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反思与历史超越：西方中心和全球历史

就世界历史观的发展过程而言，从“西欧文明中心论”到“欧洲文明中心论”再到“西方文明中心论”，这是一种具有浓厚种族优越色彩而又长期支配着西方学者和西方人行为方式的思想观念（在此姑且统称为“西方中心论”）。长期以来，“西方中心论”充满了西方人的头脑。或者说，很多西方史学家或思想家的世界历史观或思想观念中的一个明显而又根深蒂固的缺陷，就是他们的行为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仍然受到“西方中心论”的支配和西方历史图式的影响。作为一位具有当代史学思想意识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基本上能够从全球视野出发来认识与分析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但是其史学思想深处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保留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痕迹。

一 “西方文明中心论”与“全球历史观”

在探讨霍布斯鲍姆的世界历史观之前，需要简单陈述“西方中心论”的形成渊源和发展衰败过程，呈现西方思想界历史观念上从“西方中心论”到“全球历史观”的流变轨迹。

从思想的文化背景和历史根源上看，“西方中心论”源于其最初形态——18世纪末德意志哥廷根学派中一些史家提出和宣扬西欧是世界历史中心的观点，从此西方开始流行“西欧中心论”。而黑格尔则是“西欧中心论”的最初和最主要代表，在《历史哲学》中，是他首先系统地从观念理论与宏大世界历史研究实践上提出和阐述这种“西欧中心论”，即虽然世界历史以东方为起点，但是历史运动的终点却在欧洲，特别在于普鲁士式的君主立宪制度。[40]中西学术界普遍认为，黑格尔是一个历史主义者，但他对世界历史的观察却带入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以至于他的真正历史兴趣始终落在欧洲，而把东方社会的发展仅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和陪衬。[41]尽管黑格尔这种世界历史的哲学与理论归根到底只是他作为一个欧洲人的幻觉，但预先道出了近代欧洲以来西欧人的内心真实所想。

19世纪上半期，由于英国首先开启了西欧工业革命的成功，也由于西欧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与进步，这一切又使更多的西方人长期浸淫于“西方文明优越”的幻觉之中。作为跨越学术思想界与政治活动界两个领域的德国史学家兰克就是一个典型的早期“西欧中心论”者。可以说，在黑格尔之后，恰是兰克以种族优越论为理论基础的史学研究实践将西欧中心论推向了更高点。与此同时，有些西方学者大言不惭地说，强迫黄色、棕色和黑色人种的民族采用欧洲人先进的社会发展方式是白色人种的责任和义务，这实际上是明目壮胆地为西方殖民主义辩护。[42]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霸权话语及其实践系统。而简单地说，西方话语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西方分权制衡的民主政治制度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制度是人类普遍的价值，是所有其他尚未采用此类制度的国家无法避免的宿命”[43]。事实上，在世界历史编纂学实践中，世界历史体系按照这种观念得到特意编排，西欧中心论由此迅速演化成为欧洲中心论，从而形成“西方中心论”的完整意识形态和对抗整体社会历史的畸变实践方式。当然，就“反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倾向和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历程来说，从学术思想史和观念史上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与反省情况要复杂得多。

整个19世纪之中，“西方中心论”在西方社会泛滥成灾的同时，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主义凯歌高进的时代，同时也是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兴起的关键时期。[44]若非限于篇幅，本可以举出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线索来证明这点。20世纪初期以后，欧美学术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开始动摇“西方中心论”的根基，初步打破资产阶级“永恒进步”的幻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二战”前建立的殖民体系的分崩离析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西方中心论”遭受重大挫折。尽管“西方中心论”开始失去其在世界历史编纂理论中的支配地位，但是其在人们社会心理中的影响痕迹依然十分明显，表现在对于如何从理论上回答“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改革与社会发展问题，许多西方学者仍然在世界历史观和方法论上无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纠缠。

从历史发展和史学研究的角度，这里需要提到世界历史编纂中的两种史学观念及其反映出世界历史进程的趋势：一是20世纪上半叶以来，在“西方中心论”逐渐丧失其理论优势地位的同时，“文明多元论”也随之产生和发展。[45]在反对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进步发展的观念过程中，“文明多元论”对于学术思想界力图打破“西方中心论”支配人们的世界历史观念局面，建构一种新型的全球历史观的思想反思体系，起着积极的作用。二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文明多元论”的滋长又是在为“全球历史观”成为西方世界史编纂和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世界历史视野”的主流观念开辟道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发展，在对待人类文明与世界历史东西方发展进程的态度问题上，人们逐渐认识到要建立超越单一民族和跨越中心地区的狭隘界限，强调树立全球文明史观的重要性。比如早在1936年，以文化史研究著名的荷兰语言学家与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指出，人类的文明首先是以全世界的过去作为它自己过去的文明的基础，人类的历史首先是世界的历史。[46]自此以后，“全球文明历史观”的迅速兴起证明了这位世界文化史学家的论断。仍然需要指出的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看，从“文明多元论”向“全球文明历史观”转变的直接原因则在于两次世界大战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重大变革，社会的重大变革使西方史学家对业已存在的世界历史理论产生了相当的不满情绪，人们纷纷认为世界历史的编纂理论和史学实践到了应该“重新定向”的时候。就如马克·布洛赫所论，“唯一真正的历史是世界性的历史，对这一历史的研究只能依靠相互的帮助和借鉴。”[47]“全球历史观”时代已露端倪。[48]

从超越民族和地区界限的“全球历史观”角度来说，最早系统提出“全球历史观”的则是巴勒克拉夫，他公开声明，“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事件已经不够了，我们必须尝试采用更加广阔的世界观”，提倡史学研究需要“跳出欧洲，跳出西方，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与所有的时代”。[49]因为，“首先，现在世界上某个地区发生的事情不再可能像过去那样对其他地区不发生影响，二十世纪的历史名副其实是全世界的历史。其次，科学和技术不可遏制地进展，在所有地区都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和知识模式。再其次，欧洲的重要地位已经下降”。[50]在此，巴勒克拉夫呼吁彻底抛弃“西方中心论”，而在更加广泛的世界历史视野中即运用“全球历史观”来考察历史。[51]只有用全球的观点，才能正确分析塑造世界历史的各种力量因素，从而准确地诠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巴勒克拉夫通过相关列举与分析论证后认为，历史学家容易获得事后之明，而在自己的时代里却容易产生当局者迷的感觉。但是，“我们可以断言，历史学家的观点愈富有世界性，就愈能够摆脱民族或地域的偏见，愈接近于富有成效的当代历史观念”。[52]在长期的史学实践中，曾任英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巴勒克拉夫，基本能够遵循全球史学视野的引领，其学术声誉蒙生于欧洲中古史领域，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展新领域而终成当代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与世界历史学家。[53]

