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方法与本文结构
因为新中国作家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势规范下，文学创作的功利性与目的性和战时文化观念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产生重构，导致人物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成为“十七年”时期文学的主色调。同时，这种功利性极强的大一统式的战时文化观念的惯性遗传又产生了一些教条和僵硬的道德律令，制约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生产，导致文学创作走向偏激。尤其是这些作家没有反思战争对人类和文化的伤害，不敢正视战争对人性的价值剥夺与残酷毁灭，对人的命运、灵魂和日常生活及其合理欲望不做任何探索，缺乏对破碎的家庭、残缺的人生以及失去亲人的苦痛等悲剧意义进行独立审视，所有的故事结局几乎都是大团圆和胜利的结局。所以，长篇战争小说有人物形象刻画呆滞、叙述语言简单、叙事策略单一、价值判断二元对立、美学匮乏等缺陷，普遍存在“缺乏思想深度，结构也比较松散”“有的近于速写”“人物塑造流于浮泛”的问题。[29]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小说之所以能够吸引读者也有它们可圈可点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它们代表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精气神。这种矛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作为任何一个个体来说，人性是很复杂的，为什么复杂的人性在这些小说中被简单化了，作家的执著追求、复杂心理、犹豫的情感呈现出怎样的文化心理样态？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我们应该去探究的。我们虽然不能说存在就是合理的，但是存在自然有存在的理由，它应该在具体语境中存在相对的合理性。如果我们否定“十七年”文学，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其存在的理由。正如董之林所说：“如果一个时代发生了问题，那么应该怎样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谁应该为那个时代的问题负主要责任？”[30]另外，“十七年”文学和作家在主动迎合意识形态与保护自己的生存困境中不得不去采取一种灵活的生活姿态，我们可以批评这些人具有“人格软骨症”。但是，如果是我们自己处在那种政治化语境中我们又该如何化解自己的困境呢？当我们用现在的思维、眼光去要求那个时代的作家和作品，能否全面客观呢？是否准确呢？这都值得我们怀疑。所以，本文研究首先进入历史语境重返事物本体的现象学自身，通过解剖历史的因缘际会体悟作家对时代的整体把握和文学想象，尽量呈现被过滤后的复杂多变的自身原貌和“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意义。在儒家治国传统和国民无意识集体思维构成的中国文化语境中，载道文学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以西方的观点观察中国的文化时，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语境，更不能认为西方的就是好的，我们只能吸收西方好的质素去完善我们自己的特质。更何况，历史是不能假设也无法重新开始，只有在经验的基础上完善文艺创作的价值属性才是可取的。
“诗无达诂”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告诉我们，作为文学阐释，因研究者/读者的理论素养、知识储备、研究角度、功能目标等不同而导致同一个对象研究的结果/效果也是千差万别的。更重要的是，文学自身的意义是多重的，任何一个自足的文本往往具有异质化、多义性、复杂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等特质。在生产、传播和改编的过程中，多种话语、文化、力量在历史、作家、意识形态与文本之间相互渗透、摩擦、调整、对话、转换、冲突、妥协和纠缠迎拒。自然，“十七年”文学也是如此，我们既要尊重这些文学和作家，也要看到他们自身的不足和局限，我们更需要设身处地去思考“他们之所以为他们”的生存处境，而不是想当然地以我们的现在的思维和境况去要求前人。因此我们在进行文本阐释和价值重估时，价值倾向、价值立场、主体姿态不能过度单一化和决断化，更不能先验地确定一种因果悬置，而应去除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和价值判断，既不是片面肯定文本，也不是单纯否定文本，而是深入到历史原初的细节场景和矛盾张力中，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找问题的源头。因此，文学作品、报刊、作家创作、日记、传记、回忆录、研究文章、作家年表、著作目录、经验谈、手稿、书信、写作计划、草稿、印刷作品的修改校样、传记、评传、口述史等资料都是我们从事研究所应考察和关注的对象，是研究作品和版本的重要佐证。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强调文学研究的第一步是版本校勘与选择，这为本书写作提供了依据。本书关注的焦点不仅是原著自身不断重写的版本变化这一维度产生的各种内外问题，还应关注这些原著如何不断被各种文学艺术进行重述、“转译”，以适应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的变迁，满足艺术领导者和受众的“文学想象”和期待视野。同时需要关注传播机构、传播制度、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因为编辑、接受者（读者、评论家、改编者、传抄者）对小说版本的变迁有着直接的改造功能，作者不得不按读者口味、批评家情趣、国家意识形态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来包括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的艺术成规删改自己的作品。
