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回顾与创新

一、学术回顾

魏晋南北朝货币的著录与研究，起源很早。南朝萧梁吴郡（今江苏苏州）人顾烜，生年不详，卒于太清三年（549），编撰了一部以钱币图案为主的《钱谱》，通过摹绘的手段，记录了当时所能见到三国、六朝时期的钱币。(55)唐代人封演在顾烜的基础上，又增补了部分钱币品种，辑成《续钱谱》一书。南宋洪遵所撰《泉志》在收录钱币摹本的同时，又结合正史食货志中的材料加以简单的考证。由于所处时代之局限，上述著作对相关货币的认识多属臆测，今天看来讹误颇多，但毕竟开启了探索魏晋南北朝货币之先河。

清代乾嘉时期，钱币的收藏在士人之中蔚然成风，并随之形成了一个整理、研究古代钱币的高潮。因受到乾嘉学派考据学风的影响，此时期对钱币的研究开始注重史料、实证，翁树培《古泉汇考》、沈学诗《历代钱法备考》以及李佐贤《古泉汇》等均为当时代表之作，其中有些对魏晋南北朝钱币的认识，至今仍具启发意义。民国时期，丁福保编纂了一部《古钱大辞典》，该书是一部广泛地搜集古代钱币资料的著作，其内容不仅涵盖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全部钱币拓本，而且还结合诸家之考证，提出一家之言，并附于钱图其后，极便读者参考使用。大约同时，日本学者奥平昌洪编有《东亚钱志》一书，同样搜罗了大量魏晋南北朝钱币拓本。(56)尽管如此，这些著作依旧未能摆脱传统金石学的研究框架，其内容相对注重钱币图谱的整理与汇编，从而缺乏对钱币背景的深入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图谱类著作的价值，它们对于钱币基础性研究工作的开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是基于此因，20世纪末，中国钱币学会、河南钱币学会与上海钱币学会等联合多家单位协同发起了一项新的整理工作，对1949年以后墓葬出土的钱币实物，以及近年陆续发现的钱币新品种进行全新的汇总，编成《中国钱币大辞典·魏晋南北朝隋编》与《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两部集大成的图谱类辞书，两书以现代考古类型学、辞目编辑学作为技术支撑，搜罗品种之宏富、记载数据之精确，均代表了当代的最高水平。(57)本书中所使用的钱币拓图，如无特别说明，均来源于此二书。

实际上，直至进入20世纪之后，学界对于魏晋南北朝货币的研究志趣才逐渐由原来的整理工作转移到具体问题上来，而且至今仍未间断。总的来说，在近百余年的研究历程中，涌现出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主要着重考察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经济环境与内在运行机制等诸问题，其中也包括对具体历史时期的物价、购买力，以及货币思想等内容的分析，其实质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货币史的研究范畴。第二类研究则重点针对钱币的文字版别、发行时间、铸造工艺等方面展开相关考证，属于钱币史的研究范畴。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这两类研究成果，以便我们了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状况。

（一）货币史的研究

自上个世纪以来，学界对魏晋南北朝货币史领域最为关注的问题莫过于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的争论。关于自然经济之论点，形成较早，1936年出版的《南北朝经济史》一书中就曾提及：“过去的社会史家，多半认为中国中古时期是由货币经济逆转为自然经济、钱币的使用变为现物交换，大概都是夸大了几件短时间存在的史实。”(58)由此可见，将魏晋南北朝视为自然经济时代，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观点。1941年，全汉昇系统地提出了“中古自然经济”这一概念，自此之后学界围绕这一选题展开了长久的讨论。1948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该书第二十章第四、五两节介绍了此时期货币制度与实物货币的流通情形，作者总结道：“晋、南北朝为币制紊乱之世，其所由然，则以钱不足用，官家乏铜，既不明于钱币之理，政事又不整饬，铸造多苟且之为，有时或且借以图利，私铸因之而起，遂不可收拾矣。”(59)1959年，李剑农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这是一部着重阐述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之发展与生产关系变化的著作。该书第四章“货币的大混乱”阐述了此时期经济地位的变化与货币之间的联系，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全面考察了金属货币的混乱情形与实物货币盛行的原因。(60)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卷》是一部充分利用马克思经济运动规律去阐述魏晋南北朝经济发展特点的专著，该书通过对货币流通的考察，认为“货币经济的衰落是商品经济衰落的一个直接标志”，这也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的经济特征。(61)高敏主编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对此时期整个社会经济总貌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极度衰退的一个时期”，是书第十九章为“魏晋南北朝的货币制度”，作者利用了大量史料，并结合1949年后的一些考古出土材料讨论了金属货币混乱的情形、实物货币盛行和贵金属货币消失的原因。(62)上述学界前辈均主张魏晋南北朝属于自然经济盛行的时代。关于货币经济衰退的原因，薛平拴总结云：“战乱频繁，人口大量死亡、土地荒芜，劳动人民兵役和赋税负担特别重，农业手工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这种状况阻碍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制约着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正常进行。”(63)

