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乾隆朝对商人的管理
乾隆二十四年（1759）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提及：“恰克图库伦贸易人等向来由部领票，前往泛应在喀尔喀各贸易之例。查赴恰克图库伦等处贸易商民多在张家口设置铺房，其资本较厚者六十余家，依附之散商约有八十余家。自查禁以来，赴恰克图库伦贸易者只十余家，小商依附者二十余家。”[35]赴恰克图贸易的商人在张家口设有铺房，资本雄厚的有六十几家领有照票，其他八十几家没有照票的散商依附大商家之下，称为“朋票”。清朝规定商人领照票，每张照票准予携带12，000斤货物。[36]
所谓“照票”是宋明以来的路引制度，清朝官方文书称为“部票”、“院票”，民间则有“龙票”、“大票”等俗称。在蒙古经商的商人出口外贸易时，需领取的照票有个从户部转向理藩院的发展过程。其次，商人如到库伦要转往其他地方，由库伦办理商民事务衙门另给执照。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上谕：“向来前往蒙古部落贸易商人，由部领给照票，稽核放行，懋迁有无，彼此均为便利。近因货市日久，不无争竞生事，是以议令禁止。殊不知商贩等，前往乌里雅苏台等处，亦必由各该部落经过。若中途一切货物。抑令不得通融易换，未免因噎废食。嗣后，凡有领票前赴贸易人等所过喀尔喀各旗，仍照旧随便交易。俾内地及各部落商货流通以禆生业，其一切稽察弹压，地方官及各札萨克留心妥协经理，毋任巧诈奸商，逗留盘踞，以滋事端。”[37]这段话的意思是去蒙古部落的商人领取部票，商人前往乌里雅苏台等处，经过各部落，可以进行贸易。
据《理藩院则例》记载：“凡互市商给以院票，各商至乌里雅苏台、库伦、恰克图及喀尔喀各部落者，皆给院票。由直隶出口者，在察哈尔都统或多伦诺尔同知衙门领票；由山西出口者，在绥远城将军衙门领票。以该商姓名、货物及所往之地、启程之期书单黏合院票给与。其已至所往之处，又欲他往者，许呈明该处将军、大臣、札萨克，改给执照。所至则令将军、若大臣、若札萨克而稽察之，各商至乌里雅苏台者，由定边左副将军、兵部司官稽察；至库伦者，由库伦办事大臣、本院司官稽察；至喀尔喀四部落者，由各旗札萨克稽察；至恰克图者，出卡伦时，由卡伦上会哨之札萨克稽察；至商集，由恰克图本院司官稽察，颁其商禁，票商令以现银现货交易，定限一年催回。”[38]至蒙古贸易的商人到察哈尔都统衙门领取理藩院的院票。在照票后粘贴清单，包括商人姓名、货物数量、前往地点，以及启程日期，用印给发。理藩院办理的院票仍俗称部票，《喀尔喀法典》规定：“商人应从部领取为期一年之票证，赴库伦进行贸易。并于一年内返回，交换票证。”[39]
值得说明的是，商民请领分春秋二季，春天约为二月，秋天约在九月。[40]按规定部票以一年为期，一年内返回将旧票交回理藩院，次年再领新票。但如方观承说的，领一张票携带一万两千斤的货物，并非每位商人都财力雄厚，散商则以“朋票”形式依附大商之下。
