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及其发展
一 垄断优势理论
Hymer(1960)根据美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案例研究,总结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创造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是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而垄断与优势(技术优势、先进的管理经验、规模经济优势、综合优势)相结合是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Hymer因此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的奠基者,而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理论也成为其后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并得到进一步发展。Kindleberger(1969)认为,跨国公司的优势来源于产品市场的不完全、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外部和内部规模经济、政府对产出水平和市场进入的限制。约翰逊(1970)认为知识的转移是直接投资过程的关键,垄断优势主要来源于跨国公司对知识资产的控制。鲁特(1978)认为,跨国公司利用其所拥有的全部知识资产,可以获得独特的垄断优势,远远超过以许可证方式利用个别知识资产所获得的优势。Dunning(1993)在传统的市场、资源和效率寻求型投资动机之外又补充了战略资产(或创造性资产)寻求型动机,并认为不同企业在不同跨国经营阶段,其投资动因不同。前两种类型是企业初始ODI(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后两种类型则是企业追加ODI的主要动因,其目的在于促进企业区域或全球战略的一体化。
二 产品周期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Raymond Venon(1966)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阐明了产品在创新、成熟和标准化各阶段的产品特征、市场竞争状况以及生产、投资和营销策略,阐明了在产品不同阶段选择不同方式和生产区位的动因,即企业到境外直接投资是伴随产品生命周期运动展开的,对外直接投资发生于成熟或标准化产品阶段。Vernon(1971,1979)对其模型进行了改善,引入“国际寡占行为”来解释跨国公司的OFDI行为。该理论比较符合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制造业企业国际化的情况。
三 内部化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Peter J.Buckley和Mark C.Casson(1976)提出内部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中间产品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是导致企业内部化的根本原因。企业的内部化交易具有四个方面的优势:避免交易成本,建立较稳定的长期供需关系,避免政府的人为干预,便于运用差别定价、转移定价等手段提高资本运营效率。该理论试图用交易成本的概念解释跨国公司的存在,首次从企业组织发展的角度揭示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战后各种形式的国际直接投资,包括服务性行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形成和发展。美国学者马吉(1977)补充认为,产品开发、工艺更新和市场动态等都属于信息范畴,企业为保证在信息投资中取得更多的收益,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将已有信息内部化以取得充分报酬。
四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John H.Dunning(1977)采用“折中”的方法,基于公司水平提出了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即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简称“OLI理论”。根据该理论,当一个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1]、内部化优势[2]和区位优势[3]三方面优势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之后,Dunning对此理论进行了多次补充和完善。Dunning(1980)认为最小化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消除实施正常协议的交易成本,是公司内部化的主要动机。Dunning(1980)进一步指出:公司所有权特定资产可以是公司的自身创造,也可以从外部机构购买,但必须获得使用权。Dunning(1993)指出:市场寻求型跨国公司内部减少了信息和交易成本,在国外有环境保护知识产权。Dunning(1993)进一步阐明,区位特定优势包括自然资源及相关的基础设施、税收激励、物质和劳动成本、市场规模和特性、政府政策、生产专业化和集中度。Dunning(1996)又将所有权特定优势划分为两类资源和能力,第一类包括有特权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第二类包括通过利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率和协同等优势的组织能力。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Dunning及其继承者不断拓展OLI理论,将所有权优势的范围扩展至通过与其他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并在内部产生的能力和竞争力。所有权优势内涵的拓展扩大了OLI理论的解释范围。Thomas、Eden和Hitt(2002)通过对拉美企业进入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这些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企业拥有包括技术能力、集团关系、以前的国家所有权、国际化和联盟的经验等在内的独特的所有权优势。
五 边际产业扩张理论
上述理论较好地解释了美国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却难以解释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日本经济学家Kiyoshi Kojima(1977)针对日本企业OFDI的发展实践,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也被称为“比较优势投资理论”)。该理论认为,比较利益原则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一国应从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进行。技术差距越小,对母国来说越容易移植出去,对东道国来说越容易吸收进来,因此,投资国与东道国应从技术差距最小的产业依次移植“比较优势”。该理论较有说服力地解释了日本企业ODI的动因。
六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以弥补以往FDI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该理论认为,生产要素(投资要素)不再是国际投资的唯一决定因素,任何国家和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投资要素和非投资要素组合诱发的结果。投资要素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信息和知识等。非投资要素包括投资国与东道国双方国家的政策、法令、政府协议、合作关系及东道国的投资环境(硬环境和软环境)、世界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等。对外直接投资就是建立在投资要素和非投资要素的组合之上的,该理论表明投资倾向于那些要素组合拥有比较优势的地区或国家。