因此，本论题采用历史的追索、线性的还原、史料的爬梳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梳理小说版本的源流谱系，比较其不同版本和不同改编艺术文本，找出修改内容，考察其改变动因以及差异的意义，挖掘演变进程中的动态性、复杂性规律，为“十七年”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史的重写提供更具体的佐证资料，厘清原有研究的误读，以打开被尘封的多文本复调和多义性张力的互文世界。正如金宏宇所说：“这种研究应该是朴学学术话语与现代文论话语的整合，是实证性研究与阐释性研究的整合。新文学的版本批评首先要利用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考据学的知识和技术，还要借助创作学、文本发生学、语言学、修辞学、观念史学的研究经验，也要运用传播学、接受学、阐释学的理论和方法。”[31]这就要求笔者通过文学史料的爬梳回到历史的原初语境中，注重小说版本研究与文本研究、实证性研究和阐释性研究、版本修改与艺术改编研究的结合，对历史的同情的理解，坚持尊重历史、尊重作家在特殊时代的文学抉择的人文主义价值立场，坚持史料梳理和理论阐释相结合、历史原初和当下主体意识相结合、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相结合，借鉴版本学、考据学、语言修辞学、阐释学等理论进行交叉学科研究，才能有比较妥当的认识，进而纠正当代文学研究中重理论阐释、轻史料探询的学术疏离现象。为此，需要从“中立状态”[32]观照这批小说的发展变迁，既要批判性地审视它们的弱点，也要同情它们在特定语境中的无助与孤独。毕竟，任何一个人或事物，都是政治和权力双重压抑下的产物。正如金岳霖所说：“同情于一种学说与赞成那一种学说，根本是两件事”。[33]也就是说，“同情”是指研究者想方设法设身处地与研究对象获得一种视界的融合和心灵的沟通，从而理解研究对象特定时期的特定抉择，而不是单纯地站在21世纪的角度去俯视20世纪中期全世界民族解放浪潮风起云涌下的特定文本。用21世纪的思维观念去审视20世纪人的思想境界，任何一种苛求或怂恿都是无力的。
所以，本论题将涉及文本发生学、版本校勘学、传播学、文学社会学、阐释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权力谱系学、葛兰西的社会主义文化霸权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询唤等理论方法，尤其是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成果去审视这些特殊文本。但笔者并不想简单套用西方理论，而是希望面对文本对象寻找他山之石的普适性、有效性和合理性，毕竟西方理论与中国当代经验是有非常大的距离。所以，希望从具体的小说文本出发，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和想象性经验设身处地地借鉴和比照各种理论成果，建构一个新的经验世界和文本秩序，并在这种互为他者的审视中获得价值评判意义上的自为性，如此才能寻找到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
那么，在具体研究的思路上，我们需要进行文本发生学的史料梳理与意义阐释，从文本发生学现象概述、版本内容校勘与阐释、艺术样式改编与传播推广等视角进行研究。版本校勘主要是采用初版本与修订本进行比较的对校方法，从而获得异同。而这主要是来自校勘学家陈垣在《校勘学释例》中提出“校法四例”，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校勘方法。而对进行校勘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对校是最常用的一种。陈垣对此进行解释：“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堆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者，即此法也。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有讹，亦照式录之；而其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陈垣先生的这一研究方法成为古典文献学研究的金科玉律，同样也可以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版本校勘学中使用，而且不仅在版本间通用，就是在小说文本与艺术改编的不同艺术文本的校勘中也可以使用。但不同于古典校勘的是，本书主要通过初版本与第一修订本、第一修订本与第二修订本、第二修订本与第三修订本以及小说版本与各种艺术改编文本这样一种线性时间修改下的版本对校法，去寻找版本修改迁移与特定时间的复杂对话场。而艺术样式改编文本研究则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探询角度：（1）全民教育的教材：植入于国文课本、语文课本、大学语文课本、大学文学史课本；（2）评书、广播、读书等说唱艺术；（3）电影、连环画、电视等视觉艺术；（4）戏曲、话剧等表演艺术。由于本书着重点是小说文本内容的变迁，因此涉及研究的更多是小说文本、各种艺术样式改编后的文艺曲本（各种戏曲、曲艺等改编后的文本）、脚本（如连环画脚本等）、剧本（如影视话剧等剧本）以及导演进行摄制时的影视分镜头剧本的内容，即对长篇战争小说与各种艺术样式改编后的文本（包括上面所说的曲本、脚本、剧本、分镜头剧本等）进行文本意义上的校勘分析。
所以，本书结构主要分为前言、上编（三章）、中编（三章）、下编（四章）和余论四个部分，主要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时空场域视角对“‘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进行分析，侧重从版本修改与艺术改编两个维度进行文本发生学现象演变规律的探讨。
前言对“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传播进行了问题归纳，建立了“文本发生学现象”这一概念，明确了论文的研究对象与问题意识。由此重点阐释与界定本论文的核心概念“战争小说”“版本校勘”“艺术改编”和“文本发生学现象”及“文本发生学现象研究”的理论内核，梳理了研究现状、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确立本论文研究的必要性、有效性与创新性，进而针对此问题确立了研究的视角、层次、方法与价值立场。
