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安排去见上帝的机构
以色列的独立战争在1949年停火协议签署后正式结束。而非正式的战斗从未停止过。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早期，以色列不断遭到阿拉伯人的渗透，他们来自战后仍掌握在阿拉伯人手中的巴勒斯坦各地，即加沙地带，它的南部由埃及管理，而东部的约旦河西岸被约旦强占。以色列国防军估计，1952年大约发生了1.6万起渗透事件（1.1万起来自约旦，其余的来自埃及）。有些渗透者是在独立战争期间逃走的难民，(1)自愿和非自愿的都有，他们试图返回自己的村庄，捞回自己的财产。但还有许多人是激进分子，目标是杀死犹太人、散播恐怖。他们自称“阿拉伯突击队”（fedayeen，意为“牺牲自我的人”）。
尽管签署了停火协议，但埃及人很快意识到“阿拉伯突击队”可以代表他们打代理战争。在适当的训练和监督下，那些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可以给以色列重创，同时给埃及一个貌似可信的借口摆脱嫌疑。
埃及军事情报部门的一位年轻上尉穆斯塔法·哈菲兹受命负责组织“阿拉伯突击队”。(2)从1953年中期开始，哈菲兹（与埃及驻约旦首都安曼的武官萨拉赫·穆斯塔法一起）开始招募并训练将被派往以色列南部的游击队。多年来，总计600名“阿拉伯突击队”队员的这些小队从加沙偷偷越境，尽一切可能搞破坏。他们炸毁水管，放火烧田，炸毁铁轨，在道路上埋雷；他们杀害在田里干活的农民以及还在上学的正统犹太小学学生——1951年至1955年间平民总计死亡约1 000人。(3)他们散布痛苦和恐惧，以致以色列人夜里不敢在南部大路上开车。
代理人小组被认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色列人不能指责埃及或约旦负有直接责任。相反，他们的应对措施是招募自己的代理部队，把阿拉伯人变成告密者，收集“阿拉伯突击队”目标的情报，然后暗杀他们。这些任务大多被分配给了名为“504部队”的以色列国防军情报小组。
504部队的一些人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区长大，因此熟谙当地人的语言和习俗。504部队听命于雷哈维亚·瓦尔第。瓦尔第出生在波兰，在以色列建国前当过“哈加纳”高级情报军官，以机智敏锐和直言不讳著称。“每个阿拉伯人，”他说，“只要满足会恭维、酬劳合适或者漂亮这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就可以招进来。”(4)瓦尔第和他的手下通过以上三个条件及其他方式招到了四五百名特工，他们在1948年到1956年期间传回了极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新兵反过来为504部队提供了许多“阿拉伯突击队”高级调度员的情报。有几个人的身份被确认，找到所在地后被定点清除，其中10到15起案件是以色列人说服他们的阿拉伯特工在目标附近放置了炸弹。(5)
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会通知188部队。这时候，他们会请纳坦·罗特伯格帮忙。
“这非常非常隐秘，”罗特伯格说，“我们不被允许提及那些部队的番号；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在哪里服役，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我们在做什么。”(6)
罗特伯格是个脖子粗、脾气好的集体农场农民，留着浓密的胡子，是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团体的成员，也是参与建立“阿曼”“辛贝特”和摩萨德的三巨头之一。1951年，罗特伯格被派往一个名叫“第13部队”的海军突击队，适逢以色列情报机构在特拉维夫北面建了一个秘密基地，教授“特殊装置的拆除”及制造复杂的炸弹。罗特伯格作为第13部队管爆破的官员，被任命为该组织负责人。
