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西比较

近读史至法国大革命事，愈见其与吾国之革命前后情形相类。陈君谓西洋各国中，以法人与吾国人，性习为最相近。其政治风俗之陈迹，亦多与我同者。美人则与吾国人，相去最远，境势历史使然也。然西洋最与吾国相类似者，当首推古罗马，其家族之制度尤同。（皆以男系为本，而日耳曼人［今英美］之家族，则以女系为本，或二者杂用并行。）稍读历史，则知古今东西，所有盛衰兴亡之故，成败利钝之数，皆处处符合；同一因果、同一迹象，惟枝节琐屑，有殊异耳。盖天理Spiritual Law人情Human Law，有一无二，有同无异。下至文章艺术，其中细微曲折之处，高下优劣、是非邪正之判，则吾国旧说与西儒之说，亦处处吻合而不相抵触。阳春白雪，巴人下里，口之于味，殆有同嗜。（今国中之妄谈白话文学，或鼓吹女子参政者，彼非不知西国亦轻视此等事。特自欲得名利，而遂悍然无所顾耳。）其例多不胜举。

吴宓日记1919年8月31日

陈君寅恪来，所谈甚多，不能悉记。惟拉杂撮记精要之数条如下：

（一）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垓，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

（二）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余如管、商等之政学，尚足研究；外则不见有充实精粹之学说。（今人盛称周、秦之国粹，实大误。）汉、晋以还，佛教输入，而以唐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布，实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性理之学Metaphysics（按：形而上学），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惟其中之规律，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如祀祖、娶妻等）。故昌黎等攻辟之。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则终难遏之。于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还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声言尊孔避佛，实则佛之义理，已浸渍濡染，与儒教之宗传，合而为一。此先儒爱国济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谅之者也。故佛教实有功于中国甚大。（按西洋，当罗马末造，世道衰微，得耶教自东方输入，洗涤人心，扶正纲维。……中国之儒，即西国之希腊哲学。中国之佛，即西国之耶教，特浸渍普通，司空见惯，而人在其中者，乃不自觉耳。——又按中国史事，与西洋史事，可比较者尚多，然此其大纲也。）而常人未之通晓，未之觉察，而以中国为真无教之国，误矣。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故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按：托马斯·阿奎纳），其功至不可没。而今人以宋、元为衰世，学术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则实大误也。欧洲之中世，名为黑暗时代Dark Ages，实未尽然。吾国之中世，亦〔无？〕不同。甚可研究而发明之也。

（三）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惟以中国人性趋实用之故，佛理在中国，不得发达，而大乘盛行，小乘不传。而大乘实粗浅，小乘乃佛教古来之正宗也。然惟中国人之重实用也，故不拘泥于宗教之末节，而遵守‘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训，任儒、佛（佛且别为诸多宗派，不可殚数）、回、蒙、藏诸教之并行，而大度宽容tolerance，不加束缚，不事排挤，故从无有如欧洲以宗教牵入政治，千余年来，虐杀教徒，残毒倾挤，甚至血战百年不息，涂炭生灵。至于今日，各教各派，仍互相仇视，几欲尽铲除异己者而后快。此与中国人之素习适反。今夫耶教不祀祖，又诸多行事，均与中国之礼俗文化相悖，耶教若专行于中国，则中国立国之精神亡。且他教尽可容耶教，而耶教（尤以基督新教为甚）决不能容他教（谓佛、回、道及儒）。必至牵入政治，则中国之统一愈难，而召亡益速。此至可虑之事。今之留学生，动以“耶教救国”为言，实属谬误。又皆反客为主，背理逆情之见也。

（四）凡学问上之大争端，无世无之。邪正之分，表里粗精短长之辨，初无或殊。中国程朱、陆王之争，非仅门户之见，实关系重要。程、朱者，正即西国历来耶教之正宗，主以理制欲，主克己修省，与人为善。若St. Paul（按：圣保罗），St. Augustine（按：奥古斯丁），Pascal（按：帕斯卡），Dr. Johnson（按：约翰逊）以至今之巴师（按：白璧德）及More（Paul E.）（按：穆尔）先生皆是也。陆、王者，正即西国Sophists（按：诡辩派），Stoics（按：斯多葛派），Berkeley（按：乔治·伯克利），以及今Bergson（按：柏格森）皆是也。一则教人磨厉修勤，而裨益久远；一则顺水推舟，纵性偷懒，而群俗常喜之。其争持情形，固无异也。又如宋儒精于义理之学，而清人则于考据之学，特有深造，发明详尽。训诂之精，为前古所不及，遂至有汉、宋门户之争。西国今日亦适有之，今美国之论文学者，分为二派。一为Philologists，即汉学训诂之徒也。一为Dilettantes，即视文章为易事（甚或言白话文学），有类宋儒语录，其文直不成章。于是言文者，不归杨，则归墨。而真知灼见，独立不倚，苦心说道，砥柱横流，如巴师与More先生者，则如凤毛麟角。此其迹象，均与中国相类似也。

（按：吴宓注：“第四段，多参以宓之见解。惟以上三段，则尽录陈君之语意。”）

吴宓日记1919年12月14日

（附）

旧读《儒林外史》，某有言曰：“亭榭如名位，时来则有之，树木如才德，非百年不能成。”昨与陈寅恪君谈，陈君亦云：“机械物质之学，顷刻可几者也。哲学文学音乐美术，则精神之学，育于环境，本于遗传，斯即吾国之所谓礼乐是也，礼乐百年而后兴。”

李思纯《与友论新诗书》，《李思纯文集》

每闻人言：中国文化最高，或谓汉族文化最高。汉族文化自为一极高之文化，然遂谓其为世界上最高之文化，则殊不当。如读藏文之正续《藏》，则可知藏族学问甚高。又如在中古时，阿拉伯人有极高之文化。不能因为自己无知遂谓某民族文化甚低，或文化不足道。

1936年2月3日讲课时言，《年谱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