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石料产地与工匠来源地

从北庄汉墓墓石题铭来看，刘焉陵墓的石料出自北平、望都、上曲阳、新市四地，工匠则来自卢奴、安国、曲逆、北新城、安险、苦陉、上曲阳、唐、毋极、下邑、单父、己氏、无盐、章、富城、东平陆、平阳、寿张、鲁、文阳、卞、薛等地。（见表1）有关以上各县的所属郡国，发掘报告整理者的表述存在一些问题，下面分别予以探讨。

关于石料产地北平、望都、上曲阳、新市。整理者以为北平、望都、新市三县属中山国，上曲阳属常山郡。整理者将上曲阳定为常山郡属县，主要依据的是《汉书·地理志》。不过，《汉书·地理志》反映的是西汉元延三年（前10）的行政区划，^[1]而在记录东汉永和五年（140）行政区划的《续汉书·郡国志》中，^[2]上曲阳为中山国辖县，这说明永和五年以前，上曲阳县已经由常山郡改属中山国管辖。从墓石题铭来看，中山简王在位时期上曲阳已是中山国辖县，因为题铭所见石料产地和工匠来源地均不见常山郡属县，而且中山王到常山郡开采修建王陵的石料也令人费解，显然常山郡并未参与中山王陵的营造，墓石题铭中的“上曲阳”应视为中山国辖县，中山王陵的石料全部来自中山国境内，与常山郡无关。

中山简王时期的中山国辖有上曲阳县也能找到一些文献证据。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汉廷立常山祠于上曲阳县，作为举行北岳祭祀活动的固定场所。《汉书·郊祀志》曰“自是（神爵元年）五岳、四渎皆有常礼，……北岳常山于上曲阳。”《汉书·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阳县自注：“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元和三年（86），汉章帝北巡，“戊辰，进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岳”。^[3]汉章帝进入中山国境内，随即派遣使者前去祭祀北岳，可见元和三年上曲阳县归属中山国管辖，此与北庄汉墓墓石题铭所反映的信息正相符合。

关于工匠的来源地，整理者指出卢奴、安国、曲逆、北新城、安险、苦陉、唐、毋极属中山国，上曲阳属常山郡，无盐、章、富城、东平陆、寿张属东平国，鲁、文阳、卞、薛属鲁国，下邑、己氏属梁国，单父属山阳郡，平阳属河东郡，山阳属河内郡。刘焉墓工匠来自中山国、梁国、东平国、常山郡、山阳郡、鲁国、河东郡、河内郡八个郡国。^[4]整理者的上述看法也是有问题的。

先看单父。36号墓石题铭为“北平工梁国单父”，此题铭工匠名残缺，但工匠来自梁国单父县是没有问题的。《汉书·地理志》单父属山阳郡，《续汉书·郡国志》单父属济阴郡，均不属梁国。整理者称单父县属山阳郡，显然认为题铭“梁国单父”有误，故取信《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事实上，东汉各县邑的隶属关系常常发生变更，而单父县确实曾归属梁国管辖。《后汉书·梁节王畅传》载建初四年（79）“徙（畅）为梁王，以陈留之郾、宁陵，济阴之薄、单父、己氏、成武，凡六县，益梁国”，同传复载永元五年（93）“削（梁国）成武、单父二县”。据此，单父县曾于建初四年至永元五年归属梁国管辖。中山简王刘焉于永平二年（59）就国中山，永元二年（90）薨，则单父县归属梁国管辖时，正值中山简王在位时期，36号墓石题铭恰好与史籍记载相互印证。刘焉墓营造之时，单父县为梁国辖县，而非山阳郡辖县。

再看平阳。78号墓石题铭记载“北平平阳王解”，题铭记载该石料来自北平，而工匠是来自平阳的王解。整理者以为此“平阳”为《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河东郡平阳县。但24号墓石同样为王解凿刻，其题铭为“北平石东平王解”。此题铭表明，王解为东平国人，而非河东郡人。其实，题铭中的平阳应为《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山阳郡之南平阳。南平阳在东汉时期一度归属东平国管辖，《后汉书·东平宪王苍传》载永平二年（59）“以东郡之寿张、须昌，山阳之南平阳、橐、湖陵五县益东平国”。秦汉时期，常在相同的地名前加方位字以示区别，^[5]故南平阳本作“平阳”。这里举两个相似的例证，《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东郡有东武阳县，而悬泉汉简记为“转卒东郡武阳东里宫赋”（87-89C：10）。^[6]《礼器碑》碑阴记董元厚、桓仲毅籍贯为“东郡武阳”。^[7]又洛阳东汉刑徒墓砖P4M7∶2所记“东平平陆鬼新董少”^[8]即《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东平国东平陆县。由此看来，78号墓石题铭所记“平阳”为东平国南平阳县无疑。

再看山阳。124号墓石题铭为“上曲阳山阳陈元”，整理者注释“山阳县名，属河内郡”。在这里，整理者把“山阳”视为河内郡山阳县。笔者以为，整理者的这一判断较为武断，在北庄汉墓墓石题铭中直接记载工匠所属郡国的情况也很常见，如30号墓石题铭“东平许叔北平石”、148号墓石题铭“北平石梁国杖孺”仅记工匠所属郡国。而东汉时期有山阳郡，因此不能排除题铭“山阳”为山阳郡的可能。汉代的山阳郡与东平国、梁国、鲁国相邻，而东平国、梁国、鲁国为刘焉墓工匠的主要来源，笔者以为题铭“山阳”为山阳郡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这里再讨论一下精1载录的工匠籍贯“东平陵”。《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东平陵为济南郡属县。这是目前所见墓石工匠唯一一例来自济南郡的。所以这个“东平陵”非常值得关注。该工匠姓名为“江□”，缺释之字何慕释为“作”，细查拓片显然不确，应释作“长”。119号、143号墓石载有东平陆县工匠“江长兄”。笔者怀疑精1墓石工匠也是江长兄，这里的“东平陵”可能是“东平陆”的误刻。这样的话，北庄汉墓墓石工匠没有来自济南郡的。

