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的若干思考[1]
一 引言
2020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四次、新时代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与第三次会议时隔23年，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要“推进语言文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这将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一个核心议题。
现代化是一种世界潮流，是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所发生的一种深刻变化。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维度、多层次、多领域、多阶段的历史现象。[2]它有几个核心特征：（1）是历史的、发展的概念，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现代化目标；（2）是基于各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实践探索，从来没有所谓普世的模式，不同国家和地区可以选择不同的现代化道路；（3）是放眼世界、人类视角的实践进程，闭关锁国、闭门造车只能离现代化越来越远；（4）是全社会范围、全域覆盖、全民共享的社会状态，涉及各个维度，关系每个个体；（5）是现代性诸要素相互组合、配合协同的过程，这些要素至少包括资源、资本、教育、科技、文化、信息、知识、制度、法律、数据等。虽然20世纪初“现代化”这一概念才在中文文献出现，但是从洋务运动的现代化萌芽到辛亥革命开始现代化征程，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全方位提升，一百多年来中国对于现代化的认知和抉择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新探索和新发展。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机械化”；1964年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四个现代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认识到“四个现代化”并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部内容，它还应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诸多方面，涉及了民主化、制度化、法律化等取向；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命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列入现代化的框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阐明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新的里程碑。
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从20世纪80、90年代学者们就开始探讨网络和现实中的语言文字治理问题，语言治理作为一个术语已经出现，但是真正自觉地从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思考语言文字治理及其现代化，则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准确地说，是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开始的。[3]换句话说，语言文字治理及其现代化其实是一个新术语，一个新体系，一种新范式。
本文是在召开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的背景下，进一步思考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定位、科学内涵及相关维度等问题。
二 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的历史定位
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服务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社会和谐和人民福祉，它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一项核心工作，是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在新历史阶段的新发展。
从秦始皇统一文字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从北魏孝文帝“断北语，从正音”到隋文帝科举选拔，从宋代《广韵》、明代《洪武正韵》到清代的“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民国时代的“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再到新中国的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制订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语言文字信息化、语言文字法律法规体系化、网络空间语言治理等[4]，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语言文字治理波澜壮阔，传承延绵[5]。
这其中既有语言文字本身的现代化追寻，更有语言文字事业的现代化探索。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言文字事业现代化探索取得了非凡成就。比如，初步建构起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道路的语言政策与规划体系；语言文字工作“三大任务”成绩卓著；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法治化、信息化“四大建设”进步巨大；语言资源理念深入人心，为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语言文化传承发展和国际交流成果丰硕；等等。[6]
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就是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在新时代和新环境下的新任务、新目标、新形态和新使命，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实践和新理论，是未来一段时期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思想主轴。
三 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的两种内涵
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可以从两大视角来阐释其内涵：体系的和能力的、本体的和应用的。
（一）体系的和能力的[7]
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包含语言文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体两面、互为促进的两个方面。
语言治理体系是在执政党领导下治理国家语言及语言生活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制度等各领域体制机制建设、法律法规制定，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语言制度。语言治理体系是一个以目标体系为追求、以制度体系为支撑、以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结构性功能系统。[8]语言治理能力就是运用国家语言制度治理语言及语言生活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语言治理七大主体的治理能力构成语言治理能力的整体。
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首先是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当然，这两方面目前还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比如，治理体系尚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一些制度和体制机制尚不成熟、尚未定型；治理能力亟待提升，主要表现为法治思维薄弱，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和处置能力不足；等等。
