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要素流动与城乡一体化的文献梳理

上一节对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演进做了详略得当、突出重点的回顾与整理，本节将着重关注近年来国内有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研究进展。城乡一体化是理论关照现实的产物，必须根植于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环境、制度、人文土壤，遵循一般理论与客观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突出特色性与现实性，走一条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城乡一体化道路。因此，城乡一体化绝非理论界空谈的条条框框，而是需要真切地发生在城乡关系演变的实践中的历史进程，这就需要各国的理论学者、决策者、执行者通力合作，探索出最适宜地区发展的城乡一体化路径。据此，本节将重点沿着国内近年来在有关城乡一体化的概念界定、指标测度、动力机制、模式总结等面向系统总结文献演进的脉络。

一 要素流动的文献梳理

（一）要素流动的影响

现有学者从中国特殊的转型特征入手，分析了在中国不同的体制机制障碍下，要素流动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1）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陈良文、杨开忠（2007）从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的视角论述了导致我国区域间经济差异的影响。在对我国区域经济变动的基本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的基础上，他们认为中国的省际经济增长差异有所减小，但四大板块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构建了容纳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的统一框架，建立了要素流动导致集聚经济的四种机制，并对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结论即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近年来的板块间差距扩大，也能支持“外部规模经济和本地市场效应能够增强集聚经济程度”这样的理论假说。龚六堂、谢丹阳（2004）从我国省际之间资源配置效率差异的背景入手，构建了从要素流动到省际生产率差异的分析框架，并通过引入刻画边际回报差异程度的指标——离差指标，对我国省际的要素边际回报率进行测度，以期能够比较好地解释资本存量和劳动的边际回报率的差异。孙军、王先柱（2010）从要素流动的层次演进方面论述了不同层次要素流动的差异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他们从具体的自然资源、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和知识要素四个方面阐述了不同层次的要素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白井文（2001）从要素流动规律角度入手，论证了西部地区要素集聚的着力点。他认为，要素流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四种规律：一是具有追求高回报的趋利性规律；二是要素流动量的距离衰减规律；三是要素流动的分散—集中—分散的阶段性规律；四是要素流动组合的结构合理化规律。它们对西部地区要素集聚的影响是，西部地区要将市场与政府相结合，减少干预；减少要素流动成本，克服要素集聚衰减规律，培养要素集聚的核心节点。

（2）要素流动与产业经济。陈计旺（1999）以区际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为背景，深入剖析了产业转移和要素流动对不同发展层次的区域的影响。他首先分析了产业区际转移的形成机制，然后分别对这种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从要素流动特别是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的方面详细阐述了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魏益华（2000）从西部地区的要素流动不利地位出发，阐述了导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分工收益低下、市场容量较小，不利于优势产业的培育。在这样的分析下，他认为，西部地区想要获得经济发展，必须着重培育能够引致要素流入的优势产业，从优势产业的要素高回报率出发，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何雄浪（2007）以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模型——中心—外围为基准，将区域间要素流动也加入传统的运输成本中，并引入了前后向的产业联系，扩展了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并对此进行了各种条件下的经济学含义的探讨。邹璇（2009）认为，传统的空间优化理论认为要素在地区间的自由流动是促进要素效率提升的基本前提，地区之间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会导致要素效率的低下。在此基础上，她建立了基于两地区四部门的一般均衡模型，用来分析单要素流动、多要素流动和区域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改进了空间优化理论，阐明了空间优化政策，并通过实证检验，剖析了中国沿海与内陆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

