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二〇〇五年
第一章
康德的哀叹
内森·莱恩二十八岁，是费耶特县的助理检察官。他拥有艾奥瓦州路德学院的哲学学士学位、印第安纳州瓦尔帕莱索大学的法律学位以及佛蒙特州法学院的环境法硕士学位。令人惊讶的是，后两个学位他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拿到了，还获得了瓦尔帕莱索大学的全额奖学金，他在那里学习了一年，然后学分转到了佛蒙特州，以便他能仅用三个夏天的学习时间就获得自己的硕士学位。与此同时，这个来自艾奥瓦州农村的白人农场的孩子，还在印第安纳州已经废弃的工业城加里市的一家全是黑人表演脱衣舞的俱乐部当保镖，靠这个给自己筹措到了一部分学费。
内森身高六点九英尺，体重二百八十磅。他在自己那幢位于奥尔温第三行政区的四居室房子里走动时，行动优雅得令人称奇。只有当他习惯性地将手缓缓地伸到脸上，然后很快地擦一下鼻尖，好像要抹去只有他才看得到的污渍似的时候，你才会注意到他的大块头。或许是深知自己无论说什么，他的体格都会加重他所说的话的分量，因此内森的表达相当简练。这种习惯突显了矛盾的严重性，正是这种矛盾定义了他的生活。
尽管体型高大，内森这位在册的共和党人平时开的都是一台白色的大众捷达柴油车，他开着这车已经跑了十七点七万英里，相当于绕地球七圈，其中大部分行程都在艾奥瓦州境内。他穿着灰色西装、白衬衫，系了蓝色领带，两个拇指上各戴了一枚戒指，准备前往西尤宁镇出庭。内森一头深金色头发，两侧较短，顶部较长，借助于发胶的硬度，头发被打理得相当整齐，像一排排冬小麦硬茬似的。莱恩这个姓来自挪威语；在内森的宽额头下是一双雪橇犬般的蓝眼睛。他一直都喜欢“蔓延的恐慌”（Widespread Panic）这支迷幻嬉皮士乐队的音乐，只要他们在离他四百英里以内的地方举办音乐会，他一定会赶去观看。迄今，内森已经看了十九场他们的音乐会。在他那台捷达车的后备厢里放着一件Mossy Oak的迷彩狩猎背心，口袋里塞满了猎枪子弹和木制的火鸡哨子；一个装满警方报告和证词的纸箱；以及一把十二毫米口径的半自动温彻斯特X2霰弹枪。
二〇〇五年五月中旬的一天，从萨斯喀彻温省(1)的里贾纳吹来的冷空气一路经过达科他南下，受此影响，奥尔温上空阴沉沉的，乌云翻滚。内森的父亲在城外十二英里的那片内森从小长到大的农场上种玉米，由于天气预报说还有更多降雨，为了赶在土壤变得太湿而无法耕作之前播下当年作物的种子，内森的父亲打算一直在那里忙到天黑再走。除此之外，农场上还有一大堆的事要做，其中大部分都是围绕着内森父母喂养的大约五十头林肯长毛羊和考力代羊转的： 打扫畜栏，换水，给公羊和母羊喂干草。内森脱下了西装，换上了破旧的背带裤和十五号工作靴，开着他的白色捷达沿一五〇号公路一路往北行驶。在长长的落日余晖里，恩典卫理公会教堂披上了一片深栗红的色彩，他的车经过教堂，然后右转沿着三号公路往西开去。傍晚的空气中弥漫着割过的草皮和潮湿的路面的气味，但还是难掩其中混杂着的骚臭刺鼻的猪屎味。二十英里外的西面天空像淤青块一样暗沉，阿米什人早已拉紧了马车上的塑料遮雨门，催着他们的佩尔什马赶紧跑。
内森出生和成长的家坐落在碎石路尽头小草坪的一个小高地上，是一栋白色的房子，外墙装有楔形板，房子里有三间卧室。它建于一九一〇年，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有些歪，从地基到屋顶，从西北角到东南角，有两度或三度的偏差，这是草原上狂风肆虐的有力证明。屋外的风景，既有朴素的蔚为壮观，又有令人窒息的荒凉，简直让人叹为观止。从车道开始，一英里一英里的刚刚种下的玉米和大豆向四面八方蔓延开去，不时地被一条常绿的防护林或树木的一根枯枝打断视线。尽管这里气候恶劣，但在人们的记忆中，这里的枫树和橡树跟农舍一样，始终都矗立在那里。倔强，似乎成了这个地方的一道风景。
节俭则是这里的另一道风景。在农舍里，内森的母亲和父亲站在厨房的水槽边。厨房里有一个小小的四眼灶头，一排白色木柜，一张带两把椅子的阿米什风格的桌子，一个小冰箱。房间里堆满了数十册甚至不下上百册的农业公告、年历、杂志以及这家人为了预测绵羊和农作物的价格反复翻看的折页，包括《华莱士的农民》（Wallace's Farmer）、《今日农民》（Today's Farmer）、《绵羊》（Sheep）杂志、《玉米种植者》（Corn Producer）以及艾奥瓦农业局出版的《发言人》（Spokesman）。这里没有互联网和电脑，也没有传真机或黑莓手机。除了那部固定在墙上的电话，这里唯一跟现代技术沾上边的是放在料理台上的那台小电视机，每到星期五晚上八点，内森的父亲就一边看着PBS频道的《市场到市场》（Market to Market）节目，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回应着两位主持人说的话。
