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一）“留学生文学”和“留学生作家群”
如前所述，本书所指的“留学生文学”，指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从中国台湾到美国的留学生（广义范围还包括当时的个别台湾旅美作家，如聂华苓）在六七十年代创作的文学（以小说为主），反映出留学生作为“无根的一代”的身份困境和文化焦虑。“留学生文学”的创作主体则是“留学生作家群”。
（二）“留学生作家群”的后期写作
“留学生作家群”的后期写作[22]指的是六七十年代的由中国台湾到北美的留学生作家们在80年代之后创作的以美国生活为主题的作品（以小说为主）。[23]“留学生作家群”后期写作体现的是“留学生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潮流结束之后“留学生作家群”在创作心态上的嬗变。当然，笔者也意识到“留学生”这个指称跟“新移民”等一样，都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指认，因“留学”本身就只是一个过渡性质的举动，当他们结束留学生涯，“留学生”这个指称似乎就已不再贴切。出于权宜之计，为了凸显这一个曾以“留学生文学”闻名的作家群前后写作的承继和嬗变，笔者依然将他们称之为“留学生作家群”，他们创作前期与后期的分野，则大致以80年代为界。
之所以将他们的“后期”定义为80年代以后，有如下原因。
1.大部分对“留学生文学”的研究都止于70年代末，学界对他们整个群体80年代之后的创作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部分1978—1980年的作品，也具有后期写作的特色，为避免跟传统的“留学生文学”定义重叠，故以80年代为界划分创作分期。）
2.在80年代前后，全球化带来的空间距离的“压缩”和长期在美国生活带来的在地体认，使他们的写作重点有所转向，更多地关注华人在美国的现实境遇。如陈若曦在《我的海外文学生涯》中说道：“七九年我移居加州柏克莱，更加惊喜地发现，异族通婚频繁，华人也不再把政治视若蛇蝎，而是勇敢出来竞选市议员和副州长之类的公职。这些转变让我感到欢欣鼓舞，乃毅然决然结束回忆大陆‘文革’的‘伤痕’小说。我是‘以文载道’的信仰者，感到有责任为这个阶段的华人留下一点纪录。我也希望藉由小说扬弃‘漂泊’、‘流浪’和‘放逐’等侨居心态，鼓吹‘落地生根’，以参与政治并通过选举来提升华人地位。”[24]作为现代流散群体，他们“既努力保持对移出国的记忆、回忆和想象，又主动地逐渐与移出国的社会群体恢复联系或建构起新的交往关系，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参与移出国的种种社会活动；既不渴望完全被移入国所同化，又能积极地参与到所在国的各项社会活动之中，与所在国的社会各阶层展开广泛的交流；既能与其他的移民群体进行开放式的接触和交流，又能保持自身的特点和传统价值”[25]。
在80年代以后，留学生时期的过客心态被融入当地的归属感所取代，这些作家面对的最大问题不再是自己的文化身份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如何在公民身份上成为美国人的问题。80年代以后，这批作家的在地生存体验，让他们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了更加全面、客观的理解。长期浸染于当地生活的作家们，对迁入地的情感、认知也因为身份的改变而产生变化，当他们从留学生变成“美国人”，认同感必然产生差异。“留学对迁入地缺少一种归属感——‘归属感’只有先留学、后定居才产生。”[26]有了归属感，漂泊的心态得以缓解，“留学生作家群”80年代以后的写作呈现出文化的包容和开放心态。
3.80年代前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美建交等时代变革，“留学生作家群”终于告别“想象”的中国，无论在空间上还是人际交往上都得以跟中国大陆发生实际的关联，实现对祖国大陆的寻根并进行大陆的在地书写。从“想象”“回忆”里的祖国原乡，到可“碰触”的“实体”大陆，“中国”对他们的意义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留学生作家群”作品中的“文化中国”象征，从曾经的破碎母体文化[27]转变成为“东方的魅惑”，中国在与西方的权力话语机制中实现了弱势话语对强势话语的“逆转”。同时，80年代后“留学生作家群”在美国也多了一个无法忽视的交往群体——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与新移民的接触也给他们带来重新认识中国大陆文化与历史的资源。在80年代以后的社会背景下，对文化中国的重新认同、与中国大陆的接触和对中国历史的反思，都成为“留学生作家群”80年代创作的新主题。
在美国的流散经历与中国在地经验的双重影响，对“留学生作家群”的创作产生极大影响，使他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也重新寻找、定位身份认同。“留学生作家群”的后期写作在叙事手法、文化审视、身份认同等方面，都呈现出嬗变。
在六七十年代的留学生作家当中，吉铮早逝，欧阳子在80年代后鲜有创作，张系国80年代之后的作品主要以科幻题材为主，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作为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仅仅作为“留学生作家群”前、后期创作的比照。本书主要研究的是在六七十年代留学（或旅美），在80年代以后依然有小说创作的作家，主要包括聂华苓、於梨华、白先勇、陈若曦、刘大任、郭松棻等：80年代前后，聂华苓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双重的认同，从叙述“流浪”转而写“相遇”的故事；於梨华在小说中表明要告别过去的写作，进入新的阶段；白先勇在《孽子》之后，创作的主题已经发生了改变，开始关注历史的创伤以及艾滋病群体；陈若曦告别了“文革”书写，转而写美国的华人社会；刘大任、郭松棻则在这一时期进入创作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