（二）本体的和应用的
语言文字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语言事务、语言组织和语言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事务有效处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它包括语言文字本体治理和应用治理两个层面。[9]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也就必然涉及语言文字本体治理的现代化和应用治理的现代化。
语言文字本体治理的现代化即针对语言文字各子系统进行治理的现代化，包括语音、词汇、语义、语法、文字等。近130年以来的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事业的几个主要内容就聚焦于此，如“语言的共同化、文字的简便化、表音的字母化”[10]“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计算机化”[11]等。
语言文字应用治理的现代化是针对语言文字在使用和应用中的各类现象和问题进行治理的现代化，涉及语言文字的地位问题、领域语言问题、语言的声望问题、语言与社会的界面问题、语言的传播与国际化、语言技术、语言文字的法制化和信息化等。
四 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的相关维度
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体现在多个维度：领导力的、发展格局的、理念的、制度的、科技的、智库的、队伍与学科的等。当代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更把人类历史推入一个深度不确定性的阶段。[12]面对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在上述维度中也需要跟上时代发展、回应国家需求，“着力解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中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13]，协调好结构性治理（注重解决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和问题性治理（注重回应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的关系，更好地助力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下面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工作及其在新时代新环境下的新使命逐一阐释。
（一）领导力的现代化
在党的领导下，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的特征，也是中国语言文字治理体系的最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学习型政党和创新型政党，不断学习又善于学习，不断创新又善于创新，从而能不断提高其语言文字治理能力。新中国成立以来语言文字治理取得的进步和成绩主要依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正是由于党的领导才大大地加速了中国语言文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立足中国国情、中国实际，进行既符合客观规律又契合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二）发展格局的现代化
中国正在推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央基于国内发展形势、把握国际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科学判断和重要战略选择。中国的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必须应因调整，加快形成以国内语言文字治理为主体、国内国际语言文字治理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与中国经济等领域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主要是国际端的收缩不同，中国语言治理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则更须关注国际端的延展，即一方面关注国际语言文字治理对于中国语言文字治理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则需要注意国际局势和利益相关方对中国语言文字现象和治理的影响。
在第一个方面，近十几年来发展较快，比如：2011年和2012年分别开创的“语言规划经典译丛”和“语言资源与语言规划丛书”，以译介国外语言规划领域的经典著作为主旨，不断壮大规模，已成为国人了解国际语言规划研究的必备书系；2015年和2017年连续推出《世界语言战略资讯》和《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4年开始“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国际高端专家来华交流项目”，目前正在推进进一步提升语言文字工作国际化水平的新举措。对于第二个方面，近几年也有所重视，比如对跨境语言及中国周边国家语言状况的考察，但是重视程度还不够，对现象本身、其对中国的影响及中国因应之策的系统性研究还很缺乏。比如，语言本体治理领域的中亚国家文字拉丁化改革、蒙古文字新政策；语言应用领域的英语独大及其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加泰罗尼亚独立事件中的语言因素、语言意识形态的影响提升、英国语言政策对于后殖民时代的影响等。
双循环的建构不仅需要“能够将世界地图和中国史图一起端详的‘双图人’”[14]，更需要围绕双循环的体制机制进行创新建构。
（三）理念的现代化
理念的现代化既涉及对于语言文字本身的认知，也关涉语言文字工作观念的变迁。对于语言文字本身的认知，是从语言问题取向到语言资源取向的转变[15]；语言文字工作观念的演变，则是从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向语言治理（language governance）的提升。语言文字治理观在路径上是双向的[16]，在主体上从执政党、政府相关部门、司法机关扩展到社群团体、企业、媒体、个体公民[17]，在视角上从西方转向中国，是基于中国国情、中国现实而提出的一种新范式。在某种程度上说，语言治理观、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是语言生活派[18]经过近20年发展之后的一个新提升，是一个新系统和新范式，是中国学者在立足中国国情、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自觉探索适合东方传统、本国国情的理论体系的最新尝试。[19]这一观念是历时累积形成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历史命题的提出则为中国语言文字治理观的最终出炉提供了契机。
（四）制度的现代化
制度的现代化体现在几个方面：法治、德治和体制机制。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也是中国语言文字治理的必由之路。中国语言文字治理的法治现代化，既要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要修订或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各项语言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未来的依法治语，需要完善语言文字立法体制机制，健全法治保障制度，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切实增强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从语言文字规范结构、依法治语实施机制、语言文字服务能力与社会应用能力出发，促进语言文字治理格局与语言文字生活的协调发展。