（3）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赵儒煜、邵昱晔（2011）首先阐述了要素流动机制，认为要素流动有三种性质，即层次性、逐利性和统一性。其后从经济增长的收敛和发散机制两个角度分析了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们通过引入贸易成本，将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假设报酬递增和不完全市场结构相结合，建立了分析要素流动和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分析出发，他们认为，从要素流动角度来说，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政策手段是发挥要素作用、促进要素自由合理流动。张辽（2013）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检验了1997～2011年我国省际经济增长中要素流动引致的增长效应。文章着重考察了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和技术要素空间扩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实证模型的计量检验，从全国范围来看，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抑制效应，而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扩散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张幼文、薛安伟（2013）分析了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影响。他们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只关注了要素积累导致的经济增长，却忽略了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文章以世界经济运行的特征为基础，从微观视角出发，沿着微观—中观—宏观的线索，阐述了要素流动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机理和作用。

（二）要素流动的分解

要素流动是发生在各种实际要素运动过程中的总体描述。我们进行要素流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分析时，一般沿着从整体到具象、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历程。因此，我们对文献的梳理，也从要素流动整体上对经济的影响，深入各种要素的流动对经济活动的不同影响。下面，我们将从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和公共资源要素四个方面来梳理相关的研究现状。

（1）劳动力要素。劳动力流动作为破除二元结构的重要切入点，特别是作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劳动力流动得到了学术界的长期重点关注。第一，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流动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李实（1999）首先构建了转轨过程中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模型，然后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研究了我国劳动力流动对于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增长效应，认为劳动力流动引致的劳务收入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有效缓解中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第二，与此同时，还有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的流动并没有缩小城乡和区域的收入差距，反而加剧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蔡昉（2005）从现实与理论的背离出发，认为导致我国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扩大的悖论，是现行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即劳动力的流动不能实现职业、居住地的双重转化，所以导致了户籍背后的城乡福利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孙文凯等（2011）运用双重差分法，定量分析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城市化政策取向的变革以及户籍制度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程度。他们认为，短期来看，户籍制度的变革对于劳动力流动并没有造成显著的影响。第三，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选择。胡斌（1996）、王西玉（2000）、朱镜德（2001）、宋洪远等（2002）、都阳（2010）等论述了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劳动力流动政策，认为城乡就业差异和劳动力市场失序是导致劳动力流动无序的原因，需要政府加快市场化转型，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机制健全。

（2）资本要素。梁宇峰（1997）从资本流动的角度阐述了东西部差距的原因。他在构建了资本自由流动的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实证数据论证了资本流动的差异性是东西部经济差距产生的重要原因。张泽慧（2000）阐述了西部地区资本流入的障碍，认为外资投资、证券市场、借贷市场三个方面的东西部发展差异，导致了资本在东部地区的集聚，而西部地区则相对稀缺。胡永平等（2004）从储蓄—投资关系角度分析了中国区域间的资本流动，借用新近的ARDL-ECM，通过检验各地区的储蓄—投资关系中的储蓄保留系数，证实了我国不同地区的资本流动状况与既往研究是一致的，即东部地区是资本净流入地区，西部地区是资本净流出地区，中部地区则是资本流动的持平地区。彭小辉、史清华（2012）提出了中国城乡存在所谓的“卢卡斯之谜”，并以此为理论假说，对中国城乡之间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及其变动趋势进行了描述，在此基础上，作者从财政、价格和金融渠道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的“卢卡斯之谜”产生的路径。然后，作者认为在这样的路径背后，导致中国城乡间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的真实原因包括城乡人力资本差异、制度环境差异、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差异等五个方面。黄文军、荆娴（2013）利用1979～2010年我国省级面板的数据，基于国际通用的测试资本流动的FH检验，分析了我国资本流动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的实证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本流动并没有显著地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而各个板块之间的资本流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则有不同，东部地区的高资本流动能够促进其经济增长，而中西部地区则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

