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历史上的褒贬

自古迄今，诸子百家及其学术中，鬼谷子与《鬼谷子》一直是朝野士大夫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些争议中，有肯定的，有否定的，有赞赏的，有咒骂的，有奉若神明的，有不屑一顾的，总体来说，褒贬不一，众说纷纭。

在下在此罗列部分争执，以飨读者。

褒扬类（按褒扬程度排序）：

No.1. 司马迁：

没有哪位大神能如司马迁这般以实际行动诠释对《鬼谷子》的爱。在《史记》为诸子作传时，他将最大篇幅给了纵横门，计有《苏秦列传》《张仪列传》《樗里子甘茂列传》《穰侯列传》《孟尝君列传》《春申君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鲁仲连邹阳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范睢蔡泽列传》《魏公子列传》等，所占比例之高，令人咋舌。同时，他还将运用纵横术炉火纯青的张良、陈平提高规格，列入“世家”。

此时无声胜有声，在编纂《史记》时，司马迁对鬼谷子未置一辞之评，只对《鬼谷子》一书所产生的丰功伟业详细列陈，可见爱之深沉了。

No.2. 高似孙

高似孙比较奔放，直接上赞美辞，其辞曰：

《鬼谷子》书，其智谋，其术数，其变谲，其辞谈，盖出于战国诸人之表。夫一辟一阖，《易》之神也；一翕一张，老氏之几也。鬼谷之术，往往有得于阖辟翕张之外，神而明之，益至于自放溃裂而不可御。予尝观诸《阴符》矣，穷天之用，贼人之私，而阴谋诡秘，有金匮韬略所不可该者。而鬼谷尽用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

《鬼谷子略》

注意高似孙的用辞，“出于战国诸人之表”、“易之神也”、“老氏之几也”、“神而明之”、“不可御”、“穷天之用，贼人之私”、“一代之雄乎”等等，真正是极尽溢美之辞了。这样的“飞扬”之辞，若非爱之切，是说不出口的。

高似孙（1158—1231），字续古，号疏寮，浙江宁波人，南宋时进士及第，历任校书郎，也做过几任地方吏员（徽州，处州）等。高似孙在官场混得不咋的，做学问却是用心，闲下无事时还爱写几首小诗怡情，著述有《疏寮小集》、《剡录》、《子略》、《蟹略》、《骚略》、《纬略》等，对历史人物与著述多有评点，被收录入《南宋馆阁续录》、《宋史翼》等史籍中，也算是青史留名了。

No.3. 刘勰

刘勰是文学大家，更是批评大家，其《文心雕龙》享誉后世千多年，字字珠玑，堪称美文。

《文心雕龙》是品评前人文字的，刘勰可谓是激扬文字的大家。与司马迁一样，对于《鬼谷子》一书，刘勰未置一词，但对鬼谷子却是极力褒扬，对鬼谷子所炫之技，更是叹为观止。

之于刘勰是如何激扬文字的，请欣赏他的这段赞美辞：

逮及七国力政，俊乂蜂起。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尹文课名实之符，野老治国于地利，驺子养政于天文，申商刀锯以制理，鬼谷唇吻以策勋，尸佼兼总于杂术，青史曲缀于街谈。承流而枝附者，不可胜算，并飞辩以驰术，餍禄而馀荣矣。

《文心雕龙·诸子》

在上段摘句里，刘勰将鬼谷子拉到与孟子、庄子、墨子、申不害、商鞅等人一样的高度，给出的评语是“唇吻以策勋”，也就是凭三寸不烂之舌建功立业。

对鬼谷子所炫之技，刘勰更是赞叹有加，用辞是“鬼谷渺渺，每环奥义”，一辞道尽鬼谷子理论的高深莫测。接着，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继续追捧鬼谷子：“暨战国争雄，辩士云涌，纵横参谋，长短角势。《转丸》骋其巧辞，《飞钳》伏其精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隐赈而封。”

在这儿，刘勰不再空谈，而是具体赞美《鬼谷子》的巧辞与精术，肯定鬼谷门人的长短纵横谋术，并有针对性地点出《转丸》与《飞钳》两篇，称其为“巧辞”与“精术”，同时对鬼谷门的辩术予以高度认可，用辞是“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战果是佩“六印”，封“五都”，建下千古功勋。