罗特伯格弄了个大桶，里面装上有TNT、长效硝酸甘油和其他化学物质的致命混合物。不过，尽管他的混合物是用来杀人的，但他声称他内心并无仇恨。“你要懂得如何宽恕，”他说，“你要懂得如何宽恕敌人。然而，我们无权宽恕本·拉登这样的人。那样的事，只有上帝能做到。我们的工作是安排两者会面。在我的实验室里，我设了一个媒人办公室，它负责安排这种会面。我已经策划了30多次这样的会面。”
当雷哈维亚·瓦尔第和他的手下确认了目标身份后，就会到罗特伯格那里取炸弹。“首先，我们找个双底藤条篮，”罗特伯格说，“我会用防水纸垫在篮子底部，然后把大桶里的混合物倒进去。接着盖上盖子，在上面铺上水果和蔬菜。至于［触发］装置，我们在一把铅笔里插入装满酸的安瓿瓶，酸会腐蚀盖子，直到接触引信，点燃它引爆炸药。酸的问题在于天气条件会影响它腐蚀［盖子］所需的时间，造成时间不定。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的炸弹爆炸时间不同，后者气温低些。后来，我们换成了闹钟，它要准确得多。”
不过，罗特伯格的炸弹还不足以解决“阿拉伯突击队”问题。根据线报，在1951年中期至1953年中期，这些爆炸物只炸死7个目标，却在其间误杀了6名平民。
袭击继续有增无减，这令以色列平民感到害怕，也令以色列国防军倍感羞辱。瓦尔第和他的部下尽管在招募特工方面很有天赋，但他们只能收集到有关“阿拉伯突击队”负责人的零星情报，即使该部队真的找到了具体目标，以色列国防军也无法找到或干掉他们。伊戈尔·西蒙是504部队的一名老兵，后来成为该部队指挥官，他说：“我们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们并不总是有情报，我们没法把我们的特工安排得到处都是，他们对我们在以色列国防军中的表现也没那么欣赏。对最高司令部来说，重要的是表明以色列国防军——犹太人的人手——有能力执行这些行动。”(7)
以色列国防军正规部队的确多次试图渗透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和约旦，以实施报复性袭击，可是一再失败。因此，总理本-古里安决定以色列国防军缺少哪种能力就发展哪种能力。在1953年6月11日的一次秘密会议上，(8)以色列内阁批准了他的提案，即“授权国防部长（本-古里安本人）批准……对来自以色列-约旦停战线之外的人［实施的］袭击和谋杀进行报复。”
此后不久，本-古里安就利用赋予他的权力采取了行动。5月25日，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点埃文萨皮尔的两名卫兵遇害，他下令成立一个临时的秘密特遣队，以除掉一个名叫穆斯塔法·萨姆维利的巴勒斯坦重要恐怖分子，此人是杀害卫兵的幕后黑手。
现在本-古里安就缺一个合适的人来领导特遣队了。
阿里埃勒·施恩内曼——更常被称为阿里埃勒·沙龙——1953年夏天时，是个25岁的学生，不过，他已经有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他从青少年时期担任青年运动顾问起就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声誉，并在独立战争期间身负重伤，以此证明了自己的勇气。别名阿里克的他富于个人魅力和个人权威，是一名身体素质一流的战士，当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部招募他去除掉萨姆维利时，他丝毫没有犹豫。“我父亲立即答应了，”沙龙的儿子吉拉德在他给父亲写的传记中写道，“有七八个好帮手，他们是在独立战争期间和战后跟他一起服役的朋友，有合适的装备，他有信心完成任务。”(9)
7月12日到13日那个晚上，沙龙和一支由后备队员组成的小分队设法进入约旦河西岸萨姆维利所在的村庄，炸毁了他的房子。但他们得到的情报有误，萨姆维利不在家。小分队与人交火，险些全军覆没。
最高指挥部认为这次行动很成功——深入敌方领土，展示了他们打击目标的能力，而后没有伤亡地返回基地。相反，沙龙回来后精疲力竭，完全不满意。他的结论是：这样的行动必须由专业人士来执行，而不能像那天晚上那样带上他随机挑选的一帮兄弟。他告诉上级需要一支精英突击队。8月10日，“101部队”正式成立。(10)
根据沙龙本人撰写的《101部队行动章程》，“这支队伍是为越境行动而设的，这些非常规任务要求经过特殊训练、有高水平的表现”。(11)
