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端服务业发展研究综述

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导向之一。自深圳市政府2007年率先提出高端服务业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概念以来，发展高端服务业逐渐成为我国各省市现阶段优化产业结构的突破口（李海舰，2012）。国外虽然并没有明确提出高端服务业的概念，但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地区）却对与其相近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与实践。结合本书的研究内容，从高端服务业的内涵与外延、高端服务业的功能、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路径与高端服务业发展对策研究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高端服务业的内涵与外延

高端服务业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概念，高端服务业往往相对低端服务业而言，具有服务对象和服务过程的高端性的特点（杜人淮，2007；黄刚伟和陈晓君，2009）。高端服务业具有历史性，产生于工业化较发达阶段，强调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具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典型特征。国外研究中与高端服务业概念最接近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Knowledge 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KIBS），自Miles等（1995）提出KIBS概念以来，国外学者普遍认同KIBS的高知识性、高专业性、高智力性和高互动性，强调知识在KIBS中的核心地位，关注服务业中知识的互动、扩散和创造（Hertog, 2000；Miles, 2008；Muller＆Zenker, 2001；Cooke＆Leydesdorff, 2006；Cabigiosu, 2019）。

对于高端服务业的内涵，国内学术界将其界定为处在价值链高端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及服务业态，是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互联网发展以及现代管理理念的综合产物，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领域（宣烨，2016）。从广义的角度将高端服务业特征概括为“四化”（智力化、资本化、专业化、效率化）、“四高”（高附加值、高聚集性、高产业带动力、高开放度）、“三密集”（技术、知识、资本密集）、“两低”（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谢泗薪，2011；夏杰长和李文秀，2012；湛军，2015；尹燕霞，2015；申静和周青，2015）。

对于高端服务业的外延，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产业细分标准。但是国外对KIBS的分类研究已相对成熟，运用开列分类法（Miles et al.，1995）、模糊定义法（Hertog et al.，1998）、指标判断法（Dathe＆Schmid, 2000）等方法形成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分类体系，将KIBS大致划分为基于技术的KIBS（T-KIBS）、基于计算机的KIBS（C-KIBS）和基于专业的KIBS（P-KIBS）等。国内学者在产业层面上，对高端服务业的外延形成的较为一致的意见认为典型的高端服务业包括：现代金融业、现代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陈艳莹、原毅军和袁鹏，2011；湛军，2015；尹燕霞，2015；宣烨，2016）。

（二）高端服务业的功能

高端服务业的外溢效应。高端服务业最本质的功能是能够向其他行业释放出较强的外溢效应，能够有效带动服务业和制造业升级，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陈艳莹、原毅军和袁鹏，2011；湛军，2015）。对服务业外溢效应的实证研究集中于生产性服务业，研究结果大都支持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产生稳健的外溢效应，溢出渠道包括空间集聚效应、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供就业岗位、与制造业农业形成互动等方面，且存在着地区、行业的异质性（顾乃华，2011；孙晓华、翟钰和秦川，2014；盛丰，2014）。在服务业发挥外溢效应过程中，对外开放方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地区发展路径等因素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顾乃华，2010；李伟军、陈启斐和邢芳，2015）。

高端服务业的知识生产扩散功能。格鲁伯和沃克（1993）最早用奥地利学派的生产迂回学说阐述了生产性服务业实质上充当了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传送器，能大大提高最终产出增加值的资本导入生产过程。KIBS的核心资产是知识，KIBS具有知识扩散和创造功能，主要由三个阶段构成：获取新的显性和隐性知识；将新知识和已有知识基础重新组合，转化为可以编码的知识；提供新的服务将新知识扩散给用户（Muller＆Zenker, 2001；Muller＆Doloreux, 2009）。Lee和Miozzo（2019）研究发现，采用基于科学的STI（Science，Technology，Innovation）学习创新模式的KIBS公司相比于采用基于经验的DUI（Doing，Using，Interacting）学习创新模式的公司，会更积极地与大学进行合作创新，如果这类KIBS公司也提供高度定制的服务，这种合作创新关系将会进一步加强。基于上述研究，国内外学者指出KIBS的多重角色：KIBS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是新知识的来源，其与大学、客户企业形成共生的关系，是知识的共同生产者；KIBS承担了宏观创新系统中知识扩散子系统的功能，是知识转移者；KIBS在客户企业的创新过程中起着“创新桥梁”的作用，通过有形的知识交换提供正式的“第一知识基础设施”，利用过程导向的无形的知识交换提供“第二知识基础设施”，是知识基础设施提供者（Hertog, 2000；Czarnitzki＆Spielkamp, 2003；刘顺忠，2004；张玉珍，2006；魏江，2004；魏江和朱海燕，2007）。