乾隆二十七年（1762）到三十三年（1768）因俄国越界立栅，又向商人增加税收，以及边境窃盗等民事案件不秉公处理，第一次中断贸易。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七年宣布暂停市易，但并未撤走买卖城的商人，也未严格禁止商人往来，乾隆二十八年将商民撤回北京，次年彻底停止贸易，至乾隆三十三年为止。[41]乾隆二十八年，库伦办事大臣福德奏报将恰克图街长田玉敏等人解送京城。奏称：“查得奴才福德奏，自恰克图遣回张家口商民一百六十名，自恰克图陆续起程抵库伦，计自十月初六日起，自库伦分队遣回，共七队，每队派出蒙古护卫一名收管，严饬不得妄行索扰蒙古，于十月十五日抵达，除全往边口起程外，看得每队援助车辆、口粮等项仍可将就，或稍败坏或稍不足，奴才福德协济车二十二辆，二十八□，七百包茶叶，他们俱各欢喜离去了。奴才福德唯恐他们沿途妄行索扰蒙古，即遍行严饬喀尔喀台站、喀尔沁台站，如有似此情事，务令呈报。又几时过喀尔喀台站，亦令呈报缘故，据他们陆续呈报前来，看得十月内他们已过喀尔喀台站，行抵喀尔沁等台站。今估计头几队已抵边口，陆续几队于本月内亦可抵边口，为此，谨具奏闻。”[42]这奏折说明在恰克图商民有160人，从库伦到张家口走官方的台站路线。
乾隆皇帝下令停止中俄贸易，但当时担任库伦办事大臣的桑斋多尔济，却擅自给喇嘛执照，并派护卫私带货物与俄国贸易。在过年封印期间，写了无印白文的信札也能当“执照”，顺利过关，此问题笔者在《乾隆皇帝的荷包》中讨论过。[43]这里讨论卡伦协理台吉噶勒桑走私案件。
乾隆三十一年（1766）库伦办事大臣瑚图灵阿查到许多商人在恰克图从事走私。事因驻扎恰克图的协理台吉噶勒桑，收受汉人与蒙古喇嘛等布帛等物，准其私行贸易。不仅如此，噶勒桑自己也向汉商赊借商品到卡伦贸易。
噶勒桑供称，因兵丁盘费不足，委派蒙古人巴尔达尔等向将军王大臣领取执照，至库伦王龙的商铺赊借砖茶等，换回俄罗斯毛皮（参见表1—3）。
表1—3 赊借、抵还货物数量表
事后，由公、大学士、大臣等，查出具奏，罚噶勒桑一九牲畜，兵丁均行鞭责。罚噶勒桑一九牲畜折银九两。[44]
噶勒桑向商人王龙借砖茶布匹等货物卖与俄罗斯人后，又四次收受商人礼物准其贸易。噶勒桑供称：“乾隆三十年二月，汉人巴彦泰（徐正昌）前来，给我一千八百图古里克银钱，我接受后，准其行商。又，三十年正月，库伦汉人老三（杨大宁）前来，给我绸缎二匹、哈拉明镜二块、黄茶一百包，烟十包，我接受后，准其行商。喇嘛多尔济、索约克巴携带四驼货物，给我二匹绸缎，我接受后，准其行商；我素与哈拉嘎齐喇嘛沙拉布札木楚相识，前伊前去理塘请胡图克图呼毕勒罕时，我曾送伊一驼，故伊携带近两驼货物，给我二十匹毛青布、十匹平纹布，我接受后，准其行商；又有我同族喇嘛张禅托音，携带一车货物，前往贸易是实。”[45]噶勒桑接受汉商与喇嘛的贿赂，由汉商口供中，可知道私自与俄罗斯贸易情形。
根据库伦的十甲的甲长杨大有指控，西街商人杨恭礼和同伙杨大宁及东街的徐正昌涉嫌贿络噶勒桑。杨恭礼的口供说，乾隆二十九年（1764）正月，二人携带十余车货物，行至恰克图，以两匹绸缎、两匹哈拉明镜、一百斤黄茶、十包烟，行贿噶勒桑，与俄罗斯贸易。[46]犯人杨大宁即录散招呈：