沙龙被赋予了人手方面的自由选择权，他从重新征召来的后备队员和正规军中挑人。他想让他们接受为期一年的魔鬼训练。他的战士学会了如何使用炸药，如何进行远距离操作，如何在山地奔跑时精准射击，这些训练培养了他们的技能，也给他们注入了自豪感和信心。
这位年轻的领导人确保他的人独立于以色列国防军正规军，给他们配备了个人武器，即与当时所用的过时的手动栓式捷克斯洛伐克步枪不同的卡尔·古斯塔夫冲锋枪，他们也是第一批尝试新的、以色列秘密制造的乌兹冲锋枪的人。(12)
沙龙还放宽了着装和行为规范；在耶路撒冷山区的秘密基地，101部队的士兵常常穿着平民服装执行任务。在沙龙看来，军令的外在象征用处不大，更重要的是他的人相信自己是特别的、更能干的、最棒的。而且他们信任自己的指挥官：沙龙的行动简报准确明了，他还身先士卒，往往是在最易受攻击的位置，践行了以色列国防军指挥官的名言：“跟我上！”
沙龙充满了执行行动的无限、奔放的动力，他明白如果他必须等到“阿曼”的精确情报再进行定点清除，那他可能什么也干不了。
因此，沙龙和总参谋长摩西·达扬改变了战术，放弃了精准打击转而追求某种更原始的东西。他们不刺杀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头目，而是通过袭击和恐吓伤害犹太人的恐怖分子盘踞的阿拉伯村庄、军营和警察局，来为被害的以色列人报仇。
“我们无法防止在果园里干活的人和在床上睡觉的一家人被杀害，”达扬在1955年的一次讲话中说，“但我们可以为我们的鲜血定个高价。”
沙龙渴望采取行动，他拟了一系列针对阿拉伯军事和平民目标的惩罚性袭击计划，然后游说上级批准。(13)然而，这些袭击中有多少是惩罚性的而不是挑衅性的，始终没有定论。沙龙喜欢引用达扬的名言：“和平时期我们不挑起战端。”乌兹·埃拉姆曾担任沙龙的情报官员，他暗示这并非铁律。“我们听从阿里克的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在边境挑衅敌人，挑起了战争。真要分析以色列国防军的整个报复史中‘谁挑起的’这一问题的话，我们是不会得出一清二楚的结论的。”
即使在实时情况下，随着事态的发展，沙龙的战术也有显而易见的缺陷。1953年秋，“阿拉伯突击队”在特拉维夫东南边的耶胡德杀了一名年轻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其死状之惨震惊了以色列公众。政府发誓要报仇雪恨。(14)人们猜测阿拉伯激进分子把毗邻边境的约旦河西岸村庄作为袭击以色列的大本营。沙龙选择了其中一个——凯比亚村——作为报复目标，这个村子有可能与耶胡德谋杀案有关，也有可能无关。
10月15日黎明前，沙龙率领101部队和其他部队的130人，携带1 500多磅炸药进入凯比亚村。几小时之内，村庄被夷为平地。“在凯比亚村行动中，”沙龙的一位副官后来的证词称，“我们炸毁了43座房子。以色列国防军配备了英国军队留下来的小手电筒，否则你什么都看不见。我们进去的时候带着扩音器、打着手电筒，大喊：‘有人在的话就出来，因为我们要炸房子了。’有人起了床，走了出来。然后，我们用炸药炸掉了房子。当我们返回时，报告说杀了11个［阿拉伯人］。不是我们撒谎；我们只是不知道。”(15)
死亡人数高出6倍。(16)至少69人遇难，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整个国际社会，包括以色列的大部分人和全世界许多犹太团体在内，都惊骇万分。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了这次袭击，美国国务院也同声谴责，宣布暂停对以色列的援助，因为它违反了1949年的停火协议。
以色列官方对这次大屠杀的解释是：犹太平民中的无赖应对此负责。本-古里安公开表示，袭击发生当晚，“以色列国防军的所有部队都在其基地”。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阿巴·埃班，在安理会会议上重复了本-古里安的谎言。
