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思考
小说《米》的改编思考
1994年4月12日作家苏童写了一份“授权书”——“本人长篇小说《米》的电影改编及拍摄权授予北京电影制片厂黄健中导演。”4月下旬我即着手对小说进行改编的剖析，5月中旬邀请剧作家石零改编，6月上旬石零完成文学剧本初稿。因资金问题，影片延迟到1995年9月16日才在四川成都开镜。
这份“改编思考”记录了我读小说后对影片最早的雏形。读小说时那些最令我激动、令我震颤的情节、细节，在后来拍摄的影片里也是最具光彩的篇章。
从小说到剧本，向编剧提出的几个问题。
一、小说写宿命，所以写两代人。我更偏重于讨论生存环境。只写五龙，不写他的下一代。小说前半部写得比后半部好。
删去第二代的戏；剧本从何处推向高潮，五龙怎么成为六爷的人，缺少过渡的戏。
二、《米》的文学意义何在？五龙的典型性与认识价值是这部影片可以确立的地位。鲁迅怎样认识国民的劣根性。
三、讨论生存环境问题，可以引申到对旧社会、旧制度、旧的文化土壤的批判。这可能会使作品提高品位。中国电影史上也不曾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待查）。
四、后景的人物要充实。
五、怎样写织云、绮云？尤其是绮云。这个人物也许可以寻到影片的定位。
六、怎样写米仓的戏。米仓应该有几场重场戏，但不是性。
织云：1．“给五龙一碗饭”；2．冯雇用五龙，吃饭，织云同情……3．15岁落入六爷怀中；4．给五龙买鞋；5．织云与阿保的事被五龙发现（P48）；6．阿保死，织云不在乎；7．织云怀孕到吕公馆说真话。
绮云：1．冯老板雇五龙，绮云十分恼火（P18）；2．吃饭，说像头牛（P20）；3．阿保跟绮云说，五龙的眼睛跟他一样可怕（P30）；4．织云给五龙买鞋，绮云堵门，“你发什么疯……”5．阿保死，绮云骂织云像条不要脸的母狗（P35）；6．织云怀孕到吕公馆讨理；她说织云，这贱货自作自受。
导演阐述纲要
影片《米》根据苏童同名小说改编。影片是从文化角度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思考，是对旧社会、旧制度、旧的文化土壤、精神气候的批判。
一、《米》的文学意义
《米》的主人翁——五龙。
五龙形象的典型性，它的意义、它的认识价值，是这部小说可以确立的地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乏大作家把自己的视点关注到“国民的劣根性”。首当其冲者，鲁迅。鲁迅对“中国国民的堕落”所作的揭露与分析，茅盾称之为在鲁迅全部的文学活动中具有“更重大的贡献”。
除了杂文，在鲁迅的小说中几乎每一篇都有国民劣根性的典型形象。阿Q最具代表性。我们从老舍笔下的祥子，曹禺笔下的仇虎，也可以想见五龙。
鲁迅在解剖国民劣根性时，更注重揭露“驯良和奴性”、“麻木、迷信”、“愚昧、无知”，他指出：“中国国民的堕落……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
苏童把自己的解剖刀直接插入一个“恶”字。人性恶。这甚至使人想到《狂人日记》那伙“吃人的人”的具象化。
五龙是旧中国、旧社会、旧的土壤孕育的罪恶典型。他从农村逃荒进城，目睹黑帮会对自己同胞的血腥驱赶，忍受着种种凌辱。在鲸吞虎据、生杀予夺的生存环境中，不断显露罪恶本性，并且形成了他的“仇恨”的人生哲学。他成为恶霸之后，对码头上的穷苦人有一段话，是作者特别强调的。五龙说：“我从前比你还贱，我靠什么才有今天？靠的就是仇恨。这是我们做人的最好的资本。你可以真的忘记爹娘，但你不要忘记仇恨。”（小说《米》第167页，注：“仇恨”的着重号系小说原有）五龙的“仇恨”使他恶的本性不断膨胀，他以百倍的疯狂报复各式各样的仇人，走向恶的顶点。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穷人》中，我们更可以看到五龙的影子。鲁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一文中写道：“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洁白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称自己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即我是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鲁迅对此评介道：“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不多，更何况写出？因此有些柔软无力的读者，便往往将他只看作‘残酷的天才’。”苏童无疑就是这种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的“残酷的天才”。在一年多的文学思考和理论认识中，我越来越感悟到苏童这部作品的意义。这不仅是作为严肃的写实主义的小说，它将显示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它的惊世之笔，极具文学的经典价值。