20世纪70、80年代，“全球历史观”在现代西方史学界关于世界历史编纂理论与实践中已经是居于统治观念的地位。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无疑是推行和运用这种观念阐述世界历史的最具代表性人物之一。他认为自己撰写的《全球通史》主题所“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或非西方人”[54]。因为，“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个时代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55]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著作所表现出来的“全球历史观”与巴勒克拉夫所提倡的“全球历史观”是一致的（两位学者在倡导全球史学研究方面谁继承谁的观念，似乎还没有准确的定论）。然而，“斯塔夫里阿诺斯继承了启蒙时代世界主义者的世界史观念，打破了以兰克为代表的西欧中心论的世界史的传统框架，不是从欧洲一隅而是从世界历史的整体运动出发来展开其世界史。”[56]大体说来，此后许多西方史学家以自己的实践研究成果来丰富和发展巴勒克拉夫倡导与斯塔夫里阿诺斯实践着的“全球历史观”为核心的世界历史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历史观念为代表，“世界体系理论”风行一时，无论这些理论体系存在着怎样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全球历史观”在整体世界史研究过程的理论转化和具体提升。[57]美国当代史学泰斗，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和德国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等也都强调从全球的角度认识历史，共同丰富和各自发展了“全球历史观”的思想。可以说，“西方中心论”—“文明多元论”—“全球历史观”的发展脉络和逻辑路径，有时三条线索没有明显的时序上的划分，更多的有时只是观念并行或思想交叉，却仍然清晰地展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西方史学界或者西方学术思想界中关于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这种理论的实践形式则体现于世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与转变过程中。同时，西方学者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变过程也是一个西方学者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与反思的过程。

如果说从巴勒克拉夫到麦克尼尔等学者的“全球史观”可以视作西方学术思想界对“西方中心论”的内在自觉反思，那么传统上不被视作西方学术思想范畴的西方思想家（或可称为正统西方学术思想体系中的外在思想家），他们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与反思也呈现出一个清晰的思维过程。其实，早在19世纪，马克思作为独立于西方学术界的优秀学者代表和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就对“西方中心论”的思维局限和观念困境提出了批判，马克思在他的有些著作中，对于这种西方观念或意识形态的诸种表现，做了鞭辟入里的出色分析。然而，“确实，正是马克思著作中意识形态概念的含糊性部分地造成了有关他的著作遗产的不断论争”。[58]曾几何时，由于一些教条式马克思主义信徒和机械马克思主义革命者的错误理解，不但马克思著作和手稿中一些重要的有关批判“欧洲中心论”的思想没有得到理解和认识，而且经典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也一度被曲解或指责为一种“西方中心论”。这种指责连马克思本人都已经意识到而公开为自己辩护。这种曲解的不公正表现之一，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关于西方社会发展历史的观念，不加分析地套用于东方社会的发展与探索问题上。实际上，马克思晚年的一些研究成果表明，他不但意识到只有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框架，才能正确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建构完整的世界历史体系，才能完整地理解东方社会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而且也试图突破“西方中心论”这种线性思维的束缚。只是后来很少有西方学者的思想观念真正达到如马克思那种对“西方中心论”“彻底的突破性”。[59]

还需简单提及东方学术界关于“反西方中心义”观念倾向和反思历程。长期以来，东方学者也展开了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中国史学界早在1960年代就提出反对世界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记得周谷城先生是当年最积极的一位。”[60]在中国思想学术界，随着人们世界观的进步与对历史认识能力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种观念的症结和实质。可以略举一例：何兆武就指出：“确实，近代科学浸透了世界文明，任何民族再想要游离于近代科学的潮流之外，也是不可能的了。但这绝不意味着，西方历史的发展轨道先天地在逻辑上就是一切文明发展的普遍客观规律；那就是说，即使不存在西方文明，别的文明也必然要走上这一条唯一的历史道路。”[61]大体自何兆武以后，许多学者认识到，在西方学术界，埋藏在一些思想家心灵深处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在社会文化研究与史学研究中是不容忽视的。有学者指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随着西欧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亚非拉新兴国家的独立，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研究这些新兴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的热潮，即第三世界依附发展理论，这种发展理论实际上是旧殖民主义时期欧洲中心论的公然变种（研究这股热潮的学术现象本身并不具有学术研究倾向上的可怕性）。所幸的是，“这些发展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受到强烈的质疑……在学术领域出现了一股强有力的‘反现代化理论’、‘反西方理论’和‘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潮。熊彼特、波拉尼、阿明等人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宣扬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观点提出了挑战，指出西方的发展是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赛义德、伯尔纳和阿明等人则从文化领域对以西方为中心观察东方的‘东方主义’提出了挑战，指出西方古典文明实际上来源于非洲和亚洲。”[62]20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学术界，在对“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过程中，转换了世界历史研究的视角，滨下武志提出了“亚洲经济圈”理论，构建了亚洲区域的历史模式论，在某种程度上，重构了亚洲史研究的范式，这种亚洲区域模式由网络模式、海域模式和地域模式等构成，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特别是从注重空间领域，来把握亚洲的近代史和世界的历史进程，从而某种程度上反击了传统的西方中心研究模式。[63]所以“西方中心论”的根基不但在西方而且在东方社会都受到强烈的质疑，并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动摇。