莱恩一家所做的每一个决定——要买多少种子，从谁那里购买；什么时候收割；农作物收割后放多久再卖——都是通过把过时的财经信息和那些细小微妙的季节性变化叠加在一起而得出的。明天该去做什么，取决于这个星期的天气跟去年的收益率比较的结果，或者取决于今天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期货市场与澳大利亚或加拿大羊毛产量的预期趋势有着怎样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莱恩这家人不像农民，反倒更像那些不太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神秘主义者，除了天气和有机化学，他们深信还有一百种别的既看不见又控制不了的力量存在。看着他们倚靠在这间小厨房的料理台边上，就能理解农业这种盲目的信仰与宗教之间的联系。如果你对一年当中所种植的玉米或豆类作物深信不疑，那你似乎也可以对任何事情都抱有信念了。
内森的父亲詹姆斯今年六十九岁了。他有一头黑色的短发，眼镜片已经开裂。他的背不太好，站着的时候身体有些歪，但身穿红蓝相间的工作衬衫、牛仔裤，脚蹬一双运动鞋，看上去不过五十岁的样子。他的母亲唐娜七十岁了，齐肩棕发已经渐渐灰白。她穿着牛仔裤，配一件浅灰色的羊毛衫，尽管她的手弯曲着，关节处像猛禽的爪子，很明显是患了关节炎的缘故，但她看上去还是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老夫妻俩的个子都不矮（詹姆斯六英尺，唐娜五英尺七英寸），却说不清内森高大的身材到底遗传了谁的。厨房的天花板有些低，地上铺的油毡地板也在剥落，内森弓着身子走进厨房时，仿佛一下子就把整间屋子都塞满了，而他的父母看上去也像缩小了似的。他就站在冰箱边上，但奇怪的是，他的父母几乎没注意到他的出现。内森看着像是刚从羊圈回来，一进屋就喝了一杯水；大家一句话都没说。随后，内森跟他们点了个头，出去查看羊群。眼看着暴风雨就要来临，他父亲也要再出去开拖拉机了，谁也没时间聊天。
农业一直以来都是费耶特县——往大了说，也是艾奥瓦州的命脉，而且现在依然如此。内森每周至少会去他父母那里三次。每逢四月底到五月中的春耕期间，还有夏末收割和打包干草、秋天收割玉米以及冬天母羊生小羊羔时，他每天晚上都会回父母家。莱恩农场经营得相当成功，部分也正归功于此。这当然也跟土地的肥沃分不开。这里种植玉米的土壤，其可持续发展（CSR）的评级达七十五至八十五分，满分是一百分，人们已经在此耕种了一百五十年，而费耶特县的这片土地依然异常肥沃。这里的年平均降雨量为三英尺，因而农民不必像美国其它很多地方的农民那样为灌溉农田而劳神费心，每次播种后都能省下数千美元的费用。由于百分之五十的耕地用于大豆轮作，莱恩农场每年基本上靠间作作物就可以实现保底收益，种植干草也只是为了饲养绵羊而已。至于卖羊毛、羊羔，偶尔卖公羊或母羊，多数时候是出于对劳动的热爱——或者说，在习惯了清苦生活的内森父母看来就是一种享受，这也是莱恩家的羊在远至马里兰州和科罗拉多州获奖的原因。总而言之，这就是詹姆斯·莱恩和唐娜·莱恩夫妇俩近四十年来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
不幸的是，对于奥尔温周围的许多农场家庭而言，莱恩家的农场是个特例。自一九八〇年代初以来，费耶特县的四家农场中有三家已经倒闭了，这在美国乡村的每个地方都是大势所趋。取而代之的是，很多家庭农场已经成为诸如嘉吉公司(2)和美国阿彻丹尼斯米德兰公司(3)这类私营企业不断增持的附加资产。若非那样，随着土地和玉米价格自由落体式的下降，像莱恩农场这样的小农场就会被迫破产，沦为那些控制着包括费耶特县这样的大部分农村土地的少数家族的目标。土地卖了，工作也没了着落，大量的人口在过去二十五年里离开了农场聚集的区域。奥尔温的情况相当典型： 一九六〇年到一九九〇年间，当地的人口从八千减少到六千出头，下降了近百分之二十五。受教育率和就业率也随之下滑。对那些留守在美国农村的人而言，二十五岁以上的男人当中，仅有十分之一接受过至少两年的大学教育。这里的平均失业率是美国城市失业率的一点五倍。也就是说，跟大多数的农业区一样，如今靠费耶特县的经济命脉——农业为生的人口，已远远少于二十年前的。