（3）技术要素。沈坤荣、耿强（2001）从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一逻辑展开，论述了近年来中国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他们首先构造了包含技术外溢的内生增长模型，然后从模型中推导出了实证检验的计量模型，并以此为据提出了模型有待检验的核心变量。通过运用1978～1998年中国各地区的数据，检验了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深入地对四大区域的FDI与经济增长进行了检验，论证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具有促进作用。赵奇伟、张诚（2006）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将1980～200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割化检验，用以检验FDI经由技术外溢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文章的检验结果显示，京津冀都市圈的内部确实存在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是以1995年为拐点，出现了由正转负的变化。文章还对制约这一技术外溢引致经济增长机制的因素进行了探讨，认为外资引进的规模、内资企业的生产函数与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是影响因素。尹希果、桑守田（2011）通过对FDI引致技术外溢的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扩展，将金融发展和内外资的技术差距两个变量包含在模型中，并利用1998～2007年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内外资技术差距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进行了检验。检验的结果对于这两个变量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都给予了显著的支持。

（4）公共资源。陶勇（2001）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导致的农民负担加重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体制。在文章中，他认为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配置加重了农民的税外负担，现行的由村社自行解决公共产品的特征加剧了农民负担，各级政府责任权力划属不清导致了基层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等，造成了社会成本下移到农民身上，加剧了农民负担。史玲（2005）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但是由于存在各级政府的责任权力划分不清导致的供给主体错位，基层政府的事权、财权不匹配，基层民主建设薄弱导致的农民参与度低等三方面原因，导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长期处于缺乏的状态。作者以此为据，认为改善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策略是实行民主的公共财政并加强农民的监督、明确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责、建立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按照公告财政的基本要求加大对农村的公共投入，以及完善省以下的地方财政体制。

（三）要素流动的测度

（1）劳动力测度。测算方法上，段均（2012）在测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时，使用了非农业人口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比重。张广婷等（2010）在对我国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构造了一个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应的概念用于刻画劳动力转移，其实质仍是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间的劳动力转移。程名望、史清华（2007）在研究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时，对劳动力人口转移口径的鉴定是“到乡外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或者虽然未发生地域性转移，但在本乡内的非农产业就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陆学艺（2004）、欧阳峣和张杰飞（2010）计算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采用的方法是，城镇从业人口减去城镇职工人口加上乡村从业人数减去人口得到农村非农业人口。应瑞瑶和马少晔（2011）、陈光普（2012）采用人口机械增长量来衡量劳动力流动规模，计算方法为“本年末总人口-上年末总人口-上年末总人口×本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沈坤荣、余吉祥（2011）采用“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中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代替农村劳动者在城镇的就业比例。除了运用区域统计年鉴外，还有一部分学者用历次人口普查或历次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衡量劳动力流动，如段成荣、杨舸（2009）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测得跨省劳动力流动中85%以上为城乡流动。贺佳丹（2014）利用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及1987年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以省际劳动力流动代替城乡劳动力流动，测算了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也有部分学者如漆世兰等（2009）通过实际调研获得第一手样本数据，估算城乡劳动力流动规模。在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测算结果上，胡英（2003）在测度1990～2000年城乡人口时利用了1990年、1995年、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结果表明这10年城乡之间的迁移总数为1.25亿～1.29亿人。卢向虎等（2006）在测算我国1978～2003年城乡人口迁移规模时，使用城镇总人口增长数量减去城镇人口自然增长数量，结果显示在这25年间共有2.7762亿人口实现了城乡之间的迁移。盛来运（2008）、蔡昉和王美艳（2010）根据《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分别测算了2001～2005年与2001～2009年城乡劳动力转移人数，使用指标为到城镇就业达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人数，测算结果分别为1.26亿人和1.50亿人。

（2）资本流动测度。肖灿夫（2010）在运用FH模型对我国1985～2006年区域资本流动性进行考察时，发现我国国内资本流动性呈增强趋势，资本的流动规律是追求高回报率，空间距离递减，总体上呈“分散—集中—分散”特征（白井文，2001；陈永国，2006）。文建东（2004）、范剑勇（2004）、杜跃平（2005）、钱雪亚等（2009）、封福育（2010）考察区域资本流动时，发现省际资本流动、城乡资本流动与其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有关。张艳丽（2011）利用各省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对省际资本流动规模做了计算，结果显示，1993～2009年东部地区资本流动表现为先流入后流出，流入规模于2004年达到高峰，为2579.8亿元，2006年资本流入转为流出，于2007年资本流出规模达到5773.8亿元，江苏省的情况与此类似。褚保金等（2011）以江苏省39个县（市）为样本考察了农村资本的流向和规模，发现样本县（市）农村信贷资金净流出量从1997年的380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3721亿元，流出比率也由1997年的12.14%上升到2009年的28.87%。