目前，从西方学者的思想认识心理和思维逻辑角度上看，由“西方中心论”到“全球历史观”的转变，实际上体现了他们思想观念上存在着一个长期的突破“西方中心论”思维框架局限的过程。然而问题的悲剧在于，要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框架并彻底扭转这种思维倾向的确有一定的困难，原因正在于这种理论有其悠远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现实基础。特别是这种观念已经通过那些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著作文本和社会历史理论，通过西方世界的扩张和西方人的思维逻辑，渗透包括中西方的许多人潜在思想意识之中（21世纪仍然存在这种现象）。在1980年以后的近二十年中，西方学术界再次出现了打破西方中心论潮流的时候，虽然从总体上说，全球文明史或整体历史的时代业已开始，但是许多西方学者思想意识和内心深处却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束缚。还要认识到的事实是，理论与实现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全球化、全球史观与全球史的学术语境中，中西史学研究的实践中依然存在着大量“西方中心论”为指导的世界历史著述成果，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史”观念指导下的世界历史尚须拭目以待。[64]就此而言，西方著名学者，现代依附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弗兰克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种局面的症结所在。[65]就弗兰克的个人愿望来说，他宣称自己就是要一举摧毁“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拉尼、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以及其他许多现代社会理论家的反历史的、反科学的——其实是意识形态的——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根基”[66]。在有些学者看来，弗兰克著作体现了近乎一种“全球学的视野”（globological perspective），他本人也标榜或被奉为彻底的反“中心”论者，所谓“欧洲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和“印度中心主义”等一切形式的“中心主义”理论倾向都成为其抨击的对象。但至于弗兰克自己有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的思维羁绊，这种疑问本身已成为中西学术界近年来争议的焦点问题。因此在那些批评者看来，弗兰克的理论模式尽管相当激烈，实质并没有割断同欧洲中心主义的关联，似乎也很难做到这点。其实弗兰克思想观念的结局也可想而知，他能不能真正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纠缠，已不是此刻这里需要关注的问题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欧洲中心主义这种思想观念，虽然西方学者中辩护者至今大有人在，但在学术界，起码对声称具有批判性的当代各种史学家和社会批评理论家而言，再也不能像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那些西方学者那样大言不惭而是有所收敛。

无论如何，已经开启的对“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批判历程使许多历史学家逐渐认识到世界历史在时空上是应该囊括全球，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考察应该注意到东西方共同的作用与贡献。从社会历史进程而言，自20世纪以来，人类历史全球化在经历漫长的风雨历程之后，已经进入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化时代。最后，对历史学界来说，基于全球化背景的“全球视野下世界历史”的研究与撰写，通过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和沃勒斯坦等人的史学实践，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历史编纂的主要趋势和特点，一股全球史观及其史学理论与思潮，也逐渐传播开来。从方法论意义上看，当代德国学者康拉德认为“全球史当然不是历史学领域内唯一的研究方法，甚至都谈不上是主流的方法，它只是众多方法中的一个，只不过在处理某些特定主题和问题时比其他方法更适用而已……对全球性语境的理解具体是什么样的呢？人们可以划分出三种典型形式：（1）具有全球视野的历史；（2）关于全球互联的历史；（3）以全球性整合为背景的历史”[67]。当代美国新文化史家林恩·亨特在全球性的社会思潮兴起与史学观念变奏的学术语境中，曾就《全球时代的史学写作》意义及其动机问题深刻指出：“我相信两大方面的新进展正在重塑史学的版图。一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极大地推动了史学写作的社会文化理论业已大不如前。这导致了未来的史学写作方法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讨论如野葛般蔓延开来，它缠绕于任何决定未来方向或过去意义的尝试之中。”[68]接着在讨论史学如何面临全球化的挑战时她指出，“尽管史学家日益关注全球史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讨论，而一种重大的转变已经开始了：如果不是对全球史，那也是对跨国史的兴趣正在与日俱增。”[69]至少在中国当前学术界，基于“西方中心论”和“全球史观”之间存在的问题而出现的世界历史发展及其史学编纂问题，不是哪个“中心”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非中心国家的历史作用和国际地位的问题。[70]

对从“西方中心论”到“全球历史观”理论流变得简单梳理，特别是对这些史学家全球史观的扼要陈述，至少具有两点意义：一是对于以全球史观指导世界历史研究这个时代主题的理解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71]二是有助于理解霍布斯鲍姆的全球历史观的主要表现、基本特点和理论局限性。

