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選唐詩與《河岳英靈集》
《河岳英靈集》是專收盛唐詩的一部詩選，天寶後期丹陽殷璠編。在編選時，殷璠把他對同時代詩人的評論寫進這部《河岳英靈集》中，使這本詩選帶有文學批評的性質，而他的批評又牽涉到詩歌的藝術表現，詩歌的發展道路，以及内容與形式等具有一定理論色彩的問題，這就使他的批評又進入文學理論的範疇。但是《河岳英靈集》畢竟是詩歌選集，我們首先要把它放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來考察。唐人編選本朝的詩歌，有它自身發展的軌迹。我們不妨循着這條軌迹，看看殷璠佔據着什麽樣的位置，他與其先行者相比，有否增加些什麽；與他以後的詩選家比較，他給予了什麽。在對他的詩歌批評與理論觀念進行具體的分析的同時，對唐人選唐詩的演進作一概括的考察，似也是合宜的。
殷璠以前的唐詩選本，據明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三一“集録”所載，有《續古今詩苑英華集》、《麗則集》、《詩人秀句》、《古今詩人秀句》、《玉臺後集》、《正聲集》、《奇章集》、《搜玉集》、《國秀集》等九種。其實還應當加兩種，即《翰林學士集》和崔融編的《珠英學士集》。這十一種如《麗則集》、《奇章集》、《搜玉集》因不知編撰者姓名，其書早已亡佚[1]，具體情況不得而詳，又如《珠英學士集》只記武則天時修《三教珠英》諸臣的詩，並無多大意義，其書也僅存殘本[2]，這些都不可論。現在讓我們以確知其編撰者姓名，並可以考知其書的，作一個較爲系統的回顧，並以之與《河岳英靈集》作一些比較（《翰林學士集》有傳本，收唐太宗、許敬宗等人詩，當另論）。通過這一回顧，希望對於從唐初至玄宗時期的唐詩編選，以及中晚唐時期的某些有代表性的選本，有一個大致的瞭解。
唐代前期的唐詩編選，也同當時的詩歌創作一樣，受六朝詩風的影響。似乎到高宗、武則天時，一些詩歌選本在編選本朝詩時，還是與前朝（尤其是與南朝）一起合編，這反映了當時一些編者們的文學觀念，他們還没有認識到唐詩的獨立價值。
現今所知唐代第一個唐詩選本，是出於長安的一個僧人所編，即釋慧净的《續古今詩苑英華集》[3]。與此同時，他的友人劉孝孫也編有一部類似的書，名《古今類聚詩苑》三十卷。但劉孝孫所編已經亡佚，而他爲慧净的書所寫的一篇序言却保存下來，由此使我們得以窺見慧净編選的宗旨。
《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丁部集録載《續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新唐書·藝文志》在另一處（丙部子録釋氏類）著録慧净的另一部著作《雜心玄文》，並云：“姓房，隋國子博士徽遠從子。”關於慧净的事跡，我們從《續高僧傳》卷三的傳文中可以得知，他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士徽遠之侄。十四歲即出家，隋文帝、煬帝時就有聲譽。唐貞觀時爲長安紀國寺主持，大臣房玄齡與結爲法友。高宗李治爲太子時，就曾請他主持普光寺。《全唐文》卷九〇四所載慧净《辭謝皇儲令知普光寺任啓》、《重上皇儲令知普光寺任謝啓》二文，即爲此而作（《全唐文》據《續高僧傳》輯録），皇儲即指李治。慧净卒於貞觀十九年（六四五），年八十六。
《續古今詩苑英華集》已佚，我們只能從《續高僧傳》中所載劉孝孫《沙門慧净英華序》瞭解其情況（也載於《全唐文》卷一五四）。這裏似應對劉孝孫作一些介紹。他的事跡附見於《舊唐書》卷七二《褚亮傳》後。《褚亮傳》中有一段話記叙唐太宗設文學館事：“始太宗既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宫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值宿於閣下，每軍國務静，參謁歸休，即便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州。”在這之後，即記劉孝孫事：
劉孝孫者，荆州人也。……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辭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抱、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爲文會。大業末没于王世充。世充弟僞杞王辯引爲行臺郎中。洛陽平，辯面縛歸國，衆皆離散，孝孫猶攀援號慟，追送遠郊，時人義之。武德初，歷虞州録事參軍，太宗召爲秦府學士。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吴王友。嘗採歷代文集，爲王撰《古今類聚詩苑》四十卷。十五年，遷本府諮議參軍，尋遷太子洗馬，未拜卒。
又《新唐書》卷一二〇《褚亮傳》載秦府十八學士原有薛收，貞觀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録事參軍劉孝孫補之”。據《新唐書·藝文志》，他的著作尚有《二儀實録》一卷（屬乙部史録儀注類），與房德懋合撰《事始》三卷（屬丙部子録小説家類，當是《事物紀原》一類的書），又《隋開皇曆》一卷，《七曜雜術》一卷（屬曆算類）。
從以上記載可以看出，劉孝孫是在南朝的文學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他與南朝一些著名文人如虞世南、庾抱、孔德紹一樣，經過隋朝的短促時期，因其學識和文才而得到新建立起來的唐朝廷的重視。他的詩現存七首，特色不多，但似乎已多少擺脱六朝綺艷文風的影響。如《咏笛》一首：“凉秋夜笛鳴，流風詠九成。調高時慷慨，曲變或淒清。征客懷離緒，鄰人思舊情。幸以知音顧，千載有高聲。”又如《早發成皋望河》：“清晨發岩邑，車馬走轘轅。回瞰黄河上，惝恍屢飛魂。……懷古空延佇，歎逝將何言。”（《全唐詩》卷三三）寫景抒情，行役懷古，已經向質朴方向發展。
《沙門慧净詩英華序》開首稱頌慧净於佛家教義涵養之深，後叙二人交誼：“予昔遊京輦，得伸敬慕。寥寥净域，披雲而見光景；落落閒居，入室而生虚白。法師導余以實際，誘余以真如，挹海不知其淺深，學山徒仰其峻極。”這是唐初士大夫與佛教徒交往的一段很好的材料，對研究僧人怎樣以佛學奥義來吸引文士，很有幫助。文章接着説：
嘗以法師敷演之暇，商榷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閣綺窗之咏，魏王北上，陳思南國，嗣宗之賦明月，彭澤之摛微雨，逮乎顔、謝掞藻，任、沈遒文，足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咸遞相祖述，鬱爲龜鏡。
從這段話中可以見出他們對建安至齊梁的詩歌有較廣泛的討論。接着説：
近世文人，才華間出。周武帝震彼雄圖，削平漳滏；隋高祖韞兹英略，龕定江淮。混一車書，大開學校。温、邢譽高於東夏，徐、庾價重於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時，沈恭子標奇絶代。凡此英彦，安可闕如。自參墟啟祚，重光景曜，大宏文德，道冠前王，薖軸之士風趨，林壑之賓雲集。故能抑揚漢徹，孕育曹丕，文雅鬱興，于兹爲盛。……固請法師暫回清鑒，採摭詞實，耘剪繁蕪。
這説明慧净所選起自北朝的周，南朝的梁陳。《唐音癸簽》説明此書所輯爲“自梁至唐初劉孝孫”，是不錯的（胡震亨所謂至劉孝孫止，也根據此篇序文末所云“予聊因暇日，敬述芳猷，俾郢唱楚謡，同管弦而播響”）。
由於這個選集已經亡佚，前代文獻記載缺乏，我們未能知道選目的詳細情況。但從以上所引，可知慧净與劉孝孫對於建安至齊梁的詩人，所看重的還是一些寫景抒情之作，對建安文學的意義，對齊梁文風的柔弱，缺乏認識，又加以貞觀前期詩歌還仍沿六朝餘波，因此他們認爲唐初詩歌只不過是北朝温（子升）、邢（邵），南朝徐（陵）、庾（信）的繼續，他們看不出新朝在文學上有什麽變化，因此將唐初詩歌與周、梁時合編，在他們看來自是順理成章的事。
