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地质学的近代化与教科书研究

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曾说，地质学自20世纪以来“是有显著甚至于惊人的进步的”(1)。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即撰文高度评价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得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2)地质学19世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晚清时期传入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了引进、传播、建制化和本土化等过程，并取得国际公认的成绩，是中国近代发展最快、成就最为突出的学科之一。中国通过学习和翻译西方地质学书籍，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聘请西方地质学家来华教学和考察等方式，逐渐培养了自己的地质学家独立开展本土考察，并建立了地质学专门研究机构和学会。西方地质学在引进和传播过程中，与中国传统地学知识交流融合。一方面，随着中国地质人才的培养及本土考察等实践活动的开展，西方地质学理论不断得到消化和吸收，中国地质学家们利用西方理论，结合中国本土实例，开展地质学研究。另一方面，本土考察使得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地质资源不断得到关注，新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西方地质学理论体系。

地质学在中国的引介与发展，是中西科技交流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亦是中国地质学史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西方地质学在引进的过程中，译著和教科书发挥了重要作用。教科书收录学科较为成熟的理论知识，在知识普及与科学传播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学科水平，对考察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建立与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是研究不同时期学科发展的宝贵史料。中国地质学教科书知识体系的变化体现了地质学的传播与发展历程，以及地质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一方面，地质学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不断编入教科书，改变了地质学教科书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随着国外留学地质学家的回国及中国地质人才的独立，教科书中亦有了中国地质学家的研究成果。地质学教科书不仅是科学知识的重要载体和传播地质学知识最直接的途径，也是学科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但目前学术界对于近代以来出版的地质学教科书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本书以地质学教科书为研究对象，结合时代背景及地质学学科发展史，梳理地质学在近代中国的引介、传播和发展脉络。

晚清地质学传播媒介主要有三种：地学译著、期刊上的地学文章及新式学堂开设的金石类课程。从1853年至甲午战前，传教士翻译大量地质学、矿物学书籍，但受译者知识水平、教育背景及传教目的所限，这一时期译著内容庞杂，不仅包括普通地质学、矿物学、地貌、地文等知识，还涉及进化论、化学、物理甚至神学等方面的知识。1877年益智书会成立，着手教科书编纂工作，不少晚清地质学、矿物学译著被选为教材。早期刊物，如《遐迩贯珍》《六合丛谈》《格致汇编》等，连载地学文章，这些文章大多译自英、美国家中小学教材及科普读物，成为了解早期地质学相关知识的重要来源。此外，外国地质学家来华考察的相关成果也为后来中国学者实地考察提供了线索和资料。

近代教科书出现于甲午战后，是考察地质学传入的重要研究对象。与早期地学译著相比，教科书知识更加系统，受众面更广。中华书局陆费逵曾说过“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3)，商务印书馆亦认为“立国之本，在于教育，而教育之良否，教科书关系最巨”(4)。1937年以前地质学教科书的编写和出版，可根据学制的变化分为几个阶段：1902年以前主要是外国传教士编译的西学译著，部分译著被选作教科书之用，翻译底本大多来源于英、美国家地质学读物或中小学课本；1902~1922年几次新学制的施行，为教科书编纂提供了依据，地质学教科书知识来源发生重要变化，主要参考日本教科书编纂而成；1922年后有了初高两级的中学教科书，自编教科书占据主导地位，职业地质学家和地质学教师也参与编著教科书。

研究早期传教士翻译的地学译著，可了解地质学在华的初期面貌及西方地质学早期的知识体系，部分译著还作为教会学校教材。对近现代地质学教科书的考察，是研究地质学在中国引入、传播甚至本土化过程的重要环节。目前关于近现代地质学史的研究中，对晚清地质学译著整体情况的研究不多，关于地质学知识体系的变化、名词术语标准化过程的研究则更少，即使是在教科书专题研究的著作中，对20世纪后出现的大量地质学教科书也未给予充分关注，系统研究则更是缺乏。本书结合中国地质学学科发展史，以地质学译著及教科书为研究对象，同时考察中国近代地质教育，尤其是高等地质教育的情况，从文本分析入手，通过对地质学译著、教科书的解读，梳理地质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研究地质学知识体系在译著、教科书中的变化与传承，结合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考察地质学在华引介、传播和本土化的过程。