高端服务业的价值链提升功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系统整合中处于关键性地位，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并掌控整个价值链是服务业的核心功能（Low, 2013）。高端服务业对战略性资源，进而对全球经济具有非常强的控制力，能够提高整体经济竞争力和控制力（李勇坚和夏杰长，2012）。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公司对价值链的支配上处于关键性地位，是攀升价值链的关键要素与实现机制（刘志彪，2008），主要通过四种途径在价值链构建中发挥核心作用：系统整合者；专业化市场交易平台；价值链国外布局；国内外终端销售渠道（贾根良、刘书瀚，2012）。发展中国家凭借着低成本优势，通过以国际代工为基本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内嵌于全球价值链（文嫮、曾刚，2005；刘志彪、张杰，2009），价值链升级路径由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逐步递进（Humphrey＆Schmitz, 2002；宣烨、孔群喜、李思慧，2011）。

（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路径

集聚发展路径。基于Fujita、Krugman和Venables（1999）等的空间集聚理论，学者们对服务业集聚的区位选择、形成机理和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集聚区位的选择研究发现，具有对生产“控制功能”的现代服务业高度集聚于大城市，现代服务业及其分产业集聚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如伦敦、纽约和东京、墨尔本等世界大都市（Pandit＆Cook, 2003；Elliott, 2005）以及我国国内一些中心城市（胡霞和魏作磊，2006；陈建军等，2009）。集聚学习与创新环境（Keeble＆Nacham, 2001；吴远仁，2016）、制造业商务服务外部化与“弹性生产体系”（Scott, 1988）、通达性与市场临近性（Clapp, 1980；Coffey，Drolet＆Polèse, 1996）等因素影响服务业集聚及其稳定状态。

创新发展路径。Cooke和Leydesdorff（2006）强调KIBS是创新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提出要从创新的角度理解KIBS。王冠凤（2017）研究了创新驱动对高端服务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发现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等创新要素对高端服务业发展影响为正，且在东、中、西部区域省份间存在着影响差异。湛军和王照杰（2017）基于“环境—对策—实施—产出”的系统观，从创新全过程的整合视角验证了创新能力对高端服务业企业绩效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显性”创新与隐性创新共同影响企业绩效，其中，创新决策能力、技术创新能力以及非技术性改造或再优化能力对企业绩效影响最为显著，组织系统协同能力、外部环境识别能力、信息预判解读能力、企业文化支撑能力也对绩效产生一定的正向影响。

（四）高端服务业发展对策研究

学术界从政策体制层面对中国服务业低比重、低效率进行解读，认为长期以来，在观念、体制和政策方面都存在一些不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因素（江小涓和李辉，2004）。程大中（2008）指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差距不只是由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缘于社会诚信、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制的约束。李江帆和杨振宇（2012）遵循财政收入和政治收益两条线索，模拟地方政府在现行政绩考核体系激励下的策略行为，发现发展服务业耗费资源更多、见效更慢，同时回报更低，而现行服务业指标并不能产生合意的额外激励，因而服务业对大多数地方政府缺乏吸引力。

促进高端服务业发展需要从产业链和新知识经济视角，研究高端服务业的战略发展模式（谢泗薪，2011；陈玉宝、谢泗薪和吴叶兵，2010）；需要将市场机制、政府引导和非市场机制三种力量综合在一起构建系统的政策体系（原毅军和陈艳莹，2011）；需要建立以产业融合为路径、以产业聚集为载体、以技术创新为先导、以管理创新和政府转型为支撑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高端服务业高速发展运行机制（韩冬芳，2012）。近年来，在吸收和拓展由Aghion、Stiglitz、Rodrik等经济学家基于新增长理论、信息经济学等分析工具发展起来的最新产业政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吴敬琏（2016）、贺俊（2017）、王君和周振（2017）提出“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思维是未来深化中国产业政策研究和优化产业政策实践的正确方向，即当前我国产业政策应该由传统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市场化产业政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