小的系山西祁县民，年四十岁，素在库伦地方设杂货铺生理。小的于三十年二月十六日从库伦起程，同小伙计阎功立并雇工等，带口粮车四辆、货车二十一辆，内载砖茶二十箱、帽盒茶十五串、假红烟八匣、黄烟二匣、上海梭布二百匹、平机布一百五十匹、昆玉缎子三十二匹，前往代青王旗下贸易去了。此货物不能即卖，小的因图利息，就近前往鄂罗斯换货。不能出卡伦，给了图色蓝气（协理台吉）噶尔勒桑送了他缎子二匹、哈拉明镜二件、黄茶一百个、红烟十斤。于三月初三日，小的就过卡伦将所带之物换得鄂罗斯香牛皮三百张、白青布一百一十件、黑白羔子皮三百张、黄狐狸皮二百五十张，将换来之物于三月二十日拿回到库伦低还了客债。乾隆三十一年三月日画招人杨大宁。[47]
杨大宁携带砖茶、烟、平机布等折银459.25两，据查抄入内务府。[48]
另一件走私案商人徐达龙供称：“小的系山西省祁县人氏，今年三十一岁。前于乾隆二十九年八月，与同伙徐正昌（蒙古名巴颜泰）、任大凤（蒙古名达赖）等，一同带领雇工，携带五十车货物，前去库伦贸易，于十月间行抵彼处。十二月初，徐正昌、任大凤二人，带领雇载王吉毕、格木皮尔，携带三十五车货物，前往鄂尔坤河贸易。经库伦至鄂尔坤河，相距四百里，自鄂尔坤河至卡伦，相距百余里。三十年闰二月间，小的带领雇工樊秉章等，带七车货物，往寻我同伙徐正昌，于鄂尔坤河相见，将货物交与徐正昌后，小的照旧返回牧场放牲畜。徐正昌携带货物，将少许茶布送予管理卡伦之管旗章京绰旺，夤缘通贿，从俄罗斯地方换回一万四千余张羊羔皮、五百余张香牛皮、一万余张灰鼠皮。再，前我同伙徐正昌等，在鄂尔坤河地方换得獭皮三百张、羊羔皮一千张、狐皮一包、哆罗呢二块、哈拉明镜四块。将此货物，我同伙任大凤于去年二月间，带回口内属实。我等并未亲去卡伦。”徐达龙的商铺为隆盛全记，掌柜徐正昌行贿噶勒桑一千八百图古里克银钱，折合银180两，并送给管卡伦的章京绰旺砖茶两块、绸缎一匹，央求他派人把货物卖给俄罗斯商人。徐正昌并不是亲自与俄罗斯贸易。
瑚图灵阿奏称，车臣汗部落札萨克镇国公格勒克巴木丕勒，拿获私向俄罗斯贸易兵丁玉木玉尔等五人，解送前来。“讯据伊等前随协理台吉噶勒桑，在恰克图驻扎时，噶勒桑曾受商人图库哩克布帛等物，准其私行贸易。因行知玛尼巴达喇，令将噶勒桑等解送质审。”乾隆皇帝谕旨：“协理台吉噶勒桑，系专在恰克图驻扎之人，竟敢受商人货物，准其贸易。商人等违禁行贿，均属可恶。着传谕瑚图灵阿，审明从重治罪。”[49]商人王龙被查获物件折银1，136.65两，商人徐正昌被查获物件折银3，206两，俱交内务府总管。齐旺入己携带砖茶、缎等折银13两，喇嘛多尔济携带茶、上海布折价95.33两，喇嘛沙拉布札木楚携带茶、毛青布、烟等折银87.35两，喇嘛张禅托音札穆灿携带砖茶等共13.5两，杨大宁携带砖茶、烟、平机布等折银459.25两，达穆皮勒携带京布、茶等折银260.35两。以上共应交银1，136.65两。[50]乾隆三十一年（1766）九月，瑚图灵阿等奏台吉噶勒桑等私带财物与俄罗斯贸易物件折银交内务府奏折。固山贝子瑚图灵阿差员交送噶勒桑等名下入官什物等项变价1，091.18两。[51]
中俄贸易遽然中断，货物无法销售，毛皮容易长蛀虫，乾隆三十一年，乾隆皇帝上谕：“出示晓谕蒙古商民人等知悉，如有旧货立即详明呈报，听其自行售卖。若不将旧有之货物及今呈报存案，日后运往他方贸易，一经盘诘阻禁，定照挟带鄂罗斯私货例治罪。言出法随，定不宽恕。”[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