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写作宗旨及主要内容

关于汉语量词，语言学界的前辈、时贤做过许多重要的论述和有益的探索。在汉语史领域，已故刘世儒先生50多年前所著《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是研究断代量词非常系统翔实的著作。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正是汉语量词臻于成熟的时期，名量词的各部类基本完备，个体量词大量增加，分工细密，数名结合通过量词正在成为常规形式，“数量名”词序广泛使用，动量词初具规模。从魏晋至隋唐，汉语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古汉语向近代汉语过度，量词在前一时期形成的格局下，在数量、性质、用法方面都有重要发展。唐人段公路著《北户录》一书，恰有一段谈论唐时量词跟前代的区别，值得重视：“……梁刘孝威谢官赐交州米饼四伯屈。详其言屈，岂今之数乎？且前朝短书杂说，即有呼食为头，以鱼为斗，茗为薄、为夹，笔为双、为床、为枚，纸为番、为幅、为枚，布为鼓，锦为两，衣为裁，袈裟为缘，奴为头，麝为子，蜡为饼，槟榔为口，胡桃为子、为口，其事不可备论。”刘孝威（约490—549年）是南朝梁代文学家，段公路是唐代中晚期人，生当九世纪，27他对梁代米饼称“屈”发出“岂今之数乎”的疑问，且特别列举“前朝”多种名词所用的量词，说明这些与他所处时代的语言习惯不同。固然，情况是复杂的，其中或有方言等问题，如“屈”就可能是交州（今两广一带）的方言，但这段话确能反映出从南北朝到唐代中晚期量词的运用有明显变化。唐五代后，宋元话本小说等俗文学愈见繁荣，传世口语材料数量激增，又有大量新兴量词产生，量词的语法性质也有进一步发展。本书意在对介于魏晋南北朝与宋元之间的隋唐五代量词进行系统研究，并理清其来龙去脉。故在描写每个量词时，如果不是本期新生的，都将从其肇端至本期的沿革做一简略总结；同时对包括新生者在内的所有量词，都概括介绍其在本期之后的发展，每词依所掌握的资料叙述有详有略，目的是为今后同行研究量词发展史准备一些资料和条件，这可以说就是本书写作的宗旨。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作者对量词属性的看法、简介汉语量词在隋唐五代（书中以下简称隋唐五代为“本期”）之前的发展脉络、说明写作宗旨及所用文献资料。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第二章至第八章，分别对这一时期的名量词中的个体量词、集合量词、通用量词、计量单位词、临时量词、不定量词以及动量词进行描写分析，意在尽可能广泛地收集有代表性的语言材料，详尽说明各个单词的语义特点、性质、功能。朱德熙先生在《“的”字的方言比较研究》一文里曾经指出：“对方言语法研究来说，调查和描写是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有些方言语法调查报告看起来好像很琐碎，可是很有用……语言本身就是那么复杂，不‘琐碎’就不足于刻画其细节。”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方言研究，对于汉语史研究同样重要。我们的学科需要理论创新，而这种创新必须以翔实可靠的材料为基础，才不致成为无源之水，才能脚踏实地，而非天马行空。举例来说，有人为了说明数量结构在句中所处位置，选取了4万字的敦煌变文做统计，结果是“数量名”结构在主语位置者为0，在宾语位置者为23，结论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数量名结构出现于宾语的位置上。28敦煌变文卷帙浩繁，仅篇幅较小的《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就有68万多字，不知这4万字是怎样选择的。至于主语位置上的“数量名”结构可以信手拈来，如“一个轮王出世来，一朵优昙花始发。一个世尊来出世……”“千般变化时时现……”“四句偈文，能销无量重业……”“一个众生有有多少意……”“千道光明遐迩照，几条明焰色如霜”“一片慈心盖九州”“一件袈裟挂在身……”（以上各例分别选自《敦煌变文校注》711、641、641、635、612、621、667页。）此类“数量名”结构做主语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若理论创新依据这样的统计是不可取的。

最后一章是“本期量词的一些特点”。讨论了本期的新生量词、指量结构、量词独用及其前“一”的省略、本期表总称的“名＋量”结构、量词重叠、量词兼类、量词的换用与连用、数量词加词缀与复音量词、诗歌中的“非典型数量名结构”等九个方面的问题，均为跟前代（南北朝）相比有所发展变化者。有话则长，话少则短，至于量词的语法功能等内容，凡与前期相同者则不做全面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