二、学术史回顾

1.近现代地质学史研究

章鸿钊《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5)是较早介绍中国地质学史的书籍。章氏回顾了早期外国人在中国考察的历史，几位地质学的先驱人物及其代表著作，以及民国以后地质学的蓬勃发展，着重介绍中国地质学机构，地质学界全国考察的范围及相关出版物。李春昱对民国各地质学机构概况以及近代地质学发展史有简要的回顾(6)。《简明地质学史》《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地质学学科史》(7)等地质学史研究著作均对近代地质学发展有相关介绍。此外，王鸿祯、杨静一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地质学卷》开篇写“地质学史”，对早期来华地质学家考察、晚清地质学译著、早期的地质教育及民国以后地质调查机构的建立均有介绍。唐锡仁、杨文衡从西方近代地学传入、来华地质学家探险考察工作或从事教育工作、我国近代地学教育的开展三个方面介绍近代地质学发展情况(8)。另有部分著作介绍鲁迅、邝荣光在地质学上的贡献。杨翠华详细论述了中国地质学在1912~1937年间的发展情况(9)。张九辰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近代地质学的发展脉络，并以中央地质调查所为中心，考察近代地质学的发展与社会互动(10)。吴晓从社会史角度考察近代地质学的传入，重点讨论了德国对山东煤矿的掠夺及其对中国地质学发展的影响，指出地质学的发展与矿产控制权息息相关，甚至地质调查所成立之初，亦是以勘探矿产为主要任务(11)。沈德荣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近代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以此为中心，探讨科学与民族主义的关系(12)。崔云昊则讲述了1640年至1949年间我国矿物学发展情形(13)。此外，有关中国科技史及晚清西学东渐的著作中，对中国近代地质学发展情况均有所着墨(14)。

诸多论文从不同角度讨论中国近代地质学发展情况。吴凤鸣有关地质学史的数篇论文梳理了近代地质学的发展脉络(15)。《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16)收录黄汲清《我国地质科学工作从萌芽阶段到初步开展阶段中名列第一的先驱学者》、于洸《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早期史考》、孙荣圭《中国地质学的奠基时代》三篇论文，从不同侧面介绍了近代地质学概况。《黄汲清中国地质科学史文选》(17)收录黄汲清关于中国地质学史的数篇论文，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史研究所合编《地质学史论丛》汇集多篇文章(18)，这些文章或从地质教育，或从外国地质学家在华的考察活动，或从地质学学科史角度切入，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地质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状况。王鸿祯、叶晓青、刘爱玲、周其厚、张大正、杨静一等人则从社会史、文化史等角度考察了近代地质学传入情况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19)。

2.地质学译著研究

艾素珍列举了1871年至1911年40年间出版的地质学、矿物学译著65种，并简要分析了这些译著的特点(20)。张九辰考察多种近代地学译著，探讨地学学科名称的演变(21)。吴凤鸣、崔云昊、潘云唐介绍了近代名气较大的地质学、矿物学译著(22)。陈志勇、钱存训则从社会史角度探讨晚清间译著对中国的影响，为本书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23)。

晚清地质学译著中，目前研究最早、成果最多的为地学名著《地学浅释》。叶晓青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关注《地学浅释》(24)，但因研究年代较早，受史料等多方面限制，有些结论（尤其是关于《地学浅释》成书年代的讨论）存在谬误。其他数篇讨论《地学浅释》作者、译者、年代、版本、底本及翻译状况的文章(25)，从不同方面补充了这部地学名著的相关线索。相比于《地学浅释》，有关其他地质学译著的研究则显得逊色许多，仅有少数文章谈及《地理全志》(26)，鲁迅的《中国地质略论》(27)及晚清时期出现的地质学、矿物学教科书(28)。此外，在有关傅兰雅(29)、艾约瑟(30)等人的专题研究中，对其翻译的地质学、矿物学著作稍有着墨。