出于对父母的尊重，内森在描述他们的生活境况时没有用“贫困”这个词，尽管差不多任何一个定性分析都会给他的父母贴上“贫穷”的标签。虽然艾奥瓦州北部气候恶劣，莱恩家这栋有着百年历史的农舍只在房屋的一侧装了护墙板。内森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从慈善商店（Goodwill）淘来的。内森说，圣诞节于他们而言是用来祈祷而不是互赠礼物的，倒不是因为宗教上的约束，而是因为经济上的拮据是向来看天吃饭的农民普遍都要面对的。唐娜的父母是来自艾奥瓦州韦弗利的新德国移民，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住在这里。一九六八年，唐娜的第一任丈夫在车祸中丧生。此后四年，她一个人经营着农场，直到一九七二年嫁给了在汽车修理行打零工的第一代挪威移民詹姆斯。那个时候，农作物的售价还不错，在费耶特县，农场的平均面积仍是二百五十英亩——这样足够维持生计。从那以后，占地四百八十英亩的莱恩农场历经不同的时代，已经成了一个神奇的存在。内森说，周围许多农场的耕地面积是他们家农场的十倍，而且都是用配有GPS导航、价值二十五万美元的农耕机械设备来进行耕种。而他父亲所使用的设备基本上早已可以送去博物馆了。
有朝一日是否会接手父母的农场，这是内森的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就目前而言，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没有人比内森更了解农场的里里外外，也没有人比内森更理解这片土地蕴含的意义。土地这东西，要么你对它充满渴望，要么你根本无动于衷；如果你天生拥有这样的渴望，就能发自内心地理解莱恩夫妇俩，都已经是六十九岁、七十岁的人了，哪怕每天累得腰酸背痛，也要保住自己的农场。这么做并非出于使命感或审美，皆因流淌在身体里的血液使然。
因为这个农场，内森从法学院毕业后就回到了奥尔温。在离家三年的时间里，内森留长了头发，利用在大学学到的哲学知识，尽量解除宗教训练对他行为举止的严格限制。一旦进入更广阔的世界，为了掩盖他来自小地方且与世隔绝的成长经历所带来的不适，内森尝试了——据他自己估计——包括甲基苯丙胺在内的人类已知的每一种毒品。即使在他为自己围绕法律的约束性要素而建立的生活做好了准备的时候，他仍然一步一步地将那些构建起自己人生的基石捋了一遍，并试图摧毁这一切。但他无法毁掉的是自己想要回家的那份渴望，还有跟自家那片土地的血脉相连。内森自己心知肚明，重回故里意味着他将永远错过离开艾奥瓦州的最佳机会。
当内森在二〇〇一年重返故乡时，他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截然不同的理解。离开前，他还是一个不谙世事、极端保守的路德派教徒，归来时，他对环保运动怀着满腔的热忱。当地在用水方面的立法成为他环保运动的主要目标，在他看来，这些不负责任的立法对农民和牧场主给予了偏袒性的支持，与此同时对河流，比如他心爱的伏尔加河(4)——密西西比河的一条支流——造成了污染。尽管他在社会议题上属于典型的草根自由派，但内森对当地的财政持保守态度。最近十年里，建造监狱成为艾奥瓦的主导经济类型之一，内森则主张对本州的强制戒毒康复中心进行投资，而不是建造更多的监狱。他不再去教堂做礼拜，但加入了由教会赞助的社会变革组织。他阅读阿奎纳(5)和康德(6)的著作，买了一辆大众的巴士，并组织了公共区域的垃圾清理活动。有一阵子，他跟当时的女友住在滑铁卢市，从奥尔温往南开过去有一小时车程，她是他在法学院认识的。据内森说，他父母列出了一长串理由来反对他们俩的关系，其中包括她胸部丰满、身材娇小、留着短发；她信犹太教；她来自大城市（印第安纳波利斯）。在一次大吵之后，内森确信他会和住在旧金山、跟自己关系有些疏远的哥哥一样，放弃接管农场的希望。奥尔温四周那些保守的农民都深信，过不了几年他就会接手家族农场的生意，但他对环境变化的一腔热情彻底打破了这种普遍的看法，他也以此自我安慰。尽管如此，他对自己的生活依然深感迷茫而困惑，家，是那个在智识上和精神上限制着他的地方，也是一个让他心生向往的地方。一切都不再熟悉。内森想要做些什么，但最后什么也没做。
正是在那个时候，拉里·墨菲给他打了个电话。墨菲，小镇一带的人都叫他老墨，出生在艾奥瓦州迪比克的一个信奉天主教的民主党家庭，曾经在肉类加工厂做过工。拉里的父母生了十个子女，最后活下来八个，其中有四个目前或曾经在本州从政。老墨连任过三届州参议员，其中一任上，当时还在上高三的内森曾作为实习生为老墨工作过。二〇〇二年一月，也就是内森搬回艾奥瓦州一年之后，老墨在奥尔温深陷财政困境时出任镇长一职。除了农场的问题之外，芝加哥大西部铁路公司也关闭了发动机制造厂，镇上的泰森肉类加工厂发的工资仅为一九九二年的三分之一。随着学生人数的减少以及税收拨款的下滑，奥尔温高中面临着关闭的危险，万一真走到这一步，就会给全校大约四百名学生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他们得坐公共汽车去五十英里开外的学校上学，开销会很大。
