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是鬼谷子一枝独秀？

自改革开放之后，鬼谷子渐渐热起来。

热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先看一组百度数据（2019年8月14日）：

孔子：搜索结果，58,300,000；百度百科词条的浏览次数25263879，编辑次数1633。

屈原：搜索结果，35,600,000；百度百科词条的浏览次数20031585，编辑次数884。

鬼谷子：搜索结果，28,700,000；百度百科词条的浏览次数13514913，编辑次数705。

老子：搜索结果，46,500,000；百度百科词条的浏览次数12001175，编辑次数689。

从先秦诸子最富盛名的四大圣人中，我们可以看出，鬼谷子的综合排名已经超过老子，仅次于孔子、屈原之后。老子在搜索结果中之所以胜出，是因为“老子”在表达老子的同时，还存在他解功能，即“老子”被用作“长辈”或表达自负，如“回去问问你老子”、“老子天下第一”、“你敢欺负老子”等。

就百度结果看，四大圣人中，鬼谷子超越老子，排名第三。如果抛开屈原的其他属性（如爱国、跳江、端午节等），单从诸子的学术影响力来讲，鬼谷子就是仅次于孔子的第二号人物。

从历史与文化等角度分析，孔子之所以排在首位，是自董仲舒之后约二千年来官方集团接力维护的结果。“独尊儒术”之后的历代王朝在维护孔子的同时，“罢黜百家”学术，尤其是鬼谷子的学术，视其为“阴谋”“诡诈”等负面词汇的代言人，从各方面予以打压。

然而，鬼谷子学术却如打不死的小强，二千多年来历经压制仍顽强生存，无论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生生不息，至唐之后，在道教、仙学与命相术等的助力下，更是发展迅猛，影响日盛。尤其是近几年来，鬼谷子热再度兴起，各类鬼谷子研究风起云涌，鬼谷子理论正在成为学术研究的大热门之一，研究文章层出不穷。

与此同时，鬼谷子也渐次成为商业开发的名片，与鬼谷子相关的文旅项目遍及中国许多省市，单是鬼谷子的栖息地“鬼谷”就有十多处。与鬼谷子相关的图书，市场在售的数以千种计，单是天猫店，月销售量就不下几十万册，各类网店及书店的月销售总量不下数百万册，且还不说数量更为巨大的电子书与有声书市场。

与鬼谷子相关的命相、风水类市场也很火爆，只是由于这个行业长期处于半地下状态，我们很难统计到准确数据而已。

毫不夸张地说，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鬼谷子已经储足了超越孔子、跃居百家诸子第一人物的强大势能，且此时此刻，正处在超越的过程中。

问题出来了。

在今天的中国，诸子百家中为什么只有鬼谷子一枝独秀呢？

这个要从二千多年来的专制文化说起。

自董仲舒倡导“独尊儒术”以来，中国长期处于儒家文化大一统的局面。大一统文化注重的是道德至上和政治正确，而对中国各朝各代所面临的真正问题与实际障碍则尽量回避，直到矛盾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终至于在越过某个临界点之后，天下大乱，礼乐崩坏，民不聊生，社会各界力量于是启用鬼谷子的纵横理论重整山河，由此诞生出新的王朝。

新的王朝需要歌功颂德，需要天下长治久安，于是再度启用儒家，恢复礼乐制度，天下由此进入新一轮的儒家文化一统、道德至上的循环。

有人会问，为什么会是这样？

答案或许很多，但根本只有一个：这种循环往复的历史现象是由儒家大一统文化的特质与鬼谷子理论的特质不同所决定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诸子百家无不是因应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换言之，天下乱了，使天下回归秩序是百家诸子的所有心愿。

然而，百家诸子中，真正从理论上建立起相对完善人际关系治理体系的没有几“家”，主要是孔孟之儒门、老庄之道门、杨朱之道门、墨翟之墨门、商鞅之法门、鬼谷子之纵横门等。其他“家”与“子”，如名家、农家、阴阳家、杂家、小说家等，或过于泛，或过于杂，或过于偏，最终未能形成相对完整的人际关系治理体系。