劉孝孫雖然參加了唐太宗的文學館，但他對前代詩歌的發展衍變，以及新時期詩風應當具有什麽新的特點，似都缺乏認識。慧净得名於隋朝，作爲一個僧人，又囿于教義，他當然更不瞭解大唐帝國的建立會對文學發展具有怎樣的意義。他們的識見都落後於當時參預修史的大臣如魏徵、李百藥、令狐德棻等。唐朝建立之初，即命朝臣修梁、陳、北齊、北周、隋史，貞觀三年（六二九），唐太宗下令由魏徵總其成，加快修史的進度。貞觀十年（六三六）五史相繼完成。他們修史的時間與慧净、劉孝孫討論、編撰選詩的時間是相近的。而魏徵等却明確地提出了新建立的王朝對前朝文學提綱挈領式的看法。他們也肯定齊、梁時文人在藝術技巧方面的探討和成績，如説江淹、沈約等“縟彩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隋書·文學傳序》）；又説徐陵“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陳書·徐陵傳》）。但在總體上，也就是詩歌的發展方向上，他們是予以否定的，並且指出這種文風對於國家政權的危害：“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争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隋書·文學傳序》）爲適應統一大帝國的建立，他們要求有這樣的一種文風，即取江左清綺，河朔剛貞，“掇彼清音，簡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同上）。當然，這在當時只能是一種理想提出，文學創作的實際遠未具備這樣的條件，但畢竟發展的方向已經概括地、明確地指出。劉孝孫、慧净反映的是當時一般文士的認識，也與當時詩歌創作的實際相適應。他們與殷璠，處於極不相同的文學環境，以至幾乎無法加以比較。
過了三、四十年，即唐高宗、武則天時期，我們看到另一種唐詩選本的出現，這就是元思敬的《古今詩人秀句》。
《舊唐書》卷一九〇上《文苑傳》上《崔行功傳》後附記元思敬事，謂：“元思敬者，總章中爲協律郎，預修《芳林要覽》，又撰《詩人秀句》兩卷，傳於世。”《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丁部集録，載高宗、武后時期朝臣所修的大型類書、總集，有許敬宗、劉伯莊等《文館詞林》一千卷，《麗正文苑》二十卷，另有《芳林要覽》三百卷，參預編纂者許敬章、顧胤、許圉師、上官儀、楊思儉、孟利貞、姚臻、竇德玄、郭瑜、董思恭、元思敬。《新唐書·藝文志》同卷並載元思敬《詩人秀句》二卷。
元思敬的其他事迹未詳。《全唐詩》、《全唐文》都未曾收録其文。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三）第二章《詩的對偶及作法》曾疑元思敬即元兢。按羅説是。據《説文》，兢，敬也。元兢，字思敬，名與字正合。《文鏡秘府論》南卷“論文意”類引“或曰”論秀句一段，羅根澤謂即其《古今詩人秀句》序。這段文中説及參預修纂《芳林要覽》，時與事都與《舊唐書》所載元思敬事相合[4]。
按《古今詩人秀句》一書已佚。據日本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第一章《成立考》[5]，元兢此書曾著録於《見在書目》中的總集類，載爲二卷。《見在書目》即《日本國見在書目録》，編於日本陽成天皇、宇多天皇年間（公元八七六—八九八，即唐僖宗乾符三年—唐昭宗光化元年）。則元兢此書大約也是中唐時流傳到日本去的。據《文鏡秘府論》南卷所載序，稱“時歷十代，人將四百，自古詩爲始，至上官儀爲終”，則似乎上溯兩漢。序中又云：
余以龍朔元年爲周王府參軍，與文學劉禕之、典籤范履冰書，東閣已建，期竟撰成此録。王家書既多缺，私室集更難求，所以遂歷十年，未終兩卷。今剪《芳林要覽》，討論諸集，人欲天從，果諧宿志。常與諸學士覽小謝詩，見和宋記室省中，詮其秀句。……
元兢總章中爲協律郎，總章爲公元六六八—六七〇年。又於龍朔元年爲周王府參軍，龍朔元年爲六六一年。又據《舊唐書》卷七《中宗紀》，中宗李顯，顯慶元年（六五六）十一月生，“明年封周王，授洛州牧，儀鳳二年徙封英王”。儀鳳二年爲六七七年。則李顯封周王在六五七—六七七的二十年間。《古今詩人秀句》序謂兢撰此書歷十年之久尚未終二卷，乃因爲“王家書既多缺，私室集更難求”，後因預修《芳林要覽》，又得與諸學士討論，“果諧宿志”。則此書之編撰爲元兢在周王府參軍時，同時又參預編修《芳林要覽》，則兢當以協律郎又兼在周王府供職。又據《舊唐書》卷八〇《上官儀傳》，上官儀之子庭芝亦“歷位周王府屬”，可能與元兢同僚。《文鏡秘府論》天卷“調聲”引“元氏曰”，曾載元兢《蓬州野望》詩，爲《全唐詩》未收者：“飄颻宕渠域，曠望蜀門隈。水共三巴遠，山隨八陣開。橋形疑漢接，石勢似烟回。欲下他鄉淚，猿聲幾處催。”蓬州在今四川省林溪流域一帶。不知元兢因何而貶，也未知貶在何年。據《文鏡秘府論》所引，他尚著有《詩髓腦》一書，已散佚。在上述所引《詩人秀句序》的一段文字之前，已稱“皇朝學士褚亮，貞觀中奉敕與諸學士撰古文章巧言語”，後又説“詮其秀句”，似所選並非全篇，像《芳林要覽》那樣，都是摘抄佳句。《玉海》卷五四載《瑶山玉彩》一書的編撰：“龍朔元年，命賓客許敬宗、右庶子許圉師、中書侍郎上官儀、中書舍人楊思儉，即文思殿，採摘古今文章英詞麗句，以類相從，號《瑶山玉彩》，凡五百篇。”可見採摘古今詩文中的“英詞麗句”，乃是當時的風氣，也是繼《藝文類聚》而來的把詩歌創作看成事類堆砌的一種作法。聞一多《類書與詩》（載《唐詩雜論》中）曾列舉唐初五十年間大量編修類書的情況，説：“假如選出五種書，把它們排成下面這樣的次第：《文選注》，《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初唐某家的詩集，我們便看出一首初唐詩在構成程序中的幾個階段。”因此他曾形象地比喻説：“唐初五十年間的類書是較粗糙的詩，他們的詩是較精密的類書。”
元兢（思敬）所參預編修的《芳林要覽》也就是這樣的把詩歌的創作與類書的編纂結合起來的工作，而歸結點則是在追求詞藻的彫飾。《芳林要覽》的修纂者有上官儀，而《古今詩人秀句》在唐人的終點又是上官儀，就可見元兢的審美追求是怎樣反映高宗前期的文學環境——那正是“四傑”已經登上詩壇、陳子昂還未出場，上官儀的綺靡錯媚的詩風正彌漫於一時的文苑。楊炯《王勃集序》曾對那一時期上官體文風作過描畫：
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争構纖微，競爲雕刻，糅之金玉龍鳳，亂之朱紫青黄，影帶以徇其功，假對以稱其美，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文苑英華》卷六九九）
不過，我們還應注意到的是，元兢序中稱他選詩的宗旨是：“以情緒爲先，其直置爲本，以物色留後，綺錯爲末，助之以質氣，潤之以流華。”元兢這裏提到選詩以情緒爲先，雖然他没有具體闡述這個“情緒”究竟是什麽，但終究接觸到了詩歌創作的一些本質方面的東西。我們知道，陸機《文賦》是很重視情對於文學、特别對於詩歌創作的重要作用的，他在論述詩、賦、碑、誄、銘、箴、頌、論等文體時，特别提出“詩緣情而綺靡”；在論到創作過程時，講到感興，也即是創作靈感、想象問題時説：“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指出在創作過程中，物象的清晰，是與作者主觀情緒越來越鮮明有着極其密切的關係。而當興會過去時，則先是“六情底滯，志往神留”，於是就“兀若枯木，豁若涸流”，“理翳翳而愈伏，思軋軋其若抽”。元兢没有像陸機那樣作細致的分析，但他概括地提出“以情緒爲先”，並説“其直置爲本”，雖然還失之籠統，但這與當時一味追求藻飾、失去真情的臺閣體詩已有所區别。而且他還提出“質氣”這一概念，這也是難能可貴的。不過他仍然把“質氣”放在輔助的地位（“助之以質氣”），這比起當時王勃所要求的“氣凌雲漢，字挾風霜”（王勃《平臺秘略贊·藝文》）和“思飛情逸”、“興洽神清”（《山亭思友人序》）的詩風來，不免稍遜，比起後來殷璠在《河岳英靈集》中明確提出的“興象”、“氣骨”等概念來，就更有一段距離。但我們由此也可看出唐代詩選家漸進的痕迹。