二 全球视野与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

从学理上看，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中的全球性视野和全球史观，基于他对于以欧洲独特性为观念基础的“西方中心论”之批判和反思。1983年他在《泰晤士报·文学专刊》上发表题为《所有的民族都有历史》一文，全面评述当代美国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Eric R.Wolf，1923-1999）的重要著作《欧洲与没有历史的民族》，并把它视为一部具有强大理论智慧和生动社会现实感的著作。[72]霍布斯鲍姆认为沃尔夫在著作中对非欧洲社会及在资本主义渗透的冲击下非欧洲民族国家或地区社会历史变迁的深刻描述，是十分值得称道的，全书选择了1400年这个时间点作为研究世界历史的参照点，得到的结论就是欧洲作为一种新的变化趋势的核心力量迅速崛起，欧洲大陆以外的其他不同来源的社会组织和族群逐渐被动卷入这个全球性联结的世界体系，有些观点也颇具新意。[73]因此，在肯定作者关于1400年的世界体系所做的开创性研究成果的同时，霍布斯鲍姆明确地指出这部分著作存在着几个问题：其一，沃尔夫的研究方法在为关注全球史的现代历史学家提供研究动力的同时，也使得赞同或反对欧洲中心论的争论成为无关紧要的问题。其二，检验该著的优劣并不在于人们是否接受它对实际历史文献的阐释问题，也不是作者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的重新解释水准，问题在于作者的分析式研究方法是否真正优于诸如马克思、弗兰克和沃勒斯坦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模式。其三，作为一本旨在论述世界体系中的联系而非原因的著作，除了细微差异外，沃尔夫并未给有关欧洲扩张及论述资本主义发展的重大意义的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增加多少新东西。这种评论是否恰如其分，值得深入考察。这里可以看到的恐怕是，霍布斯鲍姆实际上试图批评和深表不满的正是沃尔夫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其他社会科学，都需要“一部能够说明现代世界社会体系形成的途径的历史，并尽可能用来解释所有社会（包括我们自身）的历史”[74]。霍布斯鲍姆认为，如同其他历史学家那样，沃尔夫同样没有注意到的事实就是，在自15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欧洲以外的地区在促进世界变革中到底起了多大作用。换言之，欧洲以外的历史被许多历史学家视为世界历史中无足轻重的边缘部分，而实际历史发展进程中，“关键在于历史包含了各种不同结构（包括地理分布上的）的社会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使各个实体相互重塑着对方。欧洲与非欧洲地区，与伊本·卡尔敦（Ibn Khaldun）的贝都因人和定栖民族一样密不可分：每一方皆是另一方的历史参照物”。[75]由此看来，沃尔夫的史学新著只是为撰写全球性的世界历史做出巨大努力的一种尝试，却无力从根本上摆脱“欧洲中心论”，因为，“沃尔夫著作集中研究世界历史中的相互作用、互混性和相互修正因素，既体现了其重要实力，也是其主要弱点，因为它倾向于认为把世界从史前史推进到20世纪后期的动力是理所当然的”。[76]而这种理所当然的发展动力却主要被视为来自欧洲历史的独特性。由此可见，对欧洲历史的独特性问题，恰是霍布斯鲍姆主张深入批判和真正反思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那么何为欧洲的独特性？形成欧洲独特性观念的因素主要有哪些？对这种似是而非甚至错误的观念应该如何澄清？霍布斯鲍姆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详细论证。1996年，他以《奇特的欧洲史》为题在德国做了关于欧洲及其历史的演讲，德文版发表于同年10月4日《时代》周刊杂志上，而文章英文版则收录于《论历史》文集。霍布斯鲍姆认为，在17世纪以前的欧洲历史中，基督教作为欧洲历史根深蒂固的部分，对欧洲历史起着聚合作用，欧洲人很少单纯从地理上而是从观念信仰或者意识形态上看待欧洲历史，因为，“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优势地位在此时强化了这样一个信念：欧洲不是作为现代文明的传播者，而是集体性地作为一种人类类型比其他所有人类类型都要优越。”[77]而实际上，“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哲学家的一个错误认识，就是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只能在欧洲而不可能在亚洲或非洲找到，这种错误观念至少部分地由于其他有文字的城市文明的连续性与西方历史非连续性这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差别所导致。”[78]在霍布斯鲍姆看来，世界各大洲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历史差异，是造成西方哲学家和思想家观念错误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他也看到，正是自15、16世纪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直至20世纪，欧洲历史经过长期演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由此造成了在日益形成的全球人类交往体系或“世界”体系中，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中的奇怪与错误倾向，欧洲的独特地位具有历史必然性和例外性，这样的思维定式被反过来用于解释欧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欧洲历史中的所有问题。因此可以说：“从17世纪的某个时候起，崭新而又具有自我意识的‘欧洲’以三种形式出现了。其一，从作为全球国家体系出现的‘欧洲’视角来看，国家的对外政策被看作是由永恒的‘利益’所决定的，也被解释成超然于宗教信仰之上的‘国家动机’……其二，‘欧洲’超越了在建构集体精神大厦中的地理边界、语言、对国家的忠诚、义务或个人信仰等因素，构成了一个随时潜在的包容了学者或知识分子等所有范畴在内的知识活动、科学和学术的现代科学社会……其三，尤其是在19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历程中，‘欧洲’主要是作为市民教育、文化和意识形态模式出现的，但是自始这个模式就被看作是可以输出到海外移民社会中去的东西。”[79]沿着霍布斯鲍姆的分析思想发展而来，应该清晰地看到，他实质上反对强调一个独特的欧洲，认为同质性的欧洲很大程度上是被构建出来的，因为仔细考察历史事实，历史上肯定并不存在一个同质的欧洲。霍布斯鲍姆认为“如果质询西方如何摆脱了东方的发展压制，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性是如何并且为何只在欧洲才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才是在询问欧洲历史的核心问题。”[80]这种思维主导下的历史考察才能够揭示欧洲与非欧洲之间的差异性，解释欧洲的独特性问题。他强调人们应该持有关于欧洲历史独特性的正确解释，避免思想观念陷入那种历史和意识形态之间或历史和文化偏见之间的傲慢无人地带。基于这种考虑，霍布斯鲍姆明确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倾向，坚持认为：“历史学家必须放弃那种寻找只有在欧洲才能够见到的特殊因素的陈旧习性，正是这些因素使得我们的文化在质的方面不同于甚至优于其他文化——像欧洲特有的理性思维、基督教传统、诸如罗马法那样的名目繁多承继于古典古代的特殊遗产等。”[81]因为欧洲产生资本主义和科技革命等先进事物的发展方式并非欧洲或西方独有的，现在的欧洲不再像过去那样处于文明优越至高地位并足以使人目中无人。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即便欧洲历史理应也本来就是独特的，但是这种独特性并不足以构成对其他地区、民族和国家的统治与征服的力量或理由，欧洲历史的独一无二和欧洲中心论之间不应该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无论如何，霍布斯鲍姆已经意识到欧洲已经失去在世界历史中的中心地位，那么面对那种丧失了中心地位的欧洲历史，历史学家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研究欧洲史呢？作为全球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上属于地区史的欧洲历史的未来走向或发展命运如何？这是霍布斯鲍姆十分关注的重要历史命题，从某种程度上看，霍布斯鲍姆许多史学著作的根本动机，似乎是试图在全球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寻找欧洲历史合法性，而这正奠定了作为当代英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历史学家思想深处关于欧洲中心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律背反的理论基础（关于这点，后文将有详论）。

结合特定的史学研究实践，我们接着考察霍布斯鲍姆史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与全球史观。作为一位西方学者、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家，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继承者和发展者，霍布斯鲍姆的学术生涯和史学观念虽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前期的“西方中心论”和后期的“全球史观”截然迥异的观念分野，却也经历了那种由“西方中心论”到“全球历史观”的思想渐进和倾向转变过程，他的史学研究兴趣也逐渐经历了一个由地方性现象的考察到全球性现象的宏观研究和历史解释过程。然而，这种转变能否彻底？他的史学思想中是否依然存在西方人思想观念中那种积重难返的欧洲中心主义情绪？在历史学家写作动机的约束和主观意识的影响下，他又能否避免某种自我中心主义倾向的干扰？这是考察其思想发展过程中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从此考察过程中，也可以透视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某些方面的内涵，一定程度上，却流露出潜藏在其自身思想深处的“西方中心论”与“全球历史观”之间的矛盾与悖论。