进入21世纪之后，学界对于自然经济的课题仍然给予了关注，并且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不再拘泥于传统的争论，转而对“自然经济”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例如台湾学者陈彦良以东汉铜钱持续减重、货币数量不断增加这一客观事实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东汉长期存在着通货膨胀，这也是导致“中古自然经济”形成的根本原因。(64)笔者考察了三国时期的货币流通情况，认为自董卓铸小钱引起货币混乱之后，魏、蜀、吴三国制定的货币政策大都不合时宜，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由此揭开了“中古自然经济”的序幕。(65)关于三国之间货币政策的优劣性，笔者认为曹魏政权坚持沿用两汉五铢钱制，使得曹魏货币政策领先于南方蜀吴政权的虚值货币政策，如此一来也为曹魏政权统一北方奠定了经济基础。(66)陈彦良的另一篇论文《中古货币的流动性特征》则以货币的流动性特征为研究视角，利用考古出土资料考察货币数量的变动，深入研究了魏晋南北朝自然经济出现的制度根源，认为“困境源头主要在于各朝政府不当的货币政策”。(67)朱成实以魏晋时期的“恶钱”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其形成原因与流通状况的讨论，认为恶钱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并成为全国性货币系统出现崩溃与混乱的主要原因。(68)

与之同时，持货币经济观点的论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他们认为货币衰退并不符合南朝经济的实际情况，这其中以何兹全先生为代表。1945年，《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一文发表，该文详细地论述了东晋南朝金属货币使用的广泛性，指出北方地区因受战乱影响，经济环境发生倒退。此时南方由于移民、偏安等因素反而逐渐得到开发与繁荣，货币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69)高敏较早地注意到吴简中的钱币使用情况，通过认真梳理这些出入钱记录，认为以往对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状况的估计是不妥的，孙吴时期长沙地区仍然大量使用钱币，并且成为征收赋税的主要对象。(70)蒋福亚通过统计吴简中的货币流通量，考察了“八亿钱”出现的背景，并进一步指出：大体在嘉禾年间，货币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的功能终于恢复，社会经济走向正常。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品货币经济衰颓这一观点并不完全属实。(71)王磊探讨了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的钱荒现象，包括钱荒产生之原因以及政府所采取的应对策略等，最后作者得出结论：钱荒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东晋南朝货币经济的衰落，反而更加有力地说明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活跃和发展。(72)上述内容体现了货币经济的论点，关于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争论的意义，上一节已经有所交代，此不赘述。

当然，并不是学界所有的研究均围绕这一争论而展开，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其它方面的内容。诸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是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古代货币发展、演变的著作，是书第三章为“晋到隋的货币”。由于彭先生受过专门的经济学训练，因此他将重点放在了此时期的货币购买力、货币政策与货币理论等方面，对整个魏晋南北朝货币经济作了精彩的阐释。(73)日本学者山田胜芳则对魏晋南北朝金属货币与布帛并行流通的情形、《钱神论》所反映的时代背景等问题给予了关注。(74)宫泽知之将研究对象限定于此时期的金属铸币，他先是对短陌现象进行考察，之后又对南北之间货币的同质性与异质性进行了分析。(75)此外，缪坤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地区的货币使用情况进行了考述。(76)黄志刚、魏拥军则述及了此时期丝绸之路中所通行的货币种类。(77)