私底下，本-古里安全力支持沙龙，因为101部队——尽管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慨——在以色列军队内部提振了被没完没了的防御行动耗尽的士气。这个部队展现出了无私奉献、勇敢无畏的体能及斗志，这是以色列国防军的每支部队都向往的榜样。正如沙龙后来所说，101部队“在短时间内证明了没有它执行不了的任务”，(17)而那些任务有助于保障以色列的边境安全。这一主张是引起争议的，因为有许多严肃问题是关于这些突击队发起的袭击在减少渗透者的攻击方面有多成功的，有些行动甚至未能实现其直接目标；然而，以色列士兵认为这是事实。
这样足矣。1954年初，101部队成立仅5个月后，达扬将其与伞兵旅合并，(18)沙龙被任命为指挥官之一。达扬相信101部队已经成为一个榜样——训练与纪律、奉献与技能的典范——他相信沙龙能让伞兵也变成这样，然后让全军都变成这样。
沙龙在伞兵旅的活动受到更多掣肘，因为他不再是一个独立部队的指挥官，还因为最高指挥部发生了变化。本-古里安已经辞职，总理由鸽派的摩西·夏里特接任，后者通常不会批准报复性袭击。
但夏里特不批准的事，沙龙的手下就单干。101部队中最著名的战士梅厄·哈尔·齐安的妹妹在非法徒步穿越约旦边境时被贝都因人残忍杀害。哈尔·齐安和两个战友在沙龙的道义支持和后勤协助下赶赴现场，杀死了4名贝都因人以示报复。夏里特要求他们接受军事法庭审判，但达扬和沙龙靠着本-古里安的撑腰成功阻挠。
夏里特在1955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想知道这个民族的性质和命运，它能在精神上那么细腻敏锐，对人类有着如此深沉的爱，如此真诚地渴望美好和崇高，而这时候我们发现它是从年轻小伙之中产生的，可这些人却能把刀子刺入手无寸铁的贝都因年轻人的肉体，要了这些头脑清醒且冷血的人的命。《圣经》中有两个四处奔波的灵魂，哪一个会在这个国家中战胜它的对手呢？”(19)
此时，穆斯塔法·哈菲兹还活着。埃及情报长官和他在约旦的同事萨拉赫·穆斯塔法继续指挥着巴勒斯坦渗透分子小队，后者仍然在以色列兴风作浪。
1954年3月17日，一个由12名阿拉伯恐怖分子组成的团伙在蝎子坡道（Scorpion Pass）上伏击了一辆从埃拉特开往特拉维夫的民用巴士，这条坡道是内盖夫沙漠腹地的一段蜿蜒曲折的公路。他们直接开火，打死了11名乘客。一个名叫哈伊姆·弗斯滕伯格的9岁男孩躲在座位底下，在他们下车后站起来问：“他们走了吗？”恐怖分子听到了他的声音，返回车上，对着他的头开了一枪。他活了下来，却终身瘫痪，32年后去世了。阿拉伯人肢解了死者，还朝尸体吐口水。后来的事情表明他们是来自约旦的巴勒斯坦人和贝都因人，萨拉赫·穆斯塔法是他们的靠山。
夏里特面对报复声浪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他不会批准报复行动。“对大屠杀采取行动只会让人看不清可怕的后果，使我们变成与那边的杀戮者一样的人。”他在日记中写道。
相反，“阿曼”的504部队派出了一支由3名贝都因杀手组成的特遣队，这3人都是他们所雇的特工。他们全副武装并携带纳坦·罗特伯格准备的2个爆炸装置进入约旦。在约旦南部的一个村子里，他们发现了其中一个恐怖分子的住处，在决定不炸毁房子后，他们一直等到他落单时才打死了他。“我们的特工在他抢劫的东西中找到了公交车司机的身份证，并将其带回来交给我们。”504部队的资深老兵伊戈尔·西蒙回忆说。
这次精准的行动在504部队看来是成功的，但从更广的角度看，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定点清除只是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未能阻止甚至未能明显地拖延越境袭击。惩罚性袭击引起了全球的公愤却没有让大屠杀放慢脚步。
20世纪50年代中期，哈菲兹获胜势头尽显。(20)他训练的恐怖分子在以色列国土上发动了更致命的攻击——收集情报、破坏基础设施、偷盗财物、杀害以色列人。由于缺少合适的基础设施，包括高精度的情报、经验、实践知识以及规模够大、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的部队，以色列只能以越来越无具体目标的报复行动和对加沙地带的狂轰乱炸来应对。