当一切被抽空的时候，甲基苯丙胺的生产和销售有了进展。不仅在奥尔温，甚至在整个艾奥瓦州，冰毒已经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领域之一。在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二年间，没有一个合法行业能像冰毒那样在生产和销售上实现百分之一千的增长，而在这四年里，玉米的价格持平，牛肉的价格实际上还下跌了。
为了避免失去自己抵押的土地的赎回权，农民们绞尽脑汁，将液氨（一种常用化肥）出售给冰毒制造者用于毒品生产。其他一些人则放弃务农，转而加入小规模的毒品制造业。在肉类加工厂上班的工人则不断加量购买毒品，好让自己连班倒的时候能保持足够长的清醒时间。各种小型的合法企业相继破产，冰毒实验室逐步取而代之。用内森的话来说，畜牧业和农业跟毒品之间开始为了力争成为奥尔温的命脉而展开激烈较量。
“说到噩梦，”内森回忆道，“所有建立开化的文化的基础在我们这里已经荡然无存了。这里成了第三世界。人们开始把奥尔温称作‘冰毒房’（Methlehem）(7)。”
二〇〇二年三月，在他的第一个镇长任期之初，拉里·墨菲给内森打了个电话，提出请他来担任县助理检察官，附带条件是必须清除奥尔温的冰毒。和内森一样，新上任的镇长也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还邀请内森与他一起打造出一个榜样，让大家看看一座自强不息的小镇是如何在困难时期获得成功的。当然，他也充分利用了内森一心想要离家更近些的愿望。当内森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时，他与他女朋友之间的问题也随之多了起来；自打他回到艾奥瓦州后，他第一次想要离开滑铁卢重回奥尔温镇。老墨告诉他，在州政府工作的话，那么他在平时晚上和周末就会有大把时间去父母的农场帮忙，无论他和他们之间有什么隔阂，这些都可以逐渐愈合。无论是个人层面上的问题，还是公民层面上的问题，老墨说，在内森身上最终都会迎刃而解。内森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是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人，”内森在二〇〇五年时说，“我从彻底的麻木不仁变成了完全的干劲十足，前后大约也就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打算治理好这个地方。当时我对此深信不疑。从某种角度而言，我至今依然这样认为。”
早在二〇〇五年的时候，奥尔温的冰毒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小型实验室的阶段，美国的许多地方亦是如此。而在前一年（二〇〇四年的统计数据在我去奥尔温的时候刚刚公布），艾奥瓦州查封了一千三百七十个制毒实验室，伊利诺伊州查封了一千零九十八个，田纳西州此前早已查封了八百八十九个，内布拉斯加州此前早已查封了六十五个，佐治亚州的执法人员查封了一百七十五个，亚利桑那州查封了七十一个，俄勒冈州查封了三百二十二个。不过，这些州都不是密苏里州的对手，后者共查封了两千零八十七个制毒点。在一九九八年内森上高三那年，当时艾奥瓦州查封的制毒实验室仅为三百二十一个，到了二〇〇四年，这个数字增长了近百分之五百。而且，这还真只是冰山一角。在说到全国各地的现状时，奥尔温镇警察局局长杰里米·洛根坦承，执法部门最多也就围剿了现有制毒实验室总数的十分之一。单单二〇〇三年和二〇〇四年，从艾奥瓦州的制毒实验室里解救出来的儿童就有七百人，以此推算的话，也就是说，至少有七千名儿童每天生活在制毒家庭作坊，每生产出一磅可用的甲基苯丙胺，就要制造出五磅的有毒废物，而这些废物通常都只是丢弃在厨房垃圾里。
内森估计，到我跟他认识的时候为止，他经手的所有案子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或多或少跟毒品有关： 制毒和贩毒、持有毒品、持有并企图贩卖毒品、非法向未成年人贩卖毒品以及在非法物品的影响下驾驶等。他说，一百起这样的案件中，有九十八起他不得不提出抗辩。最让他困扰的莫过于这些罪行，不仅数量多，还牵涉到儿童。其中许多涉及儿童性侵。另一些则涉及对儿童疏于照料，而且达到了一个数量级——三岁孩童被独自留在家中一周，还要照顾自己的弟妹；孩子们喝自己的尿来防止脱水——这些以前在奥尔温都是闻所未闻的。
奥尔温的人口数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期间稳步下滑，并且时至今日仍在持续下降，尽管速度有所减缓。由此导致了税收长期、稳定的损失。在这样的环境下，某些基本的公共职能就成了一种奢侈。让路灯在夜里一直亮着不再是想当然的事。庭审，由于开销大，从经济角度来看已经不再可行。长期监禁也是如此。由于这些问题在整个县乃至整个州都存在，因而根本没有地方安置吸毒者。费耶特县监狱人满为患，本地监狱以及位于麦迪逊堡的艾奥瓦州立监狱也是一样。在费耶特县，根本没有康复机构可言。公共服务部每个星期都在裁员；到二〇〇五年十月，内森的女朋友洁米也要失业了。