近年来，台湾学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问题关注较多，连续出版了两部著作。王怡辰《魏晋南北朝货币交易和发行》是一部以魏晋南北朝货币的发行与流通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作者积累了大量史料，以南北地区的差异为视角讨论了货币发行的经济环境与使用情况。就发行方面而言，像各朝的货币铸造与发行量、大小钱之间的认定与兑换等前人较少涉及到的领域，该书均有论述。作者充分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从宏观角度对这一时期的货币流通情况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虽然有些问题未能详细展开，而且对考古出土资料利用较少，但仍不失为一部研究力作。(78)陈彦良《魏晋南北朝货币史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前者的不足，陈先生大量吸收了考古学科的新成果，充分借鉴了相关经济学理论，选取货币的紧缩与膨胀作为研究视角，较为全面地分析了魏晋南北朝的货币问题。此外，该书对中古六朝经济局势之动荡、商业交易之萎缩、贫富差距之悬殊、人民生计之困苦这些历史问题的形成根源，也有较为深入的剖析，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79)当然，此书同样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陈先生所设定的理论框架，即通缩与通胀，并不能够完全解释这一时期所有的货币问题。我们知道，货币政策的颁布，或者货币流通的状况，都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仅试图依靠某一种经济理论去解释所有的复杂问题，无疑颇显牵强。而且就紧缩、膨胀本身而言，均属于货币发行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尽管它可以作为反映经济发展进退与货币购买力强弱的晴雨表，但是对于作为货币进入流通领域之前的证据，比如统治者制定的货币政策，就是它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了。因此，无论是面对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还是单就货币的某一具体方面而言，我们都不能使用固定的一种框架去解释所有的问题。

除了上述整体性的宏观研究之外，学界还有不少具体的微观研究。后者主要针对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或就货币的某一个方面做较为深入的讨论。比如戴宏嘉对汉末初平元年董卓铸小钱所引起的物价上涨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结合考古出土的东汉铜斛实物，认为史料中“谷一斛数十万”“谷一斛至钱数百万”的记载是失实的。(80)日本学者柿沼阳平较为关注三国时期的货币经济问题，先后撰写了三篇研究论文：第一篇探讨了以钱、黄金、布帛为主的货币经济在东汉末至曹魏初期发生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钱币由“国家供应型的国家性结算手段兼经济性流通手段”变为“国家供应型的经济性流通手段”，而布帛则由“民间供应型的补助货币”实现向“民间供应型国家性结算手段”的质变。(81)第二篇认为蜀汉政权自始至终坚持“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这一体系使得“布帛起到主要国家性结算手段的作用，钱则是民间经济流通的手段，两者分别作为蜀汉军事最优先型经济体系的润滑油进行流通”(82)。第三篇则全面考察了孙吴货币经济的结构和特点，认为孙吴时期的货币经济与东汉末期的货币经济一脉相承；作者又通过对比魏蜀两国的自然情况，进一步指出孙吴铸造货币的环境较好，拥有铜山等丰富的自然资源，钱币的流通也并未像中原地区那样遭受到严重的打击。(83)刘建国、高岚首先通过梳理考古出土资料，认为吴国流通的钱币百分之九十以上为两汉旧钱，以五铢钱为最多；其次又以钱币流通为角度考察了吴国的商业发展情况，总结了吴国铸钱之得失。(84)邓玮光研究了吴简中所反映出的钱、布、米之间的折算关系，结合史籍中关于嘉禾五年铸大钱的记载，认为新铸之钱此时尚未在长沙郡临湘侯国流通。(85)

两晋在长达近一个半世纪的时期内未曾铸造货币。梅生认为司马氏政权面临着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这是造成国家久未铸钱的根本原因。(86)柿沼阳平分析了晋代货币经济的组成结构，认为此时已经出现了钱与布帛为中心的货币经济，并且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其中布帛主要用于国家层面的结算手段，钱则蜕变为市场范围内的结算手段，这一特征是与秦汉时期有很大不同的。(87)朱成实、张剑光认为东晋时期，市场上流通的钱币主要分为“比轮”“四文”和“小钱”三类，三种钱币在重量与币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遂引起了大规模的钱币流失现象。(88)西晋人鲁褒“伤时之贪鄙”而著赋体文《钱神论》，对存在于当时社会中的货币拜物教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批判。该文自问世以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寄窗最早在其著作《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对鲁褒所处的时代进行研究，认为鲁褒是东晋元康以后的一位隐士，大约是第四世纪后半期的人。(89)牟发松对此观点提出质疑，通过考察《钱神论》中的字句，认为鲁褒为西晋人，该文所反映的背景主要是洛阳地区的情况。(90)任重对该文内容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并指出鲁褒不仅对拜金主义深恶痛绝，同时也对传统儒学进行了批判与讽刺。(91)台湾学者林佳燕以“货币权利、金钱崇拜、货币神物”三层结构作为研究视角，深刻剖析《钱神论》中所揭示的种种社会现象，同时也指出了人与货币之间的紧密关系，从而对该文的文化、文学价值进行较为全面的评价。(92)