总体上，霍布斯鲍姆史著中的全球视野或全球史观也是十分鲜明和独特突出的。霍布斯鲍姆的学术研究之旅和思想心路确实经历了一个跳出以英国历史研究为中心的学术圆圈的艰苦历程，体现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历经英国到欧洲再到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历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轨迹。他的著述成果丰硕，视野恢宏，学术生涯发表专著、合著和编著共计40余部，其中专著近20部，专题性论文和评论文章等不计其数。他也许不能被算作那种备受众人关注和趋之若鹜的世界体系理论家，但他对世界历史的重构与布罗代尔的总体史或沃勒斯坦的经济世界史体系等形成强烈对比。凯伊非常赞赏霍布斯鲍姆在建构整体的世界历史方面所做的努力，把他著作中所体现的整体世界史观念和撰写方法作为一种范式视域加以推崇。凯伊认为，在布罗代尔那里，人类（历史）经验——作为基本的唯物主义实践基础与政治、经济尺度被在最大程度上进行了细微化，甚至完全被取消了，从而被所谓环境和长时段的整体结构淹没；在沃勒斯坦的独特世界经济体系中，作为与政治和经济因素相关联的基本人类经验也为这种整体决定论所削弱或否定。而霍布斯鲍姆的整体史构思，实际上也是以一种“全球历史观”为指导，它是在阶级分析的理论框架下，承认社会经济的决定作用和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能力因素，但他并不否定人（类）特别是社会的人（类）之主观能动作用，即不否认人类经验对经济或政治经济的作用，也不否认对人类经验的特定依赖性。[82]霍布斯鲍姆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指导下重构世界历史的。实事求是地说，对世界历史现象的研究最能体现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剖析问题的方法之灵活性，比如，他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把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个体系的考察与他以前对劳工历史和农民的研究衔接起来，也最能显现他的整体社会史观和全球历史观的历史眼光，19世纪三部曲与20世纪通史都是这种研究眼光和研究视域的产物。

在霍布斯鲍姆的前期著作中，最能说明其全球研究视野的是《匪徒》这部代表著作。在西方史学界，霍布斯鲍姆可以称得上是最早着眼于世界范围的角度从事以“土匪”为观察与分析对象的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之一，1969年，他出版了后来成为最著名的关于土匪的社会史著作《匪徒》一书。[83]这本著作基本上反映出霍布斯鲍姆试图以全球的眼光来研究社会历史的强烈愿望，虽然其研究的主题并不称得上引人注目，著作的内容篇幅也不显壮观宏大，但书中蕴涵的学术思想价值却不应被人忽视。从社会历史观念上讲，这本著作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已经注意把“土匪活动”行为置于广泛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把他们视为影响当时社会时代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在这本书中，无论是英法欧洲主要国家的农村地区，还是欧洲的东南部巴尔干半岛和亚平宁半岛以及中部欧洲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穷乡僻壤，无论是北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等地中海沿岸地区，还是亚洲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农业社会区域，无论是拉丁美洲墨西哥的荒凉山地，还是南美洲巴西和哥伦比亚等国的边远山区，诸如此类，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只要有所谓的土匪强盗与社会运动现象，基本被霍布斯鲍姆纳入研究视野。他从多种角度，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亲临历史场景，主要通过历史对比研究和社会人类学方法的结合，把“土匪活动”作为一种原始反抗的古老形式的社会运动加以研究。简言之，这部著作在开拓和凸显“土匪现象的国际性”这一研究主题的同时，也是作者“全球历史观”的最早流露。虽然在霍布斯鲍姆早期生活时代并未遇到像他后期生活时代或者今天意义上更加广泛的全球化问题，他也没有形成非常系统的有关全球化建构理论。但可以说，他确实试图从全球的视野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关于世界性的社会盗匪问题研究，可以被视为他阐发“世界历史观”的最初尝试，也体现了他关于社会盗匪与社会变迁重要问题的普遍性思想。

在霍布斯鲍姆的后期著作中，最能够体现在全球视野下研究世界历史的作品，是他基于对20世纪历史的考察而撰写的《极端的年代》，这本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风格兼具的史学著作，主要的出发点就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放在全球的实际背景之中来考察，试图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待20世纪世界历史，对两次世界大战及战后乃至新千年之际的历史发展，都从世界史的范围予以说明，从全球范围来认识和理解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变化，在重视各个民族和国家历史的发展特点基础上，讨论全球化趋向的出现对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产生的影响，从而展望下个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前景。

霍布斯鲍姆认识到，20世纪人类社会较之19世纪的世界所发生的最重大变化就是：“在1914年至20世纪90年代之间，全球逐渐演变成一个单一的运作单位。这不但是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而且也是1914年之前不曾出现的状况。事实上，就许多目标而言，尤以经济事务目的来说，全球正成为基本运作单位。而旧有的诸如按领土国家政治标准所界定的‘国家经济’主体，已经转变为跨国性活动的复杂主体。”[84]经济全球化必将使得世界政治、文化和科技发展日益成为相互联系的整体运行机制，从而促使整个世界结构性的全球化进程。通常认为，经济史（最终以全球经济发展为对象）是多学科交叉与联姻研究的表现和产物。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在西方史学界，20世纪40、50年代以来的经济史可以被视为一门真正全球性学科，成为全球化时代史学发展的学科基础和重要表现，这也正好能够解释为什么能够在1960年左右，西方学术界建立起一个由以布罗代尔和波斯坦为代表的英法史学家共同掌控的国际史学协会。在英法美等欧美史学较为发达的学术重镇，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史主要关注商业或企业史研究，那么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史则更侧重于计量经济学（作为回顾性和虚构式经济计量学意义上的史学）问题和弗洛伊德“心理史学”问题的研究。[85]如果说影响烈度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过程是每位肩负社会责任的历史学家从事史学研究应该把握的现实出发点，那么霍布斯鲍姆则是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比较自觉地或有意识地践行全球史的历史学家。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不同历史时期中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为视角从事社会的历史研究，则成为英国新社会史学家必然选择的历史研究领域和目标。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的历史”成为西方史学界为实现全球史的目标追求而共同高举的一面旗帜，尽管这个术语有时显得模糊，甚至令人误解。[86]而有关整体“社会的历史”的思想，将在第五章进行讨论。

