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旧唐书·文苑下·王维传》载：“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据此，赵谱、陈谱俱将王维擢进士第系于开元九年（721）下。二谱又据《新唐书》本传“开元初，擢进士，调大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以为王维调大乐丞并贬为济州司仓参军亦在开元九年。

前已论述，进士及第必守选三年，才能铨选授官。若王维开元九年进士及第，则当年必不能授官大乐丞，若开元九年王维已为大乐丞，则其进士及第亦绝不会是在开元九年。

王维由大乐丞坐累为济州司仓参军在开元九年是对的，这有史可稽。《旧唐书·刘子玄传》载，“（开元）九年，长子贶为大乐令，犯事配流”。则开元九年，刘贶为大乐令时，王维正任大乐丞，二人同领大乐署；是年刘贶“犯事配流”，王维亦“坐累”出贬，二人必是一同犯事相坐而又同时流贬的。王维“坐累”之事，据《唐语林》卷五《补遗》载：“王维为大乐丞，被人嗾令舞黄狮子，坐是出官。黄狮子者，非天子不舞也。”伶人舞黄狮子，表面看来，并非什么大事，但它却牵涉到当时敏感的皇位问题，关系着皇权的尊严。王维以大乐丞因此而坐累出官，刘贶为太乐令，更难辞其咎，亦当由此而配流。《集异记》虽系小说，但记王维出官一事必有所据，可见刘、王二人必是同犯此事而同时流贬的。

王维被贬在开元九年秋，这由他在出为济州司仓参军的途中所作诗歌可知，如《宿郑州》：“宛洛望不见，秋霖晦平陆。”《早入荥阳界》；“秋晚田畴盛，朝光市井喧。”53

既然可以肯定王维由大乐丞出官为济州司仓参军在开元九年秋，则他登进士第就绝不会是在开元九年春，因进士及第的当年就铨试授官是不可能的。

王维也不可能参加是年的制举试而授官。《册府元龟》卷六四五《贡举部·科目》载：“（开元）九年正月诏曰：诸州官人百姓，有智合孙吴，可以运筹决胜；有勇齐贲育，可以斩将搴旗；或临戎却寇，堪为一保之雄，各听自举，务通其实。”卷六四三《贡举部·考试一》又载，开元九年五月乙亥，玄宗“亲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命有司置食”。知开元九年，虽有制举，但所试皆为军旅之科，非王维所长，王维绝不会去应试的。且各类载籍也均未言王维应制举之事。

王维更不可能参加是年的科目选试，因吏部科目选是针对裴光庭的“循资格”失才之弊设立的。“循资格”产生于开元十八年（730），则科目选之诸科目只能设立于其后，不可能预置于其前54，而且，进士及第的当年就登科目选科也是万万不可能的，最快亦是“今年及第明年登科”55。

总之，王维于开元九年就已经任大乐丞了，则他进士及第绝不会也在开元九年，而应在此之前，这是很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