由于缺少相关文献记载，学界对十六国时期的货币制度关注很少，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的误解与偏见。黎大祥、张河生介绍了此时期的货币铸造情况，总结了金属铸币与货币流通的特点。(93)操晓理讨论了十六国、北朝时期钱币与商品交换、社会经济生活、国家财政等方面的关系。(94)刘驰充分利用近些年考古出土资料，对此时期铜钱的铸造、流通，金银币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对进一步研究十六国货币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5)

北朝货币的研究成果同样不多。史卫认为北魏时期，商品交换虽然处于低迷状态，但“钱货无所周流”并非事实，无论是金属铸币还是实物货币，都参与了广泛的流通；该作者的另一篇文章，认为北魏时期货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金属货币的使用也较为广泛，但是由于当时的财政制度相对滞后，制约了铜钱的发展，使得绢帛始终在流通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96)黄若琰认为北周后期北方地区货币混乱、民间私铸钱币现象严重是导致北周后期货币不标明重量的主要原因。(97)王明前指出：北齐北周均试图通过扩张货币政策以弥补国家财政亏空的局面，但结果却造成了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98)

相对北朝而言，学界对南朝货币的研究则比较充分。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学者冈崎文夫就曾针对南朝货币政策、铸钱情况、铁钱等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99)川胜义雄以南朝货币经济的变化作为切入点，分析了“货币二重构造”现象出现的原因，进而深入讨论这种货币现象促使社会发生的变化。他认为货币经济的裂变直接导致了商人的兴起、失业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寒人势力的强大，以上变化又影响到了贵族势力的衰落，最终侯景之乱爆发，南朝经济遭到彻底的破坏。(100)稻叶弘高分析了齐梁时期多任雍州刺史的经济活动与襄阳地区豪强之间的经济联姻，并结合史籍中关于政府大规模籴买的记载，认为此时期货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同时他也指出南朝面临着通货不足的现状，这主要是由政府的供给不足，以及富豪大量囤积所造成的。(101)吴刚总结了封建专制集权与币制变更的关系，认为南朝大土地占有者的膨胀欲望阻碍了货币流通，小土地占有者对钱币采取了抵制态度，加剧了货币经济的混乱。(102)陈青荣对南朝一度废钱用帛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除了众所周知的战争影响外，南朝商业比较活跃、货币需求量大、产铜业的衰落均不同程度地造成了金属货币的荒废。(103)孔毅对南朝实物货币盛行的原因、使用情况，以及使用实物货币的利弊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并进一步认为使用实物货币“弊大于利”，“只有在社会安定，江南得到全面开发及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以后”，实物货币才会逐渐消失，商品经济繁荣时代也就随之到来。(104)刘建国、高岚对六朝时期钱帛货币的历史地位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讨论了黄金、白银等贵金属货币在此时期得不到流通的原因。(105)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学界对魏晋南北朝货币史的研究既包括了对整体经济环境的宏观讨论，也涵盖有某一时期具体问题的微观考察，这是由货币史的研究特点与任务所决定的。宏观研究从总体上把握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货币经济的发展方向，微观研究则补充了我们对具体问题的认知。相比而言，对于钱币学的研究，似乎更加注重对钱币实物的讨论，这种以“就钱论钱”方式开展的研究，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视角上看，都属于微观性的课题。

