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渎神案前的雅典民主政治
渎神案前的雅典，在政治上已经处于激进民主制阶段。这种激进民主制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这一进程的实现，与雅典的历次改革密不可分。
一 民主政治的创建及日趋完善
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国内学术界的长期争论在于民主政治的建立者以及建立的标志，并因此形成了三种较有影响的观点，分别为：“梭伦说”“克里斯提尼说”以及“厄菲阿尔特说”。这三种论点在古代世界就各有其倡导者，并在近现代各有其支持者。[1]尽管三种学说各有其道理，但显然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梭伦立法、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及厄菲阿尔特改革，都是这一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对某一环节的过度强调或者片面忽略都可能是武断的，这一点已经引起了黄洋等学者的注意。[2]一般认为，历经梭伦立法、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以及克里斯提尼改革，雅典的民主政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希罗多德认为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开启了雅典的民主政治。[3]而这种新政治秩序，无疑也得到了雅典民众的广泛支持，这从克里斯提尼逃离雅典，而伊萨格拉斯却依然无法再次占据优势可见一斑。但需要注意的是，雅典的政制发展并没有停滞，而是在雅典民众参政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和政治家深入改革的基础上日趋激进，雅典民主政治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对希腊历史影响重大的事件，莫过于波斯帝国在东方的兴起。虽然波斯立国不久——它迟至公元前559年才开始摆脱米底的统治——但其建立后就在国王居鲁士的率领下进行对外扩张。早在公元前547年前后，它就已经征服了吕底亚王国，因袭了对小亚细亚沿海希腊各邦的统治。而小亚细亚沿海的希腊城邦并不甘心臣属于波斯，于是，在公元前499年掀起了起义活动。雅典与埃雷特里亚对其进行了援助，但最终米利都陷落，起义失败。雅典与埃雷特里亚因此激怒了波斯国王，以至于要他的仆人每次用餐时都提醒他要征服雅典。可以说，雅典已经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新兴帝国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是来自海上。对于这种未来大势，泰米斯托克利敏锐地意识到了，于是他在雅典发现劳里昂银矿富脉的情况下，假借应付埃吉那威胁的名义，力倡建造了一支强大舰队。这支海军在战场上，尤其是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泰米斯托克利也因在战争中的卓越贡献，而名扬希腊世界。值得注意的是，海军的创建与海上战争的胜利，对于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是因为新兴的海军与传统的陆军所凭借的力量有着重大区别。在传统的陆军中，兵种主要为骑兵和重装步兵。骑兵的担任者主要为“五百斗级”和“骑士级”，重装步兵的担任者主要是“双牛级”，以平民为主体的“雇佣级”只能去担任轻装步兵。但海员的充任并不需要这样的身份限制，这使第四等级的雅典公民在城邦军事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雅典普通公民在军事领域重要性的提升，无疑有效地增强了雅典民众的政治意识，并对政制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亚里士多德在对雅典的政制进行研究时，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他曾在多处表达了平民充任海军力量促进了激进民主政治形成的观点。[4]老寡头也有类似的表述。[5]