No.4. 欧阳修

在《崇文总目叙释》一书中，述及纵横家类，有唐宋八大家之称的大文豪欧阳修写道：

春秋之际，王政不明，而诸侯交乱，谈说之士出于其间，名挟其术以干时君，而因时适变，当权事而制宜，有足取焉。

又在《跋平泉草木记》中写道：

余尝读《鬼谷子》书，见其驰说诸侯之国，必视其为人、材性、贤愚、刚柔、缓急，而因其好恶、喜惧、忧乐而捭阖之，阳开阴塞，变化无穷。顾天下诸侯无不在其术中者。惟不见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说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好。盖泊然无欲而祸福不能动，利害不能诱。此鬼谷之术所不能为者，圣贤之高致也。其次，简其所欲不溺于所好，斯可矣。

从上面两段话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欧阳修的为人如何敦厚了，对纵横术的评价是不褒不贬，只重于陈述史实。

在第一段中，欧阳修肯定了纵横术的价值，并给出四字评语，“有足取焉”。在第二段中，欧阳修陈述了《鬼谷子》纵横术的厉害所在，“顾天下诸侯无不在其术中者”。面对这般厉害的法术，只有“不见其所好者”，纵横术才“不可得而说”。也就是说，只有不现出任何“好恶、喜惧、忧乐”之人，纵横策士才会束手无策。最后，欧阳修给出应对纵横术的惟一办法，即“君子宜慎其好”，“泊然无欲”，从而使“祸福不能动，利害不能诱”。

然而，这样的境界是“圣贤之高致”，也就是圣贤才能达到的高度，非凡夫俗子（如诸侯）所能做到的。凡夫俗子只能退而求其次，做到“简其所欲，不溺于所好”，也即“减少欲望”，不沉迷于“所好”，也就可以了。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一生好酒，醉心于山水之间，大家所熟悉的是他的《醉翁亭记》，堪称是哙炙人口的“山水醉”名篇。在山水醉之余，欧阳修又于微醺之际，通过上述两段文字，不露声色地将《鬼谷子》夸耀一番，以彰显对《鬼谷子》一书的喜爱。

想想也是，欧阳修一生可谓是顺风顺水，山水没少游，酒没少喝，美色没少赏，官也越做越大，中年虽因一段风流债（外甥女供出与他有染）而贬官滁州，并在喝多之后写出《醉翁亭记》，但不久就因外甥女所供经查“无据”而被调到京师，累官进至尚书，主修《新唐书》，主持贡举，录用苏轼、苏辙、曾巩三人，并与三位门生一起搭建了唐宋八大家的宋代班底（六人）主体成员（另外两人是苏洵与王安石，而苏洵又是苏轼、苏辙的爹）。

这样一个风流倜傥的宋代大才子，如果对鬼谷子的纵横术没有足够的研究与应用，是不可能在北宋的复杂官场这般顺风顺水的。

No.5. 孙德谦

清末民国学者孙德谦的评语如下：

纵横家者，古之掌交也。《鬼谷子》一书所以明交郊之道，而使于四方者，果能扼山川之险要，察士卒之强弱，识人民之多寡，辨君相之贤愚，沈机观变，以销祸患于无形，则张仪、苏秦，其各安中国至于十余年之久者，不难继其功烈矣。……盖今之天下，一纵横之天下也。尝谓为使臣者，果能于口舌之间，隐消祸乱，俾国家受无形之福，则其功为重大，故特表而出之，以告世之有交邻之责者。

（摘自《诸子通考》）

孙德谦生于清末，卒于民国（1935年），算是民国学者，“性好读书，与学则无不窥”，为学为人一如他的名字，德谦，毕生致力于训诂，著有《太史公书义法》、《汉书艺文志举例》、《刘向校雠学纂微》、《六朝丽指》、《稷山段氏二妙年谱》、《诸子要略》、《诸子通考》等。

考到《鬼谷子》时，他的褒扬主要在外交战略方面，评价颇高，也比较理性，认为鬼谷术可以“于口舌之间”，“销祸患于无形”，从而“俾国家受无形之福”，“功为重大”。

孙德谦先生的这段评辞直抒了纵横术的核心要义，即“君子之交，动口而不动手”，同时也照应了兵家孙武子的要义，即“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算是比较中肯的褒扬了。