（二）钱币史的研究

学界对魏晋南北朝钱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三国时期钱币的断代问题，二是对南朝铸钱工艺的探讨。而三国时期的货币又主要以曹魏五铢与蜀汉钱币为研究热点，我们先来看曹魏五铢。正史中有曹魏政权铸造五铢钱的记载，但具体是哪一种五铢钱，一直是钱币学界长期未能解决的难题。民国时期丁福保所著《古钱大辞典》一书中就列有魏明帝五铢钱的拓图，但作者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说明此种类型的五铢钱就是曹魏五铢，疑义颇多。1982年，安阳西郊出土一批南北朝窖藏钱币。谢世平在整理这批钱币时，把一种铸造粗糙、未经修整、外廓压盖住一部分钱文的五铢钱认定为曹魏五铢。(106)黄留春在整理1987年许昌市出土的一批窖藏古钱时，经过认真排比与分类，也得出了与谢世平相同的观点。(107)随后，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江西省南昌高荣墓相继出土大量的两汉、三国时期钱币，其中就发现这种外廓压盖住钱文的五铢钱，由于能确定墓主人的身份和下葬时间，学者逐渐开始相信这种五铢钱很可能就是曹魏五铢。1996年，中国钱币学会在马鞍山召开了“曹魏五铢问题论证会”，河南省钱币学会也成立了“曹魏五铢课题组”，这两次活动极大地推动了学界对曹魏五铢钱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例如，蔡运章赞同谢世平对曹魏五铢的划分，并结合洛阳地区墓葬出土五铢钱实物进行对比，认为曹魏五铢具有“钱体轻小、穿孔广大、不磨边缘、轮压钱文、铸造粗劣”等特点；之后他又对史书中关于曹魏政权铸钱的记载进行考证，认为曹魏五铢是魏明帝太和元年开始铸行的，之前“初平”“黄初”之年的记载，可能是使用了两汉旧有的五铢钱，并未新铸钱币。(108)程永健、乔栋、霍宏伟、谢朱芦等学者通过对河南地区墓葬出土的曹魏五铢进行仔细地对比，明确了曹魏五铢的特征、丰富了相关出土资料。(109)杜维善对比了三国时期与西晋时期五铢钱的形制特点，讨论了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110)

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邹志谅指出：依据钱币学上的定名方法，此类“轮压钱文”的五铢可命名为侵轮五铢，属于私铸钱币的范畴，曹魏政权“若是新立钱式，则为一国之定式，绝非权宜之计，怎能将当时人们在非官铸钱中，特别是还包含着大量盗铸钱中亦司空见惯的侵轮钱作为朝廷正式推出的钱式呢”。(111)王善卿对史料中“复”“罢”“行”等字进行推敲，认定曹魏政权只是恢复了汉王室的钱币制度，并未新铸钱币。同时作者还引用了1976年出土于江西萍乡地区的一件具备侵轮特征的五铢钱范作为例证，认为：“魏国绝不会将国家的钱币铸造权交给江东敌国。”(112)

现存史料中关于蜀汉政权铸钱的记载极少，但从目前出土的钱币实物来看，蜀汉政权铸造的钱币种类却很多，相关的问题亦不少。民国时期著名钱币学家郑家相就认为《三国志·蜀志》中记载刘备所铸钱币为“直百”钱，而非“直百五铢”钱。(113)朱活则认为：“刘备初铸当百钱，自应较五铢为重”，从重量上看，应该是“直百五铢”，“直百”钱则有可能属于私铸产物。(114)徐国洪通过整理“直一”钱的出土情况，认为“直一”钱与“直百”钱是主辅币的关系，铸造“直百”是为了满足军备开支之需，而发行“直一”钱则是为了暂时满足蜀地市场流通的需求。(115)传世有一种体型较小、内外廓整齐的五铢钱，由于多出土于蜀地，郑家相认为此类五铢钱为蜀汉政权铸造。徐承泰根据近些年三国墓葬出土的钱币情况，认为“有明确记载为蜀汉时期的墓葬中均无发现这类蜀五铢，而且蜀五铢铸造整齐划一，不是蜀汉经济形势下的产物”。(116)定平一百钱的铸造地与年代，从《泉志》著录以来，历代泉家说法不一，迄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清人戴熙在《古泉丛话》一书中将其列为孙吴政权铸币。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云：日本学者考证“定”为“安”字，系西晋惠帝司马衷光熙元年（306）成太宗李雄自立于成都，改元“晏平”而铸钱，因“晏”繁，故换成“定”。李珊对这种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李雄继李特之后，经历“建兴”“玉衡”诸年号，直至李班即位，历时三十年之久，何以独铸“晏平”钱。(117)陈钢通过系统地梳理考古出土资料，结合马鞍山朱然墓出土此钱的情况，认为此钱铸造的时间下限不超过公元249年，上限可能在后主刘禅建兴五年（227）左右；其次，定平一百与吴钱形制不合，应该断定为蜀汉钱币。(118)