在普通民众政治意识增强的同时，雅典的一些贵族依然如梭伦等先辈一样进行了政治制度的改革。该时期的改革，主要有公元前487—前486年泰米斯托克利改革，以及公元前461年厄菲阿尔特改革。就泰米斯托克利改革而言，其内容主要为改变执政官的遴选方式，即由原先的选举方式改为从100名候选人中通过抽签直接选出。[6]此举一方面降低了执政官在城邦政治事务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提升了十将军委员会的地位。但改革并没有对雅典贵族形成大的冲击，相反战神山议事会由于在希波战争中的出色表现，而在事实上掌握了相当的权力。这种权力不仅体现为可以监督政制和一些行政法律事务，还体现为战神山议事会可以审议城邦事务，并通过它的成员将他们集体的意见传递给公民大会。[7]
面对战神山议事会如此占据优势的局面，厄菲阿尔特首先是通过对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个人发动控诉的方式来限制其作用。随后，他开始着手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的全部政治权力，将之在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等机构中进行分配。[8]与此相对应的是，大约在公元前457年，执政官开始向低等级的雅典公民开放，使其不再仅仅局限于贵族，进一步降低了它的重要性。[9]虽然古代文献对于厄菲阿尔特改革的内容记载甚为模糊，对于剥夺了战神山议事会具体的哪些权力以及怎样进行分配，我们也只能是猜测，但无疑通过改革议事会、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以及人民对于行政部门的控制，强化了雅典人民的主权。公元前5世纪的大量此类控制官员的铭文对此予以了证实。[10]可以说，正是在这一时期，“demo-kratia”，即“人民统治”观念第一次出现。不久雅典开始在提洛同盟中的一些盟邦中扶植民主政治，于是雅典被认为是民主制的支持者，与斯巴达是寡头制的支持者相对应。因此，有些学者在评价厄菲阿尔特改革时指出，虽然克里斯提尼改革在1993—1994年被作为雅典民主政治诞生2500周年来纪念，但实际上将厄菲阿尔特改革作为民主政治创建的决定性时刻更为恰当。[11]
正因为厄菲阿尔特的改革极大地冲击了贵族的利益，因此厄菲阿尔特被一些贵族所不容，于公元前462—前461年惨遭暗杀。在厄菲阿尔特改革以后，有两个举措使普通民众在城邦政治的各个层面上的全力参与成为可能。一是“言论自由”（isegoria）的引入或强调。“言论自由”的含义为在公民大会上所有公民都拥有就最重要的问题发言的权利。这提升了公民大会的权力，并使它成为政治领袖竞争的主要角逐之地。而雅典人通常认为此举是民主政治的基石。[12]二是降低担任官职的财产资格和引入津贴制。[13]
这些改革主要是在伯里克利时期实现的。他在成为领袖后，为了对抗西蒙在财富上的优势，在公元前450年开始向参加陪审法庭的陪审员发放津贴。虽然此举的动机是利用城邦收入与西蒙相竞争，但就客观效果而言，却颇具民主意味：它确保了贫困的雅典公民能够有条件参与陪审法庭，可谓是将民主政治落到实处。而公民大会在该时期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最高权力机关，它不仅对城邦的重大事务进行讨论决策，而且负责雅典法律的制定。根据雅典历法，每年有10个月，每个月要召开4次公民大会，这样一年大体可以召开40次公民大会。除此之外，如遇紧急情况，雅典还可以召开紧急会议。五百人议事会是雅典的常设政府机构，是从雅典的十个部落中年满30岁的男性公民中抽签选举产生，每个部落为50名，任期为一年，不得连任，且一生中任职不得超过两次。其主要职责是为公民大会准备预案，凡是雅典公民皆可向议事会提出议案，经议事会讨论通过后即可列入预案，提交公民大会进行讨论表决。每个部落的50名议事会成员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主持一个月的事务，并从中抽签选举议事会主席1人负责掌管城邦的印章和金库钥匙，其任期仅为1日且不得连任。雅典的另一个机构陪审法庭，陪审员从年满30岁的雅典志愿公民中抽签选出，负责裁决城邦的所有诉讼。这些诉讼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因私诉讼和因公诉讼。在审理因私诉讼时，陪审法庭的成员最低为201人。在审理因公诉讼时，至少要有501人，多则达2001人。有时公民大会也会直接对涉及重要人物或高级公职人员以及司法执政官等在内的重大案件进行审判。[14]
总体来看，在伯里克利执政的时代，公民大会已经成为城邦政治的核心，此时的民主政治已经是以公民大会为中心的民主。诚如汉森所评价的：“在伯里克利时代，既没有法律委员会（nomothetai），也没有法律与法令的区别，但是所有重要的决定（包括一些政治审判的决定）都是在公民大会做出的。伯里克利的民主是一种以公民大会为核心的民主，权力是由雅典民众在公民大会上直接行使的。”[15]与此相对应的是五百人议事会预议功能的日益下降。[16]