就上述几门成体系的“家”与“子”而言，孔、孟以“仁义”求治，老、庄以“无为”求治，杨朱以“贵己”求治，墨翟以“兼爱”求治，商鞅以“赏罚”求治，鬼谷子以“纵横”求治。这六个“体系”还可以继续整合，如老、庄的“无为”说与杨朱的“贵己”说大同而小异，孔、孟的“仁义”说与墨翟的“兼爱”说亦如此。较为另类的是商鞅的“赏罚”说与鬼谷子的“纵横”说。

然而，上述几说的格局在汉武帝启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全面改观。儒家学术一统山河，在战国时代被称为“显学”而大行其道的杨朱的贵己说与墨翟的兼爱说，以“无君、无父（孟轲语）”的儒门定论被罢黜，遭到官府全面封杀，商鞅的赏罚说被整改后吸纳入儒家体系，余下二说，老、庄的无为说与鬼谷子的纵横说，则因其独特的实用价值而与儒家文化分庭抗礼，在士大夫与民间生生不息，尤其是鬼谷子的纵横说，即使儒门中人也深以为然，暗恋之，窃行之，只是不说出来而已。

于大一统的儒家学术而言，老、庄主张的是无为而治。无为虽与儒家不合，却亦无大害，因而儒家文化许其存在，在人生无奈时，儒门中人甚至推崇之，奉行之，选择归隐，或隐于朝，或隐于市，或隐于野，“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讯诗）”。

在儒家文化大一统的漫长岁月里，让儒门中人纠结不已的是鬼谷子的理论体系，可谓是又爱又恨了。

何以如此？

这个要从儒门与纵横门的学说体系差异说起。

儒家学说通过人伦关系构筑了一整套人际关系的基础理论。这个人伦体系体现为三种人际关系，分别是父子、君臣、夫妻，由孔子提出，孟子拓展，经董仲舒归纳为“三纲五常”，即三种从属关系与五种行为规范原则。

三种从属关系为“三纲”，即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三纲相对应的五种行为规则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到南宋时，被朱熹确定为不可违逆的“天理”。

作为人际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伦理道德规范，三纲、五常的源起是孔子。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论语·颜渊》

上面一段话完整道出了孔子的人伦之道，意思是说，君做君，臣做臣，父做父，子做子。换言之，即君尽君道，臣尽臣道，父尽父道，子尽子道。

孔子的观点深得君主赞同。齐景公赞同的理由既简洁，又赤裸。“子子”“臣臣”，即子尽子道，臣尽臣道。子道即尽孝，即赡养父亲。臣道即尽忠，即忠诚、供养君主。否则的话，“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对于孔子的观点，孟子给出解释，即“五伦”观。“五伦”分别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五伦”观，依据其“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正式归纳出“三纲”与“五常”。

可以说，三纲与五常是董仲舒对孔子与孟子伦理学说的极大修改与扭曲。

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中，孔子要求的首先是各尽职守，君须是君，父须是父，其次才有“臣臣”、“子子”之道。孟子的发挥是，父子之间，以亲为则，君臣之间以义为则，夫妇之间以别为则，等等。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都没有提到或强调双方之间的隶属关系，或尊卑贵贱，提到更多的反而是因果关系与义务关系。

在孔、孟这儿界定正常的人伦之道，经董仲舒修改之后，味道完全变了。这且不说，董仲舒还将其上升为天道，因为在《易》中，乾上坤下，乾为阳，坤为阴，阳上阴下，上尊下卑。董仲舒由此结构出三纲关系，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由此生出五种行为法则，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

五常与三纲的逻辑关系是，父子守仁；君臣守义，夫妻守礼，在此之外，思守“智”，情守“信”。

通过三纲与五常，董仲舒初步建立了影响中国约二千年的君权、父权、夫权三者的主从关系，并将政治秩序神化为天道法则，违之逆天。逆天为不赦之罪，如不忠、不孝、不贞等皆是不赦之罪，轻则受罚，重则杀头，甚至连坐九族。