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德治与法治是辩证统一的治理过程，欲致国治，必先治德，这是国家治理进程的基本规律和重要维度。[21]随着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出现了社会道德和伦理水平有所下降的趋势，特别是虚拟空间的语言不文明现象愈演愈烈，有些已经进入现实生活的范围，对人们尤其是一些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价值观念带来负面影响。[22]语言文明治理、语言伦理建设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语言文明治理路径主要涉及提倡礼貌用语的使用和引导、做好日常生活语言文明建设、加强领域和职业语言文明建设等方面。[23]语言伦理主要关涉语言词汇、语法系统的社会伦理反映和言语使用的社会道德问题[24]，需要社会、媒体、法律、个人等不同主体的共同努力。语言文明和语言伦理道德是一些隐性的现象，往往不易为人所察觉，形成周期长、治理周期长、易反复、难规治是其主要特征。未来一段时期的中国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尤其要在此方面多下功夫。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与创新组织保障和体制机制是重要的途径与方法。未来的中国语言文字治理，须加快建构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分工协作、齐抓共管、协调有效的工作机制，夯实法治基础，加强队伍建设，建立更为现代化且高效的信息处理机制、跨部门的协作机制、跨层级的衔接机制、多主体的协同机制。尤其要加强一些短板领域的体制机制建设，如语言文字法治机制[25]、国家应急语言体制机制[26]、语言文字智库机制、国际中文教育事业体制机制[27]、适老语言服务与产品供给体制[28]等。
（五）科技的现代化
科技的现代化，一方面是语言科技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是科技助力语言文字治理的现代化。
近几年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中国语言有声资源库建设等重大工程，如果没有语言科技的迅猛发展，将是不可想象的。[29]语言媒介物由声波到光波再到电波的历史发展，对语言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30]
在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量子通信、区块链等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背景下，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基础的语言文字治理体现了科技现代化的力量。这波提升往往被称为“智治”。在某种程度上说，智治现代化是语言治理现代化的驱动器，其他方面的现代化都需要此项现代化的助力。语言文字智治现代化涉及相互关联的两个层面：一是提升针对语言数据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二是利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便利条件来提升语言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数据是数字经济的“新能源”，加快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语言数据是信息时代的生产要素。随着语言智能的发展，语言数据的生产要素属性定会越来越清晰。[31]语言文字的智治现代化须提升对语言作为数据以及语言在智能时代作用的认知，更多地从数据、智能的视角加强语言文字治理。比如，语言与区块链技术结合所形成的跨语种语能可能会成为区块链时代的基础能力，通过给人们工作生活中的各种场景赋能，打破语言屏障，构建一个没有语言障碍的新世界。[32]智治现代化更为重要的一层则是智能辅助治理。比如，地处海南自贸区核心区域的三亚市于2020年7月发布了《三亚语言无障碍国际化城市建设工作方案》，计划借助大数据、智能化的力量实施标识牌体系、服务网点、多语种翻译服务、多语种信息化体系建设，推动建设语言无障碍城市。[33]再如，在运用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进行智慧城市群建设的过程中，特别是在5G时代，需要充分运用语言信息化手段，发展和运用语言智能，利用语言智能来集成信息、发布信息、共享信息、保证信息安全等。[34]
（六）智库的现代化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联系高校、研究机构与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要纽带和桥梁，深刻影响着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制定，承担着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使命。近几年，语言文字领域的智库建设方兴未艾。[35]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未来的语言文字治理需要更多借助各类智库和不同领域专家的力量，培育高质量智库，探索分领域智库，为治理事业提供更强劲的学术和科学支撑。
未来的语言文字治理智库现代化建设至少需要在以下方面着力：复杂系统思维与趋势研判能力；跨学科知识建构与交叉学科人才培养；问题精准化聚焦与策略全域化分析；数据支撑和理论高度；放眼世界与立足国情。以此为基础，逐渐达到优良智库的标准，即有立场、有理论、有数据、有阵地、有文化、有一流专家团队、强组织智商、强资源动员能力、高水平研究成果、独特研究风格、广泛人脉网络、有效社会影响。[36]
（七）队伍与学科的现代化
人是一切事业的基础（人才为本）和目标（为了人民）。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需要治理主体和研究队伍的现代化，如把握新时代特征、看清历史走势、完善知识结构、提高专业和职业素养、建好行政管理与学术研究的旋转门等。人才队伍建设是一个长周期事业，需要相关部门站在新时代的战略高度统筹谋划、系统布局，在体制机制、系统培养等方面跟上时代步伐。
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理论需要相关学科的支撑，如语言学本体、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与规划、人类语言学、教育学、政治经济学、公共政策等。尤其是在交叉学科将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以及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更需要新学科、新方向的支持和促动，如数字语言学（digital linguistics）、历史社会语言学（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语言伦理学（linguistic ethics）、语言与健康（language and health）、人口语言学（demographic linguistics）、老年语言学（geronto-linguistics）、应急语言学（emergency linguistics）等。
五 余论
中国语言文字治理是处于一定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上的语言文字治理。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所处的位置，构成这一世界历史时空坐标系。
2013年11月，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5年1月，国家语委全体委员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分析了当前社会语言生活中的新情况、新变化，以及语言文字领域还存在的主要问题，强调要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从落实依法治国要求的高度，推进语言文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0月，第四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召开，将推进语言文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未来一段时期的重心工作之一，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被提升到新的高度。
中国语言文字治理观是中国向世界分享的又一实践探索和理论贡献；过往的中国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的中国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亟须在大语言文字观基础上进行全方位提升。除了第四部分几个方面的提升以外，未来的中国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还须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理论，提升语言文字服务能力；瞄准国家战略和国家安全，重点领域重点突破；处理好几组语言关系，着力解决主要问题；关注语言生活新现象，加大语言文明治理力度。[37]