近年来的中国电影，文学的涵盖越来越少，人物的文学价值越来越低。
我拍摄《米》，想实实在在拍出一部有较高文学性的电影。这如同水华拍的《林家铺子》，桑弧拍的《祝福》，谢铁骊拍的《早春二月》。此三部作品的编剧都出自夏衍之手。在夏公仙逝的追悼会上，我产生了一种感觉，中国电影失去他，如同失去电影中的文学。对于这三部作品，从我的学生时期至今，每一部至少看过10遍至20遍，以《林家铺子》为最。这些作品，小说产生于二三十年代，电影则是在建国之后，在较好的创作环境中，由当时主管电影的夏公亲自动笔或过问拍摄，历经40年，它们仍然给人以思考，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它们堪称中国电影史的经典。在我们强调作品的精品意识时，我们应该思考、应该学习老艺术家们的风范。我尤其感悟他们创作的严肃性和使命感。
电影需要更多的文学。
二、电影与小说的不同点与同点
我不喜欢小说的宿命主题，我把它完全割舍了。
许多文学评论看重这部小说“充满生命感觉”。他们注意到小说展示的“人类对于生命的蔑视和拼命摆脱和终不可摆脱，通过五龙的形象构成《米》的主题”。他们强调小说的魅力在于：“苏童能够一方面写出了生命力的极度张扬，另一方面却写尽了生命力的虚弱和不堪一击；一方面是满眼的流浪漂泊中成功的快感，另一方面却是对安定生活的魂牵梦绕的渴望；一方面是对淫荡的彻骨鄙视，另一方面却是对于放纵的难以扼制的追求；一方面是强者对弱者的合法不合理的统治，另一方面却是弱者对强者合理不合法的反抗。”
宿命的色彩不仅产生消极因素，也将使观众观看影片时不得要领，失去兴趣。宿命——过于玄炒，过于消极，无论它多么具有独特的文学意义，我们必须舍弃。
第二必须冷静地、慎重地对待小说中的性描写。小说中有较多的性描写，直露而且污秽。我们不否认它在小说中对性格刻画以及主题的完成所起的作用，但电影毕竟是直观的、视觉的艺术。性的描写，只能含蓄、隐蔽，越少越好。
第三环境的改变。从小说以江南小城镇（苏州）为背景，改为电影中的川南古镇，终日毒瘴弥漫，潮乎乎、湿漉漉、昏暗、错落有致的老街，石板路；无休止的台阶；皂色的衣着，木讷的面孔，目的是增加环境的蛮野、愚昧感。
此电影从主题到造型都强调力度。
力的重要表现是批判性。对人性恶的揭示与批判。
电影舍弃小说的后半部，不仅舍弃宿命的主题，也舍弃后半部人物的苍白。
这部电影的成败、深刻与肤浅，焦点在五龙身上。
五龙的焦点是恶，人性恶。造成恶的是环境，所以这部作品的重点，是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去议论五龙的生存环境。
茅盾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时谈到穷人与罪恶有一句精辟的话语：“罪恶是灵魂净化所必要的。”
揭示与批判“恶”并不是目的，重要的应该是“灵魂的净化”。或如鲁迅改造国民的劣根性的终极目的，“意在复兴”。我们对恶的批判，显而易见是为了“灵魂的净化”，是“意在复兴”。目的的明确性应该使作品走向深刻。从美学审美意义上讲，这一部影片的审美意识是审丑。
三、对人物塑造的再阐述
1993年在东京国际电影节期间，谢晋与我讨论了今天中国电影的不足，他认为普遍忽视了形象的塑造。他从自己的电影经验引申到世界经典作家与经典电影以及中国电影的传统。他认为，第五代电影导演的特征是重视故事的意念，重视造型，重视文化，而忽视形象。他认为，电影和文学的共同之处在于塑造形象。形象的独特性、鲜明性、深刻性体现作品的价值。谢晋一再告诫我：要使自己成熟，最重要的是把握形象，塑造形象。
《米》在一年多的创作准备中，除了阅读“五四”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外，最重要的是对形象的思考。
五龙生存环境是五龙人性恶的土壤。剧本和分镜头剧本对环境作了两方面的展示：一则是从传统手工业的老街到大工业的兴起；一则是从灾民的涌入和城镇恶势力对灾民的仇视。社会发展引发的经济冲突和阶级冲突在五龙身上交织，如病毒一般，五龙接受了恶的毒菌走向自己的反面。
五龙从进入“大鸿米店”，参与冯老板与码头会相勾结的抢米活动，到要挟冯老板得到五块大洋的月薪；从接受织云的引诱、堕落，报复仇人阿保，到消灭江匪，逼死冯老板；从强暴绮云到占有大鸿米店；从入伙吕六爷的黑帮会，到炸毁吕公馆。他一步步走向罪恶的深渊。随着他恶的一层层展示，人物的意义也越来越深刻。演员应该特别注意人物层次的变化。从农民到流氓、恶霸的转变；从忍受屈辱，积累仇恨，到一次次得到复仇的宣泄，最终自己也成为恶人的完成。把握角色的内在变化，性格的色彩，决定角色深度。
四、几点提示
旧时代，四川的人文景观。
影片的整体感，把握力度。
色调、光效应属于沉重。
节奏——避免常规性艺术片过于缓慢的节奏。
写恶、审丑，但要避免脏，这里可能需要讨论：严肃的写实主义不同于自然主义；我还是强调在写实的基础上运用浪漫主义手法再现生活，应该有写意的成分。
分镜头剧本的提示比较明确，这份阐述纲要只是分镜头剧本的导引，重复于镜头本内容的，或者分镜头剧本已经写明的概不赘述。
希望全体创作人员、演员以最大的热情对此阐述和分镜头本展开讨论。
1995年9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