本书上编试图对文本发生学的起点和语境进行必要的外围梳理。主要阐释“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文本如何发生的问题，即革命起源与革命意义如何经典化生产和通俗化传播的过程，革命作家的“少共”精神、军人规范、侠客梦和青年气质等生命体验和创作特质与社会舆论导向建构起战争小说的经典化生产与打造，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文艺报刊、艺术改编、教材教育等进行通俗化传播。于是，产生了文本发生学现象。
中编主要以3部长篇战争小说《保卫延安》《红日》和《苦菜花》[34]为个案研究对象，从半个世纪来的文本发生学现象的变迁轨迹考察版本生成、版本校勘、艺术改编和意义传播等问题，并以此进行文本阐释。《保卫延安》版本修改的核心就是使艺术更加完善，使英雄群像更加生动丰满，而艺术改编则是由20世纪50年代重基层英雄形象塑造转向新时期以来的高级指挥者形象塑造。这种文本发生学策略的重心转移是随着历史评价与文艺观念的互动而变化的。在不同时期，《红日》的版本修改与艺术改编在人性萌动与革命伦理的互为消长中进行取舍。而《苦菜花》的版本修改与艺术改编则呈现出家族叙事、三角恋爱与革命伦理的多重变奏与取舍。
本书下编则是遵循论从史出的原则，根据上编历时性的个案考察，总结演绎出“十七年”共时性的文本状态和文本发生规律。即从“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修辞策略、正文本修改、副文本变迁、艺术改编策略四个角度进行探询，重点研究“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革命伦理、历史代述、神话隐喻与审美裂隙的修辞功能，并对小说正文本的修改原因、修改内容和小说副文本的封面画、插图画、内容提要、引语、序言、繁简字、版型等内容进行总体考察，同时对不同时期、不同艺术样式的改编策略进行挖掘。
总之，“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中依然在发挥作用，对其研究也永远是未完成状态，永远有着新鲜的血液和可阐释的空间。因此，文本艺术样态的再次转型、大众传媒的全面介入、手稿等新资料的挖掘出现以及作家及作品档案的开禁等，都会给文本发生学现象研究带来更深、更广、更丰富的阐释空间。因此，笔者在结语中也提出当下语境中的红色资源再利用和现当代文献学学科建构的可能与设想。
[1] “重述”这个词语来自孙先科教授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经典与经典的‘重述’——‘十七年’经典长篇小说的修改、续写、改编及其历史阐释”，笔者在此引用，感谢孙老师。
[2] 〔美〕罗伊克·华康德：《从意识形态到象征暴力——马克思与布迪厄著作中的文化、阶级与意识》，褚思真编译，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第2卷（总第3期）。
[3]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184页。
[4]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人民文学》创刊号，1949年10月号，《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512～513页。
[5] 其他小说在后面的图表中列出，另外还有《黄继光》《祖国的儿子黄继光》《杨连第》《董存瑞的故事》《一个普通战士的成长》《盼望》等战争传记小说，这类直接描述武装斗争的小说笔者称之为“主战争小说”。本文主要探讨这一类型小说。另外还有一些小说尽管穿插着武装对立的战争，但这只是为提供特定语境和出场背景的次要内容，主要还是叙述人物成长，以及越狱、地下斗争等内容，如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杨沫的《青春之歌》、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梁斌的《红旗谱》、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张良孟的《儿女风尘记》《三辈儿》、曾秀苍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碧野的《阳光灿烂照天山》、纪宁的《红心向太阳》、袁静的《红色交通线》、冀汸的《走夜路的人们》、谷峪的《石爱妞的命运》、林予的《寨上烽烟》、老舍的《无名高地有了名》、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一、二卷）等，笔者把这类小说称之为“次战争小说”，或者说，它们属于革命历史小说。
[6] 如果说黄子平把“十七年”小说定义为革命历史小说成立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历史小说就是战争小说。
[7] 任大星：《野妹子》，百花文艺出版社，1978，第256页。
[8] 钟廉芳、张春熙：《松毛岭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
[9] 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批评家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在著作《文本发生学》中提出“发生校勘学”或“文本发生学”（Génétique textuelle）的研究范式，具体说来，通过考察和梳理由草稿或准备性资料到手稿，再到前编辑、编辑，前出版、出版阶段的前文本孕育过程，从而“观察处于初始状态的作品那种饱满而又生动的结构，观察其发展、变化，观察作品逐渐形成的过程。”应该说，这种范式考察的是小说出版前的诞生过程，通过对小说初版样本出版前的过程进行校勘式考察，进而对作品的起源进行理论诠释，寻找变动、冲突、补充的可能，扩大并更新对文本的认识，由此重新找到作品制作的秘密，试图揭示和解释作者创作的独特性，被认为是一种“手抄本的阐释学”。“文学手稿的分析原则要求尽可能多地关注作家的写作、行为、情感及犹豫的举动，主张的是要通过一系列的草稿和编写工作来发现作品的文本。对这些草稿和编写工作分析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了解写作的内在情况，作家隐秘的意图、手段、创作方法，经过反复酝酿而最终又被删除掉的部分，作家保留的部分和发挥的地方。”（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文本发生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2～3页）当然这主要是对手稿到初版的前文本过程进行分析，把前文本视为一个独立的诗学空间，也有的翻译者把这种文本发生学翻译成“渊源批评”。