可以说，在雅典民主政治日益完善的过程中，泰米斯托克利、厄菲阿尔特以及伯里克利等贵族人物发挥了重大作用，而厄菲阿尔特以及伯里克利的贡献尤为关键。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梭伦时的雅典城邦政治，包含有寡头制因素、贵族制因素以及平民制因素。其中，战神山会议体现的是寡头制因素，官员的选举制代表的是贵族因素，陪审法庭则构成了平民制因素。但厄菲阿尔特以及伯里克利的改革改变了这一政体结构，从而使雅典的民主政治在政治体制上日益发展和完善。[17]
二 平民力量的崛起
在雅典政制变革的背后，泰米斯托克利、厄菲阿尔特以及伯里克利等贵族人物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改革的动力不免带有与其他贵族相竞争的因素。但真正推动政制变革的根本力量是平民力量的日益壮大及崛起。
关于平民力量的增强，可从梭伦在立法中注重对平民的保护开始算起。大抵截至克里斯提尼在斯巴达的帮助下推翻僭主政治时，平民的力量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当时的情况是，克列欧美涅斯准备解散雅典的四百人会议，并试图让伊萨格拉斯以及300名同党掌权，雅典民众曾围困了在雅典卫城避难的伊萨格拉斯以及斯巴达军队。[18]正因为如此，奥贝尔判定人民在“直接的政治意义上”已经获得自觉，“克里斯提尼的领导权”并非如梭伦一样来自宪制授权，而是来自他说服雅典民众的能力。[19]正是得益于发现了民众在雅典历史上的作用，所以他提出了克里斯提尼改革是一次革命的学说，并在与反对者的论辩中将其逐步完善。[20]
波斯在东方的崛起及其向欧洲大陆的扩张，使平民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雅典三列桨战舰舰队的建立，而海军发挥作用有赖于平民充当桡手。对平民阶层的这种依赖，随着提洛同盟中的大部分盟邦更倾向于缴纳金钱代替提供舰船和人力的义务，又有进一步增强的倾向。及至提洛同盟转化为雅典帝国，帝国安全有赖于雅典的海上优势，这无异于将雅典安全的责任赋予了平民阶层。
在平民力量逐步增强的背后是雅典的政制也在发生变化。可以说，厄菲阿尔特所依赖的力量恰恰是雅典的平民阶层。而伯里克利时代，对言论自由的强调，降低担任官职的财产标准，以及在陪审法庭引入津贴制等举措，又使雅典的普通民众在城邦政治的各个层面上全力参与政治成为可能。
与平民因素的增强相对应的一个现象，是克里昂等新兴政治势力的崛起。对于这一现象，阿里斯托芬、修昔底德以及普鲁塔克等古典作家曾有所涉及，[21]现代学者康纳对这一现象进行了专门研究，并出版了其专著《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新政治家》。[22]康纳认为“平民领袖”这一政治生活模式，只有在公民大会掌握全权的情况下才能出现，即出现于公元前462—前461年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受到限制之后，到公元前412年雅典城邦出现贵族的反动完全形成。在这些平民领袖中，他指出伯里克利只是过渡性人物，克里昂才是其真正代表。克里昂在政治上的崛起，一方面利用了平民在军事中日益重要而在政治上却没有影响力的现实，另一方面则是满足了城邦和帝国运转离不开专业人才的需要。克里昂开创了一种区别于其前辈的新政治活动模式。[23]
对康纳的这种认识，学界多有批评，并往往通过援引芬利的论文《雅典平民领袖》借以突出演说在一般意义上对于城邦政治的重要性，认为雅典城邦的政治领袖在本质上都必然是平民领袖。[24]而戴维斯则在指出平民领袖是新一类政治家的同时，认为在根本上他们所阐述的还是作为雅典社会核心的农民的旧式价值观念和态度。[25]对于这些批驳性观点，如下两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第一，康纳的讨论同样是以芬利的研究为基础的，[26]他认同芬利在中性意义上使用“demagogues”“demagogy”等术语，也正因为如此，其专著的名称从“New Politics”改为“New Politicians”，但仍自感不满意。[27]但问题是，并非所有的平民领袖发挥作用的手段和方式都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康纳认为以克里昂为代表的平民领袖，更多地依赖通过演说直接求诸公民，他们并不依赖某一具体的官职，这种新政治模式的建立是当时民主政治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即他们可以凭借直接诉诸雅典民众来谋取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在直接诉诸雅典民众的方式上，他除了强调公民大会的作用外，还特别倚重陪审法庭。