這裏我們連類而及地介紹一下李康成的《玉臺後集》，因爲據《唐音癸簽》，《玉臺後集》也是“唐人選唐詩，其合前代選者”的一種，雖然編選者李康成的時代已晚，與殷璠同時，都是天寶時人。
《新唐書·藝文志》丁部集録載李康《玉臺後集》十卷，無“成”字，對其生平一無説明。後世有關李康成的記載，都是根據南宋劉克莊的《後村詩話》。《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七《詩話續集》：
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選，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匯爲十卷，與前集等，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存。今不能悉録，姑摘其可存者於後。……天寶間大詩人如李、杜、高適、岑參輩迭出，康成同時，乃不爲世所稱，若非子敬家偶存此編，則諸多佳句失傳矣。中間自載其詩八首。……
在此之前，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四下也著録《玉臺後集》十卷，謂“唐李康成採梁蕭子範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編”。則南宋時其書尚存，恐明以後亡佚。晁《志》謂所採爲“樂府歌詩”，今檢劉克莊所引詩有祖詠《愁怨》，《全唐詩》卷一三一祖詠詩題作《别怨》，爲五言四句：“送别到中流，秋船倚渡頭；相看尚不遠，未可即回舟。”又如張繼《望歸舟》：“暮暮望歸客，依依江上船，潮落猶有信，去楫未知旋。”今《全唐詩》張繼名下未收。崔國輔《採蓮》：“玉淑花紅發，金塘水碧流。相逢畏相失，並著採蓮舟。”見《全唐詩》卷一一九崔國輔詩，題《採蓮曲》。劉克莊在詩話中並記載李康成自作之詩，説“中間自載其詩八首，如‘自君之出矣，弦吹絶無聲，思君如百草，撩亂逐春生’似六朝人語”。由這些記載看來，李康成似有意在徐陵的《玉臺新詠》之後，編一部梁至唐天寶年間文人仿作的樂府民歌詩[6]，但都爲五言四句，係仿南朝子夜歌體式。從其所選及自作的一些詩句看來，都還不失情趣，因篇帙散失，無從窺其全豹，也無從明瞭其選録宗旨，但可看出唐代一些詩人向六朝民歌學習的情況。所選均爲五言，這與《河岳英靈集》所選也以五言爲主一樣，似可見出一定的時代風尚。
《正聲集》是唐人選本朝詩的第一部，唐朝中後期的選家對它評價很高。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的序中稱許它説：“暨乎梁昭明，載述已往撰集者數家，推其風流，《正聲》最備，其餘著録，或未至焉。”高仲武把《正聲集》推崇爲前此詩選之冠，未必確當，還是顧陶《唐詩類選序》（《文苑英華》卷七一四，《全唐文》卷七六五）較爲公允，序中將它與《河岳英靈集》、《中興間氣集》、《南薰集》並列：“雖前賢纂録不少，殊途同歸，《英靈》、《間氣》、《正聲》、《南薰》之類，朗照之下，罕有孑遺，而取舍之時，能無少誤。”顧陶對這四種書的取舍雖有意見，但仍是把它們視爲在此之前唐人選唐詩的代表著作。
《正聲集》三卷，《新唐書·藝文志》（丁部集録）記載爲孫季良撰。《舊唐書》卷一八九下《儒學傳》下《尹知章傳》後附載孫季良事：“孫季良者，河南偃師人也，一名翌。開元中爲左拾遺，集賢院直學士。撰《正聲詩集》三卷行於代。”孫季良之所以附於《尹知章傳》之後，是因爲他是尹知章的學生。尹知章是當時的一位著名儒家經師，中書令張説於睿宗初曾推薦他“有古人之風，足以坐鎮雅俗”，授禮部員外郎，轉國子博士，“後秘書監馬懷素奏引知章就秘書省與學者刊定經史”。開元六年（七一八）卒，“所注《孝經》、《老子》、《莊子》、《韓子》、《管子》、《鬼谷子》，頗行於時”。可見是出入儒道、不拘一格的學者。知章卒後，“門人孫季良等立碑於東都國子監之門外，以頌其德”。
《新唐書》卷五八《藝文志》乙部史録職官類載《唐六典》云：“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集賢院修《六典》，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張説知院，委徐堅，經歲無規制，乃命毋煚、余欽、咸廙業、孫季良、韋述參撰。”《六典》於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修成。又《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録類書類載《初學記》的纂修：“張説類集要事，以教諸王，徐堅、韋述、余欽、施敬本、張烜、李鋭、孫季良等分撰。”《六典》和《初學記》是開元時纂修的兩部大書，一是政典，一是文藝性類書。孫季良先後參加編書工作，具體情況雖不得其詳，但也可見他是一位博達之士。《舊唐書》説他曾任集賢院直學士，而集賢院是開元中期張説主持下集文學、經學之士的著名學術機構，與貞觀時期的唐太宗文學館先後輝映。
《全唐詩》卷一一三載孫季良詩一首，但《全唐詩》作孫翃，翃應是翊（即翌）之形誤。詩題作《奉酬張洪州九齡江上見贈》。《全唐詩》實本《唐詩紀事》，其書卷二二有“孫翃”條：“張曲江在洪州，有《郡南江上别孫侍御》詩云：‘雲障天涯盡，川途海縣窮。何言此地僻，忽與故人同。身負邦君弩，情紆御史驄。王程我安駐，離思逐秋風。’翃時以監察御史奉使洪州，酬云：‘受命議封疆，逢君牧豫章。於焉審虞芮，復爾共舟航。悵别秋陰盡，懷歸客思長。江皋枉離贈，持此慰他鄉。’”按這兩首詩也見於四部叢刊影印明成化本《曲江張先生文集》卷四，前詩題作《郡江南上别孫侍郎》，“侍郎”當依《唐詩紀事》作“侍御”。此詩之後題爲《奉酬洪州江上見贈監察御史孫翊》。這裏的“奉酬洪州江上見贈”當是詩題，而“監察御史孫翊”當是署名。唐集中往往附他人酬贈之作，並署官銜、姓名，後世不察，抄刻時與詩題連書，因而致誤。《曲江張先生文集》末曾附録誥命，有開元十五年三月十三日《授洪州刺史制》，開元十八年七月三日《轉授桂州刺史兼嶺南按察使制》。張、孫詩中有“離思逐秋風”、“悵别秋陰盡”句，當作於開元十五年至十七年間。《六典》修成於開元二十六年，此後即未見孫季良事迹的記載，他當是開元時期的人。
《正聲集》已佚，無從知其詳情。《唐音癸簽》卷三一記唐人選初唐詩者三家，《正聲集》是第一家。又《大唐新語》卷八“文章”門載劉希夷事，謂：“後孫翌撰《正聲集》，以希夷爲集中之最，由是稍爲時人所稱。”劉希夷是初唐詩發展中的一個重要人物，聞一多《宫體詩的自贖》（載《唐詩雜論》）論述初唐詩在揚棄宫體詩風的過程中，由盧、駱到張若虚，怎樣一步步地將男女之間的感情净化，在這種發展中，劉希夷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今年花落顔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代悲白頭翁》），與張若虚《春江花月夜》同是初唐八十年間歌行體的傑作。另外，唐趙儋於中唐時爲陳子昂作《旌德之碑》，説陳子昂“有詩十首入《正聲》”（《陳子昂集》附録）。陳子昂詩的風格與劉希夷不同，但都同樣選入《正聲集》，可見孫翌是力圖反映初唐詩的全貌的，因而爲後來的詩選家所推重。
因此我們可以説，孫翌編《正聲集》，第一個把唐代詩歌作爲獨立的發展階段，而不是以前的一些選本那樣把初唐詩附麗於六朝之後，這是一個大功績。在這之後，《奇章集》（“録李林甫至崔湜百餘家詩奇警者”[7]）、《搜玉集》（“自四傑至沈、宋三十七人，詩六十三篇”）相繼編出，皆以初唐斷代，這都標明開元時人文學觀念有異於他們的前輩，他們已經有眼光與魄力把本朝八十年間的詩歌與唐以前相並立，顯示出開元前期詩歌創作與詩歌理論的趨向成熟。