（3）技术流动测度。技术进步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区域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因素。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突出的原因之一就是技术要素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均衡，而且严重缺乏劳动，以致城乡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持续扩大。因此，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措施就是推动技术在城乡之间的均衡配置和自由流动。区域技术流动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跨国公司在国外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将技术转让给其下属公司；二是技术引入国家通过进口商品，将技术引入本国；三是发达国家将本国落后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并赚取技术转让费。由上述技术流动的路径可知，技术转让是经由资本流动实现的，FDI对技术溢出的效应显著为正。关于这一观点，许多国内外学者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向给予了支持。Xu（2000）认为FDI对多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是技术流动的重要渠道。Djankov和Hoekman（2000）运用捷克企业的微观数据，得到FDI对该国企业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Savvides和Zachariadis（2005）针对32个欠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做了详细分析，结果表明FDI对这些经济体的生产效率具有正向效应。Suyanto和Salim（2013）的研究也表明FDI对印度尼西亚技术引入存在正向效应。针对FDI对中国技术引进和流动的效应，国内外学者也做了丰富的研究。Du等（2011）发现1998～2007年的10年中，FDI对中国企业向前、向后关联效应均十分显著。谢建国（2006）采用我国1994～200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FDI对中国省区技术效率提升存在显著正向溢出效应。杨亚平（2007）、邱斌（2008）研究了FDI对企业及其向前、向后关联存在正向效应。钟昌标（2010）采用地市级数据验证了FDI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FDI不仅提升了这些地区的生产效率，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生产效率的改进。余长林（2011）研究发现FDI显著促进了我国技术进步，是我国技术水平提升的重要方式。

（5）公共资源配置测度。在公共资源的配置政策上，我国长期采取“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策略，将优质资源倾向性地配置给城市，使城市公共资源供给持续发展的同时，农村的公共资源显著滞后，农村公共资源供给未能根据农民的需要而提升［蒋时节、祝亚辉（2009）；姜鑫、罗佳（2012）］，也约束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造成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重要原因。2012年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逐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城乡在基础设施、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一体化发展，促使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改变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城促乡，实现城乡的共同发展。2013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区域城乡不平衡向协调发展，要不断完善农村水、电、路、气、信等基础设施。可见，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配置的均衡化在实现城乡一体化中具有重要地位。

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不均衡配置体现在多个领域。褚宏启（2009）认为我国城乡公共资源的二元结构具体体现在教育方面，如教师素质、办学条件及教育质量等。和立道（2011）和姜鑫、罗佳（2012）认为城乡公共卫生支出均有大幅增加，但城市增长速度快于农村，使公共卫生资源在数量与质量的获取能力上存在很大差距，如人员、经费及设备等。雷晓康、张楠（2012）认为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存在多元制度特征，且城乡之间差距很大。

二 城乡一体化的文献梳理

（一）城乡一体化的概念、框架与分析思路

城乡一体化、城镇化、乡村城市化等一系列的概念如何界定，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所反映的不同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如何厘清，是学术界探讨城乡一体化首先要明确的问题。其次，在厘清概念之后，我们应该用何种分析框架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或者地方特色的城乡一体化理论，是理论建构的基本问题，也是确立实践指导的基本命题。分析框架的建立，离不开分析思路的支撑和指引。分析思路代表着研究者运用何种具体的研究路向有针对性地解决客观、具体的城乡一体化问题，是偏重于实践操作的微观层面分析。因此，本部分我们对文献的梳理将沿着概念—框架—路径的路线进行全面回顾。