哈菲兹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504部队从其南部情报源收到的报告上。然而，他身份模糊，藏在暗处。(21)“我们从未弄到过他的照片，”该部队南部基地的指挥官雅科夫·尼姆罗迪说，“但我们知道他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长得还算好看，很有魅力。我们的俘虏和特工提到他时都不由得肃然起敬。”
哈菲兹和尼姆罗迪站在阿以冲突的两边，尼姆罗迪本人也是个年轻且有个人魅力的军官。“哈菲兹被认为是埃及情报界最聪明的人之一，”尼姆罗迪说，“我们的特工很少能逃出他的手掌心。许多人被捕后遭到杀害，或者在接受他开的价码后变成双重间谍，掉头对付我们。在这场智斗中，只有最优秀的人才会获胜并幸存下来。”
在安全工作不力的背景下，迫于公众的巨大压力，夏里特先是被迫接受本-古里安担任国防部长，随之又在1955年11月将总理职位交还给他。夏里特自己只能重回外交部长一职，后来又在本-古里安的施压下被迫辞职。
本-古里安的回归对“阿曼”是种鼓励，后者再次计划对“阿拉伯突击队”进行更猛烈的打击。一个想法是除掉哈菲兹。“他是蛇头，”尼姆罗迪说，“我们要砍掉它。”
“但这件事很难办，原因有三，”阿夫拉罕·达尔说，他此时是“阿曼”的一名少校，负责收集有关哈菲兹的情报，“首先，收集足够多的有关他本人和他经常去的地方的情报；其次，找到他并干掉他；最后，外交问题。他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高级军官。杀掉他可能会被认为越过了与埃及关系的红线，从而导致关系恶化。”
联合国多次试图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进行调停，但都失败了，哈菲兹的突袭一直在继续，1955年是这样，1956年春天还是这样。
1956年4月29日，哈菲兹训练的一支巴勒斯坦游击队向在以色列南部边境集体农庄纳哈勒奥兹的农田里干活的农民开火。罗伊·罗特伯格是以色列国防军后备军的一名年轻中尉，负责集体农庄的安全，他骑马出击驱赶他们。巴勒斯坦人杀了他，挖出他的眼睛，拖着他的尸体穿过农田，越过标记边界线的壕沟，试图暗示罗特伯格入侵了外国领土。
摩西·达扬对罗特伯格之死极为痛心。前一天，他在南部定居点巡视时还遇见了中尉。第二天，即4月30日，达扬站在罗特伯格尚未封上的坟墓旁宣读了一篇悼词，几年间，这份悼词逐渐被视为以色列军国主义初步成形的奠基之作：(22)
昨天清晨，罗伊被杀害了。春天早晨的寂静蒙蔽了他的双眼，他没有看见躺在犁沟边伺机而动的人。
让我们今天不要责怪凶手。我们又有什么资格来指责他们对我们的深仇大恨呢？整整8年，他们一直坐在加沙的难民营中，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把他们和他们祖先居住的土地和村庄变成了我们自己的遗产……
我们是拓荒安家的一代人；没有钢盔和火炮的话，我们种不了一棵树，建不了一个家；不挖庇护所，我们的孩子就无法生活；没有带刺铁丝网和机关枪，我们就铺不了公路，打不了井，汲不了水。数百万犹太人因为没有祖国而灰飞烟灭，他们正从犹太历史的尘埃中注视着我们，要我们为我们的人民拓一片土地，休养生息。
……看见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数十万阿拉伯人内心被仇恨占据，每天与仇恨相伴，等着有一天变得强大到足以夺取我们的性命，我们明白自己绝不能退缩。我们不会移开视线，免得我们的手变得无力。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宿命。(23)
简而言之，达扬的意思是以色列国的犹太人可能是作为定居者返回他们的故土而来到这里的，但从阿拉伯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入侵者。因此，阿拉伯人憎恨犹太人——从前者的角度看是有道理的。而更重要的是，犹太人的继续存在，取决于他们抵御要杀死他们的阿拉伯人的能力。其他的一切——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都是次要的，必须服从于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需要。这在达扬看来是以色列的命运，它源于数千年的犹太历史。