学术界对太平百钱关注颇多，主要问题集中在铸主是谁，铸地在哪，何时所铸，太平二字的含义等方面。由于找不到任何史料记载，宋代洪遵所撰《泉志》一书即列为不知年代品。清人翁树培《古泉汇考》中引陆果泉说，断此钱为“吴主孙亮太平元年铸”。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中把此钱列为蜀汉钱币。1980年，成都市出土“太平百钱”铜母范，学术界由此认定此钱的铸造地应该在蜀地，而不是之前的吴国。陈显双认为：“太平百钱是天师道在蜀地铸造的一种既能厌胜，也能通用的钱币，铸造时代为东汉末期张鲁行天师道时。”(119)管维良指出：“流行于西南的张鲁的天师道与流行于东方的张角的太平道是初期道教中很不相同的两个教派”，“张鲁以太平命钱，与所行的道名有关”这一说法是不能成立的。(120)张勋燎考察了张鲁活动的地理范围，认为东汉末年刘焉父子一直统治着成都地区，张鲁不过是其手下一名部将，一直在陕南汉中割据称雄，势力范围达不到成都地区，因此也不可能在成都地区铸造钱币。(121)管维良注意到湖北武昌任家塆吴墓中出土了此钱，同时出土的买地券注明该墓主是黄武六年（227）入葬的，由此提出太平百钱的铸造时间不得晚于此年。(122)杨荣新则进一步考证此钱的铸造年代应该在刘备建立蜀汉的章武年间或刘禅即位初期的建兴年间。(123)刘学梓则反对此说，作者以钱币文字对比，认为“太平百钱”早于“直百五铢”，其铸造时间应该早于刘备据成都之时，具体应该是张修、张鲁据成都时铸造的一种政教合一的货币，上限在初平二年（190）前后。(124)

近年来，钱币学界对于南朝铸钱工艺的探讨方兴未艾，学者主要依据考古出土的铸钱遗物，并结合现代化科技手段进行理化分析，从而得出更加科学的数据，在此基础上对早期的铸钱工艺进行复原。霍强较早地注意到了江苏句容、杭州西湖两地出土的大泉五百、大泉当千单片钱范，通过比对分析，他认为孙吴铸钱之初，由于缺乏经验，铸钱技术较为落后，尚处在摸索阶段。直至赤乌元年以后，单片型多次叠铸法出现，铸钱工艺才得以快速发展。(125)马俊才最先对孙吴铸钱工艺进行复原，并揭示了单片钱范的使用方法，认为这种技术开创了历史上单腔双面范加模具组合法的先河。(126)王俪阎对比分析了孙吴铸钱技术的优劣，认为孙吴铸钱工艺一直处于探索发展的阶段之中。(127)

袁涛注意到了刘宋钱币上凸起于外郭的星点纹，通过总结、排比这种星纹的分布规律，认为它的作用在于母钱排布时的定位，并首次将其命名为“定位星”。(128)邵磊、范卫红首先结合南京地区发现的元嘉四铢钱范，对刘宋钱署的分布区位进行了初步探讨。其次他又否定了袁涛的观点，认为所谓的“定位星”只不过是范铸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并不能以此证明刘宋时期就已经采用了翻砂铸造法。最后他们认为刘宋政权在铸钱过程中，采用了榫卯技术进行定位。(129)邹志谅认为：刘宋时期钱币叠铸工艺是在孙吴铸钱技术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它继承了前者的优点，并有所改进，明显提高了铸钱效率，使古代的叠铸技术走向成熟。(130)杨明生对建康冶铸遗址的分布进行了研究，并初步勾勒出六朝时期“冶城”的分布范围。(131)

