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乔木到乔木

在含冤三十多年之后，武训也总算得到公开的平反了。

严格地说，还只是半平反，或“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平反。

有人干脆就不说“平反”，而只说是“纠左”。

“纠左”？谁的“左”？毛泽东。谁在纠？毛泽东当年的秘书胡乔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今天在这里否定了五十年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他是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大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新华社这么说。据说，胡乔木指出，一九五一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不但不能认为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

尽管这两个“不能”说得有些吞吞吐吐，却还是被认为是对武训的否定之否定了。

事实上，这只是对《武训传》批判的否定，还不是直接为武训平反。当年武训被斥为“清朝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这三顶大帽子还没有正式摘下来。

这三顶帽子——“奴才”“对头”和“帮凶”是跟着一个“主义”而戴上的：“投降主义！”毛泽东在中南海看《武训传》时，吐出了这句话，未终场即去。也可以说是终场，他这一走，电影就放不下去，完了。

武训也就完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跟着展开。主持其事者之一，就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尽管“犹抱琵琶”，今天由他来否定这一场批判，就多少有些自我批判的味道，尽管他没有提到当年自己如何如何，这也许由于并不是在做“全面的评价”的缘故吧。

陶行知也就完了。由于他生前推崇武训的办学精神，也可以说他就是有着“武训精神”的教育实践家。自从《武训传》挨批，死去了的陶行知也就三十多年抬不起头来，他也就成了连带被否定的人物，武训的异代连坐犯。这也正是为什么胡乔木要在陶行知研究会和基金会成立的时刻，来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的缘故。

其实，第一个半公开为武训平反的，不是胡乔木，而是万里。万里也不是在一九八五年六月和老同学张绍虞谈话时，才为武训平反，这场谈话一开始他就说：“我已经在全国教育会议上两次给他平了反嘛。”（见《明报月刊》一九八五年十月号《武训平反问题三文件》）这个“已经”，不是一九八五，而是一九八四。按说，在有关会议的文件上有记录，不过一般人看不到，因此只能算是半公开的平反。

万里的半公开，不等于胡乔木的半遮面。他是毫不转弯抹角地说，不能把武训称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农民阶级的投降派”的。而且，他毫不含糊地说，要平反。虽然不知道他还具体说了些什么，比起胡乔木的话来，他是快人快语了。

虽然是快语（万里）和不够爽快之语（胡乔木），都了无诗意。

但不可不知，胡乔木却是个诗人，正和毛泽东是诗人一样。

不“全面评价”对《武训传》批判的他，在诗词的创作上，是比毛泽东更全面的。他不仅写旧体的诗词，还写新体的诗，简称新诗的诗。他不仅采用中国古典诗词的格律，写新体诗时，还用西洋诗的格律。

记得在“文革”以前，《红旗》杂志曾经用过整整一两页的篇幅，刊出他好些首词，都是格律谨严的，其中有咏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霹雳一声春，风流天下闻”的句子；也有咏西湖边上拆掉那些伪托的古代英雄美人墓的“如此荒唐”的句子。

这两年，地位高了，他的旧体诗更在《人民日报》主要的版面、显著的地位，新闻般地刊出了；而副刊上，就刊出他的白话新诗。

据说，他在爱写旧体诗的胡绳处看到香港出的聂绀弩的旧体诗《三草》，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有意出新的补充修订本。就主动上门，拜访病榻上的这位老诗人，又主动表示要替这一《散宜生诗》写序，在序中赞扬这是“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这件事很能表现他的诗人的性格。如果能更多地表现就更好了。

胡乔木的送序上门，据说曾经使聂绀弩有过一点顾虑，他怕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出于他的主动，是他在走上层路线。熟悉他的人当然明白，他不是这样的人；而不熟悉的人，好像也没有这样的误解。他这才心安理得。

聂绀弩又是怎样的人呢？有一位年轻的作者，说他是“躺着干活的人”。

七八年了，从山西的监牢回到北京的居所，他就一直是躺在床上，近年的一些新作，就是这样躺在床上写出来的。其间他也参加过文代会议和政协会议，而他的参加，只不过是从家里的床上转移到会议宾馆的床上，还是躺着，不开会而自有会，会见朋友。

八五年六月间那首《吊胡风》的诗，就是躺在家里的床上写出来的。

八四年二月间那篇《谈〈金瓶梅〉》的文章，也是躺着写成的。写作的时间似乎比文章的内容更使人感兴趣，因为那正是“清除精神污染”之风吹荡着的时节。

文章一开头就先在“洁”或“不洁”上做文章：“人多不谈此书者，因为其中描写多不洁处。书固不洁，但不谈亦不能使之洁，更不能自洁洁之。且科研之下，不分洁否。凡医院均有检验不洁物者，然则谈谈《金瓶梅》，亦未必志在自求不洁，或使人不洁。”——也就是并非志在使人精神污染。

