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在后文中，我会根据详细的历史研究来勾勒出这种理论，这些历史研究都是带着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的。这些研究还特别涵盖了一些主要的所谓科学革命：近代早期经典力学的出现，18世纪的所谓化学革命，以及20世纪的相对论和量子革命。已确定下来的知识演化基本机制不能被还原为生物进化中的突变和选择等类似物。实际上，知识演化机制更多地取决于背景，并且机制自身在历史过程中也并非一成不变。科学变革的发生并不依照某种普遍框架——像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1922—1996）在其划时代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所假设的常规科学、科学危机和范式转换这样的顺序。[49]但是，库恩的框架仍然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陪衬物。通过与已经广为流传却具有误导性的、与科学变革有关的根本性突破这一概念进行对比，我们能够确定知识史的演化叙述的特征。

简而言之，我主张知识系统会发生重大变化，但这些变化往往是漫长和旷日持久的过程。如果不考虑知识的分层结构——在一个社会的知识经济中共享的不同类型知识——就无法充分理解它们。正是由于科学知识的这种分层结构（通常也包括直觉知识、实践知识和技术知识），在实际科学工作中，科学世界观或“范式”之间的不可译性或“不可通约性”，才没有像在哲学讨论中所认为的那样严重。实际上，不可通约性属于理论层面的概念，[50]而无论理论如何变化，单个概念的所指（工具、现象等）都可能保持不变，从而使交流能够在知识的其他更实用层面上进行。

诸如文本、工具或基础结构之类的知识的外部表征和体现，是知识系统传播的支柱，确保了知识系统的长期连续性。知识系统及其外部体现由知识的从业者（如科学共同体的成员）运用或探索，他们或者在致力于知识生成的机构内部，或者在实际环境中进行应用和探索。他们的探索导致知识系统的丰富、扩展和逐步变化。此外，共享知识总是由个体承载，因此共享知识在本质上是可变的。知识系统从来没有唯一的定义，因此总是需要进行解释；而不同的个人或群体有时可能会见仁见智。这些变化可能会引起争议，但争议本身也是概念发展的一种手段。

因此，探究获取知识的特定历史性手段的内在潜能，会在知识系统内引起多种选择，从而成为新颖性的来源。在知识系统高度发展的状态中，这些变化通常会导致知识系统内部的张力与矛盾，可能成为知识系统重组或分支出新知识系统的起点。事实上，知识增长中一些最关键的步骤并不建立在获取新知的基础上，而是在于发展出运用旧知识的新方法。[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