由于考古出土的萧梁铸钱遗物较多，遂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范卫红、邵磊、杨明生等梳理了近年南京地区出土的萧梁钱范，并就钱范的时代、形制与特点进行初步的总结。(132)施继龙等人对萧梁钱范的矿物组成物进行初步的分析，认为其原料主要有黏土掺砂和草木灰，并经过严格的选择和配比。之后，该团队对钱范的烧成温度进行科学测试，认为此时期钱范的烧成温度应该在950℃以上，而且钱范烧成温度的高低决定着钱币质量的好坏。随后，他们又分析了钱范上的残留物品，通过科学测定，认为这批钱范均为铸造铜钱所使用的范具。最后，结合之前一系列的科学实验，他们就整个六朝时期的铸钱工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认为萧梁时期钱币的铸造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并将我国古代范铸工艺发展到了极致。(133)此外，董亚巍等人也通过利用模拟实验等手段，验证了萧梁时期无榫卯双面纹叠铸钱工艺的可操作性，通过与汉代叠铸工艺技术的比较，阐明了萧梁时期铸钱工艺中制模技术的先进性。(134)杨君、周卫荣以“太和五铢”等钱币实物上的拨砂铸造痕迹为突破口，通过对比古代翻砂铸钱工艺特征，认为我国古代翻砂铸钱最晚起源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135)

以上仅为钱币学界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虽不是全部，但也能够体现出钱币史的研究内容与方法。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钱币史注重对钱币本身的研究，这种微观研究方法虽然没有宽泛的领域空间，但可以就钱币的某一方便展开较为细致、深入的讨论，单就此点而言，这是货币史所不能及的。

二、学术创新

通过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出，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货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涉及到的内容也很广泛，这些成果必然会对后续研究产生积极的示范作用。当然，尽管具备上述丰富成果，却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留给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的空间，这些问题有的体现在研究内容上，有的表现为研究视角等方面，大致可以概括为下列几点：

首先，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点”和一个“面”上，缺乏全面系统的综合性成果，因而没有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有着内在逻辑关联的货币发展体系。几个“点”是指钱币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诸如曹魏五铢的讨论与南朝冶铸技术的发展等；一个“面”是指货币史层面中关于货币经济发展程度的争议。至于其它历史阶段的另外一些钱币发行问题与货币政策的探讨，学界则鲜有关注，这是目前研究中的一大缺环。有鉴于此，本书尝试进行一种贯通式的综合研究，在抓住以往学界较为深入研究的关键环节之外，还要充实其中的薄弱环节，努力构建一个完整有序、互相连接的探究体系，从而能够正确阐释魏晋南北朝货币的基本特点、运行规律及其社会根源。

其次，以研究视角来看，以往的成果不是注重宏观性的整体考察，就是针对某一问题展开微观性的分析，这种游移于宏观的宏大叙事和微观的细碎饾饤之间的研究，难免存在偏颇。前者往往机械性地呼应和诠释意识形态，因选题过于宏大而忽略了具体问题，时常顾此失彼；后者则每每纠缠于细枝末节，缺乏对历史整体性的把握与重大问题之间的关联，有时甚至对于某一种问题，竟可得出两类完全抵牾之论。因此，我们必须开辟新的研究视角，才有可能矫治这种偏弊。21世纪之初，杨念群将美国社会学领域的“中层理论”引入历史研究，(136)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切入视角。受此启发，我们选取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钱币的铸造与发行、货币政策、货币流通与货币思想等四个中观层面的内容作为研究视角，以货币所展现出的不同侧面进行多方位的考察。如此一来，向上既可折射出总体的历史特征，向下又可将细微探索引向纵深，不仅避免了货币史再度陷入意识形态争论的泥淖中去，也解决了钱币学缺乏广阔空间之难题。正是这种新视角的开辟，为我们打开了一片新的学术天地，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以研究方法而言，以往的学者大都把“货币史”与“钱币史”看待为两门关联性并不紧密的学科，以至于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大都属于泾渭分明的两类文章：货币史的论文基本上不参考钱币学界的成果，同时钱币学界也对货币史的研究内容漠不关心，这种传统研究范式对于进一步深入探讨魏晋南北朝货币问题是十分不利的，亟需更新换代。关于货币史与钱币史的结合意义，重要性毋庸置疑，因此本书在方法上将抛弃传统研究的隔阂，试图把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期获得更多的收获。

最后，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除去对历史典籍的利用之外，我们还更加注重出土资料的运用，特别是考古墓葬中出土的钱币实物以及新近发现的简牍、墓志，都成为我们全面解释魏晋南北朝货币问题的支撑材料。此外，对经济学相关概念的借鉴，特别是马克思对货币经济学的阐述，也使得本书成为一门跨学科领域的研究。虽然现代经济学上的诸多概念，并不能够完全生搬硬套到魏晋南北朝货币史的研究中去，但我们可以在使用过程中注意甄别，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充分吸收理论精髓的同时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使我们的研究更具有现代科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