在這之後，就是略早於殷璠的芮挺章《國秀集》。胡震亨將《國秀集》列爲“合選初盛唐”，説“所載李嶠、沈、宋，迄祖詠、嚴維九十人，詩二百二十篇，三卷。樓穎序稱其譴謫蕪穢，登納菁英，成一家之言”。這是根據今存《國秀集》前的一篇序的。其實這篇序中明確説明所選詩作乃“自開元以來，維天寶三載”，應當説是盛唐詩。序中叙述編選緣起時説：
近秘書監陳公、國子司業蘇公嘗從容謂芮侯曰：“風雅之後，數千載間，詞人才子，禮樂大壞，諷者溺於所譽，志者乖其所之，務以聲折爲宏壯，勢奔爲清逸，比蒿視者之目，聒聽者之耳，可爲長太息也。運屬皇家，否終復泰，優遊闕里，唯聞子夏之言；惆悵河梁，獨見少卿之作。及源流浸廣，風雲極致，雖發詞遣句，未協風騷，而披林擷秀，揭厲良多。自開元以來，維天寶三載，譴謫蕪穢，登納菁英，可被管弦者都爲一集。”芮侯即探書禹穴，求珠赤水，取太冲之清詞，無嫌近溷；得興公之佳句，寧止擲金。道苟可得，不棄於厮養；事非適理，何貴於膏粱。
這篇序言未署姓名，而稱編者爲芮侯。最早以此序屬之樓穎者，爲宋人曾彦和，現存《國秀集》後有“大觀戊子”龍溪曾彦和跋，説：“《國秀集》三卷，唐人詩總二百二十篇，天寶三載國子生芮挺章撰，樓穎序之。”大觀爲宋徽宗年號（一一〇七—一一一〇），可能曾彦和於北宋末所看到的本子，其序有樓穎署名，並載芮挺章爲國子生。今存《國秀集》前目録，於所選詩人姓名上各載其官職，未有官職者注明其身份，如處士、進士等。樓穎、芮挺章各冠以“進士”。按唐代科舉習稱，這是已被貢舉但尚未登第的舉子（已登進士第的稱“前進士”）。國子生即是在國子監所屬如太學、國子學、四門學等就讀以備應試的士子，因此也可稱進士。據此，則序作於樓穎，當屬可能。但《全唐文》未載樓穎文，而將此序屬於芮挺章（卷三五六）。按彦和在“事非適理，何貴於膏粱”下云：
其有巖壑孤貞，市朝大隱，神珠匿耀，剖巨蚌而寧周；寶劍韜精，望斗牛而未獲。目之縑素，有愧遺才。尚欲巡采風謡，旁求側陋，而陳公已化爲異物，堆案颯然，無與樂成，遂因絶筆。今略編次，見在者凡九十人，詩二百二十首，爲之小集，成一家之言。
這就是説，在編定之後，還擔心因囿於見聞，恐有遺珠之憾，擬再加搜採，但“陳公”已死，無人討論，只得就原所纂緝，略加編次。問題在於此處提到的秘書監陳公、國子司業蘇公是誰，如能考定這兩個人，則也能大致推測序的寫作時間。
今查史籍，此國子司業蘇公當爲蘇源明。《新唐書》卷二〇二《文藝傳》下有傳，稱其“工文辭，有名天寶間”。曾任東平太守，後爲國子司業。“安禄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新傳》未載蘇源明任東平太守、國子司業的年月，而這可由蘇源明本人的詩文考知。《全唐詩》卷二五五載蘇源明《小洞庭洄源亭宴四郡太守詩》，其自序謂“天寶十二載七月辛丑，東平太守扶風蘇源明，觴濮陽太守清河崔公季重……於洄源亭”。同卷又載其《秋夜小洞庭離宴詩》，自序有云：“源明從東平太守徵國子司業，須昌外尉袁廣載酒於洄源亭，明日遂行，及祖留宴。”由此可知蘇源明於天寶十二載（七五三）七月在東平太守任，不久徵調入京爲國子司業，其時在安禄山起兵前。總之，都在天寶三載（七四四）之後。而開元末至天寶時陳姓曾任秘書監而又著名者，只有陳希烈。《舊唐書》卷九七《陳希烈傳》：“開元中，玄宗留意經義，自褚元亮、元行冲卒後，得希烈與鳳翔人馮朝隱，常於禁中講《老》、《易》。累遷至秘書少監。”天寶時與李林甫同在相位，楊國忠執政後，希烈失勢。安禄山攻佔長安，陳又受僞職，肅宗復京城，“六等定罪，希烈當斬，肅宗以上皇素遇，賜死於家”。其時爲肅宗至德二載（七五七）十二月。
據以上所考，則樓穎這篇序文當作於至德二載以後。又今本《國秀集》目録所載王維官職爲尚書右丞。按王維之任尚書右丞，兩《唐書》本傳都未有明確記載，但大致在肅宗乾元、上元間（七五九—七六〇）。根據這些材料，我們可以推定，芮挺章編《國秀集》，當在天寶三、四年間，其稿存於友人樓穎處，樓穎本擬續補，因循未果，約在肅宗上元中，就由樓穎爲之撰序，並編寫目録，出以問世。
宋人曾彦和的《國秀集》跋，認爲《河岳英靈集》較《國秀集》成書在後，“然挺章編選，非璠之比，覽者自得之”。但我們今天看來，無論樓穎序文，或集中所選，都不足以與殷璠相比。假如樓穎的序也可代表芮挺章思想的話，則芮面對當時已日麗中天的盛唐詩壇，實在没有提出什麽值得稱道的見解。蘇源明得名於開元、天寶間，與杜甫“結交三十載”（杜甫《八哀詩》），也與高適爲友。陳希烈在遷任秘書少監後，又曾代張九齡判集賢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經希烈之手”（《舊唐書》本傳）。但經樓穎轉述的蘇、陳的話，也不過儒家傳統的詩教那一套話，至於芮挺章選録的標準，雖然提出左思、孫綽（“太冲之清詞”、“興公之佳句”），但書中所選，實未能相稱。首先是斷限不明，序中説是“自開元以來”，而劉希夷爲高宗武后時人，杜審言、沈佺期都死於開元之前。如果要兼收初唐之詩，則又須顧及四傑、陳子昂等。開元、天寶間詩人，如李頎、常建、孟浩然、張九齡等，所選都非佳作，梁鍠的一首《觀美人卧》還明顯帶有宫體詩的餘風（如“落釵猶罥鬢，微汗欲銷黄，縱使朦朧覺，魂猶逐楚王”）。目録中的官稱，疏誤殊多，如稱劉希夷爲“廣文進士”，實則廣文館之設乃在天寶九載（已在芮挺章所謂此集下限天寶三載之後），而劉希夷則遠在此以前。又稱高適爲“絳郡長史”，高適除了至德時曾一度任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外，更未有任他州長史的。唐人所選詩選入編者本人之作，就現今所見，似也以《國秀集》爲始作俑者，而書中芮、樓二人所作，也甚平庸。説《國秀集》編於《河岳英靈集》前，但據前所考，其問世恐尚在後，殷璠在編纂《英靈》、《丹陽》二集時，當未曾寓目。
在殷璠以前，就現今所知，唐人選唐詩約有十二種，我們重點考察了五種。應當説，《正聲集》的出現，是唐人選唐詩的一個突破，因爲它把唐詩和六朝詩清楚地劃出了一道界限，標明唐詩具有六朝詩無可代替的獨立的價值。而在唐詩本身的發展中，盛唐詩作爲古典詩歌的一個輝煌的高峰來説，也是明顯地與初唐劃了界限的；《國秀集》本應當擔負起將這一光輝的發展時期詩歌編選成集的任務，但由於編選者思想水平的局限，未能很好地肩起這一擔子。在這種情況下，殷璠的《河岳英靈集》出現了。在殷璠面前，就文學背景來説，他面對着這樣幾個實際：一是詩歌創作從初唐到盛唐的業績，特别是開元及天寶前期詩歌所表現出的那從未有過的種種奇姿壯態，應當怎麽認識。二是從魏徵、令狐德棻以來，經四傑、陳子昂，詩歌思想的演進，對這八十餘年來人們期望出現的、堪與這一鼎盛發達的古代社會相輝映的那種詩風，應有怎樣的具體要求。三是對在他之前的文學選本，那種在平静狀態下緩慢行進的情況，應該怎樣要求在觀點和形式上有所突破。四是初唐詩學的另一側面，就是隨着律體的講求，由上官儀《筆札華梁》、元兢《詩髓腦》、崔融《新定詩體》所代表的探究詩的聲韵、對仗、用字等一系列著作，怎麽把它們從純技術形態上提高一步。關於殷璠的文學思想，我們將另撰文論述，這裏我們結合選本的考查，概括地説一下，那就是殷璠是比較自覺地企望將這四個方面結合起來的。在他之前詩歌選本一個很大的缺陷，就是未能很好地與當時的先進文學思想和業已前進了的創作實踐相配合，以致大多數選本缺乏理論上的吸引力。殷璠《河岳英靈集》出現於盛唐詩歌的高峰期，它不滿足於單純的選詩，而是對不少還在創作中的詩人加以評論，它是如此切近現實，使得評論與創作同步前進。殷璠提出的幾個詩歌概念，似乎一下子把人們對新時期詩風的要求明確了，而對於聲韵、用字的要求，也更從文學本身規律出發。這種種，使得文學選本不是作爲創作的一個無足輕重的附庸，而是作爲與創作並肩前進的文學伙伴。中國古代，選本在文學思想批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就是由於産生過像《昭明文選》、《河岳英靈集》那樣一批有獨立思想價值的文學選本。但可惜的是，唐人選唐詩，在殷璠之後，未能在已經達到的高度上繼續攀躋。在這之後，又流於平坡滑行的狀態。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來考察殷璠以後的唐詩選本。
