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北京，1860年：劫掠、奖赏金和神圣的报复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役于10月上中旬发生在清朝首都北京及其近郊，清朝皇帝率领着王公大臣们当时已经逃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只留下恭亲王和士气低落的僧格林沁蒙古骑兵的残余部队与联军周旋。当恭亲王苦苦思考如何做出选择之时，额尔金勋爵正在他位于北京北城墙外的西黄寺的大本营里，等待着9月17日在张家湾附近被俘的巴夏礼和那些士兵、外交官和平民的消息。在此同时，法军已于10月7日抵达圆明园大门，并开始了对这一建筑群的劫掠。当天晚些时候，英国军队的部分士兵也到了圆明园。不久之后，北京宣布投降，额尔金勋爵得知了被俘人员的命运，这直接导致他做出了毁掉圆明园的决定。10月18日和19日，英军第一步兵师的4400名官兵焚毁了整个圆明园。圆明园被焚毁以后不几天，《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正式签署生效，欧美对华关系从此发生了彻底改变。

本章将以这些历史事件作为原材料，来探讨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要思考东亚的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之间的联系。其中一个联系是，有相当数量的英国平民和军人，是在帝国其他地区服务之后来到中国进行活动的。另外一个联系则涉及战争中的抢掠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名词，尤其是loot（劫掠）一词^[1]。

Loot一词是18世纪从印地语和梵语中引进英语的，它与英国在印度的扩张有着密切的关系^[2]。不论是它的名词形式还是动词形式，都被频繁用来代替一些原有的英语单词，如pillage（掠夺）、booty（战利品）、spoils（掠夺物）、plunder（抢掠）等。然而，因为这一单词与帝国新词汇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所以严格说来，它并不能和这些单词相互换用。从它与英帝国在印度、东亚以及后来在非洲的各种冒险活动的联系来说，这个单词能够让人产生某种机会感，特别在它被理解为战争“奖赏”——帝国构建事业奖给那些敢于冒险的勇士的奖励——的时候^[3]。

像额尔金勋爵一样，帝国词典《霍布森—约布森》也发现，loot一词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间开始在中国和印度普遍使用的［Yule and Burnell（1886）1994：519-520；Walrond 1872：215］，这一点对我们现在的研究也同样重要。正如这个单词的演变所暗示的，虽然1860年的事件标志着世界权力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但中国与西方关系改变的主要作用者和主要受益者是英帝国。法国、俄国、美国的外交官们和法国军队在这些事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领导者是英国人。不仅如此，英国的动机和其他欧美国家似乎也非常不同。出现这些不同的原因可以到很多方面去寻找，比如领导者的不同个性，各国不同的国家目标，甚至还有欧美各国历史上的仇恨和争斗。然而我们所强调的，是从西方列强在欧洲全球性扩张过程中独具特色的历史轨迹中去考察它们在华行动的差异。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对圆明园的劫掠，对作为一次“神圣的报复”而将它毁掉的行为（Warland 1872：366），做出另外一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