那年五月的一天，我和老墨坐在一起看棒球赛，奥尔温的哈士奇校队在对阵迪科拉维京人队的两场比赛中败下阵来，此时已经是老墨的第二个镇长任期的中段，我问他，他第一次注意到冰毒成为一个真正能影响奥尔温当地生活的因素是在什么时候。跟内森一样，他也说是在二〇〇三年，当时制毒实验室的数量犹如瘟疫一般迅速攀升。我又问，既然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几年了，他对此有什么打算呢。老墨头戴一顶海军蓝棒球帽，脸上架着一副飞行员太阳镜，看上去是个充满活力、非常健康的五十岁男人，这会儿他一反常态地沉默了。“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最后他开口道，“我担心的是根本就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不清楚这条路该怎么走。”
或许老墨比其他人都要清楚，过去二十年来，奥尔温的财政困难让冰毒问题变得日益严峻。他的工作理念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解决小镇的经济困境，这样的话，毒品问题也会随之迎刃而解。不管怎样，那至少是个愿望。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冰毒似乎完全超出了任何理性的、可计算的变量范围。老墨说，假如冰毒只会吸引那些一无所有、一败涂地的人的话，那么最后为什么是那些“好的家庭”承受其后果呢？就在最近，在当地开美容院的一个女人的遭遇令人唏嘘。某天晚上，这个女人的丈夫因为吸毒后产生的严重幻觉而指责她睡在他身旁跟一个陌生人发生了性关系（其实当时她和她女儿正躲在隔壁的房间里），随后他还企图杀死她。老墨说，奥尔温似乎笼罩在一片难以挣脱的虚无主义的感觉里。
能证明经济损失与冰毒用量增加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的一个例子是，那些不起眼的炮制冰毒者大都觉得自己是他们那种人里硕果仅存的最后一批，就像二十世纪早期的私酒贩子一样，不仅是铤而走险的罪犯，也是走投无路的小商人。在那么多店铺关门大吉之后，正是那些被警察称为瘪四和大头蛋(8)的制毒者们，把自己吹成了在日益衰落的奥尔温镇经济中屹立不倒的企业家。他们的生意蒸蒸日上，随之而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人们在吸食了冰毒之后，一连几天都会感觉良好。这些制毒者自视为当代花衣魔笛手(9)，他们在小镇上的出现让一个尚无明确答案的问题暴露了出来： 还有别的什么能让人感觉良好吗？大家普遍都是这么想的。在内森·莱恩的家对面，就在离他家前门大约九十英尺的地方，住着一对已婚夫妇，两人昼夜不停地制毒，直到二〇〇三年内森对他们进行庭审、定罪。
奥尔温的那些小打小闹的制毒者炮制的是一种被称为“纳粹冷”（Nazi cold）的甲基苯丙胺，它主要是用液氨——农民喷洒在地里的一种富含硝酸铵的化肥——以及从感冒药“速达菲”和“康泰克”里头提炼的伪麻黄碱制成。之所以取名“纳粹冷”，部分是因为对感冒药的依赖，部分是因为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甲基苯丙胺合成工艺，要依赖硝酸铵。对于后一种成分，德国人的供应量相当充足，因为硝酸铵也是弹药的关键成分。（有了足够的弹药和冰毒，人们或许会得出结论： 凡事皆有可能。）战争期间，德国的甲基苯丙胺由德国的泰姆勒制药公司（Temmler）和诺尔制药公司（Knoll）研制，并以“柏飞丁”（Pervitin）这个名字进行销售，实际上它是在实验室制成的，而且产量惊人： 每月数百万片。
相比之下，“纳粹冷”这种冰毒可以在任何地方制作，而每次烧制时的用量极少超过一磅，但是很可能只产出几克毒品，后者被当地人冠以各种名称： 赃物（swag）、大便（shit）、批次（batch）和“神力”。过去十年，艾奥瓦州的制毒实验室的地点包括渔具店、河道驳船、挖掘机开挖的隧道管网、联合收割机的驾驶室、成千上万的厨房水槽、浴缸和汽车旅馆的房间，还有一所高中的更衣室，一个老年之家，住在那里的老年人被喂食了过量鸦片类物质，这样就不会在人们忙于炮制毒品时醒过来。在艾奥瓦州某县，校区附近禁止销售烘焙糕点，因为有几个孩子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带着沾了冰毒的巧克力饼干和脆米饼到学校，导致一些同班同学患病。
与二