目前有关晚清地质学译著整体状况研究的专著不多。邹振环详细讨论了晚清地理学译著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但作者关注点在地理学，于地质学译著，尤其是20世纪初出现的地质学教科书讨论较少(31)；郭双林介绍部分地质学译著，侧重从思想文化角度考察地理学对社会的影响(32)；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33)给予《地学浅释》较高评价，而其关于西学译著的专题论文收录于《疏通知译史》(34)。此外，在有关中国科技史、中国地质学史及西学东渐的专著中，对地质学译著亦有提及。

3.地质学教科书研究

早在民国时期即有探讨教材与教学方法改革的数本教科书研究专著(35)。王建军以教科书近代化为主线，梳理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发展历程，是较早研究近代教科书的专著(36)。毕苑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近代教科书(37)。石鸥、吴小鸥以时间为线索系统介绍了近代教科书的出版、变迁情况(38)。石鸥论述了不同阶段教科书的出版特点，并对重要教科书有专门介绍(39)。汪家熔详细考察了近代教科书发展历史及各类教科书，重点讨论商务印书馆在出版教科书方面的重要作用(40)。关晓红讨论了晚清学部的建立、教科书的编写及学部对教科书发展的影响(41)。此外，尚有数部研究出版史或出版机构的专著，有相当篇幅介绍教科书(42)。

学位论文方面，毕苑梳理了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发展过程，同时探讨了教科书的编审制度，教科书发展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关系(43)。吴小鸥探讨了清末民初教科书在由传统向近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指出教科书不但是知识传播的工具，还是思想启蒙的利器，教科书在科学理性、民主政治、现代伦理精神、商品经济、文明生活等方面均具有启蒙作用(44)。王善昌梳理了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发展的历史沿革，并探讨了近代教科书编审制度的形成原因、基本要素、实施效果等(45)。除此之外，研究近代教育史、出版史、科学传播(46)的专著有相关章节述及近代教科书的编审、出版等情况，石鸥团队亦有数篇期刊文章研究近代教科书。

总体而言，目前缺乏地质学教科书的整体考察及相关研究，即使在对教科书作专题研究的著作中，对于地质学教科书亦讨论较少，而关于近代刊物中刊载的地质学知识的研究，则更加缺乏。

三、本书研究框架

近代地质学自19世纪独立而出自成体系，发展日渐成熟，伴随晚清西学东渐传入中国。传教士所办近代刊物，晚清地质学、矿物学译著均是早期传播地质学知识的重要途径，部分译著还被选为学堂用书。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颁布，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各类新式学堂出现，依学制而编的各类地质学、矿物学教科书相继出版，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民国以后，地质学逐步发展并实现建制化，地质调查所的成立、专门期刊的创办和地质调查专员的培养，为地质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22年，民国政府颁布“壬戌学制”，仿照美国学制，教科书知识体系也相应发生变化。中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以及大规模地质调查的开展，使本土考察成果得以编入教科书，教科书编写方式由翻译逐渐改为编译，职业地质学家亦参与教科书的编写工作。随着中国地质教育的发展及教材的大量出版，教科书知识内容及教授方法开始受到反思，中学地质学、矿物学课程教授内容、教材选择、课程安排等问题亦颇受关注。

地质学教科书的发展，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即学制的变革或教育政策的变化，以及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前者是教科书编写的重要依据，后者则是地质学教科书本土化的知识保障。故本书除讨论教育改革对教科书发展变化的影响外，还将教科书发展置于整个学科发展史背景下讨论。地质学是中国近代发展较早的学科，民国初年即完成建制化，聚集了国内外优秀的研究学者。地质调查所的成立和本土考察人才的培养，使中国人在本土独立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可能。当本土考察成果编入地质学教材时，教科书的知识体系随之改变，并由单纯的翻译自他国教材逐步过渡到适应中国学校教育之需求，完成了地质学从翻译引进到探索创新的过程，书中名词、术语也得到统一。