[10] 这个概念不仅对新文学以来直至当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有直接的借鉴意义，还对古典小说如《封神榜》《说岳全传》以及四大古典小说的当下研究有借鉴意义。
[11] 话语是指在语言单位基础上某种陈述的内涵，“话语是关涉社会、政治和文化形成的语言的用法——它既折射了社会秩序的语言，也形成了社会秩序，以及形成了个人与社会互动的语言”（The Discourse Reader）（参见朱国华《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批判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4页脚注）。
[12] 〔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393页。
[13] 这13本著作分别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浙江大学出版社、岳麓书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14] 这3本专著分别由东方出版社、巴蜀书社、黄河出版社出版。
[15] 刚毅：《保持版本价值》，《人民日报》1962年8月10日，第4版。
[16] 发表于《草原》1964年第6期。
[17] 这5篇文章分别发表在《人民文学》1960年第7期；《读书》1960年第13期；《河北文学》1964年第8期；《人民日报》1978年7月20日，第3版；《延河》1979年第3期（后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4月出版的《保卫延安》）。
[18] 这9篇论文分别发表在《湘潭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复旦学报》1983年第6期；《西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编辑之友》1987年第1期；《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江汉论坛》1989年第10期；《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1期。
[19] 该文发表在《文艺评论》2004年第5期。
[20] 孙先科：《〈青春之歌〉的版本、续集与江华形象的再评价》，《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21] 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王晓明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修订本），东方出版中心，2003，第205页。
[22] 笔者所见的姚丹的这篇博士论文是未刊本，收藏于国家图书馆，由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指导，其部分成果散见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中。后该论文以《“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为题于2011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3] 马驰：《“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第236页。
[2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70页。
[25] 〔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代电影》1987年第3、4期。“询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提出的概念，意指意识形态招募对其臣服的个体成为实践该意识形态的主体，以确保该意识形态产生效果或发挥功能作用。
[26]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文集》第6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第216页。
[27] 陈思和：《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第37页。
[28] 孙犁：《谈改稿》，《孙犁全集》第7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196页。
[29] 张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第255页。
[30] 董之林：《史与言——“当代小说十七年”纵论》，《江海学刊》2003年第6期。
[31] 金宏宇：《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第50页。
[32] 即跳出国家霸权话语对个体的规训和制约，但这是很难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国家话语当中，这是令当下研究者颇为尴尬的学术困境。
[33] 金岳霖：《审查报告二》，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附录），中华书局，1961。
[34]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作家手稿或者出版社初版校样个人无法找到，因此，作为文本的研究起点就是初版本和初刊文，例如《解放军文艺》1954年1、2月号只载《保卫延安》的两章《沙家店》《潘龙镇》，《人民文学》1955年2月号只载《保卫延安》的一章《长城线上》，而非全部。那么我们就得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10月出版的初版本《保卫延安》为文本发生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但我们依然可以与初刊的部分文本进行异文对校。《解放军文艺》1953年7月号选载的《铁道游击队》的《票车上的战斗》和《解放军文艺》1957年4月号选载的《红日》的《吐丝口》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