文章的结尾是聂绀弩的坦白认错。他说，鲁迅在《答徐懋庸》那篇文章中，有一句提到“像聂绀弩犯的错误”，但没有明言是什么错。他说，错在他当年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世界文库翻印古书》，一攻击了郑振铎，二攻击了翻印《金瓶梅》是“翻印淫书”，而且不以为是世界名著。第二点今天看来真是“无知瞎说”了。

承认《金瓶梅》有不洁的一面，但肯定“它客观上多少揭露了人中之兽、美中之丑的部分，使人知道了兽与丑，从而转悟到人与美，或即人的觉醒的前奏的一部分”。这就是聂绀弩的一个主要论点。

有人于是写了一首访绀弩的诗：“京尘几辈同炎凉，八二芳年一老枪；冷眼对窗看世界，热肠倚枕作文章；声名灌耳麻雷子，品藻从头屎壳郎；莫说金瓶净污染，千秋悲剧属娘行。”聂绀弩八四年“年方八二”，还抽烟，可以说是“老枪”，尽管抽的是香烟而不是什么鸦片。倚枕作文，是躺着干活，不作文的时候，眼睛时时瞧着窗外，看着吟着“窗外青天两线交”。“麻雷子”是一种鞭炮。“屎壳郎”是一种小虫，爱在肮脏的粪土中穿来穿去，近年澳大利亚有人研究，发现它居然是益虫，因此对它也就刮目相看，“品藻从头”了。这一句可能和聂绀弩并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作诗的黄苗子要拿屎壳郎和麻雷子作对、要拿品藻从头和声名灌耳作对罢了，而且自鸣得意，自认是巧对。至于“莫说金瓶净污染”，那才是赞聂绀弩热情大胆写出这篇引人注目的文章，以这赞声表示对“清除精神污染”的做法做了微微的讽刺。

杨宪益见了这诗，和了一首：“从来客去即茶凉，说理书生怕见枪；举世皆批人性论，羡君先读好文章；愿逢纵欲河间妇，不作无能武大郎；潘氏瓶儿皆可爱，小生一向重娘行。”

原诗是游戏之作，和诗就更是游戏之作了，有些话不必认真，但字里行间，却可以看到对“清除精神污染”的做法有更大的讽意。

一开始颇有一点大搞运动之势的“清除精神污染”，后来终于不得不收敛而纳于正轨了。不过，因此而下台的胡绩伟和王若水尽管没有受到更进一步的“治理”，却也没有恢复原来的位子。当然，他们是用不着恢复名誉的，他们的名誉不仅没有因此而被贬低，反而是更高了。

据说，王若水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包括对胡乔木文章的反驳，不久会有书出版。胡乔木表示对他自己的文章是理所当然的可以争议。又据说，他还对王若水的生活表示了关心。如果一开始迅雷疾雨少些，关心多些，那就好了。

至于《金瓶梅》，在不那么运动式的“清除精神污染”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洁本在八五年终于发行，并没有加上“内部发行”的标志。从书中的《标点说明》可以看出，这书在一九八〇年就校勘、标点、删节好了，经过了四年多的等待，才能出书。由于只印了一万部，书出而引起有人愿以十倍于十二元定价的数目以求必得，也就不足为异；但料想看完了洁本，他们不免要感到失望。洁本真是洁，你想从那里面接受一下“精神污染”也不可得。不过，它拖到这样的时节出现，总不禁使人要对那些“清除精神污染”的猛士们发出会心的微笑。

《金瓶梅》洁本的出版是春天的事，此刻是冬天了，人说冬天有寒流，拿笔杆的人又小心谨慎起来，虽然还不能说是戒慎恐惧。

乍暖还寒，乍寒还暖，暖暖寒寒，寒寒暖暖，这就是天道的循环吗？如果否定对《武训传》的批判使人感到暖意，这以前，胡风死后的冷冷清清却是使人感到寒意，而此刻的气候似乎更寒一些，但愿未来会有新的暖意。

此刻，不知怎的想起了另一位乔木，真正姓乔的乔木——乔冠华，而不是姓胡的乔木——胡乔木。也许是因为胡乔木而想起他，也许是因为联合国纪念成立四十周年而想起他。

他是代表新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的第一位外交部长（出席时还只是副部长）。那是十四年前的事了。

而在四十年前，他是和胡乔木被称为“南北二乔”的。两人都是能文之士。当时他用的“乔木”这名字，后来在一九四九年从香港回到北京，为避免和胡乔木混淆，才又用回乔冠华的本名。和胡乔木比起来，长身玉立的他更像是一株乔木。