本书以近代地质学、矿物学译著及教科书为研究对象，梳理近代教科书出版概况，考察教科书知识体系的变化，结合社会史、教育史、学科发展史，考察地质学传播脉络，并探讨教科书与名词统一、地质教育之关系。时段则以1853年首部介绍西方地质学知识的译著《地理全志》出版为始，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为终，重点研究进入20世纪后出版的地质学教科书。矿物学原属于地质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本书既以地质学译著和教科书为研究对象，矿物学相关书籍自然包括其中。晚清时期在采矿以富国强兵的愿望驱使下，中国学人翻译出版了大量矿物学译著，民国时期学校教育偏重实用，出版的矿物学教科书所占比例极大，故本书亦有相当篇幅讨论矿物学译著、教科书。全书以时间为序，考察各阶段地质学的发展及教科书内容特点，共五章。

第一章介绍早期地质学在华传播情况。以晚清西学东渐为背景考察近代地质学的传入，论述地学、矿物学译著出版概况以及《遐迩贯珍》《六合丛谈》《格致汇编》等刊物中的地学知识，部分地质学、矿物学译著作为路矿学堂教材，在清末有一定影响。益智书会选定发行教科书近百种，包括介绍地学知识的艾约瑟“西学启蒙”十六种及傅兰雅《格致图说》《格致须知》丛书。因彼时西方地质学处于发展阶段，学科精细化程度不高，在晚清的西学译著中，地质学、地理学等学科研究范畴界限并不十分清晰，晚清多以“地学”表示地质学，部分地理学译著亦包括地质学知识，故此章节中亦用“地学”统称晚清地质学相关译著。

第二章论述1902~1911年地质学、矿物学教科书的特点和影响。讨论晚清中小学、大学堂地质学和矿物学教育情况，介绍教科书出现的社会背景及晚清地质学、矿物学教育情况，梳理清末出版的主要地质学、矿物学教科书，将地质学教科书与晚清地学译著作比较，同时分析汉译日文教科书及译自英美国家教科书的异同，并探讨这些书籍的主要特点、知识来源、评价及影响。这一时期教科书多译自日文，编译者多有留日背景，受过科学训练，教材内容差别不大，书中名词、术语也相对统一，与晚清译著知识体系差别较大，部分书籍直至民国年间仍多次再版，影响深远。

第三章讨论民国初年学制改革及地质学、矿物学教科书出版情况，介绍地质调查所成立始末及在此时创办的地质刊物，论述地质研究所对专门调查人员的培养及我国高等地质教育的发展，强调地质学建制化对教科书的影响，并分析此时出版的重要矿物学教科书及其影响。地质调查所、地质研究所的成立及系列地质刊物的创办，高等地质教育的发展和地质人才的培养，推动了本土地质考察的开展，当新的考察成果被编入教材后，教科书的知识体系逐渐改变。

第四章分析“壬戌学制”颁布实施情况及美式教育对中国的影响，梳理这一时期中国地质学发展及地质学、矿物学教科书出版概况，并以谢家荣所编中学教科书《地质学》为例，探讨职业地质学家编撰教科书的特点。这一时期教材以自编为主，体例多仿美式教材，编撰者包括中学教师、地质调查部门从业人员以及职业地质学家，他们结合教学经验和考察成果编写教材，书中科学部分较为准确，且案例和材料多以本国为主。