达扬致辞时，站在墓旁的是罗伊的堂兄、造炸弹的纳坦·罗特伯格。葬礼结束后，纳坦向他的叔叔施玛亚胡保证，他会给其子罗伊报仇。(24)
巧的是，达扬也决心为罗伊报仇，并为其他遭到哈菲兹的突击队杀害和恐吓的以色列人报仇。这一次，达扬说服本-古里安不仅对一个巴勒斯坦村庄发动报复袭击，还允许他指示情报界杀掉将杀手带入以色列的埃及人——哈菲兹上校和萨拉赫上校。这是冲突的一次重大升级。
阿夫拉罕·达尔写下了代号为“纱丽”（Eunuch）的行动命令。就可以确定的情况而言，这是以色列国历史上第一份书面的且付诸行动的定点清除行动命令。
“鉴于埃及组织‘阿拉伯突击队’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活动，”达尔写道，“兹决定对其组织者、加沙地带的穆斯塔法·哈菲兹和埃及驻约旦的武官采取行动。目标是：用诡雷（booby-trap bombs）对以上两人予以肉体消灭。”达尔回忆说，对付哈菲兹，“我们很清楚炸弹必须由他信任的人交给他”。
他们发现穆罕默德·塔拉尔卡是理想人选，他是个贝都因青年，住在加沙地带，为哈菲兹和504部队效力。塔拉尔卡和哈菲兹尚未意识到504部队知道他是双重间谍，而“阿曼”的人决定利用这一点，把东西放进一个在他看来非常重要必须马上拿给哈菲兹的包裹里。
那要放什么东西呢？一个包括以色列人使用的所有摩尔斯码的密码本，504部队会命塔拉尔卡把它带给加沙的另一名以色列特工。
这一次，依然需要用到纳坦·罗特伯格。他的确会为自己的堂弟报仇。
“扎多克［·奥菲尔，504部队南部基地的一名军官］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计划，”罗特伯格在50多年后说，“我明白这是为谁准备的，非常高兴。我跟他们说如果他们能给哈菲兹送一本厚书，其他的事包在我身上。”
“我掏空了书的内页，倒进去300克我制造的东西。够吗？当然够。一个雷管是20克——要是在你手中爆炸，你的手指就全没了。所以，300克在一个人眼前爆炸肯定会要了他的命。”
“该装置由一个金属杆、一个弹珠和一个强力弹簧组成。书合上时，里面的包装纸被丝带系上了，金属杆受力后并不移动。一解开丝带，包装纸松开，金属杆就会弹起将弹珠往前推，刺穿雷管，雷管引爆炸弹，接着——轰的一声！”(25)
这次计划和诡雷装置都发挥得不错。1956年7月11日，塔拉尔卡越过边境，直奔埃及驻加沙的军事情报总部，激动地把包裹交给了哈菲兹。“当他从包里拿出书时，”一位目击者后来在埃及的秘密调查中说，“一张纸掉了出来。穆斯塔法·哈菲兹上校弯腰去捡，就在这时爆炸发生了。”(26)哈菲兹身受重伤。在场的一些人作证说他趴在地上，喊道：“算你们狠，你们这帮狗崽子。”
第二天晚上，纳坦·罗特伯格去拜访他的叔叔、罗伊的父亲。他特意穿上了他的制服，罗特伯格说：“我告诉他，‘施玛亚胡，我了结了你和穆斯塔法·哈菲兹之间的账’，这让他觉得好受一些吗？我不确定，但对我是这样。我很开心。施玛亚胡没有说话。他的眼眶里蓄满泪水，他感谢我让他知道这件事。”
埃及人羞于公开承认他们的安全疏漏。哈菲兹死后第二天，埃及的《金字塔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驻扎在加沙地带的穆斯塔法·哈菲兹上校，在汽车撞上地雷后不幸丧生……他是巴勒斯坦战争的英雄之一，他为解放而战。历史会铭记他的事迹。他的名字让以色列心惊胆寒。”
在哈菲兹被杀当天，(27)埃及驻安曼的武官萨拉赫·穆斯塔法收到了一封邮件，里面装有《注意坦克！》（Achtung Panzer！）的复印件，此书作者是海因茨·古德里安，德国军队的坦克战英雄，也是闪电战概念的创造者之一。阿夫拉罕·达尔是军事史和战略的狂热爱好者，他选择这本书是因为他确信萨拉赫也会认为这是一份合适的礼物。两名“米斯塔拉维姆”成员已经进入约旦统治的东耶路撒冷，并从那里把书寄了出去，这样邮戳不会引起怀疑。萨拉赫尚未听说他在加沙的同僚遭袭的消息，他打开书，书爆炸了，受了致命伤的他后来死在了医院里。
总参谋长达扬明白这两次出击的重大意义，他在自家后院大摆宴席，庆祝干掉了哈菲兹和萨拉赫。阿夫拉罕·达尔整理了客人的名单。
(1)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1949-1956, 3-5, 28-68 （Hebrew）.
