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西方学者对于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与路径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亚当·斯密（Adam Smith）、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否定了经济稳定增长的假定基础上，把增长理论的因素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体系。另外，他把产生新技术和新产品并刺激经济发展的过程看作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20世纪80年代，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保罗·罗默（Paul M. Romer）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诺斯的制度创新学派将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关系通过正式的模型表达予以进一步完善。
（一）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古典经济学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一书中，已经意识到科技与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认为，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分工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提高劳动生产率。(8)而劳动者能力和机械的改进都与科技和创新密切相关。
大卫·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他提出国家财富的增加可以通过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率增加来实现，这同样只有通过相关技术的改进和机器的运用才能实现，同样也离不开科技进步和创新活动。(9)
（二）技术创新理论
最早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代表人物为熊彼特（1912）。其创新理论（Innovation Theory）(10)认为，创新具体包括几个方面，即引进新的技术、产品、市场、原料供应及组织(11)等。经济的发展有其周期性，技术创新活动虽然不能从本质上消除经济的波动，但是其能够刺激经济的增长，可以由此减缓经济波动的范围和幅度，在经济出现低迷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固定资产及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使经济平稳发展。这实际上强调了创新中应用的本源驱动和核心地位。此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创新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规律，也开创了经济学中对于“创新问题”的研究。
（三）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1957年，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索洛发展了生产函数理论，索洛在其论文《技术变化与总量生产函数》中，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加以改进，推导出了增长速度方程并分离出技术进步的作用，证明了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所起的重大作用，他将生产函数写成：
其中，Y表示产出，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t表示时间。索洛假设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于是得到如下生产函数：
其中，A（t）表示技术进步因子，表示一段时间内科技进步与创新的累积效应，对式（1-2）就t求全微分，可以得到：
式（1-3）两边同时除以Y，得到：
其中，
，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
数，为产量增长率，为技术进步率，和分别表示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由此可以得出技术进步与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或者贡献为：
索洛第一次将技术变量引入经济模型中，在理论上为研究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方法，并根据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数据，证明了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索洛模型中将技术水平作为外生变量，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并不符合现实；此外，将劳动力和资本以外的经济增长要素贡献全用技术水平变量A解释的设定，夸大了技术进步的作用，这都成为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基本缺陷。
（四）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罗伯特·索洛虽然证明了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他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新增长理论则在技术内生的前提下考察经济的增长，真正明确了技术和创新活动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
最有代表性的是罗默在1990年提出的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采用收益递增的假设建立模型，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均衡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技术进步是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在利润最大化目标诱导下进行技术创新活动带来的。企业对R&D的投入如同其他生产要素，进入生产过程，推动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此外，与其他投资活动一样，企业也只有在具有盈利机会的情况下，才会对技术创新活动给予投资。内生增长模型包括三个部门，即研发部门、中间产品部门和最终产品部门，则最终产品产量可表示为扩展的生产函数：
假定研究部门的创新成果与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存量呈线性关系，则：
即：
其中，
表示创新成果，θ表示技术参数，HA表示人力资本投入，A表示总知识存量。在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下，均衡的经济增长率：
即：
其中，γ表示市场利率，它反映了进行技术创新的机会成本。由此可见，技术创新水平直接内生决定了均衡的经济增长率，社会的知识存量越多，技术水平越高，创新活动的机会成本越低，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快。
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一国长期的经济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政策的影响。罗默在强调社会R&D投入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的同时，认为政府在技术创新活动中起着明显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补贴等干预经济的手段，诱使一部分生产要素从社会的消费品生产部门流向研究部门，使知识的税后私人边际成本（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收益），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五）制度创新学派
新制度学派以North为代表，对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从制度上出发进行了研究，认为从以往的经济学分析的思路来看，交易费用的存在往往都会被忽略，所以，他们便提出制度因素和创新会对国家经济的增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需要建立产权制度以激励创新活动，并且通过制度使创新活动能够持续进行下去，并充分肯定国家在制度创新中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该学派还提出，对于政府制定的制度，需要考察其有效性，因为只有有效的制度才能够对技术创新起到激励作用，而低效或无效的制度将会对创新效率的提高产生阻碍。总之，新制度学派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促成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产生。
除了上述五种主要的理论之外，还有很多关于创新活动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如阿罗的干中学理论(12)、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论(13)、丹尼森的经济增长因素论(14)、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理论(15)等，所有这些理论都说明了一点：科技进步与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