No.6. 陈子昂

作为诗人，陈子昂的褒扬就是诗了：

吾爱鬼谷子，青溪无垢氛，
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
七雄方龙斗，天下乱无君。
浮云不足贵，遵养晦时文。
舒之弥宇宙，卷之不盈分。
岂图山不寿，空与麋鹿群。

（《感遇11》）

陈子昂是唐代才子中运气较差的，参加科举，从四川过蜀道，历尽艰辛几入咸阳，三试方中进士，却又因恃才狂傲而得罪权臣，得不到重用不说，还在四十一岁时遭奸吏构陷入狱，遭杖打后，屈死于狱中。

试想如陈子昂这般一个怀才不遇的诗人，一边读鬼谷子的书，一边遥想当年鬼谷一门所建的丰功伟业，会是什么样的感受与感慨呢？

除十八首《感遇》诗之外，陈子昂还给后人留下一曲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贬损类（按贬损程度排序）：

No.1. 孟轲

将孟轲列在首位的原因只有一个，是他为鬼谷门的纵横术定了一个差评的调。后世儒者多因他的这个定调而对《鬼谷子》刻意保持距离，虽然心向往之。

孟轲为纵横术定调的原典出自《孟子·滕文公下》：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关于孟轲是谁，在下就不多说了，在下想为大家分析一下他的这段话。

这是《孟子》里一段非常有名的对白，影响深远。对白的主角是孟子与弟子景春，讨论的主题是“大丈夫”，就是如何定义这三个字。

对于景春，有说是朝中大夫的，有说是孟子弟子的，迄今没有定论。无论他的身份是谁，他的姓氏为景是确定的，而景氏是楚国三姓豪门之一。

景春出身于景氏一族，算是楚国贵胄。对于他的求问，孟子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我们先看景春的问题：“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在对话中，景春先给出“大丈夫”的人选，“公孙衍、张仪”，然后给出入选理由，即他们二人是时代的中流砥柱，“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对天下安危举足轻重。

纵观《孟子》一书，孟子很少有顺着对方的话说的，其对话逻辑往往是见谁都怼，即无论对方说什么，先怼回去（否定）再说。

这个对话亦是如此，孟子先否定二人是“大丈夫”，继而给出之所以否定的解释。

孟子的这个解释很有意趣，可以妙称为“孟子怼人式”，即孟子不正面解释，而是迂回举出两个例证，即男人入冠、女子出嫁时所要遵循的礼数。

按照礼数，男儿行冠礼时由父亲训导，女子出嫁时则由母亲训诫。

此时，孟子又将父亲训导放到一边，只讲母亲训诫，点出训诫的内容无非是“无违夫子”四个字。“无违”即“随顺”，“夫子”即她的丈夫。

接着，孟子话头一转，点题，“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话是说，“无违夫子”就是“以顺为正”，是“妾妇之道”。

何为“妾妇”呢？在春秋战国，妇有两种，一是妻，二是妾。孟子指出，“妾妇之道”是“以顺为正”，即“无违”，即丈夫要求什么，她都得无条件顺从。

“妻之道”则不同。妻道就是臣道。当君不正时，臣有劝谏的责任与义务。同理，当夫不正时，妻也有劝谏的责任与义务。换言之，妻与臣都保留有对夫与君批评、规劝的责任与义务。

由头至尾，孟子没有直接点名批评公孙衍、张仪之流，而是以实证来比喻他们的所行不过是“妾妇之道”，即“无违夫子”，一味顺从君上，想君上之所想，急君上之所急，为君上之所欲为。换言之，孟子不露声色地批评了“纵横家者流”主张的是不讲“正义”、只以阴诈之术获利的学术与作派，是母亲所训诫的“妾妇之道”，而不是父亲所要训导的“大丈夫之道”。

什么才是父亲所要训导的“大丈夫之道”呢？

孟子给出的定义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亚圣就是亚圣，连骂人也不带脏字。

然而，孟子给出的这个大丈夫之道，古往今来，又有几人能够真正做到的呢？

道德要求过高，也就不接地气了，这也许就是儒家理想在今天越来越难践行、越来越受到诟病的原因之一。

No.2. 宋濂

对于宋濂如何排在第二位，我不置评，只将他的述评引在下面：

《鬼谷子》三卷，鬼谷子撰，一名玄微子。鬼谷子无姓名、里居，战国时隐颍川阳城之鬼谷，故以为号。或云王誗者，妄也。长于养性治身，苏秦、张仪师之，受捭阖之术十三章，又受《转圆》、《胠箧》及《本经》、《持枢》、《中经》三篇。《转圆》、《胠箧》今亡。梁陶弘景注。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于纵横家。《唐志》以为苏秦之书。

