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社区视野下的村落和市镇
作为一种方法论，将村落和市镇纳入社区视野下，必然有其不同寻常的意义。它与其他类型的乡村研究的根本不同在于，研究者以“社区”为核心概念，以之作为收集资料、解读资料、验证旧说、阐发新见的分析工具，研究的最终结果仍将回到“社区”本身的意义诠释上，旨在梳理小社会与大历史的复杂关系，通过具体的社区素材解剖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如是，采纳社区范式的乡村研究便是以问题意识始，以问题意识终；以提出假说始，以验证假说终；在实证研究中凸显思辨色彩，理论联系实际，颠覆旧范式，建构新范式。如是，社区视野下的乡村研究便摆脱了纯粹资料性的描述和近乎肤浅的归纳，是将资料融汇在理论方法中的深入探讨，其研究论著应该成为引领后续研究的学术坐标，而不仅仅是提供了更多的新材料。如是，社区研究无疑拓展了乡村研究的学术空间，指明了新的学术方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重估吴文藻开创的中国社区研究，重估费孝通等人前驱先路的独创性成果。
先就村落言之。纵观国际学术界，乡村社区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具体到中国，在社区范式确立之前，已有社会学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研究著作面世。[22]更为重要的是，中外学者已在中国展开以村落为对象的乡村社会调查（城市社会调查暂且不表），如1919年沪江大学葛学溥（D. H. Kulp）指导学生进行的广东潮州凤凰村调查，[23]1922—1923年金陵大学卜凯（J. L. Buck）指导学生进行的安徽芜湖、直隶盐山207个农场调查，1923年沪江大学白克令（H. S. Bucklin）指导学生进行的上海沈家行农村调查，1926—1927年燕京大学李景汉指导学生进行的北平黑山扈村、挂甲屯等4个村落调查，1926年李景汉主持的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依托的河北定县农村社会调查，1929—1934年陈翰笙主持的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为依托的河北、江苏、广东等省农村调查等。此时的一个大背景是，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均对乡村建设产生浓厚兴趣，各地纷纷开展包括教育、经济、医疗、自治、风习等内容的乡村振兴事业，著名者如梁漱溟主持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主持的河北定县乡村建设实验，另有类似的乡村试验区70余处。[24]但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创新成果，却出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林耀华等燕京学派的骄子之手。确切地说，在社区范式奠定之后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研究村落的代表性作品当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25]这三部作品，均是作者对生于兹、养于兹的故乡的“深度描写”。[26]在研究方法上，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均采取社区研究方法，将人类学的实地调查、结构分析、功能分析、社会变迁分析、类型比较法[27]，乃至历史记忆（如杨懋春）、文学叙事手法（如林耀华）结合起来，以村落为中心，对乡民的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景式观察，为人们展示了丰富、生动、复杂的乡村社区的实态，并做出了各自的理论阐释。[28]
需要指出的是，当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受政治气候影响已停止社区研究时，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仍在继续。[29]
再就市镇言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与市镇关系密切。当时兴办的各地实验区，多有以市镇为中心者，如中华职业教育社设立之徐公桥（镇）、黄墟试验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设立之清和（镇）实验区，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和金陵大学联合设立之乌江（镇）实验区，齐鲁大学设立之龙山（镇）实验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设立之定县实验区（以东亭镇为中心），陈瀚笙指导的无锡农村调查、保定调查。[30]与此同时，以市镇为中心的乡村社会调查也依次展开。例如，李景汉主持的定县乡村社会调查，就包括集市调查，如集市位置、开市时间、赶集村数人数、商人数、税捐数、交易额、交易手续、市场管理、集市兴衰的历史及原因、集市的利弊及改进等。客观而论，在1935年社区范式确立之前，大多数乡村市镇的调查报告停留在资料汇编的层面，尽管也有极少数类似社区研究的优秀成果。[31]社区范式确立后，乡村市镇的研究格局为之一变。详言之，市镇研究自此获得理论支撑，逐渐成为有独立学术地位的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在市镇研究渐趋专门化的过程中，燕京学派的诸位学人或以村落为切入点，兼及市镇研究，如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或以市镇为切入点，剖析市镇与乡村社会之关系，如黄迪、杨庆堃。尤其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中国绅士》等作品中有关农村市镇的观点，凸显了中国社区研究的开拓者虽以村落为中心，但对村落赖以存在的农村市场体系之中心——农村市镇的特别关注。这表明，乡村中国的社区研究必须兼顾村落和市镇，尽管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所偏重。
研究社会事业的学者也关心市镇问题。例如，言心哲认为，中国的社区服务应注重乡村市镇，因为乡村市镇是中国乡村社会经济之中心，是沟通城乡关系之枢纽。中国农村虽然逐渐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但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依然停留在市镇社会经济阶段，市镇依然是乡村社会经济之中心。[32]