英一样，冰毒的残留物在合成后的几天内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能粘在食物、台面、微波炉内壁、水槽底部，还能与人体的肺组织结合。制造这种毒品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存储在零下二百华氏度的液氨，其释放出的“热量”高到可以穿透人体组织，直接灼伤骨头。截至二〇〇五年，在奥尔温，制造冰毒的过程通常是在一个二十盎司的苏打水瓶而不是真正的实验室里完成的。这个过程中至少有一个步骤——在液氨中加入锂——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导致爆炸性沸腾。而另一种制毒方法中，在红磷中加入蓝碘这一步通常会产生磷化氢气体，这种气体的毒性足以烧灼肺部和咽喉组织。冰毒还有其他副作用，比如当你的毛孔努力张开以便将毒品排出体外时，会出现出血性皮肤溃疡，通常是被感染了；内脏会因为缺水而干瘪萎缩；从CAT扫描图像来看，大脑的大部分区域的神经递质完全耗尽： 有一种一个人由内而外逐渐崩溃瓦解的感觉——看起来几乎就像我们在失去意识后重新醒过来的人身上看到的那样。然而极为讽刺的是，这种恐怖的情形完全是由我们自己亲手造成的。
其实，称其为“实验室”并不是很恰当。制造“纳粹冷”所必需的，除了液氨和感冒药之外，还有装在电池保护层下面的锂金属条（拉开保护层下面的锌铝合金涂层即可获得），以及一些科勒曼（Coleman）灯笼燃油和九年级的化学知识。自从警察开始对很多住宅进行突击搜查、寻找冰毒实验室，用一个苏打水瓶代替一对装有医用软管的水桶的装置便流行了起来。这种装置名为“单批次系统”（single-batch system），是为了便于在骑山地车的同时制毒而专门设计的。采用这种做法的制毒者相信，与在家里的实验室不一样，如果他们将苏打水瓶绑在自行车后座上，骑着车到处跑，就可以使烧制过程中产生的气味散发掉。他们进一步相信，警方不可能怀疑一个骑着自行车的人正在制毒。没过多久，警察就逮了个正着。有一次是在某年夏天，费耶特县的一位警察看到一个孩子坐在大片玉米地旁的路边，于是把车停了下来。那个男孩的自行车被拆开了，散了一地，他的身边放着一个苏打水瓶，里面有一小团火在燃烧： 他决定在等待冰毒制作完成的同时，把自行车拆开再重装起来。这个男孩问警察为什么停下车来。警察的回答带着中西部特有的幽默：“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你需要借一把螺丝刀。”
每一个制作“纳粹冷”的人首先需要订购大量感冒药。为此，制毒者通常会雇一些人替他们跑腿，以一部分成品作为交换。这些人会开着面包车从一个镇跑到另一个镇，去加油站、沃尔玛和药店弄感冒药，不管是用偷的，还是花钱买，反正越多越好。他们可能今天在这个县，明天就跑到了那个县。假如他们最近在奥尔温镇一带特别活跃，那么他们可能会跑到明尼苏达州的喀里多尼亚，中途再去一下艾奥瓦州的迪科拉、肯德尔维尔，回程时经过威斯康星州的普雷里德欣扫荡一圈后再打道回府。全国各地的警察抓住面包车这个特征，盯紧车上的乘客举止极其可笑这一情况，便可将他们一举拿下，他们还把这种收集药的过程称为洗黑钱。
如果制毒者做得比较成功的话，还可能有自己专门的液氨供应渠道，通常是从农民那里搞到，农民则可以获得利润分成。然而，对于小打小闹的制毒者而言，更多的是靠偷。这很危险，受伤也成了家常便饭。用作肥料的液氨需经高度稀释；用来制作冰毒的话，必须是浓缩的才行，这很大程度上得在夜里偷偷摸摸地去弄。为了从笨重的厚壁钢质存储罐中偷到液氨，人们通常会用砖块将钢罐的腿部垫高，找到液氨的沉降线，这跟找石膏墙背后的木龙骨一样，用指关节敲击罐体，根据听到的声音便可很容易地分辨出来，然后在这条线的上面打个孔，这种方法极其危险。接着，这些偷盗者会把罐体下面的砖抽掉，一次抽一块，让罐子越来越倾斜。当液氨从钻孔中流出，他们就用一般的桶或者加固后的煤油桶来装。慈心医院的办公室主任克雷·豪贝格说了好几个故事，其中一个讲到一个男孩在偷液氨的时候有少量液体溅到了他的牛仔裤上，但他在事故发生了近两天之后才去急诊室。他本该早点去的，但他仍处于毒品带来的亢奋中，而且他也不想坐牢。克雷说，等这个男孩到急诊室的时候，他的一个睾丸早已融化了。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去枢纽城市面包房喝咖啡或者去VG's购物的农民中流传，而且一传十十传百，到二〇〇五年夏天，它们开始在奥尔温的文明意识上产生冲突。在全镇开始集中力量清除冰毒问题两年之后，人们渐渐失去了耐心。为了找到冰毒，在内森和老墨的全力支持下，警察局长下令他的手下可以以任何理由要求车辆靠边停下。最近，他还游说市议会通过了一项禁止在城里骑自行车的条例。希望这样的举措可以让那些在城里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用苏打水瓶肆无忌惮地制作冰毒的人从主街转移到乡下某个地方去。奥尔温当地人对此的反应之一是，认为老墨、内森和警察局长应该针对那些经常在居民区引发火灾、让有毒烟雾随风到处飘散的冰毒实验室做些什么，而不是侵犯人们的公民自由。与此同时，奥尔温一个名叫大卫·布洛姆的警官因涉嫌侮辱一个名叫杰森·安尼斯的吸毒者而受到调查。根据艾奥瓦州的《西布兰奇时报》（West Branch Times）的报道，布洛姆逮捕安尼斯时，他的“手臂上插着”灌满冰毒的注射器。之后，警察局的一台摄像机显示布洛姆将安尼斯推倒在地，导致他一只眼眶骨折以及左脸颊复合型骨折。