第五章探讨清末至全面抗战前三十余年间地质学、矿物学教科书知识体系的变化，包括本土考察知识与最新研究成果在地质学教科书中的体现及地质学、矿物学实验课程的开展。通过分析当时学者、中学教师等群体对中国地质教育的相关讨论，进一步探讨地质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说明地质学家和中学教师不仅反思现有教材的诸多不合理之处，提出改良建议，还试图探索适合中学地质学、矿物学课程的教授方法，进一步推进中国地质知识的普及。本章还总结了地质学名词术语统一过程，晚清传教士翻译地质学名词多以音译为主，译名繁杂，益智书会曾尝试统一科技术语，但收效甚微。清末民初，译著受日本影响较大。民国初年确定了名词翻译的方向，沿用日译名词，并谨慎创造新词，通过权威专家审定、教育部参与核定等方式，基本实现了名词统一；相关辞典的出版，更使得教科书名词翻译有据可依。

(1) 黄汲清：《三十年来之中国地质学》，《科学》第28卷第6期（1946年），249~264页。

(2) 《努力周报》1922年第12期（7月23日）第1版。

(3) 陆费逵：《中华书局宣言》，《申报》1912年2月23日。

(4) 《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缘起》，《教育杂志》第4卷第1期（1912年），105~120页。

(5) 章鸿钊著：《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

(6) 李春昱著：《中国之地质工作》，南京：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

(7) 王子贤、王恒礼著：《简明地质学史》，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王仰之著：《中国地质学简史》，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中国地质学会编：《中国地质学学科史》，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

(8) 唐锡仁、杨文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9) Tsui-hua Yang, Geological Science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2~1937, Ph. D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the New York at Buffalo, 1985.

(10) 张九辰著：《地质学与民国社会（1916~1950）》，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

(11) Shellen Xiao Wu, Empires of Coal: Fueling China’s Entry into the Modern World Order: 1860~1920,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2) Grace Yen Shen, Unearthing the Nation: Modern Geology and 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13) 崔云昊著：《中国近现代矿物学史：1640~1949》，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

(14) 杜石然、范楚玉、陈美东、金秋鹏、周世德、曹婉如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董光璧主编：《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陈美东、杜石然、金秋鹏、范楚玉编著：《简明中国科学技术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谢清果著：《中国近代科技传播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15) 吴凤鸣著：《吴凤鸣文集》，北京：大象出版社，2004年；吴凤鸣著：《吴凤鸣文集·第二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1年。

(16) 王鸿祯主编：《中国地质事业早期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17) 任纪舜主编：《黄汲清中国地质科学史文选》，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

(18) 王国方：《清末民初我国地质教育之萌芽》，见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委员会编：《地质学史论丛（一）》，北京：地质出版社，1986年，71~74页；陶世龙：《中国地质事业之开端》，见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委员会编：《地质学史论丛（二）》，北京：地质出版社，1989年，5~8页；陶世龙：《从庞培烈到维理士》，见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委员会编：《地质学史论丛（三）》，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5年，15~21页；周其厚、刘亚民：《洋务派与中国近代矿业的兴起》，见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委员会编：《地质学史论丛（三）》，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5年，195~199页；陶世龙：《地质科学知识的普及与中国社会的进步》，见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委员会编：《地质学史论丛（四）》，北京：地质出版社，2002年，354~360页。

(19) 叶晓青：《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3~72页；叶晓青：《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7~25页；王鸿祯：《中国地质学发展简史》，《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第17卷（1992年，增刊），11页；周其厚：《论晚清西方地质学的输入及影响》，《齐鲁学刊》2003年第2期，21~24页；刘爱玲、李强：《晚清社会变迁与近代地质学在中国的传播特征》，《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第23卷第6期（2006年），12页；Dazheng Zhang, Paul Carroll, “A History of Geology and Geological Education in China (to 1949)”,Earth Sciences History, Vol. 7, No.1, 1988, pp. 27~32；Wang Hongzhen, Yang Guangrong, Yang Jingyi,Interchange of Geoscience Idea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Wuha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Press, 1991。