对于陪审法庭的倚重，主要体现为他不仅在公民大会上公开叫嚣要控告政治竞争者，而且利用陪审法庭反击阿里斯托芬对他的批评。[28]虽然在陪审法庭上通过控告他人而谋取个人影响的情况在这之前早已存在[29]，但克里昂的控诉焦点并不在于为本人进行辩护，而是以通过控告阿里斯托芬贬低雅典官员和雅典民众的方式来突出雅典民众的地位。可以说，在克里昂等政治人物参与城邦政治的过程中，“新兴”最主要的体现是从政所凭借力量和方式上的变化。
第二，关于阿里斯托芬与修昔底德对克里昂的批评方面。阿里斯托芬对克里昂的批评自不待言，他曾因在《巴比伦人》（babylonioi）中攻击克里昂而被其控告，但他并未罢手，而是在之后的四年内上演的其担任编剧的戏剧中连续攻击克里昂。修昔底德对克里昂的形象也有生动的刻画，他在叙述方式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将之与伯里克利的统治相比较，突出了克里昂等人的个人野心和私利。[30]虽然两者的攻击存在夸大的成分，但也必然有一定真实的成分，即出身卑微和演说方式的鲁莽。[31]
具体到演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在直接民主制的情况下，运用演说的力量去说服民众是其手段之一。但明显的是，演说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克里昂之前的演说更多的是即兴演说，这在早期社会是难以避免的。而克里昂等所处的时代，是修辞术逐渐兴起的时代，这是一种专业性演说或者说是近似专业性的演说。戴维斯也指出，在公元前450年之后，更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有效说服的技巧中去。[32]
就克里昂等新兴政治势力崛起的影响而言，虽然他们并没有终结传统贵族的政治优势，但对这些传统贵族的影响却是极大的。对于传统贵族而言，克里昂等政治势力的行为方式是他们所不齿的，这从侧面反映了传统贵族不愿与雅典民众相接近的思想意识。这正如埃伦伯尔格在评述卖香肠者在以自己的低贱出身引以为荣的意味时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引以为荣是对贵族不愿合作、不肯让步的傲慢态度的一种戏剧式和怪诞对应。[33]从某种程度上讲，以平民为代表的雅典民众的力量，在政体中发挥的作用是极大的。正因为如此，所以老寡头在《雅典政制》中，从贵族的角度评判了当时的民主政治。他认为“demos”即“普通人”，而非“全体公民”，民主政治不过是“穷人的统治”，而非“人民的统治”[34]。
三 民主机构及举措的“滥用”
在雅典的贵族看来，雅典民主政治的激进除了以上表现外，还体现为民主机构及举措的滥用上。这一滥用集中表现为：公民大会决策的朝令夕改、陶片放逐法的滥用、诬告者的出现以及演说术在城邦政治中的应用等方面。
在公民大会决策的朝令夕改上，最主要表现为雅典在政策的制定上缺乏连续性，这更多地出现在伯里克利去世以后。至于其内在的原因，主要是伯里克利执政时，他能够尊重民众的自由，但又能控制他们。总体而言，是伯里克利在领导雅典的民众，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当他看到民众过于自信和傲慢时，他会使民众看到所处的危险；而当民众过于缺乏勇气时，他又会设法使其恢复自信。正因为伯里克利的正确领导，所以雅典能够制定出温和、稳健的政策。伯里克利执政时期，雅典的政策更多地带有其个人色彩，所以修昔底德认为民主政治是名义上的，它更多的是第一公民的统治。[35]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伯里克利的领导，雅典才能制定温和、稳健的政策，当然在修昔底德看来，这实质上是以牺牲雅典的民主为代价的。但是，这种局面随着伯里克利的离世而消失，雅典的政制迅速败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伯里克利以后的继任者，他们彼此平等，为了竞争在城邦的优势地位而谄媚于民众，从而使他们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领导权。相应地，雅典的政策出现了很多错误，尤其是在西西里远征决策的制定上。[36]
陶片放逐法本是克里斯提尼改革时为了防范僭主政治而采取的举措。因为新兴的民主政治是在推翻僭主政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流亡海外的僭政势力，以及留在雅典城邦的僭政支持者，随时都有可能威胁新生政权的安全。陶片放逐法的首次使用以及使用最为频繁的时期，是在公元前5世纪80年代。在公元前487—前482年，不少于5人被放逐。该法之所以在此时开始并频繁使用，可能与雅典面临来自波斯的威胁有密切关系。[37]亚里士多德曾言，包括希帕科斯在内的前三名被放逐者，都是僭主的朋友。但是他也注意到，从被放逐的第四人开始，已经转向了那些权势过于强大的贵族人物。[38]这些因为权势过大而遭到放逐的人物中，公元前482年阿里斯提德斯、公元前461年西蒙，以及公元前442年修昔底德的被放逐，则更多地说明他们之所以被放逐，并非威胁了雅典民主政治，而是因为他们推行了与其他贵族不同的政策。于是，陶片放逐法从防范僭主复辟的措施演变成了解决贵族间冲突的工具。