20世纪50年代，国际学术界普遍出现社区研究的退潮，直到60年代施坚雅（G.W.Skinner）提出“集市体系理论”，以社区视野研究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方法重获生机，相关研究也借此步入崭新阶段。施坚雅因此而成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第二代标志性人物，施坚雅模式的影响弥漫国际学术界长达数十年，至今依然挥之不去。
施坚雅在探讨“作为社会体系的市场结构”时，将市镇的贸易范围称为基层市场社区。在他看来，中国农村的市场体系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涵义，基层市场社区既是一种中间层面的社会结构，又是一种反映乡村社会“小传统”的文化载体。施氏批评“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论证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33]可见，市镇贸易范围不仅是一个经济史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概念。这一概念可以成为我们分析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切入点。根据施坚雅对1948年中国基层市场社区平均面积的统计，面积达150平方公里或更大的特大市场区域只出现于中国农业区的山岳地带和边远的不毛之地，市场社区的人口少于3000人。与之相对应的是，面积达15平方公里或更小的市场区域，只出现于肥沃的平原，并位于大城市中心的附近。通过估算，施氏认为1948年中国大多数基层市场区域的范围可以让最边远的村民能够不费力地步行到集上——这段距离为3.4—6.1公里。市场区域的面积刚刚超过50平方公里，集镇间隔不到8公里，到镇上的最大步行距离为4.5公里。基层市场社区的平均人口约为7000多人。这些数据的精确度固然值得怀疑，但不妨作为评估基层市场社区的参照。
施坚雅强调农民的社交圈局限于基层市场，每一个基层市场社区都拥有独特的“经济亚文化群”。当相邻村庄的文化特征差异较大时，可以证实这些村庄属于不同的基层市场社区。施氏从度量衡、宗教信仰、语言等方面，论证“作为经济体系的基层市场社区的独立性”构成了乡村社会“各种文化特性之基础”。施坚雅还指出，乡村权力结构与市场结构是平行的。他把农村市场分为三个层次：基层市场、中间集镇、中心集镇，无论哪个层次，乡绅都是基本的社会控制力量。[34]应该指出，施坚雅的市场划分法是混淆不清的，因为他将府县级城市也纳入中间集镇、中心集镇的范畴，导致市镇概念的泛化和失实。尽管有些市镇确系成为县级或府级治所，但不能将所有的府县级城市视为农村市镇。否则，“市镇”一词便失去了严格的学术规范和使用价值。不过，施坚雅关于基层市场社区的提法，对于我们分析近代乡村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论及社区范式，不能忽视日本学界数十年间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村落共同体”的论争。尽管许多讨论局限于古代中国，但也有涉及近代中国的观点。例如，福武直认为，华北、华中虽然存在具有某种自足性和封闭性的生活共同体，却没有具有高度统一性和约束性的村落共同体。这种生活共同体是以中心城镇为中心形成的经济上相互关联的镇村共同体。村松祐次根据日本在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的资料，认定中国村落的凝聚力相当薄弱，缺乏日本村落那种强韧的共同体意识。古岛和雄指出，旧中国的自然村，其边界并不明确，地域性的关系极为薄弱，行政村也不具有相应机能。代之而起的，是奠基于农村市场圈、以市镇为中心的地域社会，它涵盖十余个乃至数十个毗邻的自然村。近代开埠后，农村市场的缙绅豪民与外国资本和买办相勾结，加深了农村社会的殖民地化，也为以农民斗争为主线的中国革命创造了条件。旗田巍从看青的角度分析村落共同体，认为近代华北看青界限的确定导致村落边界的确定，而且看青界限与课税界限相吻合。因此，村界是到近代才形成的。内山雅生也考察了近代华北农村的看青、打更、搭套等现象所反映的“共同关系”。石田浩尝试将村落里农民的某些协作关系称为“生活共同体”，强调在江南应从“同族”（血缘关系）的角度理解村落，在华北应从“同乡”（地缘关系）的角度理解村落。与日本学界普遍认定华北不存在村落共同体相反，丹乔二认为近代华北存在村落共同体，不过这种源于魏晋的村落共同体处在解体过程之中。[35]由此引发的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近代中国乡村社区与古代中国乡村社区的关系？
众所周知，20世纪50年代伊始，社会学在中国被取缔，社区研究一并沉埋。[36]直到80年代，社会学方才破土而出，获得新生。近20年来，中国学者相继刊行了一批乡村社区研究成果，代表性作品当推王铭铭的《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37]在此过程中，一批有关近代市镇的论著也相继面世，对此笔者已有专文予以评述，[38]兹不赘述。仅需指出一点，即许多论著并未采纳社区范式。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以来，中国、美国、加拿大三国学者联手实施一项研究计划，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诸方法比较研究中国的地方社会。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该计划的社区意识较为凸显。[39]
从近代中国乡村研究的学术脉络看，国家视野、区域视野、社区视野是研究者不离不弃的方法论，涉及宗族、移民、信仰、市场、婚姻、水利、自卫、赈济、借贷、协作、乡绅、政区、产权、赋税、方言、习俗等层面。[40]这三种视野，分别凸显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历史场景。乡村社会史的研究过程必须是这三种视野的反复切换。从研究现状看，普遍存在视野狭窄、画地为牢的弊端。取国家视野者，眼中没有区域，更没有村落一类的社区，结果被讥为空洞无物的宏大叙事。取区域视野者，不愿超出区域的边界，向上看不见国家的身影，向下看不见具体的社区。取社区视野者，满足于精雕细刻的工艺品制作，不闻国家，不问区域。欲使乡村社会史研究上一个台阶，目前较为可行的方法，是重拾社区研究的传统，以小见大，以社区凸显区域和国家，梳理社区、区域、国家三者之间的历史关系，力求新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