由此看来，霍布斯鲍姆试图把实践“社会的历史”的逻辑理路和追求途径，作为建构人类世界历史和全球史的重要方式。1994年，霍布斯鲍姆在《第欧根尼》杂志上发表了以《探索于普遍性和同一性之间的历史学家》[87]为题的文章，在谈到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义务时，基本表露了他试图探讨全球历史的理想初衷和强烈愿望，也是对他曾经撰写的世界历史著作的最好注释。该文后来以另一标题收入其论文集《论历史》。他无不感慨地认为：“历史学家不论属于哪一个微观世界，他们都有着普世主义的义务，这不仅是出于对我们之中的许多人向往的某种理想的忠诚，而且也是因为这是理解人类历史乃至人类局部历史的必要前提。无论现在还是过去，任何一种人类集体都是一个更广阔和更复杂的世界总体的组成部分。一部只是为犹太人（或者只是为美国黑人、希腊人、妇女、无产阶级或同性恋者等）写的历史，尽管它可能取悦于它的读者，但不可能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88]霍布斯鲍姆在那篇学术人生的论文中，特别分析和反思了西方学术史，尤其是史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问题，主张超越欧洲历史的研究取向，建立全面和整体的世界历史。面临如何建构全球史的问题，跨国史取向、地区国别史研究和整体社会史研究是否能够成为全球史著述的重要途径，他通过深刻地分析认为，一方面，虽然20世纪70年代社会史研究获得较大发展，社会史研究的前途无可限量，但是，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西方意义上的学术史还只是较大程度上限制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史的研究领域，除此之外的史学领域并没有取得想象中的繁荣。而且，除了少数马克思主义者，只要涉及“西方文明”研究，大多数学术史的指导观念仍然遵循着传统史学路线和表现出强烈的欧洲中心论，特别是美国中心主义倾向。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如此，帝国管理者运用这些理念在处理非西方事务时也如此。另一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欧洲旧帝国的非殖民化和作为世界权力而存在的美国逐渐兴起，超越欧洲史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北美大学史学研究事业的推进而得到加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明显进步，作为全球史的世界历史开始正式出现。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论争中获得理论与实践创新的亚非拉地区的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开始赢得全世界的认同。[89]按照霍布斯鲍姆的历史理解和史学阐释，至少可以形成两点认识，其一，大致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期间，西方学术的观念霸权经历着从欧洲中心论向着美国中心论的转换，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世界帝国的利益就像美国大学的优势资源那样，使得美利坚帝国成为“二战”后新欧洲中心主义历史的中心，这种观念在历史著作文本和史学专业杂志中居于支配地位。需要指出的是，正是这样的观念统治着学术领域，在大多数史学家那里，关于欧洲史、美国史和世界其他地区史的研究仍然处于相互分离状态，非常缺乏对它们其中存在着的共同因素的整体分析。其二，时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尽管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系统努力，尽管诸如《过去与现在》那样的专业杂志发表了一些具有全球视野的专业论文，力图摆脱史学研究中的地理局限和观念偏见，但是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读者来说，非常遗憾的是，历史学的整体环境仍然基本处于一系列狭小的学术封闭和区域分割的状态。为此，霍布斯鲍姆写下了一段这样的文字：“在我的那个时代里，只有少数几个历史学家试图把欧洲史、美国史和非欧美地区史整合成一个全面的世界历史。但是，考虑到历史学需要把它自身从民族国家的框架中解放出来，也主要由于制度和语言的原因，这样的努力也大体上失败了。回顾起来，这也可能是我一生中主修过的最薄弱的科目。”[90]

在史学思潮与话语权力的关系上，在整个的学术生涯中，基于全球史观取代狭隘的民族国家史观（或极端民族主义史观）的研究取向，霍布斯鲍姆反对史学著作实践中的狭隘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观念，对西方学者那些充满着种族优越论或西方独特性的著作文本保持基本否定的批判立场。他认为自己历史著述的目标是，研究全球而非某个局部、研究全人类而非某个种族、研究全世界范畴而非某个国家的历史，从而撰写一部全球范围内的人类整体历史。因此学者研究指出：“霍布斯鲍姆认为，从总体上看，全球性的相互依存意味着更大的经济单位将来会提供一种人们共同体的基础，20世纪末期的民族主义已不再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不再是一种全球性的政治纲领。”[91]实际情况也正如有学者所言：“不能设想一个种族主义者或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会去关心其他种族、民族的命运，很难想象持有这种观点的历史学家能够较正确地估计历史上各民族的作用及其相互影响，从而他也不可能真正说明自己种族、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92]只有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而不局限于某部分人的利益，即以全球历史观为指导写出来的历史著作才更有意义。当然，霍布斯鲍姆的这种学术理论在实践中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因为这涉及著作者的编著技巧、著史手段和史学观念能否真正满足撰写一部全人类整体历史的要求，不管结果如何，霍布斯鲍姆关于跳出一国一族的研究范式局限，在更广泛的视野内观察世界历史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的主张，是颇具见地和具有意义的。

在历史实践研究中，霍布斯鲍姆不仅加强了对欧美主要国家和地区问题的研究，而且日益加强了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历史的研究，甚至对中国历史曾经表现出强烈的关注，特别是对中西历史进行着某种程度的比较研究。这也是符合史学发展的时代主流和思想潮流的。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促使霍布斯鲍姆以此种方式从事人类社会历史研究的决定性因素，恐怕不仅仅是基于对人类历史的内在发展过程考察和学术理路的内在逻辑考虑。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存在着某种更加现实的因素促使霍布斯鲍姆断然采取一种全新的历史比较研究视角和方法。霍布斯鲍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人类历史的整体性发展和全球文化的日益多元化。随着不同文化间相互交流的不断加强、异域文化比较认知的不断深化，他越发感觉到固有的西方中心主义再也不应该一意孤行，更不能够大行其道了。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当然也不能够唯欧洲的马首是瞻。霍布斯鲍姆对于世界历史的分析与重构，其独到之处就在于他不是仅仅停留于某些领域方面、某些具体问题的纠缠与研究，而是更注意从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或反思人类社会的未来，从而在普遍社会历史观和整体上对世界历史予以说明和解释。这一点明显地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分析路线和实践方式。

三 欧洲中心主义情结及其思想悖论

从别样意义上说，霍布斯鲍姆是一位异常博学而研究视野又相当广阔的历史学家，然而不无遗憾的是，通观他的著作，尤其是按时间顺序进行叙述的四卷本19世纪通史和20世纪当代史，欧洲社会的一切仍然是其考察的中心。除了客观因素外，究其根源，这只能说明他思想骨子里依然摆脱不了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观念的约束。他的史学思想及观念结构的底层深处聚集着某种欧洲中心主义情结。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他的全球史观无力避免传统西方中心论的感染和侵犯，在某种程度上，其欧洲中心主义情结是一种显在的和隐蔽的欧洲中心论的结合形态。