（1）城乡一体化概念。国内探讨有关城乡一体化概念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一星（1993）有关“Desakota”的翻译与评介。在这篇文章中，周一星将“Desakota”定义为乡村城镇化，认为中国应当在珠三角和珠三角等较为成熟的、具有发展成为大都市带的乡村城镇化地区率先实行统计口径的更改，从而打破城乡的分界，走向城乡一体化。薛德升等（1998）从概念辨析的角度，分析和比较了既相互联系又存在区别的“乡村城镇化”“乡村城市化”“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等一系列描述城乡关系发展演进过程中出现现象的理论化表述的含义。在他们的辨析中，城乡一体化概念见诸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著作之中较多，形容了城乡之间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融合现象与趋势，并认为城乡一体化的目的在于消除城乡之间存在的基本差别，其手段是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扩展城乡之间的连接纽带，从而实现城乡融合。冯雷（1999）认为，城乡一体化概念的提出与实践都指向了改革我国人为割裂城市与乡村之间各种联系的制度安排，比如不同的户籍身份、不同的公共物品提供方式、不同的政治选举等诸多差异，其目的在于加快摒除城乡之间各种体制机制的樊篱，加快城乡各种要素自由流动，从而实现经济效率的提升及城乡之间共同的发展。周加来（2001）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理解、辨析“城市化”“城镇化”“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等概念之间的区别联系，并认为概念的厘清是城市化道路方向正确的保证。周加来认为，不同于城市化作为最高级别的概念——人类社会永恒的主体，也不同于城镇化作为实现农村城市化途径的概念，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历史范畴概念，特指城市化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城乡关系演变的必然趋势和根本历程。“城乡一体化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城乡完全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协调发展的过程。”

（2）城乡一体化框架。邹军、刘晓磊（1997）分解了城乡一体化的实质性内容，从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城市规划学的角度阐述了城乡一体化的本质要求与实践方向。他们提出，城乡一体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城乡政治、经济、生态环境、人口、文化、空间六个维度的融合，这涉及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知识背景的统一规划，是一个较为完整的框架。李岳云（2010）从概念入手，逐步建构了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体系。他认为，城乡一体化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即城乡关系一体化、城乡生产要素配置一体化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之后，他分析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问题和要求，即主要从建立支农惠农的长效机制入手，提出了产业发展互动互促、基础设施共享共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均衡、生产要素配置有效有序等要求。

（3）城乡一体化的分析思路。总体来说，城乡一体化的分析思路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条是注重城市端引领与回流效应的以城带乡思路，另一条则是注重乡村自身转型、农业现代化等引致的乡村生产力提高，实现城乡互为资源、要素、服务、产品市场，从而走向城乡融合的思路。城市端的城乡一体化思路较为注重城镇化的作用。胡世明（2007）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视角出发，建构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分析思路。他首先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其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思路框架，最后他认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是现阶段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要路径。吴向伟（2008）从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入手，提出了从农业现代化的角度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在首先明确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内涵的基础上，他提出农业转变发展方式的路径，并指出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路径如何促进城乡一体化推进。曾福生等（2010）认为，城乡一体化的实现需要从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方向同时展开，坚持两者协调统一是城乡一体化的基本方法。他们首先建构了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协调发展分析思路，之后在充分剖析了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存在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的机制，包括城乡公共产品均衡配置、城市群发展、城乡生产要素流动，以及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等一系列制度安排设计。白永秀（2013）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关系到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解决“三农”问题和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全局性战略，是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在内涵上的进一步拓展，强调城乡之间全方位、多层次、高效度的融合。基于上述观点，白永秀教授将城乡一体化定义为以城乡发展特色与功能分工为前提的，在城乡互动发展机制基础上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加强城乡空间联系、协调城乡经济发展、构建城乡社会服务共享和生态环境融合的新型城乡关系。