(20) 艾素珍：《清代出版的地质学译著及特点》，《中国科技史料》第19卷第1期（1998年），11~26页。

(21) 张九辰：《中国近代地学主要学科名称的形成与演化初探》，《中国科技史料》第22卷第1期（2001年），26~37页。

(22) 吴凤鸣：《明清两代几本地质译著简评》，《自然辩证法研究》1985年第4期，67~69页；崔云昊、潘云唐：《中国矿物学翻译史略》，见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研究会编：《地质学史论丛（二）》，北京：地质出版社，1989年，92~98页。

(23) 钱存训著，戴文伯译：《近世译书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文献》1986年第2期，176~205页；陈志勇：《译书与中国近代化》，《国学》2010年第3期，26~29页。

(24) 叶晓青：《中国最早谈化石的科学译著》，《化石》1982年第3期，24~25页；叶晓青：《早于〈天演论〉的进化观念》，《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年第1期，100~103页；叶晓青：《赖尔的〈地质学原理〉和戊戌维新》，《中国科技史料》1981年第4期，78~81页。

(25) 王仰之：《关于〈地学浅释〉和〈金石识别〉两书介绍中所存在的几个问题》，《地质评论》第26卷第6期（1980年），551~552页；李鄂荣：《关于〈地学浅释〉的几个问题》，见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委员会编：《地质学史论丛（一）》，北京：地质出版社，1986年，80~89页；吴凤鸣：《一部西方译著的魅力——〈地学浅释〉在晚清维新变法中的影响》，《国土资源》2007年第9期，55~59页；聂馥玲、郭世荣：《〈地质学原理〉的演变与〈地学浅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汉文版）》第41卷第3期（2012年），307~313页；孙晓菲、聂馥玲：《〈地学浅释〉增设子目录的方法及来源》，《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6卷第4期（2015年），413~423页；Shellen Xiao Wu, Empires of Coal: Fueling China’s Entry into the Modern World Order: 1860~192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26) 李鄂荣：《“地质”一词何时出现于我国文献》，见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委员会编：《地质学史论丛（一）》，北京：地质出版社，1986年，100~108页；邹振环：《慕维廉与中文版西方地理学百科全书〈地理全志〉》，《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51~59页；杨丽娟：《慕维廉〈地理全志〉与西方地质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5卷第1期（2016年），48~60页。

(27) 吴凤鸣：《介绍鲁迅的三篇地质学论著》，见中国地质学会地质学史委员会编：《地质学史论丛（一）》，北京：地质出版社，1986年，94~99页。

(28) 夏湘蓉：《麦美德及其所著中文本地质学》，《中国地质》1991年第4期，31页；王仰之：《我国最早的几种地质学教科书》，《中国地质》1991年第9期，29页。

(29) Adrian A. Bennett,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王扬宗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美）戴吉礼（Ferdinand Dagenais）编：《傅兰雅档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30) 邓亮著：《艾约瑟在华科学活动研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31) 邹振环著：《晚清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32) 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3) 邹振环著：《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

(34) 邹振环著：《疏通知译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35) 周予同等著，教育杂志社编：《教材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吴研因、吴增芥编：《小学教材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36) 王建军著：《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

(37) 毕苑著：《建造常识：教科书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

(38) 石鸥、吴小鸥编著：《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石鸥著：《百年中国教科书论》，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39) 石鸥著：《民国中小学教科书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8年。

(40) 汪家熔著：《民族魂——教科书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41) 关晓红著：《晚清学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42) 蔡元培、蒋维乔、庄俞等著：《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87）》，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高崧编选：《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1897~1992）》，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商务印书馆编：《商务印书馆一百年（1897~1997）》，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法）戴仁著，李桐实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7》，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李家驹著：《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著：《我与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俞筱尧、刘彦捷编：《陆费逵与中华书局》，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43) 毕苑著：《近代教科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44) 吴小鸥著：《清末民初教科书的启蒙诉求》，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45) 王善昌著：《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46) 熊明安著：《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李华兴主编：《民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