就历史文本来说，霍布斯鲍姆的“漫长的19世纪”历史三部曲著作，实际上就是其思想深处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的一种载体，他的立足点是对有关西方文明的兴衰因由做系统的阐述，而其前提预设就是欧洲文明的优越性和例外性，他在理论和表面上确实试图颠覆欧洲中心主义观念和社会历史理论，他实际客观上也成为对欧洲人的聪明才智与文明独创性热情的讴歌者和赞美者。如马克思所观察到的那样，霍布斯鲍姆认识到人类历史是一个人类自身存在其中并控制自然的不断增长的过程，而在这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两次重大的技术变革：第一次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它带来了农业、冶金术、城市、阶级和文字的发展。这一次技术革命是以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程度独自发展为特征；第二次指欧洲近代技术革命，它引起了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巨大变革。这次技术革命仅仅发生在欧洲，因此造成以后几个世纪内欧洲成为世界的中心，几个欧洲国家成为全球霸主。[93]这种历史认识自然是非常正确的和合乎历史理性的，然而，霍布斯鲍姆的欧洲中心主义情结和对欧洲历史的特殊性处理，却主要来源于他对人类历史曲折发展过程中的两次重大技术变革的正确历史认识的错误引申。他认为正是欧洲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奠定的发展优势，使欧洲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中心，成就了欧洲历史的独特性。欧洲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是如此习惯于在欧洲中心主义思维定式中思考问题，以至于“我们不再确切地知道，在一个欧洲已失去了中心地位的世界里，如何来研究欧洲史”[94]。比如，他在《帝国的年代》结语中认为，19世纪是一个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而创造了世界历史的世纪，“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个时代特别使人容易动感情，因为它是世界史上的欧洲时代。而对英国人来说，它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英国是这个时代的核心，而且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对于北美洲的人来说，在这个世纪，美国不再只是欧洲外围的一部分。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来说，在这个时代，其以往的所有历史，不论有多悠久、多杰出，都到了必须停止的时候。”[95]读着以上有关历史研究的模糊性言论，我们似乎可以领会点什么，或许这段话有着其他丰富的内涵，也许欧洲史学家和欧洲史学对欧洲中心主义历史那种怀旧情感本身无可避免。但是，我们还发现其中却隐藏着作者内心深处纯西方人种的高贵性和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情不自禁地情绪流露，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在《极端的年代》里，霍布斯鲍姆把短促的20世纪比喻为一块由历史原料配制和丰富史观意识构成的三明治。1914年“一战”的爆发到1950年，是一个大灾难时期；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革命前夕，是资本主义经济异常繁荣、社会进行重大变迁的25～30年黄金时期；1973年到苏联政权的解体为止，则是一个政权分散解体、人心彷徨不定和危机重重的天崩地裂的二十年。或许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有意义的历史分期方法，虽然这种对世界历史的分期与阐述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但是，我们也必然感到这是一部典型的以欧洲历史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的20世纪当代史。因为这部当代史中所包含的每个历史时代的断裂和历史性新起点，本身都是以西方历史在人类世界历史中的独特性和例外性作用与影响程度为价值尺度及标准，书中关于人类各个国家和地区历史发展的分析与考察无不是围绕着欧洲的历史发展来划分，也无不由欧洲历史标准来确定的。因此，霍布斯鲍姆的这种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不连续性的历史分期法指导下的历史研究实践，主要是由一种潜在的欧洲中心视角造成的，由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内在地规定着。

随后，霍布斯鲍姆干脆指出，20世纪极端的年代就是建立在19世纪西方文明基础上，只是这个文明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崩溃了。曾经的“这个文明，表现为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法律宪政结构上的自由主义，其代表性的支配阶级则为资产阶级。所有科学、知识、教育和物质方面的进步，甚至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焕发光辉。这个文明，曾经深信欧洲才是世界中心，是科学、艺术、政治、工业和一切革命的发源地。它依靠其经济渗透力和军事武力征服着各地，致使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屈服在其统治之下。其人口不断增长而达至人类种族的三分之一（包括欧洲众多的海外移民及其子孙后代）。它的众多国家构筑了世界政治体系的主要舞台”[96]。因此，他断然下结论：19世纪的西欧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改造世界和统治世界的典型模式，特别1917年以前，它几乎是全人类发展模式。虽然1917年后苏维埃共产主义实践着另一条道路，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仍然属于同种性质的实践典范，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共产党扬弃了私有企业与自由主义制度。[97]按照霍布斯鲍姆的历史逻辑进行推演：“在短暂的20世纪时期里，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历史的发展动力是被动衍生型，而非主动原创型……西方模式在根本上被视为代表着开创进步性的社会发展模式。世界上其实并没有另外可供选择的操作性模式。”[98]

强调认识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支撑和历史证据：作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和国内公众形象的思想家，霍布斯鲍姆极力渲染欧洲传统文化的优越性。他在大谈特谈人类社会全球化尤其是文化领域里的全球化趋势时，却难免夸张甚至错误引申地认为：“传统文化的传播以一种欧洲模式进行，这已经得到了全球性的认同，并且已经全球化了，即在大阪、芝加哥或者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场音乐会将上演相同的保留剧目——欧洲古典音乐。”[99]不管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还是全球化的过程中，无论所谓的落后东方和先进的西方之间，还是政治含义浓厚的南半球和北半球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历史学家对它们的考察只能建立在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与趋势的前提——平等互利与和平进步基础上，否则难以摆脱某种种族主义和中心主义观念的束缚，事实上也必然陷入那种种族主义的泥潭，也不能避免地受到反（或去）中心主义者的批判和诘难。那么，他所宣扬和实践的在所谓全球主义眼光或世界主义观念下追求总体社会历史目标，也难以逃避新西方中心论的嫌疑和困扰。

因此，霍布斯鲍姆虽然强调自己对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解和全球化问题的关注是着眼于全球范围的一种考察，但实际上仍然没有超越西方人思想感情上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固有观念。也就是说，他强调欧洲历史发展模式的独特性和例外性。然而，对于其历史观中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情结，霍布斯鲍姆具有自己的辩护理由。早在1961年《革命的年代》序言中，霍布斯鲍姆就解释说：“本书之所以把视角放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放在法、英，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世界或至少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转变是发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发生在法、英。”[100]或许普遍看来，根据霍布斯鲍姆这些直白言论虽然不能够简单地判断他是否属于欧洲中心主义理论的拥护者，但这些也不能够成为他否认自己具有欧洲中心主义情结的辩护词，因为从人类社会发展类型的转换角度上看，在从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经济基础的变革首先发生在欧洲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因此一般来说，考察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史，似乎理应从欧洲社会历史分析开始，所以关于世界历史的宏观论述也多以欧洲为中心，把欧洲历史作为主要的论述对象。霍布斯鲍姆似乎也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取向，是故在1975年，在《资本的年代》出版序言中他这样写道：“1789～1848年的世界史可以以欧洲——事实上是以英国和法国——为中心，这不是什么独辟蹊径。然而随之而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界，就再也不能纯粹以欧洲史来概括了，因为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向全世界辐射，撰写这个时期的世界史如不在相当程度上注意其他几个大洲，必定荒诞可笑。我是不是也太欧洲中心主义了呢？可能有此嫌疑。欧洲历史学家对欧洲的了解比对其他洲的了解要多得多，这是可以理解的，于是，他们情不自禁地从他们所处环境的特别有利地位来欣赏全球景物。美国历史学家对同样的景物会有某些不同看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无论怎么看，19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仍是以欧洲为中心。”[101]1999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又进一步辩解说：“这是由我所阐述问题的本质所决定的。如果你正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史，那么直到19世纪末以及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性角色的出现，你只能以欧洲为中心进行评论。”因为，“直到20世纪末，西方一直处于中心地位”。[102]面对这样的人类社会发展主题和世界历史进程框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里，表达了同样的史学观念：如果“史学家试图从全球变革的动力视角来考察短促20世纪的历史演变，那么其笔下的地理重心难免出现偏移，除此处理方式之外似乎别无他途。这种做法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就认同任何民族或者种族优越的心态，也并不表示他就完全赞同那些国家至今普遍存在着的挥之不去的自满意识。事实上，这样的历史学家坚决反对被爱德华·汤普森指称的某些发达国家对贫穷落后地区采取的‘无比恩惠’的优越感”[103]。霍布斯鲍姆的自我辩护固然有其道理，但不足以洗刷其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向性嫌疑，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历史认知也反映了历史学家史学思想的基本观念特质。