这类事件造成的影响，除了绝望乃至恐慌，还有对这些事件过于简化的改编，把发生在奥尔温的所有坏事都说成是冰毒造成的，且只归咎于冰毒。这一假设同时也认定，无论是谁，只要吸毒上了瘾就是软弱无能之辈。是这些人出了问题，并且就是因为他们，我们现在也出问题了。内森内心的矛盾使他善于公平地看待事物，即使是他这样的人，在说到那些因为自己的毒瘾而让其他人为此付出代价的人的时候，也会很快用上了“臭狗屎”和“人渣”这样的词。在做县助理检察官的三年里，（奥尔温镇上的）事情从每况愈下恶化到糟糕透顶，他发现想要看清吸食冰毒后生活的细微变化已经越来越难了。
内森的办公室位于一五〇号公路和三号道拐角处的一幢三层砖楼里，与奥尔温公共图书馆隔街相望。这幢砖楼的一楼有一家小银行。二楼和三楼都空关着，奥尔温当地许多商业空间也都是这样。地下室是一家由父子两人合开的律师事务所，名叫“索埃有限责任公司”。儿子名叫韦恩·索埃，不仅是他跟自己父亲合开的这家公司的合伙人，还是县检察官。内森如果不上庭的话，就会去楼里的办公室，地方虽说不上奢侈，但空间充足。有一张大桌子，三把椅子，其中两把上面堆放着一箱箱证词和警方报告。墙上挂着的是内森去年春天杀死的一只火鸡的鸡冠子，又黑又粗，有十英寸长，跟小马的尾巴似的。旁边挂着的是用画框裱起来的证书，内森在附近的伏尔加河组织过众多的清理活动，这是对其中一次组织工作的表彰。
到了午餐时间，素来以节俭为荣的内森通常会在这时回家，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前一晚剩下的饭菜。内森几乎不去外面吃饭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时不时会遇到那些之前被他起诉过的人。但今天是星期五，是这个星期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在一连下了五天的雨之后，五月的太阳终于露出脸来了。三个街口外的利奥意大利餐厅，每个星期五都会特价供应煎猪里脊配蛋黄酱和西红柿三明治配烤土豆。这道菜五点九五美元，要是你问内森的话，他还是会嫌贵。但对今天来说，这道菜听上去好到简直不容错过。于是，内森伸手拿起自己的西装外套，上楼推开大楼的玻璃门，走进温暖的阳光里。
利奥餐厅里挤满了人。宽敞的大窗正对着主街和对面的电影院，利奥餐厅在这里已经开了四十年了，感觉跟这栋建于一九〇七年的楼一样老。锡制的天花板是大楼原有的，木墙也一样。一年十二个月，每天这里的午餐和晚餐生意都很好。坐在餐厅里的有穿着干净牛仔裤的农民，有来自泰森工厂的技工，还有镇上几个男人，后者在讨论沿着主街开一家乙醇厂。
在一个靠墙的红色瑙加海德革的卡位上坐下后，内森有一点豁然开朗的感觉，可能是因为这里的服务员布里吉特·亨德肖特，她让他想起了自己身处的这个小镇所面临的困难。布里吉特今年五十四岁，每个星期都要工作五天，正是内森所说的社会中坚力量。她的女婿是副警长；女儿在州公共服务部工作。用内森的话说，冰毒泛滥的最大受害者就是像布里吉特这样的人。他们辛苦工作了一辈子，到头来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小镇走向毁灭，还要担心自己的孙子孙女们会成为毒品的牺牲品。他说，随着经济的不断下滑，他们越努力工作，似乎就落得越远。这一点让内森很是抓狂。
“我想起自己仰慕的那些信条： 康德呼吁通过行动改善人类；阿奎纳相信帮助其他人实现其目标是每个人的事工。小时候，”内森说，“在我父母的家里，一切都是非黑即白。没有异族通婚，没有酒，没有性，不投票给民主党人。直到上了法学院后，我才开始思考： 这么狭隘的一派胡言怎么会有助于实现康德和阿奎纳所倡导的理念呢？根本不会，因为这和社会太脱节了。
“但看看我现在所在的地方，”他继续说道，“绕了这么一大圈，我还是回到了原点，因为那些被我起诉的人在我看来就跟白纸黑字的案件档案一样。吸食冰毒的人真他妈多到我根本分不清谁跟谁。我没有机会看到他们在自己家里的样子。我甚至连把他们当人看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我受的培训不允许我这样。所以，我是怎么进步的？”他问，同时迅速地揉了一下鼻子，然后回答了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没有。我退步了。”