现已明确单父属梁国，平阳属东平国，山阳为山阳郡，再加上前面提到上曲阳属中山国，则刘焉墓工匠除中山国外，全部来自梁国、东平国、鲁国和山阳郡四个郡国。梁国、东平国、鲁国、山阳郡地域毗连，均在今河南、山东两省之间，^[9]说明刘焉墓外来工匠的来源地十分集中。这一现象对于我们探讨北庄汉墓墓葬形制渊源也许会有启发。

北庄汉墓墓葬形制的特点是利用大量凿刻石材垒砌墓墙，而在西汉晚期的中山国，还见不到类似的墓制。目前在定县境内发现的八角廊40号汉墓和三盘山汉墓，被确认为西汉晚期的中山王陵墓，两墓均为木质黄肠题凑墓。^[10]可以说，中山简王墓的墓葬形制在定县本地是找不到渊源关系的。

就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以石筑墓墙为特点的汉代诸侯王墓葬最早出现在今山东、河南两省交界地区，如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河南永城僖山一号墓、二号墓和窑山一号墓、二号墓便属于这一墓葬类型。^[11]红土山汉墓墓主被认为是西汉昌邑王刘髆，^[12]而僖山、窑山两墓墓主可确定为西汉晚期的某两代梁王和王后。赵化成、高崇文两位先生提到，僖山汉墓“反映了诸侯王墓中一种新葬制开始出现”。^[13]就北庄汉墓的营造形制来看，与红土山汉墓、僖山汉墓、窑山汉墓多有近似，而红土山汉墓、僖山汉墓、窑山汉墓墓石同样带有题铭，因此两者间应当存在渊源关系。^[14]

在对北庄汉墓的形制源流进行考察后，其营造工匠主要来自梁、鲁、东平、山阳四郡国的现象便值得探讨了。笔者以为，以石筑墓墙为特点的诸侯王墓葬形制首先出现于西汉晚期的昌邑国（即东汉山阳郡）和梁国。从西汉梁王陵的考古发掘来看，元帝、成帝时期梁国已广泛采用凿刻石块垒砌墓壁的墓葬形制。除僖山汉墓、窑山汉墓外，僖山周边的梁国贵族墓也多采用这种墓葬形制。此后，以凿刻石块垒砌墓壁的墓葬形制逐渐由昌邑国、梁国流行于周边的东平、鲁等王国。至东汉初期，石筑墓墙的营造技术在梁、山阳、鲁、东平等地已经成熟。中山简王在营建陵墓时采用了石筑壁墙墓葬形制，因此从梁国、鲁国、东平国、山阳郡引进大量工匠参与王陵的营建，故北庄汉墓墓葬形制与僖山汉墓、窑山汉墓多有相似之处。如果笔者上述看法可以成立，则北庄汉墓墓石题铭对于研究东汉诸侯王墓葬形制的发展和流传是很有意义的。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山东济宁东汉任城孝王刘尚墓墓石题铭所记录的工匠，也全部来自梁、鲁、东平、山阳四郡国。其中部分工匠的姓名与北庄汉墓墓石题铭工匠姓名相同，发掘者推测营建刘尚墓的部分工匠也参与了刘焉墓的修建。^[15]如整理者所言不误，则东汉初年的梁、鲁、东平、山阳四郡国存在一批专业营造陵墓的工匠群体。^[16]

[1]马孟龙《汉成帝元延三年侯国地理分布研究》，《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2]据李晓杰先生研究，《续汉书·郡国志》记录的是汉顺帝永和五年的行政区划信息。见《东汉政区地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4—15页。

[3]《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4]郑绍宗先生也持同样的看法，见《满城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8页。

[5]华林甫《中国历代更改重复地名及其现实意义》，《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6]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97页。

[7]高文《汉碑集释》，第185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附图五一。

[9]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44—45页。

[10]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三十年来的考古工作》，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

[11]阎根齐主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山东省菏泽地区汉墓发掘小组《巨野红土山西汉墓》，《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12]刘瑞先生认为红土山汉墓墓主为下葬于武帝建元五年（前136）的山阳王刘定。见刘瑞《巨野红土山西汉墓墓主新考》，《中国文物报》2008年2月29日第七版。

[13]赵化成、高崇文《秦汉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86页。

[14]孙波先生提到：“（河南永城僖山一号墓）石筑石墙代替了木质黄肠题凑，演变成黄肠石墓。并且这一墓制为后世的东汉定县北庄刘焉墓、淮阳北关刘崇墓等沿用。”见氏著《西汉诸侯王墓的发现和研究》，载《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

[15]济宁市文物管理局《山东济宁市肖王庄一号汉墓》，载《考古学集刊》（12），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16]北京西郊东汉秦君墓神道石柱有刻铭“永元十七年四月板令改为元兴元年其十月鲁工石巨宜造”。该石阙为东汉元兴元年（105）由鲁国工匠石巨宜所造，可窥见东汉初年鲁国石刻工匠在燕赵地区曾有广泛活动。见滕艳玲《关于秦君神道石柱及秦君石墓阙残件考释浅析》，载《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石雕卷》，北京出版社，2000年。另据陈跟远先生研究，今陕北地区的东汉画像石墓葬形制也是通过鲁、山阳等郡国的工匠传入当地的。见《陕北东汉画像石初探》，载《纪念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创建20周年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