（二）城乡一体化的测度

城乡一体化的测度，是城乡一体化概念从理论探讨和框架构建走向统计描述和实证检验的关键步骤。如何准确把握我国各地区差异巨大的城乡差别，为我国各地区制定符合地方特色又不失一般性的实现路径、政策建议，是关注城乡一体化测度的必要条件。学术界对城乡一体化的测度，从一省一地逐渐扩展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大区域，再到全国层面，经历了一个从局部到整体的认识过程与实践序列，表征着学术界对我国城乡一体化描述的日趋全面化、科学化、系统化，从而为准确把握城乡一体化的程度提供借鉴。

（1）城乡一体化测度的指标构建。顾益康（2004）在对城乡一体化的概念、区别和联系、内涵、主要内容进行细致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城乡一体化评估指标体系，他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的评估应从三个维度展开，即城乡一体化发展度、城乡一体化差异度和城乡一体化协调度。其中，城乡一体化发展度主要包括现代化发展程度、城市化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政府宏观调控能力5个方面；城乡一体化差异度则主要包括经济差异指标、城乡居民差异指标、城乡基础设施和社会环境差异指标、区域差异指标4类共29个具体指标；城乡一体化协调度从城乡结构优化度、最低生活保障度、地区发展协调度、合理的失业率等8个方面来进行测度。朱颖（2008）在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城乡一体化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原则，即客观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和可比性原则，然后构建了包括城乡社会发展融合程度、城乡经济发展融合程度和城乡生态环境融合程度3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的测度体系，并认为指标权重的计算应采用专家打分法和排序定分法。

（2）城乡一体化测度的实际应用。白永秀、岳利萍（2006）采用系统聚类法对陕西省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基本的判断，将陕西11个地级市的城乡一体化程度分为三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苏春江（2009）运用德尔菲法建构了覆盖面比较广泛的测度城乡一体化发展程度的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测度了河南省及其各辖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并进行了预测。李志杰（2009）利用时序主成分法对中国1991～2007年城乡一体化水平的动态演进进行了测度，之后运用聚类法对中国2007年的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分析，最后结合实践发展的特点指出了影响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源。焦必方等（2011）从城乡经济、生活和医疗教育融合度三个方面，选取了10个测度指标，采取均方差决策法、AHP 法和 ANP 法对指标赋权，测度了2008年我国城乡一体化水平的升级差异和排序。然后对长三角地区1999～2008年城乡一体化水平进行了动态监测，发现了长三角城乡一体化过程的问题。汪宇明等（2012）采用城乡发展差异系数、城乡一体化水平差异系数等指标，实证地测度了2008年中国省际城乡一体化水平差异，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影响中国省际城乡一体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推进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对策建议。

（三）城乡一体化的机制与路径

城乡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和实现路径，关注的是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城市系统与乡村系统通过何种中介传导机制进行勾连，从而实现城市与乡村的融合，走向城乡一体化。学术界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实践，分别提出了取向各异却不失一般性的机制与路径。这些路径与机制如何发挥作用，其运行过程是怎样的。总体来看，学者们较好地总结和提炼了影响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各种因素和机制，为制订科学合理的规划、解构城乡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帮助。

