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国社会转型与公民教育的实施

（一）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

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我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是以经济改革为切入点进而向全方位推进的、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是整个社会的观念、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由僵化走向灵活、由封闭走向开放、由落后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32]我国社会转型的特征主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体现出来。

1.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直接引发社会转型

在我国，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起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基本目标是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在分配方面，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在农村，进一步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层经营体制；在城市，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环节，国有企业改革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最根本的转变就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也就是由过去的以行政手段配置资源为主，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转变。在资源配置方式的带动下，经济体制内的诸因素渐次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经济运行的机制从无所不包的国家计划，转为价格、供求、竞争、利率等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的手段从行政手段，转为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的方式从国家直接调控企业，转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所有制结构从单一的所有制结构转为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利益分配格局从严重的平均主义，转为讲求效率、注重公平。不可否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要素已经渗透到人们经济活动的各个角落。经济转型带来利益格局调整、社会阶层分化。在经济转轨的主导下，社会转型渐趋发生。

2.政治体制改革为社会转型提供制度保障

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我国也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政治体制改革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加快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步伐，1987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议程。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随着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央高度集权、政企不分的体制框架得到突破：从高度集权、政企不分转向适度分权、政企分开；从微观、直接管理转向宏观、间接管理；从庞大低效的机构转向精干高效的机构；从国家干部制转向现代公务员制。曾经在权力、规模、职能和行为方式上不受法律和社会有效制约的无限政府，正在向各方面均接受社会监督与制约、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政府与市场分开的有限政府转轨。迄今为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许多具体的成果，比如，领导干部终身职务制的废除；党与政府重叠的对口部门的取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村民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的创新；人事制度的改革；行政机构的多次改革等。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正逐步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结合起来，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为社会转型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制度环境和条件。

3.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过渡为社会转型提供文化背景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封闭性，是与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相联系的。直至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仍基本上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1980年，中央决定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为经济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先导示范基地，是我国社会由封闭转向开放的起点。此后，对外开放经过先试验后推广，逐步形成了全方位的区域开放格局。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国的对外开放由有限范围、地域、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在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市场，转变为我国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双向开放市场；由被动地接受国际经贸规则的开放，转变为主动参与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的开放。不仅在经济、科技方面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世界各国先进科技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而且将对外开放推进到思想文化层面，积极吸纳世界各国思想文化精髓提升我国现代文明水平。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实现了由单一到多元，由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封闭型的思维模式和社会文化心理受到了强烈冲击，人们的平等意识、参与意识、维权意识得到了萌芽与生发，从而为社会转型奠定了思想基础。

4.工业化和城市化进一步使社会转型成为不争的事实

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农民分化的速度极其缓慢，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滞留在农村。1984年开始的农村改革，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和农民的活力，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在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上兴起了一股农村工业化的潮流。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双重工业化格局，改变了过去那种工业化与城市化割裂的局面，形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相互促进的交互关系，使占人口总数80%的农民逐渐融入到工业化之中，从而极大地加速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也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工业化是城市化的主导力量，第三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又促进了城市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机制初步形成，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农村地区加入到工业和城市的行列中。进入21世纪，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进入高速城市化的起飞线。我国正在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迅速转型。

社会转型是一个国家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全面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一个社会从经济、政治层面到文化、社会层面的全方位转变。社会转型的目标是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过渡，将人从各种局限和压制中解放出来，实现公民的独立自主和对公共事务的话语权。^[33]社会转型为公民社会的建构提供了基本条件和空间，我国公民社会的初步发育和建构完成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的顺利转型。^[34]由于人们从传统社会过渡到公民社会所需的理性、技能和现代性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公民教育对于社会转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二）社会转型为公民教育带来发展契机

1.经济市场化催生了公民教育的群体需求

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的体制基础，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公民社会。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平等经济，市场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自由的契约经济关系，契约经济培养了公民的平等公正精神、契约自由精神、权利义务对等精神。市场经济又是一种社会经济，需要而且能够造就彼此独立和自由活动的公民个体，这又必然形成个体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正是现代公民的核心精神所在。^[35]按照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要求，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必将在中国导致一个新型市民社会的崛起。同时，与之相伴的市民政治文化也必定会在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中显现并发展成熟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促进了国家吞并社会的社会结构向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转变，越来越多的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被释放出来。人们参与公共生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渴望愈见其涨，学习和运用社会规范，有效参与公共生活并施加影响力的热情日显其高。公民社会生长的事实已成共识，有关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也为人们所共睹，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通过公民教育促进公民主体性的自我觉醒，培育公民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契约意识、参与意识等理性处世论事的意识日益显得重要且必要。