七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初,邓宁(John H.Dunning,1981)在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三优势(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的基础上,研究发展中国家ODI问题时将策略变量、GNP因素等纳入国际直接投资各阶段的分析,提出了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简称“IDP理论”,又被称为“动态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OFDI的宏观条件是发展中国家在宏观方面的所有权优势,是指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他宏观经济因素达到一定程度,足以支持本国企业进行对外投资。而且一国的净对外投资流量与该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呈现系统性相关。邓宁认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经济发展状况对本国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实现以及本国区位优势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因素将决定一国资本流出、流入状况。
Rajneesh Narula(1993)对有关IDP经典理论的实证检验进行了研究,发现大部分实证检验都证明了一国的内流FDI、外流FDI与人均GNP之间存在系统性相关。然而,邓宁注意到,不同研究者对单个国家IDP阶段特征的判断分析,常常存在较大差异。一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战略及宏观政策,既影响了跨国公司的行为,也改变了内流FDI、外流FDI在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八 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学者Louis T.Wells(1983)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具有十分特殊的性质,表现在拥有为小规模市场服务的小规模技术、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颇具优势以及低成本优势三个方面。此外,Wells认为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保护出口市场是对外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机,其他投资动机还包括“分散资产”“国内市场的局限”和“利用先进技术”等。该理论将发展中国家FDI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没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雄厚实力和高精技术,但它们仍然可以拥有比较优势,补充了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无法解释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现象,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被认为是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早期的代表性成果。
九 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学者Sanjaya Lall(1983)在对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进行跨国投资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尽管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表现为小规模、标准化和劳动密集等,但并不是被动地模仿和复制引进的技术,而是对其进行了改造和创新。这种技术创新会使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产品更适合国内市场以及国外收入相似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条件,从而给企业向相近收入水平国家直接投资带来特定竞争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流向发展水平相同和相近的国家或地区。技术地方化理论更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引进技术的再生过程。
十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
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现象,英国学者Cantwell John A.和Tolentino Paz Estrella(1990)、Tolentino(1993)在对发展中国家FDI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拓展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累积的结果,并最终导致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中国家现有的技术水平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决定因素,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形式和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OFDI受其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其OFDI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见的。在产业分布上,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一体化生产活动。而其地理分布的基本演变顺序是,周边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首先利用种族联系和地缘关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其次,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的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在经验继续积累的基础上,为获得更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进行投资[4]。该理论从技术积累角度出发,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在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上的演变规律,从而把对外投资动态化和阶段化。
十一 LLL模型
Mathews对传统FDI理论的适用范围及其局限性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提出了LLL分析框架(linkage-leverage-learning Framework,简称“LLL框架或模型”),强调了新兴经济体OFDI的独特性。LLL模型认为,作为后来者的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通过外部资源联系、杠杆效应和学习进行FDI从而获得新的竞争优势。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国际化的起点是源于它们对可从外部获得的资源的关注,其企业国际化的重点会放在资源本身以及资源的可获得性上。Mathews(2006)认为LLL模型中的联系、对资源的杠杆利用和学习可以不断累积,因此,LLL模型也可以解释新兴经济体企业加速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LLL分析框架是基于扩展的战略资源观(Resource-Based View,RBV)理论提出的,在解释那些缺乏资源和国际化经验的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FDI方面可以替代国际生产折中理论(OLI理论)。近年来,LLL分析框架逐步成为解释新兴经济体ODI的重要理论。
近年来,一些学者从制度的视角研究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行为,认为政府的大力支持弥补了新兴经济体企业在海外所面临的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方面的不足。如Aggarwal和Agmon(1990),Dunning、Hoesel和Narula(1998),Khanna和Palepu(2006)等。还有一些学者引入创业视角,为深入理解新兴经济体企业在资源缺乏和有限的情况下进行OFDI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研究新兴经济体OFDI的时候,创业视角通常从企业内在的、特有的优势及母国特有优势、外部环境条件、独特经营行为等方面分析新兴经济体企业的成功原因及优势来源[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