中晚唐及五代人編撰唐詩選集，數量繁多，蔚爲風氣。其中不少是友朋之間的唱和集，如李逢吉、令狐楚的《斷金集》一卷（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五作十五卷，云“唐令狐楚、李逢吉自为進士以至宦達所與唱酬之詩”），元稹、白居易的《元白繼和集》一卷，元稹、白居易、崔玄亮的《三州唱和集》一卷，劉禹錫、白居易的《劉白唱和集》三卷，裴度、劉禹錫的《汝洛集》一卷，令狐楚、劉禹錫的《彭陽唱和集》三卷，劉禹錫、李德裕的《吴蜀集》一卷，王涯、令狐楚、張仲素的《三舍人集》一卷，段成式、温庭筠、余知古的《漢上題襟集》十卷，另外還有父子兄弟合編的詩集，如《李氏花萼集》、《竇氏聯珠集》等。這些詩集除了反映中晚唐文人詩酒唱和的雅韵逸興，以便後世可藉此考知某些詩人的事迹之外，在文學思想上没有什麽價值，而且它們也幾乎都未保存下來，因此不擬論述。以下主要談幾種現存的選本。
在殷璠編成《河岳英靈集》後約七、八年，元結編《篋中集》。其書爲一卷，收沈千運、王季友、孟雲卿、張彪、趙微明、元季川七人詩共二十四首。這幾個人都是盛唐過來的，《篋中集》所收大部分是安史亂前的詩作，其中有的也已爲《河岳英靈集》所收（如王季友《寄韋子春》，《河岳英靈集》卷上所録題作《山中贈十四祕書山兄》，且多四句，文字亦有異同）。元結在自序中叙其編選緣起云：
風雅不興，幾及千歲，溺於時者，世無人哉。……近世作者，互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詞，不知喪於雅正。然哉彼則指咏時物，會諧絲竹，與歌兒舞女，生污惑之聲於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
這幾句話，如果在四傑、陳子昂時，或在開元、天寶之際，人們將會容易理解，問題在於這是元結在肅宗乾元三年（七六〇）寫的，而在此之前，盛唐詩人們已用創作實踐比較徹底地清除了齊梁以來綺艷詩風的影響，一些在創作上有成就的詩人以及像殷璠那樣的評論家，已經對盛唐詩歌中所表現的某些藝術特質（如聲律風骨兼備、興象、追求清真自然之美）作了很好的闡釋。在這樣的一個詩歌高峰已經到達，還未成爲過去之時，元結却來指責詩壇現狀，批評他所謂的“近世”作者的種種弊端，並以此作爲當前存在的一個主要不良傾向來加以批判，這就顯然缺乏時代感了。
因此，我們可以説，從詩歌理論的發展上來看，元結的觀念是陳舊的，他似乎缺乏整體把握的能力。他在創作上側重於質樸，有時不免枯槁，於是對盛唐詩歌中所表現的闊大壯麗，就較爲忽視，或者竟而視作“以流易爲詞”。因此，面對前一時期創作的豐富實績，元結不但没有作出相應的理論上的總結或開拓，而且顯出受儒家傳統的詩教觀念的極大束縛，使人感到一種濃厚的復古氣息。
但《篋中集》仍有其意義。元結在序中説：
吴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强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侣類者，有五六人。嗚呼，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於是者，顯榮當世。誰爲辨士，吾欲問之！
正如元結所説，《篋中集》所收的這幾位詩人，在此之前，是“無禄位”、“久貧賤”的。這七人中，王季友後來仕宦稍達，做到江西觀察副使，見于邵《送王司議赴洪州序》（《全唐文》卷二四七），又見南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一八引鮑止欽云：“江西觀察使李勉，時季友兼監察御史，爲副使。”李勉於代宗廣德（七六三—七六四）中任江西觀察使。但此前三四年，即肅宗上元元年（七六〇）冬，王季友與張彪都還是處士（見清趙搢《金石存》卷四《上元元年華岳題名》“大唐上元元年冬十有二月十一日同謁華岳祠書記”，署名者有“處士王季友，張彪”）。除王季友外，其他都終生未仕，不得志於當世。
沈千運等既然大半生處於開元、天寶之世，他們現存的作品主要也寫於安史亂前，但《篋中集》所收，却絲毫没有慷慨任氣、建功立業的盛世之音，反而充滿不得志者的愁怨，人生短促的嘆息，他們棲遲於山野，而不求過問世事。如：
聖朝優賢良，草澤無遺匿。……一生但區區，五十無寸禄。衰退當棄捐，貧賤招毁讟。棲棲去人世，迍躓日窮迫。不如守田園，歲晏望豐熟。（沈千運《濮中言懷》）
山中誰余密，白髮惟相親。雀鼠晝夜無，知我厨廪貧。依依北舍松，不厭吾南鄰。有情盡棄捐，土石爲同身。（王季友《寄韋子春》）
老病無樂事，歲秋悲更長。窮郊日蕭索，生意已蒼黄。……有才且未達，況我非賢良。幸以朽鈍姿，野外老風霜。（于逖《野外行》）
忽忽望前事，志願能相乖。衣馬久羸弊，誰信文與才。善道居貧賤，潔服蒙塵埃。行行無定心，
坎難歸來。慈母憂疚疹，至家念棲棲。與君宿姻親，深見中外懷。俟余惜時節，悵望臨高臺。（張彪《北遊還酬孟雲卿》）
這些詩人似乎都把視線從社會轉向自身，題材範圍狹窄，但感情是誠摯的，筆力是深沉的。他們代表了盛唐之世的另一方面，即社會的不平對於某些詩人心理上的壓力。他們雖與盛唐的一些大家有交往（如李白《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遊塞垣》，杜甫《寄張十二山人彪》，高適《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但他們在詩歌史上的意義已屬於下一階段，中唐詩人張籍在《過千運舊居》詩中説：“時豈無知者，莫能敦此風。浩蕩意無睹，我將安所從。”《篋中集》的詩人在當世是寂寞者，要過了三、四十年，纔在孟郊、張籍等詩人那裏找到同調。
《中興間氣集》約編於貞元初。據編選者高仲武自序，謂此書所選，“起自至德元首，終於大曆暮年”，又稱“唐興一百七十載，屬方隅叛涣，戎事紛綸，業文之人，述作中廢。粤若肅宗、先帝，以殷憂啓聖，反正中原”。這裏的“先帝”，應指代宗。安史之亂是在代宗即位後纔最後平定的，因此以肅宗、代宗並稱，而唐建國一百七十年，則已至貞元初，故稱代宗爲先帝。此書共分兩卷，所選者有二十六人，詩一百三十二首。按緯書《春秋演孔圖》：“正氣爲帝，間氣爲臣。”《中興間氣集》得名，或即本此。
顧陶《唐詩類選序》舉出在他之前的四部詩選，即《英靈》、《間氣》、《正聲》、《南薰》。《正聲集》、《南薰集》已佚，以《英靈》、《間氣》兩集來看，《間氣》受《英靈》的影響是很顯然的。《河岳英靈集》分兩卷，《中興間氣集》也分兩卷。前者選詩至天寶十二載，近乎天寶末，後者則從至德元載開始，也似乎有意按時間順序接續。《英靈》所收絶大部分爲五言，《間氣》收詩一百三十餘首，七言（包括五七言雜體）不過十一首[8]，不到十分之一，連韓翃以七絶著稱的，也一首未收。特别是《英靈》人各有評，而《間氣》也是如此，雖然内容和深度不一，但體例非常接近，先是總論大體，後則列舉佳句，不過高仲武摘句較多，這也反映了大曆時期追求雕琢的詩風。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説《南薰集》所收詩“人各繫名繫贊”[9]，可見《南薰集》也是於所選詩人名下有評贊的。我們有理由揣測，這種人各繫以評贊的體例可能即起自殷璠，他的《丹陽集》也是如此。這無疑是我國文學批評一個重要形式的創設。