（1）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李同升、厍向阳（2006）以宝鸡为例，分析了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及其演变历程。他们在城乡一体化概念的争鸣与辨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包括的四个维度，即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以及判定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测度指标；然后，他们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四种动力机制，即中心城市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乡村工业化、小城镇的发展和乡村城镇化以及农业的产业化和现代化；进一步，他们以宝鸡为例，详细地梳理了四种机制在宝鸡市城乡发展的不同阶段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并提出了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张建华、洪银兴（2007）以都市圈为切入点，分析了都市圈内城乡一体化实现的动力机制。他们认为，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后不难发现，都市圈内城市化是城市化走向高级阶段的标志，也是城乡一体化高度实现的阶段，表征了城乡融合与都市圈发展相辅相成的过程。有关都市圈内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机制，他们认为，应该包括资本原始积累机理和聚集扩散机理，分别对应了资源或要素的来源问题，城乡一体化的资源来自哪里及资源或要素的流向问题，即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资源和要素是如何进行流动的，这两个问题基本能代表都市圈内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基本机理。胡金林（2009）运用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剖析了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发展动力、动力机制内涵和因素，提出了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动力机制的作用。他首先构建了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系统，即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利益相关者及其行为为分析目标，以城乡一体化的动力源为核心点，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系统为运行机制，构成完整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系统。之后，他分析了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的内涵，认为动力机制应该具有系统性和有机性、开放性和发展性，集中各种机制的作用还要受到结构的影响。最后，他提出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动力机制的影响因素，包括内部动力因素，诸如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乡村城市化的发展意愿等，外部动力因素如工业实力增强、第三产业发展、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等，环境动力因素则包含改革开放政策、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关系结构的变化等。

（2）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路径。王亚飞（2007）在总结了国际上几种典型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路径的基础上，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必须处理的四大关系，然后分析了城乡一体化的实现路径。他认为，国际上典型的城乡一体化实现路径，包括城市工业导向模式、小城镇发展模式、地域空间单元模式、农村综合发展模式，而这四种模式之所以能够引领各国实现城乡一体化，其内在机理是它们处理好了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的关系、城乡一体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城乡分工与合作的关系、市场机制与政府主导的关系，然后提出了中国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具体路径。首先是消除地区分割和要素流动障碍，建立城乡统一大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其次是通过完善交通布局，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最后是设计科学合理的社会激励结构，打破要素城乡自由流动的机制障碍，实现以城带乡和城乡互动。裴凤琴（2012）首先分析了阻碍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现实问题，即农业现代化技术层次不高、农村城镇化水平低、农村工业基础薄弱、农村文化教育落后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突出五个方面。基于严峻的现状，作者认为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和实现应从五个方面展开，即将推进农业现代化作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有效载体，将农村城镇化建设当作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内在动力，将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当作构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关键环节，将加强文明建设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将推动生态和谐化作为城乡一体化新格局的必然诉求，构建科学系统的实现路径。

（四）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模式

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模式，是对国内外各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较为成功的典型地区进行案例研究，是较为系统地总结和提炼各地区实践历程，并上升为一般化经验的具体过程。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模式，是学术界对实践过程的理论表述和经验总结，能够为城乡一体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制定符合自身特色的政策体系，设计规划提供可资借鉴的一般性原理，对推进我国各地区城乡一体化水平有重大意义。学者们对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模式总结，经历了从国内局部地区到长三角、珠三角等大区域再到全国范围，是认识水平不断递进的过程，也是我国城乡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从一时一地到逐渐拓展的最好表征。

（1）地市视角的城乡一体化实践模式。朱磊（2000）以浙江省温岭市为例分析了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和规划实践。他分别从总体战略规划、城乡空间协调规划和支撑系统城乡区域共享规划三个方向，为温岭市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规划设计。刘家强等（2003）以武汉市洪山区为例，分析了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模式。在系统地研究了武汉市洪山区的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之后，他们研究了武汉市洪山区实现城乡一体化所具备的基础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武汉市洪山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本模式，即“科教产业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刘晨阳等（2005）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庆模式”。他们在细致地探讨了重庆市城乡一体化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重庆为例的制约都市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因素，即经济支撑薄弱、政策与制度尚待完善、自然环境具有一定约束等。然后，据此提出了重庆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应该包括的三个方面，即以经济发展为先导、内力培育和外力推动并重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与都市区产业空间、城市空间调整相结合。李光跃等（2010）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成都模式”。他们认为“成都模式”抓住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核心要件，即一体化的动力之源——工业生产、一体化的主体——农民，以及一体化的载体——土地与空间。而这三个核心要件发挥作用的机理是，首先通过工业向发展区集中形成产业集聚能力，提高产业效率，增强中心城市功能，从而提高农民进城的生活水平与收入分配；其次，通过农民向城镇集中，促进农村县城、重点镇和新农村的规划建设，扩大劳动就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和转变农民的生活方式；最后，通过将土地进行规模化集中经营，提升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和土地利用效率，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成都市通过这三方面的依次有效推进和统筹安排，促进了成都城乡一体化进程。陈俊梁（2011）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苏州模式”。他总结了城乡一体化的“苏州模式”的基本特征，即“三置换+三集中+三合作+三统筹”。其中，“三置换”是指农户把宅基地及住房置换成社区住房，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成城镇社会保障，将集体资产所有权置换成股份合作社股权；“三集中”是指所有城乡工业企业和所有的农民居所分别向规划的村镇工业园区、向规模经营和向新型社区集中；所谓“三合作”是指在苏州农村存在的三种合作制度，分别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农民社区股份合作社；所谓“三统筹”是指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城乡产业发展规划和城乡就业机制。

