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变动、需求升级与动力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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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述评

第一节 消费倾向下降及其原因

对于消费倾向下降和消费需求不足的判断主要是基于收入与消费二者的变化关系而言的,也就是说,在收入增长过程中,居民消费支出相对于收入水平的力度如何。库兹涅茨(Kuznets,1946)分析1869—1938年美国的国民收入与个人消费资料数据发现,尽管其间美国国民收入增加了大约7倍,但其平均消费倾向却相对稳定,维持在0.84—0.89之间。这个结论和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不符,被称为“库兹涅茨之谜”。“库兹涅茨之谜”提出,在长期内平均消费倾向稳定不变,基本上是一个常数,因此必定有边际消费倾向等于平均消费倾向。而对于我国来讲,收入持续增长中城乡居民的消费状况究竟适合于(如果有)哪种理论或实证的结论,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的问题,但是本书认为有一点是可以判断的,就是处于经济改革转型中的我国居民消费行为不单单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之间简单的数量关系,而是需要结合自身的转型特征和发展过程来进行。

国内外学者对转型时期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问题的研究颇多。这些研究都基于一个共识,就是转型时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的消费严重不足,消费倾向下降趋势很明显。研究者从我国时间序列纵向数据的分析和横向的国际比较分析两个方面得出消费不足的判断。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研究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分析。陈利平(2005)指出,自1996年以来,中国消费需求疲软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已有的文献中分析的视角包括:公众对未来收入或消费支出不确定性的增加、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流动性约束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等;方福前(2009)指出,近10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的视角、方法或数据不同,所得结论也不同,甚至有些是相反的。针对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影响因素,他把这些研究观点概括为以下方面:居民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中国特有的消费行为特点,即中国的历史文化因素使得居民有较高的储蓄倾向或较小的消费倾向;经济体制深化带来的中国福利制度改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等等;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换代过程与消费倾向关系存在一致性,因为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和供给结构变动之间存在矛盾,也即是居民消费需求升级要求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其他的方面还有消费信用发展滞后、中国的宏观战略对消费的重视不足等的影响。对于以上的总结,本书认为中国福利制度改革影响应当和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换代过程结合考察,因为福利改革与消费结构升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需要指出的是,对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研究的收入分配因素视角在文献中占有一定数量。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和问题,很容易把居民总体消费需求不振归因于收入差距的加大,很多研究结论支持二者的联系,如李实等(1999),刘文斌(2000)、朱国林等(2002)、袁志刚(2002)和臧旭恒(2005)等的研究。这些研究认为,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中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支出能力有限,而高收入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下降,其消费支出相对于高收入也是有限的,因此共同导致宏观消费需求增长不足。但是有些学者也得到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并不是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李军(2003)的研究发现,高收入消费群体目前的平均消费倾向仍然较高,收入差距还不是消费需求不振的主要原因。这些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是模型设定、研究方法或者数据选择上的不同造成的。但是如果考虑消费需求升级的因素,那么不论是对于哪个收入阶层的消费者,其消费倾向的下降都可以看作是消费需求升级程度所决定的,比如居民消费项目内部的结构转换不充分、受到抑制而使得部分消费支出受到抑制,这方面的考察需要从消费需求升级的因素和视角进一步的研究。

基于绝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持续收入理论等经典消费学说,诸多学者对消费行为研究进行了扩展,如理性预期、预防性储蓄、过度敏感性假说和流动性约束理论等。消费行为的研究进一步将不确定性引入到分析框架中,对原有理论进行延伸和拓展,以不断增强对现实的解释力。在消费决定因素的研究上,国外文献主要侧重于消费函数构建和实证模型分析,着力探讨消费者最优消费决策问题,如Deaton(2005)的储蓄率长期恒定结论,Parker和Preston(2005)研究了预防性储蓄与消费波动的关系,Modigliani和Cao(2004)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我国居民储蓄水平,在国际视野下探讨我国经济增长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虽然国外文献很少直接探讨我国消费需求增长问题,但在消费研究上贡献了理论和方法基础,为条件和环境变更的研究延伸和拓展提供了参考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