高仲武的序中説：“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體要，立義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興衰，表國風之善否，豈其苟悦權右，取媚薄俗者。今之所收，殆革前弊，但使體狀風雅，理致清新，觀者易心，聽者竦耳，則朝野通取，格律兼收。”他所要革的“前弊”不知何所指，當不是指前面的“古之作者”，可能是指序中舉出的幾種唐詩選本，即“《英華》失於浮遊，《玉臺》陷於淫靡，《珠英》但紀朝士，《丹陽》止録吴人”。高仲武雖然標榜儒家的詩教説，但其重點在於“體狀風雅，理致清新”，尤其是最後一方面。其“觀者易心，聽者竦耳”也當是指詩歌的辭藻、音律。這部詩選正好是大曆詩風的反映，這是它的特點，也是其價值所在。晚唐時，鄭谷曾有詩云：“殷璠裁鑒《英靈》集，頗覺同才得旨深。何事後來高仲武，品題《間氣》未公心。”（《續前集二首》之一，《全唐詩》卷六七五）鄭谷確認《河岳英靈集》的價值，這是對的，但把《中興間氣集》否定太過，恐未見妥當。在唐代，選録能代表一代詩風的作品，選者又具有一定詩歌史發展眼光的，應當説要算是《中興間氣集》和它的前行者《河岳英靈集》了。
在這之後，有令狐楚的《御覽詩》一卷。據陸游跋，此書收三十人，詩二百八十九首，“元和學士令狐楚所集也”。跋又云：“按盧綸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臣採詩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今《御覽》所載綸詩正三十二篇，所謂居十之一者也。據此，則《御覽》爲唐舊本不疑。……《御覽》一名《唐新詩》，一名《選進集》，一名《元和御覽》云。”（《渭南文集》卷二六）毛晋跋也説：“唐至元和間，風會幾更，章武帝命採新詩備覽，學士彙次名流，選進妍艷短章三百有奇。”據此，則《御覽》詩是令狐楚於元和年間任翰林學士時所編。
按令狐楚爲翰林學士在元和九年（八一四）十一月至十二年（八一七）八月（據岑仲勉《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載《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六四年五月版）。令狐楚於元和年間享有文名，得憲宗賞識，劉禹錫説他在任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等内職時，“武帳通奏，柏梁陪燕，嘉猷高韻，冠於一時”（《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序》，《全唐文》卷六〇五）。《舊唐書》卷一六六《元稹傳》稱其爲“一代文宗”。元稹於元和十四年自虢州長史還朝，這時令狐楚居相位，向元稹問起他的詞章；元稹感到受寵若驚，趕忙向令狐楚上書，其中説：“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稹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踴，慚忝無地。”
正因爲《御覽》詩是備皇帝觀覽的，編選者又是身居華閣的翰林學士，所以這個選本就有毛晋所説的“妍艷短章”的特點。所選的詩人自劉方平、皇甫冉起，至楊巨源、梁鍠，都選的是五七言律絶，尤以絶句較多，可以看出大曆至貞元年間近體詩發展的情況，這方面可以補《中興間氣集》的不足。作品的藝術風格是趨向於清麗明快，講究詞藻雕飾。元稹在上述的給令狐楚書啓中曾説到：“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元稹這裏講的是元和體詩，而他所自謙爲“病未能也”的“韻律調新，風情宛然”這樣一種藝術追求，正好是令狐楚編選《御覽詩》的宗旨。從這裏可以看出近體詩從大曆至元和演進的痕迹。
中晚唐的幾種唐詩選本，姚合《極玄集》主要選大曆時期詩人（盛唐只王維、祖詠二人），而且主要選録五言（七言只韓翃七絶二首，朱放七絶一首）；其他幾種選本，如《又玄集》、《才調集》及已佚的《唐詩類選》，都有一種共同傾向，即他們已不是像從前的選家那樣，只選某一時期（如初唐、盛唐，或大曆、貞元），而是企圖通觀初唐以來的詩歌全貌，嘗試於做集大成的工作，但由於編選者才識不足，未能使這些選本反映唐詩多種風格、多種流派的豐富面貌。
《又玄集》的編者韋莊和《才調集》的編者韋縠，都先後仕宦於唐末五代的西蜀，一爲前蜀，一爲後蜀。五代十國是一個紛亂、割據的時代，戰争頻繁，經濟受到極大的破壞，當時西南的蜀和東南的吴、南唐，相對安定，文學藝術在這兩個區域也相對發達。但這兩個地區的統治者在政治上未能有所作爲，相反地，這幾個小朝廷的君臣所追求的也無非是聲色犬馬，反映在文學上，也就像唐以前的南朝梁陳時那樣，把創作的題材局限於宫廷生活和男女私情，而藝術上則追求繁縟綺麗之美。這種審美風尚也反映在韋莊、韋縠的選本中。
《又玄集》共三卷，據其自序，選詩人一百五十人，詩三百首，初唐有宋之問，盛唐有李白、杜甫、張九齡、王維等十九人，歷中唐、晚唐至鄭谷、羅隱，最後選詩僧如皎然、無可、清江等十人，還選有婦人能詩者如李季蘭、薛濤、魚玄機等十九人，應當説是相當全面的。但韋莊在自序中説：“自國朝大手名人，以至今之作者，或百篇之内，時記一章；或全集之中，唯徵數首。但掇其清詞麗句，録在西齋，莫窮其巨派洪瀾，任歸東海。”可見他的選録標準是清詞麗句。雖然韋莊本人有較高的藝術修養，其中所選的詩，如高適一首選其《燕歌行》，張九齡一首選其《望月懷遠》，李賀三首選其《雁門太守行》、《劍子歌》、《杜家唐兒歌》，都是他們的代表佳作[10]。但總的説來，取舍的標準是較爲褊狹的，其中像李頎選其《漁父歌》一首，白居易選其《答夢得》、《送鶴上裴相公》等二首，則連“清詞麗句”也説不上了。
《才調集》的編者韋縠仕於後蜀，其書的規模是這幾種唐詩選本中較大的，選詩一千首，共十卷，初唐有沈佺期、王泠然，盛唐有崔國輔、孟浩然、王維、常建、李昂、高適、李白、岑參、劉方平、王昌齡、陶翰、祖詠、賀知章等，而大多數則是中晚唐，卷九後部分爲僧人，卷十全爲婦女，與《又玄集》大致相同。白居易選其《秦中吟》數首，這是前此選本所未有的，但未選杜甫。所編各家次序也很混亂，無一定章法，如卷一以白居易爲首，後面接着是薛能、崔國輔，後又是中唐的劉長卿、韋應物，其後又是時代較前的王維，王維之後又是賈島。其他卷也大體類似。且有重復收録的，如白居易兩見（卷一、卷五），高適兩見（卷三、卷八），王昌齡兩見（卷八、卷九）。編者在自序中説：“暇日因閲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海混茫，風流挺特，遂採摭奥妙，並諸賢達章句，不可備録，各有編次。或閒窗展卷，或月榭行吟，韻高而桂魄争光，詞麗而春色鬥美。但貴自樂所好，豈敢垂諸後昆。”可見他的審美趣向也是“韻高”、“詞麗”，與韋莊相似。而且照自序的這幾句話看來，似隨得隨抄，個人把玩，因此既無一定的編次，又前後重複。有理由懷疑，《才調集》是摹倣《又玄集》，而又雜抄而成。
已佚的《唐詩類選》編於宣宗至僖宗年間，顧陶説他編此書歷時三十年，可見是經過幾次選揀而編定的。從現在保存的顧陶《唐詩類選序》和《後序》看來，他的選詩標準還是儒家的詩教説，主張通過詩作“以察風俗之邪正，以審王化之興廢”，而且認爲自春秋至漢魏，“莫不由政治以諷諭，繫國家之盛衰”。至齊梁以後，則詩風隨着朝政不修而衰頽：“逮齊梁陳隋，德祚淺薄，無能激切於事，皆以浮艷相誇，風雅大變，不隨流俗者無幾，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王澤竭而詩不作。”他把詩歌的興衰原因完全歸結於政治得失。也正因如此，他推崇杜甫和李白，説：“國朝以來，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杜、李挺生於時，群才莫得而並，其亞則昌齡、伯玉、雲卿、千運、應物、益、適、建、況、鵠、當、光羲、郊、愈、籍，合十數子，挺然頽波間，得蘇、李、劉、謝之風骨，多爲清德之所諷覽，乃能抑退浮僞流艷之辭，宜矣。”這樣的叙述，大體上是不錯的。同時，他對於藝術上有所創新的詩人，也並不排斥，説：“爰有律體，祖尚清巧，以切語對爲工，以絶聲病爲能，則有沈、宋、燕公、九齡、嚴、劉、錢、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實繁其數，皆妙於新韻，播名當時，亦可謂守章句之範，不失其正者矣。”雖然這幾個人風格不盡相同，把他們排列在一起未必合適，但顧陶能把“切語對”、“妙於新韻”與“浮僞流艷之辭”區别開來，説明他還是有識别力的，這一點比元結前進了一步。