（2）区域视角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黄伟雄（2002）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与格局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特点是城市与人口的大量增加、高科技和特色产业的高度集聚、对周边地区人财物资源的强大吸引，是面向海外辐射内地的桥梁，也是广东乃至全国经济的核心地带；在对珠三角地区的特点进行充分总结后，他认为珠三角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主要有六种，即中心地模式、超级大城模式、卫星城模式、放射状城市群模式、点轴开发模式和环形珠链模式。姚世谋等（2004）从国际比较视野入手，以中国长江三角洲和德国莱茵河下游地区为例，探讨了中国和德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模式。他们在辨析了中德两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及其背景的基础上，率先总结了德国鲁尔-莱茵地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经验，主要包括鲁尔工业区露天煤矿开采区的生态修复和环境美化，推广“城市更新”计划对老城区进行改造和职能升级，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高速公路化和高标准化，大城市周边地区系统性地规划和协调以及国家和地方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统一规划、协调布局。这些对于中国长三角地区的关键启示，在于上海核心和周边地区关系的协调，以及政府打破行政边界构建统一大都市圈的规划。汤卫东（2011）从以城带乡的视角分析了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的模式、路径与对策，并对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的未来提出了具体的政策举措。他认为，西部地区的典型城乡一体化可以被归类为，成渝地区网络化的以城带乡模式，城乡的网络化的陕西、甘肃和青海以城带乡模式，多级中心、梯次辐射的新疆以城带乡模式，优先发展中等城市的贵州、云南的橄榄形以城带乡模式，县域经济主导的西藏模式五种主要模式。

（3）其他视角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李习凡、胡小武（2010）以江苏省为例，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的“圈层结构”和“梯度发展”模式。他们认为，所谓城乡一体化的“圈层结构”模式，是城乡一体化在空间结构维度上的映射，可以大致将中国的城乡一体化划分为中心发散型城乡一体化模式、区域集中型城乡一体化模式和点—轴的联系型城乡一体化模式。所谓城乡一体化的“梯度发展”模式，则是城乡一体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维度的投射，可以大致将中国城乡一体化划分为初级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改进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和高级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鲁长亮和唐兰（2010）总结了国内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主要模式，即珠江三角洲“以城带乡”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上海“城乡统筹规划”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北京“工农协作、城乡结合”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以乡镇企业发展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苏南模式”；梳理了国外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主要模式，即城市工业导向模式、小城镇发展模式、地域空间单元模式、农村综合发展模式和佩布模式；并且认为我国应该从编制完善的城乡规划、加快城乡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乡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等方面构建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本节我们从城乡一体化国内理论沿革与实践发展的视角，对近年来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梳理，从城乡一体化的概念、框架、分析思路、测度指标、实证检验、模式总结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完备的介绍，是一次对城乡一体化模式全景式的整理与回顾。下面，我们将对本节梳理的各类文献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和评价，提出理论发展与经验总结的长处与不足，从而为后文提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提供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