意义不大，不足以支持我们得出任何结论。
比较之下，无论哪个受教育程度的人群，在把“腐败严重”这个选项放在首位这一点上，高度一致。但是，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群，跟初中和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群相比较，对“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不够”这个选项的重视程度，要超过“领导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选项；而在高中、大学、研究生这三个层次上，这种倾向是递增的。这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监督政府的意识要更强一些。
用西方化的民主观念考虑，政治上的所有问题，可能都要用定期的竞争性选举这个药方来医治，如同要用市场竞争来解决经济问题一样。但是，看起来，中国的大多数受访者并没有想到用“定期的竞争性选举”，作为解决腐败严重和其他问题的制度性安排。
表17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对“中国民主有待改进问题”的回答
2.职业/社会身份差别
在这个问题上，官员和公务员尽管在大的方面与多数受访者保持着一致，把“腐败严重”、“官僚主义严重”、“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不够”列为建设民主制度的首要问题（官员71.8%，公务员80.4%），但是把“没有定期的竞争性选举”包括在建设民主应当改进的前三位问题的比例，却要高于平均水平（官员25.6%，公务员21.6%，平均值18.9%），这一点稍稍有些引人注目。但是，官员和公务员的这种表现，很可能跟他们身在政府体制之中，对这些问题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的思考和更深刻的认识有关系，并不能解释为“官员和公务员更倾向于西方化观念”。另外，官员对“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不够”的重视程度，比较突出地超过了平均值，应该是出自同样的原因。
表18 不同职业/社会身份的人对“中国民主有待改进”问题的回答
表18 不同职业/社会身份的人对“中国民主有待改进”问题的回答-续表
3.地域差别
在毫无争议地把“腐败严重”置于首位的前提下，在“没有定期的竞争性选举”这个选项上，这里又一次有趣地出现了与评价民主现状时近似的情形。不过这次孝感（24.3%）甚至超过深圳，站到了倾向西方观念的第一位。深圳次之（22.6%）。这两个地域都超过平均值。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开放程度都超过孝感的北京，选择这个更近于西方民主观念的回答的比例却排在第三位（15.8%），低于平均值（18.9）3.1个百分点。榆树仍然在第四位（12.7%）。
在另一个略有西方观念色彩的选项“群众对政府监督不够”上，孝感（66.3%）也是远远超过开放程度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都高于它的深圳（43.6%）和北京（43.2%），榆树看上去好像仍符合逻辑地站在最后一位。
表19 不同地域的人对“中国民主有待改进”问题的回答
表19 不同地域的人对“中国民主有待改进”问题的回答-续表
4.年龄差别
不论哪一个年龄段，“90后”或者“30后”，都毫无例外地将“腐败严重”放在第一位，这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全部被访者的一致性。同时，这也表明了本次调查的可靠程度，因为即使18岁至21岁这个听起来还不是很成熟的年龄段即“90后”，他们的选择看起来也是很合乎逻辑、很合理的。
不过，在一致将“腐败严重”列为第一位的前提下，把年龄段这个因素加进去分析的结果，跟评价中国民主现状的结果也颇为类似。在接近西方民主观念的尺度上，“90后”（24.3%），“80后”（20.4%），“70”后（22.4%），均超过平均水平（18.9%），而从“60后”开始，就低于平均水平，除了到62～71岁这个年龄段略有起伏（17.2%）以外，基本上是很有规律地按年龄递减的。所以，可以大致地说，年龄越轻，就越倾向于接受西方民主观念，而随着年龄增大，到“60后”这个年龄段开始，与西方民主观念就出现渐行渐远的趋势。
表20 不同年龄的人对“中国民主有待改进”问题的回答
表20 不同年龄的人对“中国民主有待改进”问题的回答-续表
（五）中国好还是美国好
这个问题是在问卷的第24题中涉及的。
第24题：
你觉得，在政治方面，中国和美国相比较而言（单选）
1.中国比美国好。
2.美国比中国好。
3.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同，不能简单地比较。
4.其他。
在这次调查问卷关于民主观念的部分，这个问题是一个分水岭，而且，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最典型地符合我们关于民主观念“西方化、温和务实、正统”三分法的框架。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一个被访者选择“美国比中国好”，我们就认为这个被访者的民主观念是“西方化”的，如果一个被访者选择“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同，不能简单地比较”，我们就认为这个被访者的民主观念是“温和务实的”，如果一个被访者选择“中国比美国好”，我们就认为这个被访者的民主观念是“正统的”。
结果怎样呢？表21显示，大部分被访者的民主观念属于温和务实之列（51.5%），其次是正统的民主观念（38.1%），可以被认为是西方民主观念的被访者，比例是8%。
表21 关于中美民主的比较
1.受教育程度差别
用受教育程度这个指标去分析，在三个选项上都呈现出很鲜明的规律。第一，选择“中国比美国好”，即持正统民主观念的被访者，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减少。初中及以下选择“中国比美国好”的比例是46%，高于38.1%的平均值，这个选择到高中比初中减少了15.3个百分点，变成30.7%，大学又比高中减少了12个百分点，即18.7%，再到研究生，比大学又减少3.7个百分点，是15%。从受教育程度高中开始，选择“中国比美国好”的比例就低于平均值。
在“美国比中国好”这个选项上，总的规律是接受西方民主观念的程度，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只是从高中到大学这个区间有0.4个百分点的起伏。在初中及以下这一档，选择“美国比中国好”的比例是7.1%，低于8%的平均值，而从高中开始，就高于平均值，高中为9.7%，大学为9.3%，研究生为10%。这样看起来，高中和大学受教育程度的被访者，在接受西方民主观念方面差别不大，而研究生受教育程度的被访者，与高中和大学受教育程度的被访者相比，接受西方民主观念的比例要稍高一点。