大抵其书皆捭阖、钩钳、揣摩之术。其曰：“与人言之道，或拨动之，令有言以示其同；或闭藏之，使自言以示其异。”捭阖也。“既内感之而得其情，即外持之使不得移。”钩钳也。“量天下之权，度诸侯之情，而以其所欲动之。”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曷不观之仪、秦乎？仪、秦用其术而最售者，其后竟何如也？

《鬼谷子辨》

宋濂是元末人，居于浙江金华，朱元璋立国后，得到重用，聘他为太子师，主修元史，算是明初大儒之首了。

从上面所引文字中我们可看出宋濂的“大儒”作风。我们可将所引文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陈述鬼谷子其人、其作品及历史考评，语言平实，用词严谨。第二部分选述《鬼谷子》主体内容，且所选引是为后续批判作靶的用的。第三部分是其好恶评断，称《鬼谷子》“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用词之狠辣，之决绝，之不留余地，达到极至，简直不是差评，是恶评了。

对于上面恶评，宋濂显然觉得仍不解气，又引用鬼谷门所坐实的弟子苏秦、张仪的人生终场落幕作结。苏秦被刺杀身死，死后又以间谍罪遭五马分尸，张仪为秦效力一生，临终却被逐出秦国，病死于魏。在宋濂眼里，鬼谷门两大弟子，一个不得好死，一个死于孤苦落寞。

在下前有述及，儒门对《鬼谷子》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妒之，恨之，咒之，骂之，列为禁书，私底下却又辑之，注之，研究之，践行之，并将“雪夜闭户读禁书”列为人生的一大乐事。

宋濂对《鬼谷子》的恶评是真诚的，只是他万没料到的是，他自己的人生也未能落幕完美。宋濂一生都在为明朝王室效力，晚年却被牵连进胡惟庸案。若不是他的太子门生朱标及国母马皇后的力保，一直宠爱他的大明天子朱元璋是要诛他九族的。虽然逃得一死，宋濂却也未能寿终正寝，而是于七十一岁高龄时，死在被贬谪的途中，死时“敛手正坐”，颇有子路“结缨”遗风。

No.3. 胡应麟

在《四部正伪》中，胡应麟写道：

鬼谷，纵横之书也。余读之，浅而陋矣。即仪、秦之书，其术宜不至猥下如是。柳宗元谓刘氏七略所无，盖后世伪为之者，学者宜其不道，而高似孙辈辄取而尊信之，近世之耽好之者，又往往而是也。甚矣。邪说之宜于人人也。

由此评显然可以看出，胡应麟赞成的是道德至上，一棒子打死《鬼谷子》一书，认定其“浅而陋”，“猥下如是”，并据此赞同柳宗元的伪书评价，对高似孙之辈的“尊信”、“耽好”大是不解，末了感叹世风日下，“邪说之宜于人人也”。

胡应麟才高八斗，读书万卷，却是布衣终身，由此评可知其所以然也。如果他真正读懂了《鬼谷子》，就当知道它既“不浅不陋”，亦不“猥下”。

晚年的胡应麟在其生活一生的浙江小县城里筑室“二酉山房”，积书四万册，闭门著述，也算是青史留名了。

No.4. 柳宗元

比起前面两位，柳宗元的贬损要略略温柔一些：

元冀好读古书，然甚贤《鬼谷子》，为其《指要》几千言。《鬼谷子》，要为无取。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险盩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尤者，晚乃益出七术，怪谬异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陷坠。

《辨鬼谷子》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大家也不陌生，相信上过中学的都学习过他的散文，《捕蛇者说》。诗也不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就是他写的。

与孟夫子相比，对《鬼谷子》作批评时，柳宗元又似儒雅一些，给出四字，“要为无取”。

这四字的大致意思是，《鬼谷子》一书所云基本“无取”，就是没有可取用处。此话既是对前文“元冀好读古书，然甚贤《鬼谷子》，为其《指要》几千言”的否定，也是对元冀“甚贤”（尊崇）《鬼谷子》且不遗余力地为该书写出数千言的《指要》表示遗憾。