《唐詩類選》最大的不足在於貴遠而略近。他不選元、白的詩，曾有所辯解，説：“若元相國稹、白尚書居易，擅名一時，天下稱爲元白，學者翕然，號元和詩，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無所取，蓋微志存焉。”説因爲元、白詩集太大，没有辦法選取，顯然不成理由，顧陶不取的“微志”究竟何在？未得而詳。又説：
如相國令狐楚，李凉公逢吉、李淮海紳、劉賓客禹錫、楊茂卿、盧仝、沈亞之、劉猛、李涉、李璆、陸暢、章孝標、陳罕等十數公詩，猶在世及稍淪謝，即文集未行，縱有一篇一詠得於人者，亦未稱所録，僻遠孤儒，有志難就，粗隨所見，不可殫論，終愧力不及心，庶非耳目之過也。近則杜舍人牧、許鄂州渾，洎張祜、趙嘏、顧非熊數公，並有詩句，播在人口，身没纔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絶筆之文若有所得，别爲卷軸，附於二十卷之外，冀無見恨。若須待見全本，則撰集必無成功；若但泛取傳聞，則篇章不得其美。以上並無採摭。（《唐詩類選序》，見《全唐文》卷七六五）
根據他的説法，如劉禹錫、李紳等雖早已逝世，但文集未行，恐未能選得恰當，杜牧、許渾等去世不過二、三年，亦不便選，這其實都不是正當的理由。而李商隱、温庭筠等當時已享盛名，顧陶在序中根本未加提及。這就使人感覺到他是有意略去近世詩人的。這與殷璠以選當時人詩爲主相比較，顧陶的識力與勇氣不免差遠了。
上面我們依次考察了殷璠前後唐詩選本的情況，從這個考察中可以得出什麽呢？應當説，與中國古典詩歌在唐代的高度發展相適應，唐代的評論家是很重視詩歌的評選的，而且比較自覺地通過評選表達各自的文學主張和審美意向。在這一點上，他們各有自己的貢獻。但比較起來，《河岳英靈集》最爲突出。首先，殷璠非常明確地試圖通過盛唐詩歌的評選提出他的詩歌主張，那就是詩要有“神來、氣來、情來”，要求建立“既多興象，復備風骨”，“既閑新聲，復曉古體”，“言氣骨則建安爲儔，論宫商則太康不逮”的一種既繼承前人遺産、又超越前人成就的詩風，這正是盛唐詩在理論上的反映。特别是在盛唐時期，除王昌齡等個别詩人外，别無其他評論家來做這方面的理論概括，唐代中後期的詩人和詩評家也缺乏對盛唐詩作整體的研究，因此殷璠對盛唐詩風的理論上的探討，就更顯得突出。尤其是，盛唐詩還在進行之中，殷璠是濯足於活水來探測其流向的，他所評選的詩人都與他生活於同時，而且在他編定此集時，大部分詩人還在世，有些作家的創作風格還在發展（如高適、岑參的邊塞詩），而殷璠就以理論家的敏感及時捕捉住詩人們獨有的風格特點。唯一缺憾是他未選録杜甫。但這主要只能歸因於客觀條件的限制：一是杜甫那時剛進入詩壇不久，二是由於當時的交通條件，在杜甫困居長安開始絡繹寫出有特色的詩作時，僻居於江東丹陽一個小縣的殷璠還不可能及時得到信息（在杜甫死後，大曆中期，潤州刺史樊晃努力收集其遺作，也只能輯得《小集》六卷，就可想見當時詩歌流傳的困難）。
其次，殷璠異於其他選家的，是他提出了好幾個值得作理論探索的美學概念。如上面提到的他的三“來”説，以及繼陳子昂的寄與説以後所提出的興象説，他的聲律理論（據專家研究，在他之前，詩歌創作中雖已運用平仄，但平仄之名，是殷璠首先使用的）。這些理論上的建樹是其他幾種選集所缺乏的，而且即使放在古代文學理論思想史上來評價，也有一定的地位。
後世的評論也注意到了《河岳英靈集》的地位與影響，如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下説：“唐詩選自殷璠、高仲武後，雖不皆盡善，然觀其去取，皆有旨歸。”以《河岳英靈集》與《中興間氣集》並提，作爲唐人選唐詩的代表。翁方綱《石洲詩話》卷二又謂：“漁洋十選，大意歸重在殷璠、元結二本。”指出《河岳英靈集》與《篋中集》對王士禎編纂他的唐詩選的影響。清朝修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稱許爲“凡所品題，類多精愜”（卷一八六《河岳英靈集》提要）。而差不多同時的吴喬在《圍爐詩話》中對殷璠的品題又作了具體的評議：
崔顥因李北海一言，殷璠目爲清秀，詩實不然，五古奇崛，五律精能，七律尤勝。崔曙五古，載《河岳英靈集》五篇，高妙沉着，殷璠謂其吐詞委婉，情意悲涼，未盡其美。璠謂薛據骨鯁有氣魄，斯言得之。陶翰詩，沉健、真惻、高曠俱有之。璠又謂劉慎虚情幽興遠，思苦語奇，得其真矣。
按吴喬的評論有失實的地方，如殷璠評崔顥，並没有提到“清秀”，相反地，他説崔顥少時爲詩有“浮艷”的毛病，後來身經邊塞戎旅，“忽變常體，風骨凛然”。崔曙詩，殷璠評爲“言詞款要，情興悲凉”（此據宋本，明刻本作“款詞要妙，情意悲涼”），與吴喬所謂“高妙沉着”意亦相近，不能説“未盡其美”。不過，無論如何，吴喬也同其他詩評家一樣，雖然還未能從總體上認識《河岳英靈集》的理論上的價值，但還是想對殷璠的品評作具體的商議，並給以程度不等的肯定的評價。就我們所見，在歷代的評論中，對《河岳英靈集》批評最苛刻，近於基本否定的，是清朝的何焯。
何焯對《河岳英靈集》有過批校，我們所見到的何焯批語，是北京圖書館善本部藏傅增湘校本《唐人選唐詩》八種，此爲明崇禎元年毛氏汲古閣刻本，藏園老人臨何焯批校[11]。何焯對《河岳英靈集》所選，有一個總的評價，這就是：
此集所取不越齊、梁詩格，但稍汰其靡麗者耳。唐天寶以前詩人能窺建安門徑者，惟陳拾遺、杜拾遺、李供奉、元容州，諸人集中獨取供奉，又持擇未當；他如常建、王維則古詩僅能法謝玄暉，近體僅能法何仲容，殆不足以傳建安氣骨也。此書多取警秀之句，緣情言志，理或未當。
何焯此處陳義甚高，却不切合實際。初盛唐詩之所以能上繼建安並向前發展，並不只是靠幾個大家，而是靠幾十年來幾輩詩人的努力，集大成者的杜甫就曾高度評價過四傑、沈、宋，以及同時期的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薛據等，李白對崔顥的欽仰是衆所周知的。説殷璠所選不越齊、梁詩格，實際上《河岳英靈集》除了杜甫外，盛唐名家都已收羅，則不啻説盛唐詩還未越出齊梁那種綺靡輕巧的格調，這恐怕稍具文學史常識的人都不能同意的。如果説殷璠所收未足以代表這些詩人的創作實際，這當然可以討論，但第一，殷璠是當時人選當時人詩，有些詩人還正處於創作的高峰，他們正在發展，有些優秀的作品還産生於《河岳英靈集》編定之後，而且即使同時，限於當時的交通條件和詩歌的傳佈條件，殷璠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能獲知，如高、岑西北邊塞的詩，李白天寶末及安史亂後詩，王維後期詩，等等。第二，即就《河岳英靈集》所選，已經是後世經常引用的各家優秀之作，如常建的《吊王將軍墓》、《宿王昌齡隱處》、《題破山寺後禪院》，李白的《戰城南》、《蜀道難》、《行路難》、《夢遊天姥山别東魯諸公》、《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古意》、《將進酒》、《烏棲曲》，王維的《入山寄城中故人》、《隴頭吟》、《少年行》，李頎的《古意》、《送陳章甫》、《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弄寄房給事》，高適的《封丘作》、《燕歌行》、《營州歌》，崔顥的《古遊俠呈軍中諸將》、《雁門胡人歌》、《黄鶴樓》，孟浩然的《歸故園作》、《夜歸鹿門歌》，崔國輔的幾首樂府短章，王昌齡的《少年行》、《塞下曲》、《長信宫》、《從軍行》，王灣的《江南意》，祖詠的《終南望餘雪作》。限於篇幅，不能盡舉。這些詩，豈齊、梁詩格所能牢籠？何焯説所選李白詩“持擇未當”。殷璠選李白詩十三首，大部分是古今傳誦的名篇，足可代表他前期詩的最高水平。又説此集所收“多取警秀之句，緣情言志，理或未當”。恰恰相反，殷璠的這部詩選，大部分是古詩，近體甚少，不像《中興間氣集》那樣以摘取佳句爲勝事的。
