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唐代诗人社交状况分析

我们根据明人高棅提出的唐诗四期说，将唐诗的发展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期（高棅，1988）。四期之间的界限分别为：开元元年（713）唐玄宗即位为初唐、盛唐分界，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为盛唐、中唐分界，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为中唐、晚唐分界。我们按照诗人的生卒年标注其主要生活时期，并据此估计交游关系及交游诗作所属时期。图2显示了唐代四个时期诗人、关系对及交游诗数量的变化情况，由图可见，从初唐、盛唐到中唐，诗人交往日益频繁密切，中唐时的交游诗创作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均达到了巅峰，晚唐则稍有回落。接下来，分别对四个时期的诗歌交往情况进行说明。

图2 唐朝四期交游诗数据变化情况

（一）初唐

如图3所示，初唐首先存在一个以唐太宗李世民、褚遂良、许敬宗、上官仪等人为核心的独立文学交往群体。这一集团与其他诗人基本没有交往，其成员均为朝廷重臣。类似的，在唐中宗李显、唐高宗李治身边也形成了一个小圈子。另一个交往群体是围绕宰相张说而形成的，但该群体在张说以外的成员之间交往不显著，呈现辐射状的交往形式。这体现出初唐时期的诗歌酬唱仍然是宫廷活动的一部分，延续了六朝宫廷文学的传统。

图3 初唐诗人社交网络图谱

初唐时期著名的诗人中，以沈佺期、宋之问为核心形成的文学交往群体声势较著，这一圈子成员之间的整体交往关系更为复杂多元，包括陈子昂、杜审言等初唐著名诗人，可以视为唐代文学交往群体的雏形。

（二）盛唐

如图4所示，在盛唐重要的诗人中，王维与储光羲、裴迪等形成一个小群体，围绕杜甫在岑参、严武、高适之间形成一个群体，李白、孟浩然、张九龄则大致上形成另外的小群体。而皇甫冉、司空曙等中唐时期成名的作家，在此时也已初具交往规模。

图4 盛唐诗人社交网络图谱

值得注意的是，王维与孟浩然的交往并不密切（仅存三首交游诗），也并未被划入同一个圈子。文学史对王维、孟浩然等人形成的山水田园诗派的概括恐怕是有问题的。正如郭英德所说，文学风格的相同或相近是文学流派形成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唯一条件。文学流派的形成还有另一个必要条件，即某一创作群体的构成（郭英德，2012）。^[5]虽然孟浩然的诗歌题材与王维有相近之处，但他们的关系还无法构成一个创作群体，文学史在概括所谓“山水田园诗派”时，也就不应当片面地根据风格的相近而把孟浩然阑入其中。

再看杜甫，杜甫的诗歌交往频率在盛唐时期非常高，他涉足的诗歌交往圈子远大于李白。杜甫通过不断地诗歌寄赠与他人形成联系，特别是与严武、高适等拥有权力的官员交好。杜甫自称“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一般在文学史上以“兼善众体”来评价杜甫，杜甫的兼善众体与他的诗歌交往当也不无关系，比如杜甫写给岑参的诗多为自由的古体，而赠予严武、高适的诗则颇多严整的近体，律诗精致的形式在应酬性的诗歌往来中显得更为适用，杜甫努力通过文学来维系、装点这个交往圈，也就对律诗的形式有着更高的要求。

（三）中唐

如图5所示，中唐的诗歌交往格局明显呈多中心的分布模式，首先出现的是以韦应物、卢纶、钱起、司空曙等为主的圈子，文学史上一般称为“大历十才子”。“十才子”的交往没有中心人物，而是呈现各自分散、互有往来的模式。同时，在皎然身边开始凝聚起一个以灵一、灵澈、陆羽为主的僧人、隐士群体。诗僧、隐士群体的出现是唐诗发展的新面貌。

图5 中唐诗人社交网络图谱

贞元、元和之后，出现了以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为代表的交往密切的诗人群体，这个圈子影响极大，代表了中唐时期最重要的交往作家群。当然，韩愈、孟郊、张籍代表的另一群体亦能与之分列。此外，贾岛、姚合形成了同期的第三个中心。多元诗人群体是这一时期诗歌交流的突出特点。

实际上，也只有形成这种多元化的诗人交游群体，才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了所谓的诗歌流派，可以对比同期王起的圈子和以武元衡为主的圈子，这两个圈子基本上还保持着辐射状的结构，其政治应酬性仍然是难免的，也就无法构成流派。因此可以说，交友网络渐密，是诗歌流派形成与繁荣的客观表现。

（四）晚唐

如图6所示，晚唐的交游圈子中，除了姚合、贾岛等人延续到此一时期外，其余多数呈现零散分布的交游，比如以杜牧为中心，聚集了许浑、赵嘏、张祜的小圈子；皮日休、陆龟蒙二人之间有相当频繁的交往，但没有形成明显的交友圈；罗隐、杜荀鹤周边有一些交往，但亦无法构成一个成规模的诗人群体。

图6 晚唐诗人社交网络图谱

只有贯休、齐己这批僧人之间形成了尚成规模的诗歌酬唱网络，其中还有一些非出家人士，如郑谷。也就是说，晚唐真正算得上具有文学群体性质的交友圈，只有这批诗僧阶层。中唐多元化、多中心的交游网络格局开始衰落，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力在减弱，而宗教性的影响则有所升温，这或与晚唐的乱世环境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