布里吉特过来给内森点单。她把头发染黑了，这样好掩饰自己的白发，她戴了一副深色镜片的眼镜，走到外面时镜片颜色会在太阳下变得更深。在她离开后，内森的身子往前靠在桌子上，拍了拍手。
“让我们从科学和经济的角度来看看冰毒这个问题，”他开口说道，“首先，你的大脑中有一部分经过数千年的进化，可以在你做了能让人类繁衍的事情之后奖励你。做爱，让你感觉良好，简而言之就是这样。接着，冰毒出现了，给你的感觉比做爱还要好上二十倍。因此，基本上可以说，冰毒变得比生物学更厉害。
“所以，你可以把一个吸毒者投进监狱，但他在里面从头到尾只会想一件事： 怎样在他出去的那天吸到嗨。事实上，他甚至连想都没想。他的身体就跟重新组装过一样，知道生活中除了毒品再没别的什么了。那么你说，‘监狱能改造好他们吗？’
“与此同时，不管他是在监狱里关着，还是在街上吸毒，这个人和整个经济都是不相干的。这一带的一整片区域刚走了一批蓝领工人。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本州指定的中途之家(10)，住在那里的两个月时间里你必须每天办理入住和退房手续；必须工作；必须接受尿检。是的，都得照做。但只有两个月而已，”内森说，“这算不上糟糕。两个月不吸冰毒根本不算什么。为什么不来个五年呢？把资金用于这些地方的建造和人员的配置，尽量让吸毒者一次性戒毒戒上几年，同时给他们一些他们担心会失去的东西——比如一份工作，一种安全感。”
内森的身体靠回了椅背。猪里脊端上来了。布里吉特热情地说：“请享用吧，亲爱的。”内森从一出生就认识她和她的孩子们了。
“谢谢。”内森答道。然后，目送着她走开。他说：“问题是，没有一个老老实实工作的人愿意再给吸毒者机会让他们去把事情搞砸。”
他靠后坐着，看着他的三明治。突然，他不饿了。
“你想要镇上的人理性地对待冰毒这个问题，可他们根本就不会买账。我也理解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明天有个混蛋要上庭了，这是他在今年的第三次，一想到这些就感觉真的很难。我的意思是，尽管我很遗憾，但我只能下班然后去农场干更多的活。有时候我看着那些吸毒成瘾的人，心里就会想：‘操，还不如把这狗娘养的一枪崩了更爽快些。’”
一想到这个他就忍不住笑出声来。他笑得太厉害了，以至于人们都转过头来看。坐在我们隔壁一张桌子的是一位穿着蓝色牛仔裤的老农，椅背上挂着一件绿色的约翰·迪尔牌冲锋衣，他一脸怒气地盯着内森。内森冷冷地跟他对了一眼。有那么一会儿，只要他们当中有人想搞事的话，就很有可能动起手来。
(1) 简称萨省或沙省，是加拿大一级行政区（省级），首府为里贾纳。——译者
(2) Cargill，成立于一八六五年，是一家集食品、农业、金融和工业产品及服务为一体的多元化跨国集团。——译者
(3) Archer Daniels Midland，简称ADM，初建于一九〇五年，是世界上最大的油菜籽、玉米和小麦加工企业之一。——译者
(4) Volga，位于美国艾奥瓦州东部，与俄罗斯伏尔加河同名。——译者
(5) 托马斯·阿奎纳，是欧洲中世纪经院派哲学家和神学家，也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译者
(6) 伊曼努尔·康德，是启蒙时代著名的德意志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译注
(7) 美国作家马克·林德奎斯特在其《冰毒房之王》（The King of Methlehem）一书中用Methlehem来指代在美国西部拥有最高冰毒产量的华盛顿州的皮尔斯县。这个词是Bethlehem（伯利恒）的变体，在基督教中，Bethlehem是耶稣的出生地，在阿拉伯语中这个词意为“肉篮子”，希伯来语中意为“面包房”。——译者
(8) 《瘪四和大头蛋》（Beavis and Butt-Head）是一部充满暴力与色情话题的儿童不宜的卡通影片。片中的两个主角分别是瘪四和大头蛋。——译者
(9) Pied Pipers，又称哈梅尔的吹笛人，是一个德国民间故事。一二八四年，一个叫哈梅尔的村落鼠患肆虐。某天来了个外地人，自称捕鼠能手，村民承诺若他能除去鼠患便予以重谢。此人吹起笛子，鼠群闻声而行，最终纷纷掉入威悉河淹死。事后村民食言，吹笛人愤然离开，数周后返回，再次吹起笛子，村里的孩子闻声而行，最终被诱至山洞活活困死。——译者
(10) halfway house，为政府或志愿者组织开设，让犯人或患精神病或行为有问题的人暂住，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