或许，我们确实能够从时代环境与历史境遇中找到霍布斯鲍姆思想深处预设的那种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情结的部分理由。还在1993年，当《极端的年代：短暂的20世纪（1914～1991年）》即将付梓出版之际，霍布斯鲍姆以《作为历史的现在：撰写个人自身时代的历史》为题在伦敦大学考瑞尔顿讲座做了一次演讲，围绕着历史学家与其时代条件的问题、历史学家个人关于过去的考察如何随着历史发展进程不断调整的问题和如何避免我们常人经常碰到的时代的设定问题等三个方面，他重点阐述了历史学家的学术人生际遇对其史学视角的影响、历史学家所处的时代环境对其史学观念的影响、时代历史与历史变迁的潜移默化因素对历史学家撰写自身时代历史的影响问题。在这篇文章里，霍布斯鲍姆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道理就是，历史学家的研究视角可以随着时间变化、世界历史的演变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而进行调整，即使关于短暂的20世纪历史考察和理解，也是如此。因为，“根据我的理解，1973年以来发生变化的并不是世界历史的事实，而是自1989年以来东西方事件的突然汇合，这几乎迫使我以新的视角来理解过去的二十年历史。”正因为这样，霍布斯鲍姆断言，对于诸如他那样“经历和体验过那些时代的历史的人来说，他或她几乎肯定不会再过多地受到相对短期的历史运动情境的支配了”[104]。在面对或亲身经历着世界历史进程中东方和西方社会的客观历史变化过程中，霍布斯鲍姆试图主动在具体的研究中不断地调整历史考察的视角，也说明其史学观念上经历着一个基本转换：由以西方中心为基础的史学观转向以全球中心为基础的全球史观的潜渡。而这种转变可能更需要以历史学家在较长时段中或更广泛的范围内考察自己的研究对象为前提。今天看来，问题是历史学家能否成功或彻底地实现这种观念的转换，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他们能否摆脱自身那个时代环境的约束和史家思想心性的困境，能否真正做到没有任何地域偏私和民族偏见来把握全球历史。无论如何，关于20世纪史的这种历史认识和史学观念，无疑也可以为霍布斯鲍姆史学思想中固有的“西方中心论”根由找到一种解释的理由，从而缓解了人们对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那种思想偏执性及其历史诠释张力。

论者已经看到，欧洲中心主义首先是西方（包括西欧与北美）社会科学的一个典型特征，伴随着世界历史环境的变化，欧洲中心主义经历了从显在到隐蔽的观念演变和理论变迁：显在意义体现了以欧洲历史替代世界历史，将欧洲的历史经验普遍化的过程，隐蔽的欧洲中心主义对欧洲中心主义展开批判，但同时又在其阴影中徘徊。[105]因此总体而言，霍布斯鲍姆史学观念中的这种欧洲中心主义情感既是整个西方学界共有的普遍情绪和思维定式的一种特殊反映，又是这位史学家内在隐匿社会历史观念的一种自然流露。犹如中国学者思辨所识，斯塔夫里阿诺斯试图“站在月球上看地球，看世界”，但作为西方学界的思想精英，他的历史思维观和研究模式不可避免地显现西方中心论的痕迹。对霍布斯鲍姆的世界历史观和世界历史体系指导思想，也可作如是观。思想学术史的发展要求，却也如弗兰克所说：“我们必须有一个整体主义的全球世界视野，才能把握住这个世界——及其各个部分——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但是，建立一种世界视野、克服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也是相当艰难的。”[106]无论马克斯·韦伯，还是费尔南·布罗代尔都曾经如此，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依然如此。在历史研究过程中，霍布斯鲍姆非常精巧地把对以英国和法国为中心的欧洲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史的考察，等同于对19世纪世界历史的考察，而对所谓的1848年后特别是1914年后20世纪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虽然基本上能够以全球眼光看待与研究，但终究摆脱不了西方人思想深处的那种傲慢观念与自大情结。但不管是对19世纪欧洲史的考察，还是关于20世纪当代世界史的认识，霍布斯鲍姆首先是基于对欧洲历史的未来命运的担忧，然后试图认识到人类世界历史的未来命运走向，这种双重复杂的思考却最终由于自己作为孤单的历史学家而无力寻求答案，由此只能留下一个可以令所有历史学家深思的问题：“欧洲历史的未来方向是什么？在哥伦布之后的第一个后欧洲人世纪之末，我们作为历史学家，需要重新思考既作为地区史又作为全球史一部分的欧洲历史的未来。”[107]其说可算是意味深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中多少充斥着一些悖论，至少难免表现出全球历史观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矛盾与冲突。或许令人欣慰的是，他本人并不否认其思想深处所具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他也希望尽量克服曾经深受欧洲中心主义的困扰性局限，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固有思维框架。由是可见，霍布斯鲍姆社会历史观也经历了一个由“西方中心论”到“全球历史观”的思想转变过程，而且这种转变必然伴随着他的整个学术生涯，贯穿于其整个史学思想体系，而这又正说明霍布斯鲍姆思想观念中非欧洲中心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论之间的二律背反及其实质，即“西方中心论”与“全球历史观”的理论反思及思想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