在一些批語中，何焯往往以齊、梁詩人作爲標的，評論盛唐諸家出自齊、梁的某家，或未及齊、梁的某家，如説常建的《吊王將軍墓》，“此詩極爲雅健，然只似虞羲《出塞》，到不得鮑明遠也”。説王維《春閨》“似陰鏗”。即使肯定的評價，亦以六朝詩作標準。如説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此篇何減沈、謝”。説劉眘虚“宗仰二謝，氣骨亦復清峻”，又評劉眘虚《暮秋揚子江寄孟浩然》，謂“玄暉、仲言不復能過”。評陶翰《乘潮至漁浦作》“何減謝玄暉”。對於一部詩選，可以評論其所選是否得當，是否能反映某一時期詩歌的概貌和水平，對於所選的詩人，也可以探討他與前代作家在風格上的某些聯繫，但像何焯那樣，處處以六朝甚至齊、梁來作評判標準，這不能不説是一種不值得肯定的復古思想。
何焯，字屺瞻，號義門，蘇州長洲人，生活於清初康熙時代。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二十三，由崇明縣學生拔貢國子監，曾得到當時在京都的大名人徐乾學、翁叔元的賞識。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因直隸巡撫李光地薦，召直南書房，後又兼武英殿纂修、武英殿編修，其間雖曾一度陷入文字獄，但不久即釋。他始終在這個皇朝的中心圖書館做編纂、校勘古書的工作，因此學問面還是比較廣的，據其學生沈彤所作《翰林院編修贈侍讀學士義門何先生行狀》所説：“先生蓄書數萬卷，凡經傳、子史、詩文集、雜記、小學，多參稽互證，以得指歸，於其真僞、是非、密疏、隱顯、工拙、源流，皆各有題識，如别黑白，及刊本之譌闕同異，字體之正俗，亦分辨而補正之。其校定兩《漢書》、《三國志》，最有名。乾隆五年，從禮部侍郎方苞請，令寫其本付國子監，爲新刊本所取正。”何焯是一個認真的校勘學家，由於他學問的廣博，及所見書籍版本較多，因此經他所校的本子，往往成爲善本。但從見識來説，並未見佳。他自己險些因文字賈禍，在他那時，文字獄已時有發生，他是謹小慎微地怕涉及古代的某些大膽議論的，即使在古代詩文的注釋中有某些對封建帝王怨憤的詞句，他爲避嫌，也要特爲駁正，如其所著《義門讀書記》卷五一杜詩評，談到明人的杜集注，説：“而明人注杜，則又多曲爲遷就，以自發其怨懟君父之私，其爲害蓋又有甚焉者矣。”他完全是自覺地把學術工作用來爲當代的政治服務的。也正因此，他對殷璠所選李白某些直接抨擊朝政、抒發有志不得伸的詩篇，就深致不滿，説李白詩“持擇未當”，也以此。何焯又受到當時八股取士的深刻影響，爲迎合當時舉子應試的需要，他也像《儒林外史》中的馬二先生那樣編八股制藝的參考讀本，並且由於他對儒家經書較爲熟悉，因此他所編的這些制藝書籍更得到當朝大臣的贊賞。據沈彤所作的行狀，説：
初，先生選刻四書文行遠集數種，流播遠近，皆能變學者舊習。既從安溪相國遊，得成宏先輩宗傳，復刻示歷科程墨三百篇。及以丁艱家居，益勸勵其窮六經，玩五子，以究極四書精藴，爲著文之根本。李相國聞而喜，貽先生書曰：“有明盛時，治太平而俗淳厚，士大夫明理者多，蓋經義之學有助焉。今無論已仕未仕，稍有才氣，輒慕爲詩古文，視經義如土苴，子誠諄諄以此指授，甚善。”
明清時期，受科試的影響，一些評論家，往往用八股制藝的格式和腔調來評論詩文，他們不看整體，只講究枝節字句的前後照應，而且復古氣息濃厚。何焯也是如此，不僅對《河岳英靈集》，就是對十分宗仰的杜甫詩，有時也是以齊、梁詩爲標準而加以評議。如《義門讀書記》卷五一評杜甫名篇《洗兵馬》，説是“齊梁體”。不過在《義門讀書記》中，還是可以看出他受到殷璠詩歌理論啓發的痕迹。在評詩時，他在《義門讀書記》中至少兩次用了“興象”一詞，如卷四六評蕭統《文選》中謝朓《新亭渚别范零陵》詩，説：“雲去一聯，既有興象，兼之故實。”這與殷璠評孟浩然詩所説的“無論興象，兼復故實”，字句幾乎完全相同。又其書卷四十七評蕭統《文選》中丘遲《旦發漁浦驛》詩，謂“體物工矣，興象不逮”，用“興象”一詞對詩作提出更高的要求。這都可見出殷璠所提出的“興象”的概念所産生的久遠的影響。
[1] 現存的《搜玉小集》是否即爲《新唐書·藝文志》中的《搜玉集》，還不易確定。何焯疑爲後人僞託。傅增湘謂：“《搜玉》之名見於《通志》、《通考》，然與今本撰人、録詩之數均不相合。此本經毛氏删併重訂，《四庫提要》頗議其非，以其次第紊亂，參差重出，舊時義例，無可尋考也。”因而以爲“義門以其書爲後人僞託，其説宜可信矣”（《藏園群書題記續集》卷五《校唐人選唐詩八種跋》）。
[2] 《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丁部集録載《珠英學士集》五卷，謂：“崔融集武后時修《三教珠英》學士李嶠、張説等詩。”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四八《經籍考》載云：“《珠英學士集》五卷。晁氏曰：唐武后朝嘗詔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預修書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編集其所賦詩，各題爵里，以官班爲次，融爲之序。”此書元代以後，當已散佚，敦煌石窟中發現其殘卷，共有詩四十餘首，詳見王重民《敦煌古籍叙録》。
[3] 諸書所載，慧有作惠，净有作静的，今據《續高僧傳》、《新唐書·藝文志》作慧净，詳參《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傅璇琮、張忱石、許逸民編撰，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四月版）第五九二—五九三頁慧净條及注（六）—（八）所考。
[4] 《唐音癸簽》卷三一《集録》二，稱“唐人選唐詩，其合前代選者”，於元思敬的《詩人秀句》後，又列《古今詩人秀句》，謂“吴兢同越僧玄監撰，二卷。皎然訾其所選不精，多採浮淺之言，無益詩教”。則似此《古今詩人秀句》爲吴兢所撰。查《新唐書·藝文志》，有吴兢所編《唐名臣奏》十卷，未載有《古今詩人秀句》。《舊唐書》卷一〇二有《吴兢傳》，稱其“勵志勤學，博通經史”，直史館，修國史。“神龍中，遷右補闕，與韋承慶、崔融、劉子玄撰則天實録”。天寶八年卒。吴兢一生修史，與詩歌無緣，且時代已晚。《唐音癸簽》之吴兢，當是元兢之譌。
[5] 小西甚一《文鏡秘府論考》，日本昭和二十三年四月出版發行。
[6] 劉克莊所摘抄的《玉臺後集》詩句中，有“常聞浣紗女，復有弄珠姬”二句，下注“張祜《採花》”。今查《全唐詩》，張祜名下無此二句。張祜爲中晚唐時人，李康成爲天寶時人，不可能採祜詩。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稱《玉臺後集》所録“迄唐張赴”，今查《全唐詩》，亦無張赴其人。是否劉克莊《詩話》中之“張祜”爲“張赴”之誤，待考。
[7] 此據《唐音癸簽》卷三一。根據《舊唐書》卷七四《崔湜傳》，湜得名於武后及中宗時，因交結太平公主，玄宗即位之初即將崔湜貶死。李林甫則是開元後期至天寶時宰相。二人時代不相及，崔湜在前。此處“李林甫”字有誤，或爲“李義府”之訛。
[8] 所收七言，爲皇甫冉二首，杜誦五七言雜體一首，郎士元七律一首，五七言雜體一首，崔峒七律一首，張繼七絶一首，劉長卿七律一首，李季蘭七古一首，皇甫曾七律一首，張南史七律一首。
[9] 《郡齋讀書志》卷二〇《南薰集》云：“右唐竇常集韓翃至皎然三十人約三百六十篇，凡三卷。其序云：‘欲勒上中下，則近於褒貶；題一二三，則有等衰，故以西掖、南宫、外臺爲目，人各繫名繫贊。’”
[10] 所選孟郊詩，有《歲暮歸南山》，此當爲孟浩然詩。
[11] 詳見本書《河岳英靈集版本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