否定之后，柳宗元话锋一转，给出佐证，即此书有可能不是真的，是后世伪作，理由是两汉的史学大家，刘向与班固，在辑录先秦古籍时均未收录此书。然后他才给出具体差评，“险盩峭薄”，“妄言乱世”，“难信”，后世学者不宜“道”之。

最后，柳宗元将最差评送给了《本经阴符七术》，称其“怪谬异甚，不可考校”，认为 “其言益奇，其道益陿”，“使人阻狂失守”，从而“陷坠”。

《本经阴符七术》前使苏秦刺股，后使柳宗元失态，它的力道真有那么大吗？关于这点，在下将在后续章句里详述。

No.5. 扬雄

在下将扬雄列在最后，是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真的批评《鬼谷子》。

他的评语是一个对话：

或问：仪、秦学乎鬼谷术，而习乎纵横言，安中国者各有十余年，是夫？

曰：诈人也，圣人恶诸。

《法言·渊骞》

对话简明扼要，前为设问，陈述鬼谷术与纵横门徒的历史功绩，语气肯定，希望得到的是一个肯定回答，或毋须回答。

显然这是问话者设的一个局，扬雄只能作出肯定回答。然而，扬雄若作肯定回答，或就引来其他问题。

因此，扬雄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给出七个字：“诈人也，圣人恶诸。”

“诈人”指的是鬼谷一门，圣人则指儒家亚圣孟子。扬雄的判语，理由只有一个，孟子不喜欢他们。孟子是圣人呀，孟子不喜欢的，被孟子骂作妾妇的，怎么能不是“诈人”呢？

扬雄字子云，生活在西汉末年的蜀地，少年因口吃而博览群书，长于辞赋，为司马相如之后西汉的辞赋大家，在四十岁后以诗赋名望被朝廷宣召，北上长安作《甘泉》、《河东》等赋，王莽时被封为大夫，校书天禄阁，辞赋文章双秀长安，后世称之“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扬雄”。唐代诗人刘禹锡更在其名诗《陋室铭》中盛赞扬雄，将他的居所与诸葛草庐相提并论：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
孔子云：何陋之有？

“西蜀子云亭”就是扬雄的居所。

作为道儒双修的学问人，扬雄对《鬼谷子》的道术这般评价，虽说是不得已而应战，却也是有失公允，倒也合乎他为人谨慎、胆小怕事的个性。

扬雄晚年曾历一难，就是王莽因命符案诛杀刘歆父子等人。当时，正在天禄阁校书的扬雄看到甲士赶过来，以为是来抓他的，吓得开窗跳楼，差点摔死。

扬雄与刘歆命符案并无太大关系，如果他熟读了《鬼谷子》，就会明白朝中局势及王莽心事，也就心底坦然，不会这般惊惧了。

不褒不贬类（按中立程度排序）：

No.1.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在为《鬼谷子》作序时，对《鬼谷子》作出了好坏参半、相对公允的评价：

纵横者，所以明辨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也。汉世（志）以为本行人之官，受命出疆，临事而制，故曰：“诵诗三百，使于西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周官·掌交》“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万姓之聚，导王之德意志虑，使辟行之；而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谕以九税之利、九仪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是也。佞人为之，则便辞利口，倾危变诈，至于贼害忠信，覆乱家邦。

《鬼谷子序》

长孙无忌（594年—659年）有鲜卑族血统，早年随唐太宗李世民征战四方，是太宗的心腹谋臣，曾参与策划玄武门之变，又随太宗东征高句丽，功勋卓著，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开国元勋之首，封赵国公。

太宗驾崩后，身为顾命大臣的长孙无忌官拜太尉、同平章事，权倾朝野，主持修订《唐律疏议》，但也恃权任性，枉杀吴王李恪，反对李治废后改立，也因此而得罪大唐强势女子武昭仪。武昭仪暗使酷吏许敬宗诬陷他谋反，迫使李治削其爵位，流放黔州（今重庆市）。

长孙无忌到黔州之后，又被许敬宗使人逼令自缢，之后不久，案子翻过来，许敬宗因构陷等多罪被处极刑，长孙无忌则被追复官爵，陪葬昭陵。

从这个《鬼谷子序》中，我们可知，长孙无忌非常熟悉鬼谷纵横术，定位也相对公允与准确，“纵横者，所以明辨说，善辞令，以通上下之志也”，同时引用典籍以界定纵横家的责任与义务，“巡邦国之诸侯及万姓之聚，导王之德、意、志、虑，使辟行之；而和诸侯之好，达万民之说，谕以九税之利、九仪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功莫大焉。