关键是，由于三纲五常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天理，无论何人，一旦坐实逆天之罪，就没有地方可以申诉。能够救他的只有天之子，于是，天子就握住了主宰天下除自己父母之外的任何人的生杀大权，独裁天下。

三纲非常厉害，可以说囊括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任何一个人，由生至死，凡是与人相处，无非是在经营三种关系，一是血亲关系，即父父、子子，二是上下级关系，即君君、臣臣，三是裙带关系，即夫夫、妻妻。

统御这三种关系（三纲）的是仁，是义，是礼。

如何处理好三纲关系，除仁、义、礼之外，还需要另外两种力，一是思，二是情。思守智，情守信，“智”与“信”也因此而上升到与“仁、义、礼”相同的高度，共同构成人伦五常。统御五常的是人性之善，因而，儒家提倡性善论，“人之初，性本善”亦由此而来。

在性善论者看来，道德感是天生的，就如《西游记》中的唐僧，天生是个金刚不坏之体。私欲对道德感的破坏是后天的，各路妖魔（各种私欲）无不是出于自身需要，企图坏掉他的这个金刚身（道德感）。

三纲五常，归根结底，只在一个情字。

父子之仁形成血缘关系，为情；君臣之义形成团伙关系，为情；夫妻之礼形成裙带关系，亦为情。

儒家人伦文化一言以蔽之，人情文化。

在中国，“情”永远排在“理”的前面，这也是为什么惯用词汇中只称“情理”，而不称“理情”。譬如说，“不通情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而不是“不通理情”、“意料之外，理情之中”。

然而，时代在前进，天下在巨变。当中国还在锁海闭关、与世隔绝时，欧洲却在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伴随复兴的是工业革命。与工业生产紧密相连的是商业文明与契约精神。

工业创新与契约精神，从生产力到思想力同时爆发，完全摧毁了欧洲千年中世纪所建立的封建宗法体系。

在此宏大的背景下，英、法、德等国相继进入契约时代。英国掀起了宪章运动，法国诞生了《契约论》，莎士比亚、歌德、雨果等大批作家也都对契约精神做出了大量的文学刻画，典型的是《威尼斯商人》、《浮士德》与《悲惨世界》。

契约不讲人情，讲的是公平，或相对公平，而公平又需要身心自由的市场环境。在这个环境里，人与人之间是对等的，不是隶属的，因为契约必须在双方情愿下才能签署，否则就会被视为无效。法律在原则上不承认被逼签署的“城下之盟”，也即在暴力胁迫下所签署的任何合同。

契约精神是人情文明的最大克星。在契约这儿，双方只有甲方、乙方，没有人身隶属与尊卑。在契约里，父与子、君与臣、夫与妻等都是自然人，是人格对等的自然人关系。签约是自愿行为，一旦签署，任何一方都必须为自己的承诺负责。

社会用什么来保证签约人为自己的约定行为负责呢？

法律。

良性法治环境是契约精神的基本生存保障。

法律又分两大部分，一是立法，二是执法。要保障契约精神的公正、有效执行，法律（立法、执法）又都必须是独立的，不能受任何外界力量干扰，因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形成了三权（立法、司法、行政）分立的现代社会治理格局。这个格局是建立在几百年来欧洲工商革命之后的千百次试错基础之上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大规模、全方位与西方世界接轨，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人伦文明（传统人情文明）渐渐受到以契约精神为基础的西方现代工商文明的挑战。随着市场经济（商业经济）的大力发展，如何建全现代法制体系以保障各种契约的顺利执行正在成为中国的国民共识。传统的儒家人情文明虽然仍在坚守，甚至还通过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体系以与时俱进，但总体来说已力不能支，除非其适时做出根本的革命性的改变。

与此同时，与契约精神暗相契合的鬼谷子理论却焕发出空前活力，以其成功学的特别属性在今天的社会里大行其道。

那么，《鬼谷子》一书究竟讲述了什么样的理论体系，又是怎样在现代社会里大行其道的呢？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详细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