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招商局：折腾的“官督商办”

史带创业之时，中国的现代商业保险并非一直空白。

鸦片战争之后，现代保险的鼻祖——海上保险，由于贸易等需要已经被引入中国。颇为特别的是，当时中文其实并没有对应的词语，只能音译“insurance”为“燕梳”。

1872年（同治十一年），中国的洋务派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创办了从事航运业的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最大的经济实体，总局设在上海。

毋庸讳言，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先驱。130余年来，招商局曾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支商船队，开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电报局，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等。

招商局开办的保险公司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保险业的先行者。

不过，开办轮船招商局，成败的关键在于资金的筹集，虽然名曰“招商”，但对于身居庙堂的官员来说，如何“招商”显然是一个难题。

直到1873年，招商局的资金捉襟见肘，尚不足20万两白银。从1872年11月到1873年5月，所招商股不过6万两，其中5万两还是李鸿章的“私房钱”。不得已，李鸿章只得将招商局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委任唐廷枢为总办，徐润为会办，牵头招商。

唐廷枢幼年在香港马礼逊学堂学习，曾任港英政府翻译、上海海关翻译、怡和洋行买办。怡和洋行是老牌英资洋行、远东最大的英资财团。其副手徐雨之（即徐润，号雨之）不仅是同乡（广东香山，今珠海人），而且同样出身外资买办。

放弃外资待遇，加入官有企业的唐、徐到任之后，对招商局开始进行新一轮招股，拟定首期招股100万两白银，徐润本人首先附股24万两，又广招亲友入股，这在商界和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100万两很快招齐。之后，招商局决定再招100万两。徐润又认股24万两，两次累计48万两。唐和徐的贡献可见一斑。

这种结合表面上堪称完美：一方面，唐和徐既懂如何打理生意，又能撬动民间资本；另外一方面，招商局独享多个看似业务稳定、利润丰厚的政府专营权力，例如漕运。但是，唯一的缺陷就是公司治理，“官督商办”的制度劣势最后逼迫唐和徐都不得不选择黯然离开。然而，和所有的恋爱类似，一开始，官方和职业资本家的合作还算融洽。

很快，从事航运的招商局就发现，保险成为束缚自己的一个瓶颈。此时的中国保险市场为外商或者其代理人买办独霸，对中国船只及其运载货物，或采取高费率政策，船舶险费率竟高达10%，或借口轮船悬挂龙旗或鱼旗等不予承保。

矛盾激化只是硬币的一面，保险行业表面的“利润”（其实是充沛的现金流）亦使得招商局不能忽视。

1875年11月4日，《申报》发表一家中国保险公司的募股声明：“中国于保险一事向未专办。现在轮船招商局之船货均归洋行保险，其获利既速且多。是以公司集股由唐景星（唐廷枢）、徐雨之（徐润）二君总理其事，设立保险招商局，仿照各保险行章程办理，不特商局轮船货物可以酌量保险，即洋商船投局请保者，均可照章承保，以广招徕……本局今议酌中办法，集股一千五百份每股规银一百两，共成保险本银十五万两……议自光绪元年十二月初一日（1875年12月28日）起至二年十二月（1876年1月）底止，试办一年。每号轮船只保船本一万两、货本三万两为度。如投报（保）之数，逾此定额，余向洋商保险行代为转保（即再保险），庶有划一限制。至各局账目总归上海保险招商局，周年汇算结总，倘有盈绌，集众公议，照股均派，各无异言。”

1875年12月28日，保险招商局落地。同日，《申报》发表《华人新设保险局》的评论，为之鼓与呼。

保险招商局的开局颇有气魄。

保险招商局公布的第一批办理保险业务的地方，包括镇江、九江、汉口、宁波、天津、烟台、营口、广州、上海、福州、香港、厦门、汕头等13个口岸；第二批为台北、淡水、基隆、打狗（现高雄市）这4个口岸，以及新加坡、吕宋（菲律宾）、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长崎、横滨、神户、大阪等国外口岸。

初试啼声的保险招商局即引起外商的警觉。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在1875—1876年商务年度报告中指出，在保险业有两件大事值得注意，其中之一即一家与中国招商局有关纯属华商的保险公司成立。

翌年7月，唐廷枢等再次集股25万两白银，创办了仁和保险公司，开办一年利润率高达30%～40%；1878年又集股20万两白银，开办了济和船栈保险局，后增资扩股改名为“济和水火险公司”。

不过，这两家公司，以及之前的保险招商局，其全部的股款均存入了轮船招商局。在“官督商办”的体制下，轮船招商局长期占用这两家公司的资金，同时其人事间多有争斗。

最为激烈的是1883年，这一年爆发了中法战争，法国军舰驰抵吴淞，上海人心惶惶，爆发了金融风潮，商号、钱庄接连倒闭。

依靠钱庄借债度日的轮船招商局资金链几近断裂。《中国保险史》记载，恰在此时，徐雨之（徐润）挪用公款16.2万两，投机地产失败东窗事发，另外一个总办，洋务运动的另外一个风云人物盛宣怀借端发难，向南、北洋大臣力诋唐、徐主持下的轮船招商局。

有史料研究描述，于招商局成立后半年（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7月18日），盛宣怀奉李鸿章委派为该局总办之一。此前一年的1872年（同治十一年）9月，招商局尚未正式成立，李鸿章已先委朱其昂为总办。1873年（同治十二年）6月又委唐廷枢为总办；7月中徐润、盛宣怀同时加入，虽然职掌略有不同，名义俱为总办。但是，到任之后，盛因和其余总办积不相能，时生龁，被李鸿章调往鄂皖赣一带办矿。

不过，这一次危机让盛宣怀抓住机会，重回历史舞台的中心。

事变之初，唐廷枢正在美洲考察，回国后深感进退维谷。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徐润被清政府革职，唇亡齿寒的唐廷枢于1885年夏引咎离开招商局，盛宣怀主持轮船招商局和保险公司，同时成为轮船招商局举足轻重的大股东。

颇为唏嘘的是，1892年，花甲之龄的唐廷枢病逝于天津，身后“家道凋零”“子嗣靡依”。招商局从公积金中拨银1.5万两，“以示格外体恤”。

盛宣怀掌握局面之后，1886年2月仁和、济和两家保险公司并为“仁济和保险公司”。拥有资金股本100万两白银，成为当时有相当规模和影响的华资保险公司，其业务范围也开始从海上转向陆地口岸，承办各种水险与火险业务。

但是，制约仁济和保险公司发展的公司治理问题未能解决，从1888年起轮船招商局由“官督商办”进入“官办”阶段，其股金仍然为轮船招商局占用。

随着轮船招商局的整体衰落，仁济和保险公司受到很大影响。到了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银达2000万两之巨。仁济和保险公司虽几经改革未见成效，遂缩小业务范围，停办火险业务。1934年10月2日，仁济和保险公司退出上海保险同业公会，迁移至上海北海宁路56号，停业清理，落下帷幕。

尽管招商局创办的保险公司未能逃脱历史的大浪淘沙，但是这样的抱负却在20世纪80年代激励了另外一批创业者，他们缔造的保险公司20年后居然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保险公司之一。尤其巧合的是，创办之初，他们面对着与仁济和保险公司类似的治理困境。幸运的是，适逢国策变化，加之巧妙腾挪股权，他们没有重蹈覆辙。