在这种情况下，被放逐的对象通常是雅典的土地贵族，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统治精英。他们的被放逐意味着这些统治精英，仅仅依靠自己的亲属、朋友等支持者的传统做法已经日趋困难，反映了雅典民众在陶片放逐法实施中日趋增强的影响。公元前417年，雅典民众对陶片放逐法的直接废除更彰显了他们对城邦政治的控制。
“告发”这一举措本是一项民主措施[39]，其目的在于通过公民个人自愿提出指控的方式来保护平民的利益。可以说，这一举措是雅典民主政治得以顺畅运转的保障。但大约在公元前450年这一举措的滥用现象开始出现，即职业告发者的产生。及至阿里斯托芬写作《阿卡奈人》《骑士》等作品时，职业告发者似乎已经很普遍。因为在这些作品中，已经对职业告发者这种现象有所涉及。而伪色诺芬更是直言，雅典人处理着远比其他地方更多的私人和公共诉讼，是最为爱好诉讼的城邦。[40]职业告发者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滥用提起公共诉讼的权利，以此来讹诈那些被控诉，或者是被威胁受到控告的人；二是代替某个不想以他本人名义发起提案的政治领袖去提议某项法令（psephisma），并因此从中收取报酬的人。克里昂就经常以控告的方式，来恐吓和威胁其对手。可以说，职业告发者的出现与盛行，是与该时期雅典民主政治中陪审法庭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密切相关的。雅典民主政治的批评者，都声称由于民主政治信奉并鼓励诉讼，雅典到处都充斥着职业告发者。[41]告发者盛行时，受到伤害最大的是雅典的精英阶层。普鲁塔克为我们展示了精英分子尼西亚斯是如何受到职业告发者的威胁，以及他本人又是如何应对的。[42]
职业告发者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雅典内部，雅典还向海外的同盟者派出职业告发者，让他们散布针对盟邦上层阶级的谣言，并煽动对上层阶级成员的仇视。[43]
演说术在城邦政治中的应用，在论及以克里昂为代表的新兴政治势力的崛起时已经有所涉及。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克里昂等政治势力之所以是新兴的，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再凭借担任具体的官职，而是在公民大会上直接通过演说能力来说服雅典民众，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在公民大会上直接诉诸民众的方式，极大地挑战了传统政治精英依靠私人关系对城邦政治的控制。
演说除了应用在公民大会外，还体现在陪审法庭上。对于这一点，柏拉图在《菲德罗篇》中苏格拉底与菲德罗对话时曾有涉及。当时苏格拉底提到：“在法庭上没有人会关注事情的真相，而只是关注那些令人信服的东西。因此，在演说中，他必须能言善辩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此。无论是在控告还是辩护中，有时甚至不必陈述事实，如果它与说服力不符，那就用具有说服力的内容去替代它。简要而言，演说者务必着眼于信服，而不必过问事实真相。”[44]这其中必然有夸张的成分。但在实际审理过程中，无论是被告与原告都竭力去争取陪审员的好感，则说明注重发言的信服力是赢得好结果的重要因素。
从以上分析来看，雅典民主政治的日益激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公民大会以及陪审法庭在城邦政治中作用的进一步加强。这种加强的背后，既有通过政制改革逐步增加公民大会、陪审法庭权威的因素，又与雅典普通民众政治意识的崛起及其积极地参与城邦政治有密切的关系。这在制度的层面上树立了民众的优势。二是平民力量及其代言人的崛起。他们不仅推动了政制改革，不断促进政制进一步民主化，而且通过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从而使政体中的平民因素进一步上升。三是平民机构与举措的滥用，这其实是反映了政制民主化与民众参与的结果。这种滥用反映了制度、民众与政治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说，截至老寡头写作《雅典政制》时，公民大会已经在城邦政治中处于核心地位，与此相对应的是，普通民众在公民大会以及陪审法庭等机构中占据了优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