“温和务实”选项，即“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同，不能简单地比较”这个回答，随着被访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被认可或者被接受的比例也逐次增加。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被访者持这种温和务实民主观的比例为43.8%，比51.5%的平均值低7.7个百分点，算是较大的差幅，而到高中（58%）高于平均值6.5个百分点。大学受教育程度的被访者则是70.9%，比高中一下子就高了12.9个百分点，研究生这个层次比大学又再高出4.1个百分点，为75%。可见，接受温和务实的民主观念，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规律非常明显。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大学这个受教育程度在接受西方民主观方面与高中没有差别，但是在认可温和务实民主观念方面，却明显地比高中受教育程度的被访者走得更远。
表22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对中美民主的比较
2.职业/社会身份差别
在这个问题上，接受西方民主观，与职业/社会身份之间的联系再一次显得混乱，难以寻找规律，也难以解释。
选择“中国比美国好”这个回答的人群中，高于38.1%这个平均值的，有公务员（45.1%），国企领导（40.7%），工人（44.4%）和失业者（38.4%）。低于平均值的，有官员（33.3%），老板（23.2%），专业人士（24%），个体户（31.5%），在校学生（19.2%）。这里边的确好像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选择“美国比中国好”这个回答，好像比较上一个回答的情形要稍有规律一点。官员（2.6%），公务员（3.9%），国企领导（3.7%），都低于平均值8%，这大概可以用身处体制内来解释；老板（11.6%），专业人士（13%），个体户（9.1%），在校学生（15.4%），都高于平均值，这大约可以用身处体制外来解释；而工人（7.3%）和失业者（7.2%）的选择也低于平均值，这个现象找不到原因来解释。
对于温和务实的民主观念即“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同，不能简单地比较”这个回答，情形相对简单一些。除了工人（45.6%）和失业者（48.9%）两个人群低于平均值，其他各职业/社会身份的被访者选择比例都高于51.5%的平均值。高于平均值的幅度从高到低分别是：老板（65.2%），官员（64.1%），在校学生（63.5%），专业人士（61.6%），个体户（58.9%），国企领导（54.3%）。公务员比平均值低0.5个百分点，可以大致地视为相当于平均值。这种情况，大体上可以用社会学研究中向来主张的中产阶层比较容易接受和采取温和务实态度这个理论来解释。
表23 不同职业/社会身份的人对中美民主的比较
表23 不同职业/社会身份的人对中美民主的比较-续表
3.地域差别
在“中国比美国好”这个选项上，我们看到的联系是开放程度较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低的地方，比较倾向于支持这个说法。所以，表24显示出选择这个回答的百分比由这高到低依序是：榆树（57%），孝感（43.4%），这两个城市是在平均值（38.1%）之上，北京（34.8%），深圳（26.8%），这两个城市在平均值以下。
在总共只有8%的被访者同意的“美国比中国好”这个反映西方民主观念的选项上，尽管北京以5.8%低于孝感的6%，大体上跟选择“中国比美国好”的逻辑还是一致的，深圳在选择“中国比美国好”时排在最后，这时在选择“美国比中国好”时合乎逻辑地排在第一（13.6%），榆树则由前面的第一合乎逻辑地变成第四（5.3%）。孝感、北京、榆树都低于平均值，深圳高于平均值。前两个选项的结果，可以用广为认可的开放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会带来西方化这个理由来解释；深圳靠近香港、受香港的影响较其他城市更大，是解释深圳表现的另一个理由。
在持温和务实民主观念的排行上，北京名列第一（58.5%），深圳第二（56.4%）孝感第三（47.1%），榆树第四（34.3%）。
前两个选项的结果表明开放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可能带来西方民主观念，而第三个选项的结果表明同样的情况可能带来温和务实的民主观念，这两者是不是矛盾？可不可以说，开放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既可能带来西方民主观念，也可能带来温和务实的民主观念？考虑到接受或者抵制西方民主观念，以及形成温和务实民主观念，都不会只受地域一个因素的影响，那么这种看上去矛盾的结果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分析说明的。
表24 不同地域的人对中美民主的比较
4.年龄差别
当我们把选择“中国比美国好”视为接受正统民主观念的标志时，我们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大，接受正统观念的比例也在增大。“90后”（22.5%）、“80后”（25.1%）、“70后”（35.3%）接受正统民主观念的比例在平均值（38.1%）之下，而从“60后”（41.4%）开始，接受正统民主观念的比例就超过了平均值。
同意“美国比中国好”的情形，尽管总数只有8%，但它仍然是合乎逻辑地，正好跟同意“中国比美国好”的情形相反。“90后”（18%）和“80后”（12.1%）的比例高于平均值，从“70后”（7.5%）开始（比同意“中国比美国好”的被访者要早一个年龄段），就出现反对西方民主观念的现象，到72岁以上年龄段的被访者，没有一个同意“美国比中国好”这个说法。
有意思的是，持温和务实民主观的比例，竟然跟认可“美国比中国好”，而不是认可“中国比美国好”的情形更接近。赞成“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同，不能简单地比较”这个说法的比例超过平均值的是，“90后”（55.9%）、“80后”（60.7%）和“70后”（55%），而从“60后”（49.6%）开始，这个比例就低于平均值，并且降低的幅度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大，直到72岁以上年龄段低至31.7%，较平均值几乎低了20个百分点。这个结果是不是在提示我们，持西方化观念的人更容易接受温和务实观念，这可能还需要做一系列复杂的相关分析才能确定。本文囿于篇幅，不得不放弃检验这个很有趣假设的尝试。
表25 不同年龄的人对中美民主的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