2.政治民主化提升了公民教育的主体意愿

受传统政治文化影响，我国公民缺乏政治参与的经验、意识和能力。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以遵循宗法礼仪、等级秩序、人伦关系为基础，注重从内在超越的角度挖掘“自我”，强调自省、修身，融伦理、道德、政治、社会、自然为一体。它通过复杂的社会遗传机制渗透到国民意识深层，从而也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传统政治文化有精华，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糟粕。^[36]它虽然形成了国家利益至上、民族文化认同传统等，但是它强调专制权威，也造成浓厚的“官本位”思想，致使人们迷信权威、依附权力，^[37]只懂得绝对服从，而不知道有政治参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高度集权的传统政治体制开始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公民提供了主体性体验的机会，创造了公民意识提升的条件。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十八大报告重申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个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正不断提高公民对自己主体性的体验和认同，这直接导向公民对民主法治和政治参与的自觉追求。社会转型期，公众参与的愿望明显提升，但有序、理性参与的能力却需要依靠公民教育来培育。

3.文化多元化凸显了公民教育的重要价值

社会转型期中传统文化被破坏，而新型文化尚未形成。一方面，文化整合力有所减弱。传统的意识形态教化作用正在下降，支撑性亚文化对于主导性公共文化的离心力增加。由于传统道德价值理念破碎而新的意义系统尚未确立，可能出现文化迷失或道德虚空，致使道德下滑与行为失范，出现拜金主义、权力腐化、贪图享乐、推卸责任等现象，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文化层面的冲突增加。转型过程中，等级秩序与自由民主、计划观念与市场理念、权威与法治、大一统与多元化、精英主导与大众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增多。既有前现代的、与传统小农生产相伴的意识观念，又有后现代的“公共治理”、公共行政、公共管理理念；既有强盛的工业化、城市化的现代化潮流高歌猛进，也有逆城市化、反物质主义的后现代化思潮滚滚而来。传统与现代、后现代在价值认同、道德诉求、管理理念、生活方式、发展模式等方面交织混杂，导致文化观念的冲突增加，对社会的发展稳定构成威胁。^[38]在文化多元的条件下，只有通过公民教育促进人们观念更新和公共精神培育，形成对话宽容、理性协同、自由秩序等公民文化，才能使人们在文化现象纷杂的社会环境下，仍然保持理性的分析和独立的判断。

4.社会阶层分化与流动强化了公民教育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上呈现一种单一的社会利益结构，国家几乎控制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和分配权。国家计划安排了一个人从生到死的全过程，工作需要等组织分配，购买生活用品需要油票、粮票、布票，个人发展完全听命于国家安排。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后，个人的利益合法化和合理化，个人的自主性、创造性得到社会的肯定。社会利益结构出现分化和重组，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多元化局面出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加速了不同阶层的利益分化和多元化。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使社会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生活阶层和利益团体。长期以工人、农民、干部为主体的三大身份阶层在转型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中国社会产生了职员、企业经理、个体户、私有企业主、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职业群体，仅农民就分化成农业劳动者、乡村工人、乡村雇工、乡镇企业管理者、乡村个体工商业者等。^[39]伴随着新的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的相继出现，社会结构和关系的改变，社会成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成员的职业角色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可能，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加快使社会成员开始思考自身的角色定位和发展取向，并追求在公共领域中的话语权。公民教育能帮助社会成员尽快适应传统、封闭、单一社会向现代、开放、多元社会的过渡，适应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自身身份的转变，懂得理性地运用公共事务话语权，是社会平稳转型必备的润滑剂。

（三）公民教育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

从社会学的研究上来看，人类社会就是一部社会变迁的进步史，社会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转型就是社会变迁当中的“惊险一跳”，是从原有的发展轨道进入新的发展轨道。我们这个社会是由13亿人口组成，其中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文化和教育的差距，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从这个轨道转到那个轨道，将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带来全新的变化。要平稳地实现转型，就需要依靠公民教育使人们获得适应现代社会所需的各种素质，以降低社会变迁的风险，实现社会形态的顺利转变。

1.公民教育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

市场经济是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经济运行机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公民以平等独立的身份参与经济过程，运用市场机制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与传统社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同，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品生产，要求生产要素（生产者、生产资料和产品）最大限度地自由流动，这必然造成个人和企业的独立化，并导致异质单位的有机组合，而维系这种组合的主要是人们的经济活动和共同利益。^[40]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迅速瓦解了宗法型的传统社会格局，而旧有价值社会结构的消融进一步加速了个体主体意识的自觉。市场经济的发展，内在呼唤并必然孕育、催生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法治社会，一个以契约、自治等具有鲜明特质的高度理性化的公民社会。^[41]并且，在一定意义上，公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是相伴而生的，市场经济孕育了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的发展反过来为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提供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形成，二者都以发挥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为前提。只有个人自由、经济自主、政治民主、国家法治、文化多元等精神价值和观念形态建立起来，自主、自立、自由、平等、自律以及自组织等的公民社会特征显现出来，市场经济才能获得赖以良性运转和协调发展的环境。因此，市场经济和公民教育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不仅市场经济为公民教育创造了条件，公民教育同样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具有公民素质的经济主体和文化基础。