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范式，每个国家应根据自身国情、立足本土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提炼。中国的语言文字治理体系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的体系，中国的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亦是如此。从2021年开始，我国将进入“十四五”时期，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意义十分重大。语言文字治理现代化也必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本文系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重大委托项目“国际中文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研究”和国家语委重点委托项目“分领域的应急语言服务需求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发表于《语言战略研究》2020年第6期“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专题。
[2] 比如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总论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就至少列出了6个学科视域的现代化认知。
[3] 王春辉：《论语言与国家治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 3期。
[4]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语言文字治理情况可参见张日培的《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历程与成就》（《语言战略研究》2020年第6期）一文。
[5] 王春辉：《论语言与国家治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6] 王春辉：《语言治理助力国家治理》，《光明日报》2020年8月22日第12版。
[7] 更为详细的阐释可参见言实、周祥的《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的新使命》（《语言战略研究》2020年第6期）一文。
[8] 王春辉：《论语言与国家治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 3期。
[9] 王春辉：《论语言与国家治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 3期。
[10] 苏培成：《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历程》，《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11] 李宇明：《语文现代化与语文教育》，《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1期。
[12] 王绍光：《深度不确定性：新冠疫情与世界变局》，“新冠疫情与世界大变局”专题线上研讨会发言，清华大学，2020年5月8日。
[13] 田学军：《谱写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新篇章》，《光明日报》2019年9月17日第12版。
[14] 李宇明：《本土意识，国际眼光》，《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2期。
[15] R.Ruiz，“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NABE Journal，Vol.8，No.2，May 1984，pp.15-34；王辉：《语言规划的资源观》，《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李宇明：《语言资源观及中国语言普查》，《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6] 李宇明：《语言治理的治理路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17] 王春辉：《论语言与国家治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 3期。
[18] 郭熙、祝晓宏：《语言生活研究十年》，《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3期。
[19] 国际上语言政策与规划作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间经过几大阶段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几个大的流派。比如以Jiří V.Neustupný、Björn H.Jernudd、Jiri Nekvapil等学者为代表的“语言管理理论”（language management theory）以及名称相同但是内容不同的以Bernard Spolsky为代表的“语言管理”学派（language management）、以Thomas Ricento、James Tollefson、Stephen May为代表的“语言政治”学派（linguistic politics）、以Nancy Hornberger、Teresa McCarty等为代表的“语言民族志”学派（linguistic ethnography）。这些流派或者以理念、或者以研究视角、或者以研究方法为特征，建构起自身的理论和范式体系。中国的语言生活派和语言治理理念正在建构起与这些学派并驾齐驱的理论和范式体系。
[20] 马怀德：《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民日报》2019年12月3日第11版。
[21] 龙静云：《道德治理：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杨伟清：《德教、德政与道德法律化——论德治的三种解释》，《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22] 比如“暗黑文化”“祖安文化”“饭圈文化”等网络亚文化。
[23] 比如服务厅办税员（夏才源：《注重语言文明 提升服务厅办税员服务效能》，《盘锦日报》2011年5月5日第7版）、媒体编辑（田霖：《文明语言的回归与社会进步——关于流行语的分析与媒体编辑应负的责任》，《中国编辑》2007年第6期）、监督执法、司法审判、广告语言、文学语言等。
[24] 陈汝东：《语言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5] 比如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针对修订《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提出建议：明确执法主体和相关部门职责；进一步细化奖励和惩罚措施；推进网络语言的规范与监管；满足人民群众学习使用语言文字的多样化需求等。
[26] 在“战疫语言服务团”实践的基础上，此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如国家语委正在牵头组建“中国应急语言服务团”。
[27] 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和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相继成立，就是最新进展。
[28] 参见黄立鹤、张弛的《构建中国特色适老语言服务与产品供给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3月30日第4版）一文。
[29] 李宇明：《论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的建设》，《中国语文》2010年第4期；李宇明：《中国语言资源的理念与实践》，《语言战略研究》2019年第3期。
[30] 李宇明：《语言技术对语言生活及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
[31] 李宇明：《语言数据是信息时代的生产要素》，《光明日报》2020年7月4日第12版。
[32] 彭志红：《当语言遇到区块链》，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
[33] 央广网（http：//news.cnr.cn/native/city/20190714/t20190714_524690909.shtml）。
[34] 李宇明、王海兰：《粤港澳大湾区的四大基本语言建设》，《语言战略研究》2020年第 1期。
[35] 赵世举：《关于国家语言智库体系建设的构想》，《语言科学》2014年第1期；张日培：《面向语言文字智库建设的语言政策研究》，《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2015年第2期。
[36] 王春法：《关于好智库的12条标准》，《智库理论与实践》2017年第1期。
[37] 王春辉：《语言治理助力国家治理》，《光明日报》2020年8月22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