长孙无忌所界定的纵横家的责权，其实就是周室“行人”的使命，只不过是换个表达而已。

与此同时，长孙无忌又指出，“佞人”不可“为之”，否则，将“便辞利口，倾危变诈，至于贼害忠信，覆乱家邦”，而这也是《汉书·艺文志》里明确了的。

显然，长孙无忌的定位及评价大多不是原创，是从相关史籍中借来的，但我们也可由此看出长孙无忌的为官、为人与治史的方圆之道。

No.2. 纪晓岚

通过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国少有不熟悉他的人。然而在实际上，纪晓岚并不是与贪官对着干的，其职责是编纂《四库全书》。

在编到《鬼谷子》时，纪晓岚书写了一个《鬼谷子纪要》，其中评道：

高似孙《子略》，称其一阖一辟，为《易》之神；一张一翕，为老氏之术，出于战国诸人之表，诚为过当。宋濂《潜溪集》诋为蛇鼠之智，又谓其文浅近，不类战国时人，又抑之太甚。柳宗元辨《鬼谷子》，以为言益奇而道益隘，差得其真。盖其术虽不足道，其文之奇变诡伟，要非后世所能为也。

此评基本体现了纪晓岚所掌握的纵横术功力。

一方面，作为吃儒家饭的文人，纪晓岚不能抬高《鬼谷子》，但作为从纵横术中受益的文人，纪晓岚也不想违心。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来理解纪晓岚就会顺理成章。首先，纪晓岚认为，高似孙认定《鬼谷子》超出《易经》与《老子》、融会战国诸家的评价是“成为过当”，同时认为宋濂指责《鬼谷子》为“蛇鼠之智”是“抑之过甚”，而柳宗元所说的“言益奇，而道益陿”，是“差得其真”。

对他人批评一通后，纪晓岚给出自己的结论，“盖其术虽不足道，其文之奇变诡伟，要非后世所能为也”，也就是否定《鬼谷子》所倡之术，肯定《鬼谷子》行文风格。

于纪晓岚来说，这么做的好处一举二得：否定鬼谷法术，是儒门之义；肯定其文风，是文人之气。

No.3. 阮元

清代学问家阮元于《鬼谷子跋》中写道：

窃谓，书苟为隋唐志所着录而今仅存者，无不精校传世。况是篇为纵横家独存之子书，陶氏注又世所久佚，诚网罗古籍者所乐睹也！

上述学者，无论是褒是贬，几乎清一色是从道德说教、功利实用这两个角度去讨论、评判《鬼谷子》的，纪晓岚虽说有所超越，却也不过是提及文字的“奇变诡伟”，将视野局限在修辞学范围，只有阮元将讨论范围延伸到学术、瑰宝收藏与思想高度，认为它是“纵横家独存之子书”，且经过隋唐“着录”且“仅存”而“精校传世”，堪称是弥足珍贵。

从批评角度讲，阮元堪称是技高一筹。

关于阮元这个人，我引一段百度百科的介绍：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籍贯江苏仪征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先后任礼部、兵部、户部、工部侍郎，山东、浙江学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抚及漕运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体仁阁大学士，太傅，谥号文达。他是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在经史、数学、天算、舆地、编纂、金石、校勘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

看懂了没？阮元不但年岁活得长，学问做得好，官也做得足够大，在大清王朝由盛而衰、风雨飘摇的几十年间事业长青，历任“三朝阁老、九省疆臣”，可谓是人生的大赢家。

我们好奇的是，阮元为什么能成为人生的大赢家？

答案也许就在他对《鬼谷子》的态度上。

作为驰聘于文字狱后大清官场的一代名儒，阮元显然没有将自己局限于儒家文化的道德说教上。面对让他受益匪浅的《鬼谷子》一书，他既不能褒，也不愿贬，这该怎么办呢？

另辟蹊径。

于是，他换了个角度，不谈道德，不谈功利，只从学术、史籍等传世价值上肯定《鬼谷子》，从而使所有看客无话可说。

同时，经由此评，我们也当断出阮元深谙《鬼谷子》的纵横术，且悟之深，爱之切，前无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