2.公民教育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迫切需要

现代意义的公民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民主虽然不是一种完美的社会和国家的治理模式，却是人类追求的理想生活方式。民主制度的核心是公民自由地发表意见，在妥协的基础上实现自治，即公民自己管理自己，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这就需要他们具备相应的知识、能力和技巧。^[42]民主制度的巩固主要依赖其合法性，其合法性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其发挥的效能，而要使民主制度发挥出高效能，必须使公民具备较高水准的参政能力。他们需要有相应的知识，对他们参与决策的事务有充分的了解和理解，从而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否则，即使将民主制度的权力交给公民，缺乏教育和训练的公民也不能适应和驾驭民主制度，也会导致民主制度走回头路。因此，民主政治的产生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高度依赖公民教育的有效实施。公民教育是传授民主和政府知识的基本方式，通过公民教育，学生得以了解和掌握民主的含义和现代政府的运行方式。对于处于转型阶段的国家而言，政府正有步骤地将治理权力转移给公民，但是公民不应对民主的治理方式抱持过高的期望和理想，因为现代国家的实践表明，民主并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良方。虽然民主能保障公民在政治生活中享有平等权利和地位，自由地发表意见，有效地监督政府行为，抑制政府滥用权力，但是民主也具有因观点和意见相冲突而导致政府效率低下，增加群体之间内耗的缺陷。因此，公民教育在培养学生观察社会现象、分析思考现实问题、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和有效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学生理性地认识民主政治的特点，从而尽量发挥其长处，克服其弱点。^[43]当前，我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型期，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与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相一致的政治参与。首要的是增强公民的参与意识，不断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质与量，深度与广度，积极推进政治现代化进程，才能确保改革和各项事业的成功。因而，通过公民教育在全社会树立民主政治价值观、培养参与民主政治的主体意识和参与能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我国是民主政治传统欠缺的国家，发挥公民教育的作用，培养适应民主政治生活的现代公民更显重要而迫切。

3.公民教育是加快公民文化培育的迫切需要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民主和法治是外在的制度体现，它们需要内在无形的公民文化作支撑。没有公民文化的充分发育，民主和法治就不能真正巩固，也不能健康地运作。从本质上讲，公民文化是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衡量标准和评价尺度。公民文化的核心是公民素养。公民素养包括公民意识、公民德行、公民知识和公民能力，是现代社会成员扮演公民角色的综合素养。它包含了公民对自身独立平等地位的认识、对国家宪法和法律制度的自觉遵从、对约定俗成的公民德行的积极践行、对公共利益的有效维护等。一个具有公民素养的人，不仅是一个爱国、守法，自觉服从国家合理政策的人；还是一个对国家事务的积极评判者，一个愿意参与其中并有能力予以改进的人。^[44]公民意识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需要通过熏陶、教育，内化为个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原生型的现代民主国家都有着悠久的公民文化传统，公民文化能够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而实现代际传承，并深深地植根于当代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中。中国是一个现代化进程后发型的国家，长达千年之久的专制统治通过传承，留给后人的是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政府必须借助公民教育广泛而深入地宣传公民知识，使之内化为公民意识，并帮助公民形成理性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才能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民主、追求自由和推行法治的风气，进而培育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文化。要加速我国社会转型，积极倡导公民教育，大力培育公民文化是重要前提条件。

4.公民教育是实现人的现代化追求的必由之路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现代化是一个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必经过程，现代化并不局限于经济、科技等物质层面，要实现现代化，关键要依靠人的现代化。只有与现代社会相联系的公民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和全面发展，包括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实现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这个社会才能称作是真正的现代社会。否则，即使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制度和观念，也不会有自我持续的和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45]。回顾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我们便可以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决策层和普通人都首先把注意力放在积聚货币资本和增加商品上，自觉不自觉地在现代化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上陷入了“见物不见人”的偏颇。但是到了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们认识到了这种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都只是以“物”的现代化和“客体”的现代化为中心的现代化，因而只是社会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是为作为主体的人的现代化所提供的一种物质手段和前提，人的现代化才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人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问题的核心。中国现代化的突破口就在于人的现代化，现代化不仅要以人的现代化为目标，而且要以人的现代化为条件。^[46]人的现代化过程：从根本上讲，就是人摆脱各种自然和人为的束缚，获得全面的社会关系和通向自由的过程。^[47]而人格独立和主体性确立，正是公民教育的终极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教育是人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社会转型是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它经历着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的全方位转型与变化。社会转型就其本质而言，是以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现代化为价值目标的现代化运动，是作为社会历史活动主体的人对社会发展目标的自觉设计和价值选择。^[48]社会转型为公民社会的建构提供了基本条件和空间，我国公民社会的初步发育和建构完成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社会的顺利转型。^[49]公民教育则是推进社会平稳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