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笔者在《杜甫、严武“睚眦”考辨》一文（以下称“拙作”，或简称《睚眦考辨》）中，从杜甫与严武两人性格品性的差别上论述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同时将杜甫在成都严武幕府期间及其前后写作的若干诗歌作品跟他们之间可能发生过的冲突联系起来理解。106后来，傅璇琮、吴在庆两位先生联名发表了《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一文（以下称“两位先生”，或简称《关系考辨》）107，虽然没有明白说是针对拙作，文后的参考文献中也没有列出拙作名目，但是从论文的论列看，基本上是针对拙作展开的，文中的“有论者”、“有的论者”指的大多就是笔者。因为关系到拙作，更因为涉及自己曾经认真思考过的问题，再者，批评拙作的又是两位我素所敬仰的学界前辈，于是就认真地拜读了两位先生的论文，希望能够看到更好的论述而得到“抛砖引玉”之乐。但是，在反复阅读两位先生的论文后，我还是感到了失望，除了个别诗句的理解能够纠正拙作之外，他们对拙作提出的那些论据的批评基本上都缺少令人信服的力量。这里就把自己的疑惑拣重要的几点逐一写出来，再一次向两位学界前辈讨教，也希望得到其他读者和方家的指正。

拙作《睚眦考辨》认为，经过从宝应元年（762）秋至广德二年（764）三月在梓州、阆州一带的避乱流寓生活，杜甫的出处思想发生了变化，所以当严武第二次镇蜀，杜甫旋即回到成都，不待严武招邀，就有了主动请缨的意思。所举的诗证是《草堂》中“飘飖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几句。《关系考辨》认为《草堂》一诗“阐明回草堂乃是在‘托身无地’时的最后选择，盖草堂尚可养余生，虽食薇亦已足矣。可见，‘飘飖风尘际，何地置老夫’两句乃就草堂言，表达在别无托身之地时，只有草堂可托残生”。他们认为这诗里杜甫没有主动请缨出任幕职的意思。按照字面讲，那当然也可以说得通，但是，结合上下文揣摩诗中深层含义，结合这一段时间里杜甫其他几首写给严武的诗，我们是不难体会到其中请缨的意思的。杨伦认为，《草堂》一诗“以草堂去来为主，而叙西川一时寇乱情形，并带入天下，铺陈始终，畅极淋漓，岂非诗史？”108在格调和结构上，这首具有史诗性质的作品颇类似他写于安史乱中还挂着拾遗一职时的《北征》一诗。关心时事，有明显的忧国忧民思想，而不是一味地忧乱避世，“食薇”也不是满足于伯夷、叔齐那样的隐遁生活。他是希望有所作为的，只是表达方式上属于杜甫一贯的骚体风格——带有反讽意味的“怨”。上一联“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饮馔愧残生，食薇不愿余”，就跟杜甫在积极求取入仕机会和在职时期的“圣朝已知贱士丑，一物但荷皇天慈”（《乐游原歌》）109、“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敬赠郑谏议十韵》）、“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题省中院壁》）等句子是一脉相承的。“于是见疣赘”一句下，杨伦注云：“言己之不为世用也。”110 “骨髓幸未枯”一句，我们实在是可以体会出杜甫想做事的心情的。杜甫从来不是伯夷、叔齐一流的高人隐士，他的思想虽然有时也产生消极成分，但是他一生都没有真正忘记过关心政治、关心时事。他怎么可能在成都一带乱后初定、百废待兴的时候，反倒安心隐居起来了呢？如果我们不拘泥于杜甫诗歌字面的意思，在严武即将再次镇蜀的这一段时间创作的诗歌，是不难看出杜甫欢快、昂扬的思想基调的。请看：“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奉待严大夫》）“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但使闾阎还揖让，敢论松竹久荒芜？”（《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一）“旧犬喜我归，低回入衣裾；邻里喜我归，沽酒携葫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草堂》）“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登楼》）亢奋中的杜甫，政治理想虽然早已经幻灭了，但是做

一点帮助严武治理蜀中的想法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他的“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奉待严大夫》）应该不限于友情，襟抱不妨理解为有政治抱负的含义。再结合杜甫这一次入幕根本不见任何推脱、拒绝的事实，我们那样的理解有什么不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