(2) Argaman, It Was Top Secret, 18 （Hebrew）.
(3) Gilbert, The Routledge Atlas of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 58. The Jewish Agency for Israel website, Fedayeen Raids 1951-56,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623224146/http:/www.jafi.org.il/education/100/m.
(4) 1997年8月19日对雷哈维亚·瓦尔第的采访。
(5) 那一时期牵涉到504部队的间谍和暗杀活动的数据是根据采访估算的。504部队在20世纪80年代焚毁了大多数记录。2012年5月9日对萨顿的采访，2010年12月14日对雅科夫·尼姆罗迪的采访，1999年2月对“谢尔顿”的采访。
(6) 2015年7月13日对纳坦·罗特伯格的采访。
(7) 2012年7月29日对伊戈尔·西蒙的采访。
(8) Cabinet Secretariat, Cabinet Decision no. 426 of June 11, 1953 （作者的资料，吉拉德·里弗内所赠）。
(9) Gilad Sharon, Sharon：The Life of a Leader, 82 （Hebrew）.
(10) 101部队的番号与二战期间英国名将奥德·查尔斯·温盖特所属的特种部队同名，该部队当时驻扎在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二战爆发前，温盖特被派往巴勒斯坦，领导那里的英-犹联合夜间突袭队。夜间突袭队中在他手下效力的许多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军官都视他为英雄。该部队组建日期源于2003年3月20日阿里埃勒·沙龙在斯德洛特所作的一场演讲。
(11) Sharon, The Life of a Leader, 552.
(12) 2002年11月对乌兹·盖尔的采访。
(13) 2009年12月2日对乌兹·埃拉姆的采访。
(14)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1949-1956, 274-76 （Hebrew）.
(15) Ilil Baum, “Father's Great Spirit,” Yedioth Jerusalem, May 1, 2009.
(16) 怪异的是，谴责以色列袭击行动的决议编号为101。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01 （1953）, November 24, 1953 （S/3139/Rev.2）。
(17) 语出沙龙2003年3月20日在斯德洛特所作的一次演讲。
(18) Dayan, Story of My Life, 113-15 （Hebrew）.
(19) Sharett, “Personal Diary,” vol. C, 823 （Hebrew）。感谢摩西的儿子雅科夫·夏里特，是他使我注意到这条记录。
(20) Morris, Israel's Border Wars, 1949-1956, 81, 101, 343-45 （Hebrew）.
(21) 2010年12月14日对尼姆罗迪的采访。感谢欧尔·尼姆罗迪和西蒙·沙皮拉帮忙安排这次采访。
(22) Aluf Benn, “Militaristic and PostZionist,” Haaretz, May 9, 2011.
(23) Bar-On, Moshe Dayan, 128-29 （Hebrew）.
(24) 2015年8月3日对罗特伯格的采访。
(25) 2015年8月3日对罗特伯格的采访。
(26) Egyptian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quiry into the Death of Colonel Hafez, July 16, 1956（作者的资料，从尼姆罗迪处获得）。
(27) 达尔成功后备受鼓舞，他建议达扬采取进一步行动，使用双重间谍刺杀一名叙利亚将军——军事情报局局长。达扬批准了详细的行动命令并将之提交给本-古里安，但本-古里安提出异议。以色列总理担心反复暗杀高级政府官员将刺激阿拉伯人报复以色列政府官员，甚至很可能报复他本人，因此没有批准这次行动。2015年10月8日对达尔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