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消费倾向变化的供给性因素

我国目前实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促进供需协调，从供需通道优化角度研究消费潜力释放问题提供了启示。从理论逻辑与政策经验来看，仅仅限于需求端的消费行为研究与探讨可能是一个思维“陷阱”。分析消费增长问题不仅需要包含消费者行为研究本身，还应关注供需通道上的“供给性抑制”因素，也就是说，应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的内在协调机制着手，理顺供需关系。

一 不确定性与制度性供给因素的影响

基于绝对收入理论、生命周期理论和持续收入理论等经典消费学说，诸多学者对消费行为研究进行了扩展，如理性预期、预防性储蓄、过度敏感性假说和流动性约束理论等。消费行为研究进一步将不确定性引入到分析框架中，对原有理论进行延伸和拓展，以不断增强对现实的解释力。在消费决定因素的研究上，国外文献主要侧重于消费函数构建和实证模型分析，探讨消费者最优消费决策问题，如Deaton（2005）的储蓄率长期恒定结论，Parker和Preston（2005）研究了预防性储蓄与消费波动的关系，Modigliani和Cao（2004）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我国居民储蓄水平，在国际视野下探讨我国经济增长与居民储蓄之间的关系。虽然国外文献很少直接探讨我国消费需求增长问题，但在消费研究上贡献了理论和方法基础，为条件和环境变更下的研究延伸和拓展提供了参考系。

经典消费理论与实证研究的适应性问题一直是国内相关学者关注的焦点。朱信凯等（2011）系统梳理消费函数研究的理论变迁及内在逻辑，指出我国消费问题研究必须根植于国情实际。很多文献关注了我国转型发展中“不确定性”因素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如孙凤，2001；万广华、张茵和牛建高，2001；罗楚亮，2004；臧旭恒和裴春霞，2007）。部分文献从不确定性与公共支出视角研究了我国居民消费的制约因素（方福前，2009；张全红，2009；沈坤荣和刘东皇，2012）。另外一些文献则关注了转型特征对宏观上居民消费演变和微观上居民消费行为变化的影响，直接或间接探讨了收入支出制度因素的影响（袁志刚，2000；龙志和和周浩明，2000；樊潇彦、袁志刚和万广华，2007）。市场化改革引发了医疗、教育和居住等领域的不确定性问题，不少文献对福利制度、民生制度与消费升级之间的矛盾性进行了关注和分析，以探求提振消费的适宜途径。相关文献结合我国经济转型、体制变迁等实际，多因素探讨了相关制度的作用及效应，关注了医疗、教育和居住等制度与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白重恩、李宏彬和吴斌珍，2012；段忠东，2014）。再如，李剑和臧旭恒（2015），廖理、沈红波和苏治（2013），龙少波、陈璋和胡国良（2016）研究了住房价格或制度对消费的影响，分析了住房的财富效应及对消费存在的挤出效应。但是，对于不确定性与制度性因素的影响，诸多文献在不同分析模型和方法下的结论存在较多差异。

二 协同视角下的供需机制优化

消费问题的研究逐渐扩展到供需通道中多主体协同的分析框架。基于“非平衡增长理论”（Acemoglu，2008；Kim，2011），相关文献集中强调消费需求升级对产业与技术的引导作用，以求发现“从消费到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从而为消费需求增长导向下的产品（服务）质量升级研究奠定了基础（陈立中和李郁芳，2011；李尚骜和龚六堂，2012；迟福林，2012）。具体来看，相关研究把居民消费问题与产业供给问题联系起来，指出有效供给不足对消费需求的压抑，提出加强供给管理、提供有效供给、促进消费升级与化解宏观经济矛盾的思路和建议（骆竹梅等，2005；程大中，2009；刘胜和冯海波，2016）。欧阳峣、傅元海和王松（2016）对通过供给侧改革使国内市场能够有效地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逻辑和机理进行了研究。张艾莲、李萍和刘柏（2016）指出，供给侧变革和创新能够创造出新的消费产品和服务消费，拓展居民消费的选择范畴，从而扩大消费规模。金晓彤和黄蕊（2017）基于供给侧改革视域，探析了我国技术进步与消费需求的互动机制，指出供给侧改革则是有效释放技术进步与消费需求互动效应的重要手段。

综合而言，已有的研究基于经典消费理论和模型进行扩展，构建不同的消费函数，对现实消费行为进行解释。相关文献从转型和制度变革因素对我国居民消费行为进行研究，探讨了一般消费研究理论与方法在我国的适应性，逐渐突破居民部门的消费函数（行为）分析，触及到公共制度设计以及产业供给领域，对我国消费发展问题的宏观性和系统性认识不断增强。但是，这些研究对消费增长影响因素的探讨相对零散，缺乏严密的体系和框架，没有从供需有效匹配以及供给侧制度设计的视域进行细化和系统化，多限于某一领域的需求因素分析，研究结论也存在诸多差异。本课题研究认识到促进消费潜力释放与转向供给侧因素研究的必要性，同时考虑到制度设计在其中的基础性与根本性作用，拟从“供给侧制度设计”的视域，丰富和深化消费需求增长问题研究，契合新时代阶段，建立消费函数（行为）、供给因素及制度设计有效协调配合的一体化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