长身，更有长文。四十年代他写的那些国际述评的文章，真是如长江大河，这不仅因为往往是洋洋数千言，更由于文章的气势磅礴。

那时候，他另有一个笔名：于怀。那篇传诵一时洋洋数万言讨论中国文化的长文《方生未死之间》，就是署名于怀的。文章一开始就是：“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至今还使人难忘。那时候，正是血和火的日子，是抗日战争的年代。那篇文章据说思想意识上被认为有问题，以后就不大提了，也再没有被印刷出版。

“如所周知”，“形势比人还强”，更是他创造性的一句话，爱用的人就更多了。这些都像是他的文字中的一些“商标”。

但四十年代末他到了北京以后，就很少见到他的署名文章，于怀没有了，乔木没有了，乔冠华也没有了。

但他不是没有写文章，写的有时还是大文。这里有诗为证：

逝者如斯旧侣侪，独于生死念于怀；
搴旗慷慨光坛坫，上轿然疑入钓台；
评白皮书文可读，照丹心语意堪哀；
盖棺论定终难事，总为苍生惜此才。

这首题名《逝者》的诗，是书法家、美术评论家黄苗子怀念乔冠华的作品，是乔冠华前年去世后写的。

诗人常任侠有一首《观杂技》的七律：“能言鹦鹉毒于蛇，善跳猴儿乔坐衙；反手敲来三棒鼓，转身捧出一盆花；侏儒惯戴尖头帽，妖妇忽蒙黑面纱；三十六拍春水荡，钓鱼台下聚鱼虾。”似是写于“史无前例”期间，写的是“四人帮”的表演。“妖妇”不必说，“侏儒”大约是那位张姓师爷。“三十六拍春水”，也就是水拍了，胡笳十八拍，水拍倍之，这就成了三十六，这是牵涉一位著名诗人的。至于“乔坐衙”，恐怕是说“上轿入钓台”吧，黄诗“然疑”，常句“善跳”，也真是“论定终难事”。

诗中的“评白皮书文可读”，是说当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公布了对华政策“白皮书”以后，《人民日报》曾经发表了九篇社论，大加批评，传诵一时，有“九评白皮书”之称，这是五十年代初期的事。（后来六十年代又有“九评修正主义”之作，又是九！）九篇文章，两篇是毛泽东亲自执笔的（见于《毛选》五卷），而其余七篇，据说就都是出自乔冠华之手，真是传世的大作！这个例子说明：文章还是在写，只是没有署名。

这不足为异，使人感到有些讶异的，是他许多时日以后才做了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又过了许多时日，才做到副部长，而他富于外交长才却是“如所周知”的。他当上外交部长时，已是“文革”后期的事了。

他无疑是一表人才的外交部长，站在国际政坛上，只是那风度就足以使人喝彩。当慷慨陈词时，就更是为国争光。

但由于他出任外交部长于“文革”之际，尽管当时的总理是周恩来，还是不免使人怀疑到他和“四人帮”的关系，“上轿然疑入钓台”，钓台是当时江青所住的钓鱼台，上轿是有一部《乔老爷上轿》的影片，他是不是真的上了“四人帮”的轿子呢？然乎否乎？疑乎不疑乎？

在“四人帮”垮下来之后，他也下来了，不声不响地过了好几年时光，直到前年，才以对外友协顾问的名义，出面招待女作家韩素音，但没有多久，癌症却夺去了他的生命，不许他再展长才。据说，在他临终的日子，夏衍到医院探望他，他躺在病榻念出了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情景悲凉！

新华社报道了他的死讯，但比报道胡风的死讯还要简单，并没有什么增加死者光彩的词句。这以后，也没有进一步的做法和说法。这么看来，他到底算是盖棺论定了没有？难说，难说！但无论怎么说，是不免“总为苍生惜此才”了。

在他以顾问的身份复出的前后，《人民日报》刊出过他一九七六年出席联合国会议以后，经过英法回国，在伦敦谒马克思墓的一首旧体诗：“束发读君书，今来展君墓……”使人想起黄仲则谒李太白墓的名篇：“束发读君诗，今来展君墓……”论诗，当然不能和黄仲则相比，却显出原来他也是爱读黄仲则的。

翻开《两当轩集》，著名的《都门秋思》中有这样的句子：“云浮万里伤心色，风送千秋变征声。”如咏“史无前例”的十年：“为语绕枝鸟鹊道，天寒休傍最高枝！”可惜这语言当年没有对乔冠华起到警钟的作用。不禁使人一唱三叹：“总为苍生惜此才！”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编者附注：

本文中引述的黄苗子诗“评白皮书文可读”和作者的相关评述，存在错误。据有关史料，中国共产党对于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史称“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的批评，始于“白皮书”发表当月（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共发表六篇批评文章（不是九篇），其中五篇为毛泽东所写，一篇为胡乔木所写。乔冠华不是上述文章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